冬青老人回忆金毓黻：过去搞金融业的有三个等次，最低的叫钱庄

金毓黻是辽阳人，生长在农村，父亲是一个私塾教师，所以他小的时候，受的是私塾教育。读书到十六岁，因为家里穷，就学做买卖。做了几年，兴趣不在买卖上面，又转而读书，读小学、中学，二十七岁才考取北大，这个年龄已经相当大了，一般人二十几岁大学已经毕业。金毓黻二十八岁时，黄侃到北大任教，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他与黄侃的关系，比和范文澜的关系还要好，因为范文澜是一个学者类型的人，早年的四部著作都是学术类型，会做诗但他不做。金毓黻就今天来看当然也是个学者，但是他喜欢做诗写文，所以跟黄侃在性情上更相近。黄侃实际上是一位文人兼学者型的人，诗文都很好。

从北大毕业，金毓黻已经三十出头，先是在银号里做事。过去搞金融业的有三个等次，最低的叫钱庄，比钱庄高的是银号，这两种是传统旧式的，以后西洋的形式来了就是银行，银行最高。银行一起来，钱庄、银号就逐步消亡了。北大毕业去银号做事并不稀奇，范文澜刚毕业也在上海的实业银行里做事，那个时候在学校里找工作更不容易，太小的学校不行，大学里总共才几个教授，不像今天一大串人。而银行当时是铁饭碗，待遇非常好，最近我在研究钱锺书，他有一个朋友叫王辛笛，清华大学毕业，英国留学生，回来做银行。那时候钱锺书在上海，很穷，就经常到他家吃饭。银行比较稳定，钱多，一年可以拿到十八个月的工资，所以过去银行里有很多学者。举个例子，搞秦汉史很有名的陈直，就是中国银行的文书。银行当然也很难进，但进银行并不需要很大的本事，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人要可靠。

金毓黻在银号做职员的同时，也教书。后来又做官，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做到辽宁省政府秘书长兼教育厅长。金毓黻和范文澜是不同类型的人，他很会做官。九一八事变，没有逃得出去，被日本人关了起来。关了三个月，由当时的一个大汉奸臧某保了出来。金毓黻做辽宁省政府秘书长兼教育厅长时，这个姓臧的是张学良手下的辽宁省省长，日本人来了，做奉天省省长，成为汉奸。金毓黻被保出来，就在这个姓臧的手下做事，等于是伪职了，做了四年，但他没有干坏事。这是他一生的心病。

金毓黻做的是奉天省图书馆的副馆长，借此机会就开始修志书，修《东北通志》。到一九三五年一月份，姓臧的去日本拜见天皇，金毓黻随行，这事和金毓黻一生有重大关系。他毕竟是个学者，到了日本后大概交结了一些日本学界的人，开始有心逃亡。第二年四月份，金毓黻借口进行私人学术考察，去日本并住了几个月，终于找了一个机会，坐日本到上海的轮船，逃到上海。到上海之后，第一个找黄炎培，黄炎培把他推荐给蔡元培，蔡元培是当时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院长。黄炎培入同盟会，是蔡元培介绍的，那个时候蔡元培是同盟会在上海的主盟，蔡元培后来到别处去，主盟就交给黄炎培，所以他们的关系是很密切的。金毓黻由此从上海到南京见蔡元培，蔡元培联合傅斯年把他推荐到中央大学。到中央大学后认识了柳治徵，柳治徵对他也很好，这样金毓黻就在中央大学做上了教授，时间是一九三六年秋，同时做了行政院参议，一九三七年五月，做安徽省政府秘书长，然后就是抗日战争，他从安徽到重庆，又做中央大学教授，兼当时在三台的东北大学教授、文学院长。冯沅君到东北大学，就是金毓黻请她去的。抗战胜利之后，做监察院的监察委员，同时还在中央大学任教。另外还代表教育部去东北接收，在东北也做了一阵子博物馆馆长之类。民国期间最后，他是国史馆的纂修。国史馆设在南京，馆长是国民党元老张继张溥泉，同时国史馆在北京设了一个办事处，金毓黻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民党的国史馆北平办事处被撤销，并入北大，在北大成立了一个近代史的研究机构，由金毓黻负责。后来这一部分又并入近代史所，所以金毓黻这样才到的近代史所。

金毓黻自述，他先搞理学，由清陆陇其入手，上溯至宋濂洛关闽，转入朱熹。朱熹有《通鉴纲目》，遂由此转入史学。同时他又钦佩顾炎武，所以又搞小学。他的宗旨是一个人要通四学：理学、文学、小学、史学。金毓黻不大谈经，所以刘师培尽管也是他的老师，金毓黻却很少提到。他说所谓的国学，主要就是这四学。隐隐自负的是，他四门学问都懂，但无可讳言的是，他在哪一方面都没有达到最高峰。

金毓黻认为要以理学为基础，以理学为基础治史，则明晓是非，"交济其美"。他也讲究文学，做文章开始时相信桐城，后来转到《文选》《后汉书》，所以现在有的书讲他是桐城是不对的，因为他后来转了。黄侃也是这一路。范老跟我讲过，他也最崇拜《后汉书》，说自己一生最有得的就是《后汉书》。这事很奇怪，黄侃的几个学生都推崇《后汉书》，认为《后汉书》文字最美。最近我在看李详的文集，李详说汪中的骈文清代最好，这是没有疑问的，范老亲自给我讲过，说袁枚这些人怎么能和汪中比，汪中骈文乃清代最高。我有一次在博士答辩中提出这个问题，大家都认为是确论，结果答辩会不讲论文了，变成说汪中好、骂随园了。汪中骈文最高，不光是李详和我的老师这么讲，缪钺也这么讲。而李详断言，汪中正得力于《后汉书》。可惜，我没有很好地研究过《后汉书》，但《后汉书》确实值得重视。金毓黻诗也写得好，学过很多家，最后归宗于苏轼。字也不错，最喜欢的是米芾。

我怎么认识他的呢，这是个重点。金毓黻在民国时期，搞了一部书《民国碑传集》，是当时国史馆的公事之作，大家集体做的。此书没有出版，只是在国史馆馆刊上登载了目录，金毓黻另外作了篇序。我看到之后，很高兴。我搞的碑传集和他有所不同：一是我的重点是搞清朝末年的人，他的重点是搞民国的人；二是他着重在政治人物，我则注重在书画、印章、诗文、宗教、学术这些方面的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他在北京大学近代史研究所，于是我就写了封信给他，说我也搞这个东西，想向他请教，他很高兴，就叫我去了。这时候柳治徵还未给我写信。当时见面的人，除金老和我外，还有一个人叫王会庵，桐城派大家王树枏的孙子，后来也成为同事。金毓黻在日记中写道，编《民国碑传集》，"然以是语人，喻者亦极少"，意思是没有人知道其价值。又说："近忽靓卞君孝萱发心撰《广碑传集》……，卞君年二十许，于公余手自抄校，期于一年内完成此编，此诚一世之显凤也。于举世不为之日而斯人独留意及此，岂非豪杰之士哉！"这是当时他对我的评价。但见过面之后，事情却停下来了。当时这种事被认为是为封建阶级树碑立传，弄出来后是没有可能出版的。两个人的书都不能出版，后来联系也就不多了，但是他还记得我。这个时候柳治徵给我来信了，在此之前，我在给金毓黻写信的同时也曾给柳治徵去信，请他介绍一位在北京能够指导我的人。柳治徵信中说他有一位老友，金君静庵，"留心斯事有年"，不知道你们见面没有，如果没有见面，你拿这封信去跟他谈，"当能一见如故"。但收到信时我已经和金毓黻认识了，所以当时并没有把信给他看。

一九五六年三月，金老对范老说，他岁数大了，很多东西未能完成，需要找一位助手帮他。范老叫他提名，他就提出了我。所以我刚去近代史所的时候是做他的助手，当时叫助理。那个时候我也开始写点文章了，整理出闵尔昌家的东西在《近代史史料》上发表，范老也知道我这个人，所以就同意了。我先在人民银行，后来到中国民主建国会做黄炎培的秘书，近代史所就准备从民主建国会把我调去。民主建国会不放，纠葛了很长一段时间。到一九五六年七月，我写了篇文章《试论吴越国王钱镠的保境安民政策》。原来我都是写一些辛亥革命前后的史料性文章，很杂，从这时开始我转而研究五代。文章一万多字，一直到今天都没发表。当时我把这篇文章送给金先生看，他看了后很欣赏，在日记中说"颇能极运用史料之能事，不愧为新生力量之一，其长于写作，殊超出我所估计之外"。过去他认识我是因为编碑传集，此时他知道我在古代史方面也有些基础，所以调我去的心就格外强烈了。一直到现在，我对金老都是很感谢的，因为当时民主建国会就是不放，他们这边都是书呆子，而那边都是搞政治的，黄炎培表面上支持，但实际上反对，他说卞君我们也很敬重，你们要调，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而我的理由就是当时有号召，知识分子要归口，我搞历史，也已经有成果，而在这边的工作别人可以代替。从三月份开始调，到八月份才去。

那时候金毓黻在搞《中国地震资料年表》。因为全国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担心地震，所以要测地震的力度，哪些地方是地震中心，哪些是地震边缘。这事由竺可桢总负责，范文澜则主要承担把中国地方志上关于地震的资料全部弄出来。范老不会亲自去做，就交给金毓黻，于是金毓黻带着手下一批人，天天看方志。我去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到尾声阶段了，所以我只是帮助校对。这个东西不能有错字，因为要根据这些资料，再加上现代科学的分析，最后制出一张表。金毓黻在日记中记道："因有卞君孝萱为助，故进行甚迅速。"并在致黄炎培的信中说："兹以卞君到所工作，将近一旬，其为公私之助，所裨甚大，感之忱，非可言喻。"

一九五六年八月，金老写了篇《北京古名简释》，其中引了白居易《长恨歌》"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认为渔阳就是范阳。而胡三省的《通鉴》注比白居易的诗更有权威性，他却没有引，我就告诉了他，他在日记中说："现经卞君孝萱为我检出。"

我八月份到近代史所，十一月份，才把1950到1951年间柳治徵给我的信交给他看。他在日记中感慨道："可谓精神相通，无间千里。"当时金毓黻在北京，柳治徵在上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很多古书、古董流出，柳治徵和谢稚柳、徐森玉在上海文物保护委员会，对抢救图书文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金毓黻写书、写文章，常和我交流。他写了篇《唐代寺院经济》，和我谈过之后，当日写道："立将困难一举而清之，可谓快事。"一九五六年十二月，金毓黻在日记中又记："自卞君来所助余研史，极为得力，其头脑清楚，随时随地能抓住主要之点，此为青年中不可多得之才，故余极重之也。"有一些小事，我也替他做，他的一方"辽阳金毓黻校读之书"印，是我找杭州韩登安刻的。连石头、寄费，才花六块钱。当时没有人去找他们刻章，治印的都很穷。韩登安治印非常有名。

一九五七年七月七日，我和金毓黻两人一起去冒舒湮宿舍拜访冒广生，这是冒广生被毛主席接见的前夕。

到一九五七年十月，我帮他做了件大事，校对《中国史学史》，改正了一些错误。十一月，他生重病，范老去看他，他请范老把《中国史学史》二校转交给我，托我校订。他本来想在《中国史学史》上写我的名字，我辞谢了。

此后不久，整风反右开始，他写了遗言，自杀，但没有死掉。金毓黻一生有两个心病，最大的心病是在伪满做过四年。在我们今天看来，这完全是能够谅解的，而且他后来冒着很大的危险弃暗投明。但当时不是这样，那时候连有个亲戚朋友在台湾都说不清楚，更何况这种事情！第二个心病，对此他自己一再地检查，就是一方面做官，一方面做学问，不是像其他人一样一直是做教授，而且他做官又做的很大，做过辽宁省政府秘书长、安徽省政府秘书长，做过监察委员。触发点是荣孟源，荣孟源搞近代史，是从延安来的，被打成右派，金毓黻与荣孟源比较接近，关系也好，大家在批荣孟源的时候就捎带上了金毓黻。本来反右什么的和金毓黻关系不大，他老先生一个，既没有大鸣也没有大放，但就是因为他和荣孟源关系接近，批判场合中就涉及到他。提起旧事，金毓黻心里极难过，所以吃安眠药自杀。被发现后送到医院，差点死掉，我在医院陪了很多晚上，他昏迷了很长时间，后来慢慢才救活。此事官方不好对外明说，只是说"服安眠药过量"。读他的遗嘱，就知道他为什么自杀了，遗嘱中说："我在中年时，不幸遭遇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当时以受日寇拘囚威胁，不能以死自矢，平生引为憾事。经过四年，走许多弯路，逃回祖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不能以死自矢"这句话，他和我说过，古人慷慨以死，他未能做到。实际上，他当时没有必要去死。遗嘱中还有一条："范老命我助理修订《中国通史简编》，未能完成任务，使我十分抱歉"，"孝萱同志年力富强，头脑甚好，定能完成助理任务，望范老时时指示裁成之。"本来是他做范老唐代方面的助手，结果就变成了我，他的推荐是非常关键的。遗嘱最后，他要求树一个墓碑，墓碑正面，题"中国史学工作者金毓黻埋骨处"，背面是铭辞："嗜书如命，生死书丛。殚力文史，劳而少功。年逾七秩，说非考终。委心安卧，长在梦中。呜呼！果吾之精神不灭兮，又何恤乎骸骨永闷于幽宫。"又"请卞君孝萱为我书石刻之"。当时他是预草遗嘱，"只求速死"，结果却没有死成，遗嘱上的交代也就没有办成。他实际上是到1962年才去世的，据说是又服了一次安眠药。

金毓黻的学问很好。老实讲，现在搞历史的人，像他这样还有那么好的文学修养，是没有的。他最有成就的有几个，最大的是东北史，大家公认他是中国东北史研究的奠基者。东北的文人比较少，内地人往往也不去研究东北史，而他是东北人，有乡情，同时他又有个愤慨，日本人研究东北史比较好，我们反而不如日本人，所以他一生主要研究东北史，做了《东北通史》，印了《辽海丛书》《渤海国志长编》,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东西。大家都说金毓黻、于省吾、高亨是东北三大才子，实际上高亨算是他的后辈，于省吾原来是张作霖手下管税务的一个官，后来张学良办书院，于省吾被命为提调，由此转向做学问。金毓黻由于研究东北史，又衍生到辽金史，陈垣请他去辅仁大学教书，教的就是宋辽金史，所以后来他有一本书《宋辽金史》，是当时国民党的部定大学用书，他的《中国史学史》也是部定大学用书。他提倡"三勤"：一是眼勤，要多看书；一是手勤，要多写；一是脚勤，要去田野考古。他还认为，做学问先要看《通鉴》,所以我治唐史入门，就先看《通鉴》，一页一页地看。我觉得唐史入门就两部书，一是《通鉴》，一是《全唐诗》《文》。《全唐诗》《文》我也是逐页通读，都做有卡片。

遗憾的是，我跟他的时间太短，大约只是一年多一些。

【卞孝萱（1924—2009），江苏扬州人。自号“冬青老人”，室名“冬青书屋”。中学毕业后在银行工作，曾于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进修，业余自学文史。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民主建国会任职，业余仍从事文史研究。1956年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工作，1976年到扬州师范学院任教，1984年到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撰有《刘禹锡年谱》《元稹年谱》《唐代文史论丛》《刘禹锡丛考》《冬青书屋笔记》《唐传奇新探》《唐人小说与政治》《郑板桥丛考》等30余种著作，发表论文200余篇，主编《中华大典·文学典·隋唐五代文学分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