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宁一（1907－1994），原名史连甲，1907年12月出生在河北省满城县一个农民家庭。早在学生时代，他就接受进步思想的影响，曾经担任直隶省第四师范学校学生会主席，积极组织进步社团，开展反帝爱国学生运动。1925年参加声援五卅运动的斗争，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他在家乡组织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开展革命斗争。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慌下，他不畏艰险坚持斗争。
1929年年底，为了在反黄色工会的斗争中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中共顺直省委派刘宁一来到林西。当时，正值大革命失败不久，林西建党时期的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保安队、青帮和国民党组建的黄色工会等反动势力遍布林西各个角落。这些组织相互结合，盯梢、跟踪地下革命工作者，绞尽脑汁地搜集中共党组织的活动情报，千方百计地破坏地下组织和革命活动，不择手段地扼杀革命力量，迫害进步工人，镇压工人运动，整个林西笼罩在一片血腥的白色恐怖之中。在这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时年22岁的刘宁一，来到敌占区机智勇敢地开展革命活动。
刘宁一来到林西开滦子弟小学，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当时，为数不多的党员已分散隐蔽，经过多方联络，刘宁一与3名党员接上了头。在林西开滦子弟小学里，除刘宁一外，还有王如松和武华两名党员，王如松是本校教员，武华的身份是被雇的工友，任务是协助刘宁一开展工作。为了尽快打开局面，刘宁一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出去活动。星期六和星期日，刘宁一也乘大家不注意，到工人群众中活动。他最常去的地方是矸子山，因为那里有许多锅伙，是穷苦矿工最集中的地方。刘宁一和矿工们拉家常，给矿工画画，讲革命道理，很快就赢得了矿工的信任和尊敬，关系非常融洽。他先后秘密找到了林西早期入党的刘俊生、魏征、李信、张殿清、杜二虎、王印等6名矿工党员，并立即成立了临时党支部。通过临时党支部和这些矿工党员，拓展范围，开展工作，培养骨干力量，扩大积极分子队伍。在学校，刘宁一任六年级语文、数学和历史教员，那时，学生一般都上学较晚，高年级中有不少大龄学生，刘宁一十分注意从中培养进步学生，对他们进行革命宣传，积极扩大党的影响，壮大党的组织。经常把一些大龄学生叫到自己宿舍，把《哲学的贫困》、《十月革命的故事》等马列主义书籍拿出来给他们看，同学们即将毕业时，刘宁一为同学们编了《毕业歌》让大家学唱，并经常组织学生上街搞宣传，开展革命活动，还亲自到街上散发革命传单。在刘宁一的宣传鼓动下，学校的一些教职员和进步学生都主动向党组织靠拢，刘宁一先后发展职员孙有忠、张达海和学生谭福洪加入中国共产党，发展王骥、董苍瑞二人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着党员的增多，以后又分成矿工党支部和学生党支部，为健全和壮大古冶党的组织、重建外矿区委奠定了基础。
1930年2月，在刘宁一的组织发动下，重新建立了中共唐山市外矿区委，专门负责领导东三矿和马家沟矿的党组织。在此期间，赵各庄党支部有党员42名，林西党支部有党员15名，唐家庄党支部有党员24名。中共唐山市外矿区委由3人组成，设书记、组委、宣委各1人，王文正任区委书记，刘成章为组织委员，张子华为宣传委员。外矿区委驻地设在赵各庄，隶属中共唐山市委直接领导。由于中共唐山市委开展反“立三路线”、反“紧急会议筹备处”的大讨论，过多地召集党内会议，暴露了中共党的组织，造成唐山市委、外矿区委有29名主要领导干部被捕，使唐山和古冶的党组织遭到了重创。
赵各庄、林西、唐家庄反黄色工会斗争的胜利，扩大了党的影响，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为恢复中共党的组织创造了条件。东三矿党组织在工人积极分子中发展了一批新党员，使古冶（包括马家沟矿）的党员总数达到127人，党的组织不断壮大。在此基础上，为加强古冶的工作，促进工人运动的不断深入，1930年4月，中共唐山市委在古冶建立了两个区委，既中共赵各庄区委和中共林西区委。赵各庄区委书记王文正，林西区委（包括唐家庄）书记刘宁一。随着党组织的恢复和加强，使古冶的斗争进入了新的活跃时期。
1930年5月初，中共北方局派王雅堂到唐山协助工作，专门分工抓古冶，为了认真地贯彻中央确定“进攻”和“暴动”的方针，王雅堂到古冶组织发动，并住在刘宁一的住处，向工人和民众宣传“革命形势已经到来”，宣传所确定的暴动计划，要求工农兵互相配合，不能早一天，也不能晚一天，要同时组织行动。
6月，在上级派人直接领导下，刘宁一和赵各庄、林西、唐家庄、马家沟等矿的地下党员，联合组织了一个行动委员会，配合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准备举行大暴动。在这期间，刘宁一在林西发动工人为争取改善生活同资本家进行斗争，并在赵各庄到老河头一带动员农民砍洋槐树，反对外国资本家强占土地。因为搞得较热火，涉及面较大，刘宁一暴露了身份，被迫撤离林西，回到了中共顺直省委所在地天津，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31年1月7日，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形成，并统治了全党。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期间，因意见分歧，罗章龙等采取分裂党的非组织手段，进行所谓党内斗争，组织了“非常委员会”。这个“第二个中央”成立后，各地都成立了第二省委、市委。1931年1月下旬，曾任中共唐山市委组织部长、后调任“铁总”委员长的唐山铁路工厂党员袁兰祥，参加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回到唐山后，立即在唐山制造厂召开党员大会，以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开展“反立三路线”斗争为名，联合该厂党员陈开枝、李庆余等人组成了“唐山紧急会议筹备处”，即唐山第二市委。同时，“河北紧急会议筹备处”也派人来唐山，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由于他们不顾党的秘密工作的原则，到处拉人，乱发生横向关系，非法组织活动，频频召开会议，招致唐山、古冶党组织的暴露。从1931年2月下旬开始，中共唐山市委和古冶区委的领导干部董德华、杨飞林、陈起邦和“唐山紧急会议筹备处”的袁兰祥、陈开枝、刘子奇等近20人被捕，唐山和古冶党组织遭到重大破坏。在中共唐山市委和各区党组织被破坏并与省委失掉联系之后，期间大约一年的时间，唐山和古冶党组织的活动基本上停顿了，使唐山、古冶党的工作和革命斗争陷入了危机。
1932年1月，中共河北省委派刘宁一到古冶赵各庄恢复党组织。刘宁一来到古冶之后，与其他有关同志一道，立即深入到矿工群众之中，经过一段时间积极而艰苦的工作，到2月份，在古冶与一些老党员接上了关系，先后找到了31名党员。在寻找老党员的同时，刘宁一重点抓了基层党组织的恢复，到3月初，恢复了赵各庄、唐家庄、林西和马家沟4个党支部，并以这4个党支部为基础，成立了开滦五矿临时工作委员会。中共河北省委接到这一情况的报告后，当即决定以开滦五矿临时工作委员会为基础，着手组建中共唐山市委。
刘宁一对林西开滦子弟小学的地下党组织非常关心，时时挂在心上，在刘宁一的关怀下，林西开滦子弟小学的党组织又有了新的发展。1932年2月，当刘宁一得知自己早年在保定第四师范学校的同学、中共地下党员张桐（即张辑五）也到林西开滦子弟小学开展地下工作时，立即秘密给张辑五写信，约定好会面的时间地点。张辑五接到刘宁一的信后，立即赶赴预定地点赴约，张辑五把自己于1931年下半年到林西以后的活动情况向刘宁一做了详细汇报。为了更好地开展地下斗争，刘宁一专门召集该小学的地下党员开了一次会，会上，刘宁一谈了国内外斗争的形势，讲了帝国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发动矿工起来斗争的诸多问题。当时，林西开滦子弟小学地下党支部的成员有陈守瑁（即陈鹏）、王武修、李福来，以后在学生中发展了王禄、佘秀英、段玉英等人入党。同时，刘宁一还把早期党员张殿清、李太海、王骥等人介绍给张辑五，与之直接接上头，让他们密切联系，协同开展工作。在此期间，唐家庄小学也建立了党支部，成员有许介夫、刘济民、许汇东、翟子丹，以后又发展了几名学生，许介夫任党支部书记，受唐山市委直接领导。
不久，唐山矿又恢复了一个党支部，至此，唐山和古冶5个矿共有党员六七十人。根据党员的恢复状况和革命斗争的迫切需要，1932年3月24日，在中共河北省委巡视员的参与下，以五矿临时工作委员会为基础，在赵各庄正式恢复了中共唐山市委，由赵各庄矿工人党员邓玉春任唐山市委书记，刘宁一任组织部长，李景春（即张纪公，俗称济公）任宣传部长，赵各庄矿工人党员魏永盛（参加过十月革命的归国华工）担任职工运动负责人，张辑五担任市委秘书，仍兼任林西开滦子弟小学党支部书记，赵各庄党员邢来被安排在市委做青年工作，当时，唐山市委机关设在赵各庄西大街邓玉春家中。由于敌情的变化，机关地点几经变迁，因怕暴露，唐山市委机关从邓玉春家搬到赵各庄东大街“燕春楼”戏院附近，后又搬到赵各庄大马路箭杆胡同，到1932年年夏天，市委机关又搬回了西赵各庄。
1932年3月26日，新成立的中共唐山市委召开组织工作会议，根据各矿、各区党员人数，决定基层党支部的设置。计赵各庄有党员21人，成立3个支部；林西有党员20人，成立两个支部；唐家庄有党员7人，成立1个支部，马家沟有党员6人，成立1个支部；唐山矿有党员6人，成立1个支部。以上开滦5个矿共有党员60人，建立8个基层党支部。同时，中共唐山市委于4月10日主持召开了五矿代表会议，具体讨论了下一步开展斗争的方针政策，勉励大家振作精神，推进革命运动。但在这一时期，新恢复的中共唐山市委和各区区委在“左倾”路线的指导下，由于多次搞大型公开的活动，党的组织再次遭到重创。
在中共党组织的宣传发动下，1932年4月，赵各庄矿工人掀起了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斗争，刘宁一深入到工人群众当中，向罢工工人发表演说，鼓励他们坚持斗争，夺取胜利。由于刘宁一经常活动在斗争的第一线，又暴露了目标，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刘宁一被迫再次离唐赴北平，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32年6月，因有人揭发邓玉春在1931年被捕时有变节行为，邓玉春本人也承认，经刘子璋与刘宁一研究，并请求省委批准，解除了邓玉春唐山市委书记的职务，将其调到门头沟煤矿工作，由刘宁一接任中共唐山市委书记。
六七月间，学校放了暑假，担任中共唐山市委秘书并兼任林西开滦子弟小学党支部书记的张辑五仍未回家。这时，由于暴露了目标而被迫再次离唐赴北平的刘宁一，秘密地潜回林西开滦子弟小学，吃、住在学校里，经常夜间召集地下党员研究工作。刘宁一和张辑五曾计划把唐山市委机关迁到林西，准备在林西街上开个杂货铺为掩护，并作为地下党接头、开会的地方。为此事，他俩专门到街上看过一个出租的铺面，因当时房主不在，未能租成，再加上其它种种原因，迁移中共唐山市委机关的事没有得到落实。但刘宁一和张辑五仍把重点放在古冶、放在林西，广泛接触群众，推进党的工作。
刘宁一经常活动在第一线，再次暴露了目标，刘宁一和林西开滦子弟小学都引起了敌人的注意。1932年8月的一天黄昏，刘宁一在小学被捕。当时，张辑五正从林西开滦子弟小学东院往宿舍院去，刚一出门，看见刘宁一被公安局的人员搜查，从他衣袋里掏出好几张纸片在仔细地查看，张辑五不知道在查看什么，只和刘宁一打了个照面，未敢近前答话。刘宁一被抓捕后，立即被押送到林西伪分局里，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刘宁一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只字不说，视死如归，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气节。不久，刘宁一被国民党押到天津，受尽了磨难。后来，通过党组织的营救，刘宁一被释放，出狱后，转移到革命圣地延安，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1931年至1937年间，他三次被捕入狱，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气节。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8月，刘宁一同志从南京国民党监狱获释，受党组织派遣赴上海，参与领导上海党的地下工作和工人运动，历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委保卫部部长、江苏省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等职务。他代表江苏省委负责领导上海租界巡捕房地下党委员会，根据地下斗争需要，在巡捕房警察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并利用英、美、法等国与日本的矛盾，开展国际统一战线工作。
从大革命到抗日战争时期，刘宁一同志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领导工人运动，历经磨难，不屈不挠，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46年5月，党中央派刘宁一同志重返上海，任中共中央南京局工运组组长、南京局上海工委（对外称周公馆）委员。这时，中国处于两个前途、两种命运决战的前夜，在南京局和上海工委，刘宁一同志的主要任务是利用公开合法的身份，开展工人运动和对国统区工会组织中国劳动协会（即中国劳协）的统战工作。1946年6月，刘宁一同志代表解放区工会与中国劳协理事长朱学范先生共赴莫斯科，出席世界工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会议。同年8月6日，国民党当局倒行逆施，制造了武装接收中国劳协重庆办事处及其附属工人福利机构、拘捕劳协人员的事件。事件发生后，刘宁一同志在上海出席朱学范先生举行的外国记者招待会，支持中国劳协抗议国民党当局暴行的斗争。在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召开前夕，为使朱学范先生和劳协总部摆脱国民党当局的控制，免遭迫害，经周恩来同志批准，刘宁一同志细致地帮助、安排朱学范先生和劳协总部撤往香港。1946年11月，刘宁一同志帮助朱学范先生在上海向国内外发表声明，反对一党“国大”召开、反对国民党当局破坏解放区工会与劳协的合作，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
1946年6月，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刘宁一同志出席世界工联执委会第二次会议，代表中国解放区工会在会上作了《反内战、反独裁、反卖国，要独立、要和平、要民主》的发言，得到与会各国进步人士的支持。此后，他遵照周恩来同志关于“在国外建立起宣传联络的据点，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把我们的主张告诉全世界”的指示，于1947年初赴欧洲工作。他以巴黎为据点，一方面与世界工联总部保持联系，出席世界工联执委会会议和有关活动，另一方面依靠华侨及当地中共组织，与欧洲各国共产党和工会组织建立广泛的联系，开展了大量的对外交往。他到访欧洲许多国家，不仅广泛地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解放区的情况，让各国人民更多地了解了中国革命，同时，也把各国工人运动和人民革命的情况向国内作了多方面的介绍。
1948年，刘宁一同志受命担任中共在欧洲工作机构的负责人，负责领导中国共产党在欧洲的工、青、妇、学及华侨工作。为了配合国内革命斗争的发展，在国际上放手开展宣传和联络活动，他向党中央建议并协助创办了新华社海外分社。除了进行广泛的对外交往，他还在华侨工人、中国旅欧知识分子中积极工作，扩大了党在海外的影响。1949年4月，刘宁一同志以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身份出席巴黎、布拉格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当选为大会理事。此后，他为世界和平事业做了大量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刘宁一同志在欧洲领导开展的工作，是新中国建立前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活动和中国人民对外交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工作，不仅对于打破当时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封锁，争取世界工人运动和国际进步力量与友好人士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支持发挥了很大作用，而且对于新中国建立后很快打开外交局面，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全国解放后，刘宁一同志曾任国务院外办副主任，中联部副部长、代部长，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主席、党组副书记、书记。1964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长。1966年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期间，刘宁一同志团结广大工人，为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改善工人生活，保护职工权益，为扩大大陆的国际影响及国际联络工作，为全国人大的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1952年任世界工会联合会副主席。1955年至1965年以中国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代表身份多次赴日本参加世界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为发展中日民间友好往来和中日关系正常化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1960年，刘宁一同志作为以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赴莫斯科参加81国共产党会议。1964年曾率全国人大代表团出访非洲五国。
“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宁一同志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11月回到北京。1979年7月后，任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外资管理委员会顾问，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组书记、顾问，中共中央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他深入改革开放第一线，坚持原则，为推动统战工作、经贸工作、纪检工作付出了辛勤劳动。
1988年刘宁一同志退居二线后，任全国老龄委员会顾问，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长，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名誉校长，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了大量工作。他的著作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主编之一）、《欧行漫记》、《与青年工人谈心》等。
刘宁一同志曾被选举为第一、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刘宁一同志为人谦恭和蔼，平易近人，工作深入，联系群众，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襟怀坦白，光明磊落，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作风民主，为人耿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艰苦朴素，清正廉洁，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的尊敬和爱戴。
刘宁一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建立新中国作出的重大贡献，将永远镌刻在中国革命历史的丰碑上。刘宁一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自192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到1994年逝世，在七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所作出的历史功绩、所表现的崇高革命精神，深深铭记在党和人民的心中。
刘宁一同志1907年12月出生于河北省满城县一个农民家庭。在青少年时代，他就接受了五四运动和进步思想的影响，满怀报国救国理想，积极参加和组织爱国学生运动，曾经担任直隶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学生会主席。在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刘宁一同志不畏艰险，长期在唐山、天津、上海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从事工人运动，为党的事业和中国工运事业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1925年，他参加了当地的五卅运动，1927年7月，担任中共满城特别支部书记、县委书记，1929年，担任中共唐山煤矿林西区委书记。这期间，他深入工厂、煤矿，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组织工人起来革命，反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刘宁一同志曾三次被捕入狱。1931年，他在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工作，同年4月在天津被捕，1932年1月取保释放后赴唐山，5月任中共唐山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积极扩大党的基层组织，发展工人入党，成立党领导的工会。同年8月第二次被捕，1933年5月被释放后，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部长。1933年8月第三次被捕，后解往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监狱关押，判刑12年。在敌人的监狱中，刘宁一同志始终坚贞不屈，坚持斗争，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七七事变后，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经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交涉，他于1937年8月再次获得释放。之后，他受党组织派遣赴上海任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工运部部长、保卫部部长，在工人群众中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扩大了党在工人中的影响。1943年7月，刘宁一同志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4年后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秘书长，参与总结了党的城市工作经验，并参与党的七大报告的起草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积极推动党领导的工会工作，通过对“中国劳协”做深入细致的工作，实现了中国工会运动的统一，受到党中央的嘉奖。
刘宁一同志是一位著名的国际活动家，长期致力于工会国际联络工作。他曾根据周恩来同志关于以参加国际工运为突破口，走向世界的指示精神，赴莫斯科出席世界工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会议。1948年后任中共欧洲委员会书记，负责领导我党在欧洲的工、青、妇、学及华侨的工作，向中央建议并协助创办了新华社海外分社。在欧洲工作期间，他积极主动地开展广泛的国际交往，接触许多国家共产党和工会领导人、知名人士和群众代表，并对华侨工人、海外知识分子做了大量工作，扩大了我党在海外的影响。1948年8月，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任党组副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刘宁一同志曾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代部长，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主席、党组副书记、书记。他团结广大工会干部，组织动员职工群众，为恢复国民经济和发展工业生产，为扩大新中国国际影响、开展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对外联络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1949年，刘宁一同志以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身份出席巴黎、布拉格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当选为大会理事，作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副主席，为世界和平事业做了大量工作。1953年任世界工会联合会副主席，为提高大陆工会的国际地位，坚持世界工联的正确方向发挥了重要作用。1955年至1965年间，刘宁一同志以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中国代表身份多次赴日本参加世界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为发展中日民间友好往来和中日关系正常化作出了积极的努力。1960年，他作为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赴莫斯科参加八十一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1965年1月，他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负责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日常工作，为加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先后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到亚非许多国家访问，接见过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1966年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被补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宁一同志受到林彪、江青集团的残酷迫害。粉碎“四人帮”后，他相继任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外资管理委员会顾问，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组书记、顾问，中共中央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他深入改革开放第一线，为推动统战工作、经贸工作、纪检工作付出了辛勤劳动。
刘宁一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第一、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刘宁一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改革开放事业历尽艰辛，不懈奋斗，作出了重大贡献。
我们纪念刘宁一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对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信念无比坚定，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优秀品质。刘宁一同志追求共产主义理想，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生命都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论是在白区从事党的地下斗争或工人运动，还是解放后从事工会、外事、统战、人大、党务工作；无论环境多么险恶，工作多么艰苦，斗争多么复杂，他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一往无前，矢志不移。改革开放以来，他坚决贯彻党中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坚决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一心一意、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我们学习他，就是要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不断增强党性，毫不动摇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纪念刘宁一同志，就是要学习他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的优良作风。刘宁一同志长期从事党的群众工作，始终以党和人民的整体利益为重，时时处处牢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在开展工人运动中，他注意从加强群众工作做起，密切联系群众，在群众中广泛交朋友，深入细致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他平易近人，始终深入工作一线，与群众打成一片，注重关心群众疾苦，努力改善工人生活，大力保护职工权益，为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作出表率。我们学习他，就是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做到以人为本，在实际工作中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们纪念刘宁一同志，就是要学习他胸怀大局、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高尚品德。刘宁一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对党和人民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在工作中，他时时处处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坚持原则，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生活上，他一贯克己奉公，艰苦朴素，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的尊敬和爱戴。我们学习他，就是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永远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