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郑位三没有职务军衔，毛主席特批待遇比大将还要高。郑位三：鄂豫皖根据地主要创始人之一，是鄂豫皖、鄂豫陕两个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他在领导鄂东北的革命斗争、随同红25军长征、创建和坚持陕南革命根据地斗争中的动人事迹，至今仍为后人记忆犹新。
从进步学生到鄂豫皖苏区领导人
郑位三，原名郑植槐．1902年10月21日出生在湖北省黄安（今红安），7岁读私塾，16岁考入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因在考试中名列第三，故改名“位三”。在校期间，得到在武昌活动的共产党人肖楚女的指导，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2年夏天，郑位三回到黄安，利用教书的条件，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在党组织的指导下，他利用自己的文化知识，联合当地知识青年，建立了以学习为名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小组”、“青年夜校”、“讲演会”等各种各样的宣传组织，以此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1925年底，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走上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舞台，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胜利地攻占了武汉，革命之声响遍湖北各地。中共黄安县党团特别支部也由秘密转向公开，郑位三被推选为党团特支的委员。
1927年2月，中国共产党黄安县委成立，郑位三当选为县委委员。2月中旬，国民党黄安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郑位三当选为执行委员并兼任工人部部长。2月下旬，在中共黄安县委主持下黄安县农民协会正式成立，他当选为县农民协会的委员和常务委员。这时，郑位三已成为黄安县革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按照党的指示，郑位三参与并领导了全县的文化教育革命、惩办豪绅地主的斗争和建立革命武装工作。他以国民党县党部常务委员的身份，把黄安县第一高级小学作为指导全县各地学校进步教师开展农民运动的中心，并派出部分共产党员作视察指导员，及时指导各校的斗争。此外，郑位三还和吴焕先等一起，领导全县农民掀起了打击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贪官污吏和各种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农村大革命高潮。在他们的组织领导下，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参加斗争，农民协会迅速建立起来。他们还利用办“红枪会”的办法，公开组织训练农民的革命武装。
1927年4月、7月，由于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先后叛变革命，大革命运动失败了。同年8月，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对黄安地区的共产党人进行疯狂的“清剿”和屠杀，郑位三是被通缉的共产党人之一。在白色恐怖下，中共黄安县委中的一些动摇分子先后离开了革命，县委常委中只剩下郑位三一人。他坚定地站出来，组织起一批共产党员，重建了黄安县委。在以郑位三为首的新县委领导下，黄安地区的斗争又继续开展起来。9月下旬到10月间，他按照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发动秋收起义的计划，组织和领导了黄安“九月暴动”。“九月暴动”举起了土地革命的旗帜，沉重地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反革命复辟活动，大大鼓舞了农民革命的斗志，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创造了条件，揭开了黄麻起义的序幕。
1927年11月13日，中共鄂东特委发动了著名的黄麻起义，成立了黄安县农民政府和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郑位三为起义作了许多准备工作，因病在武汉而未能参加起义。
1930年3月，中共鄂豫皖特委成立，郭述申任书记。6月，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至此鄂豫皖苏区正式形成。郑位三被调到特区苏维埃政府工作。从这时起直到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苏区，郑位三先后担任了中共鄂豫皖特委委员、鄂豫皖省委常委，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和代理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委员长等重要领导职务。他为鄂豫皖苏区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是鄂豫皖苏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孤军纵横鄂东北的战斗岁月
1932年6月，蒋介石指挥30万军队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在此危难之时，郑位三接任了中共鄂东北道委书记兼游击总司令职务，从此挑起了领导鄂东北革命斗争的重担。
1933年，是鄂豫皖苏区斗争最残酷时期。在敌人的疯狂“清剿”下，许多地方变成了无人区。郑位三一家也遭受到很大不幸：他曾担任过乡苏维埃主席的父亲郑维翰，因长期在深山老林中活动，长了一身毒疮，病死在山中；母亲为饥饿所迫，吃野菜中毒而死；他的前妻曹梦云在“跑反”中活活冻死在山洞里，撇下七八岁的女儿郑奇英，只得由二弟郑植惠（游击队员）背着打游击。他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和悲愤，领导部队在天台山、老君山、仰天窝地区的深山老林中坚持斗争。在那艰苦的日子里，他染了一身疥疮，经常感染化脓，痛痒难熬，仍每天和游击队员们一起钻山林，过着风餐露宿的生活。他和游击队员们一样，穿着破烂单衣，日当衫，夜当被。粮食奇缺，野菜、树叶找不到，战士们只好剥树皮、挖葛藤根充饥。他经常给大家讲大革命时期农民暴动和创建苏区初期的斗争故事，鼓舞大家，即使剩下几个人也要战斗下去。在他的影响下，部队和群众的斗争情绪始终是高昂的。郑位三在鄂豫皖苏区斗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和建立的不朽功绩，鄂豫皖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郑位三领导的游击总司令部及罗山地方武装（也称西路军），当时主要活动在黄安、光山、罗山交界处的天台山、老君山、仰天窝一带，同时与活动在其他县区的独立团、游击队保持联系，共同配合主力红军打击敌人。他发现一些区乡干部三五人一队，携带短枪、匕首，袭扰敌人，串连群众，有效地保存了自己，便及时总结经验，提出了建立便衣队的正确主张。为了使便衣从更快地在各地发展起来，他在罗山县卡房多次举办训练班，亲自讲课，轮训骨干。他规定了“游击战争、昼伏夜动、两面政策、统一战线”的活动方针，使便衣队既是一支游击小分队又是一级“没有挂牌子的苏维埃政府”，成为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武装工作队。便衣队的活动，加强了党和群众的联系也配合了主力红军行动。当时，中共鄂豫皖省委对这一斗争形式曾给予高度评价。
随同红25军长征
1934年9月，党中央派程子华到鄂豫皖苏区工作。程子华在罗山县卡房向郑位三传达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要红25五军主力作战略转移，去创建新的根据地。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作出了红25军实行战略转移的决定，整编了部队，由时任省委常委兼秘书长的郑位三任军政治部主任，随军长征。
郑位三过去一直做地方工作，对搞农民运动、建立地方政权、坚持游击战争，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在红军中做政治工作，他还是第一次。但他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以坚定的信念、认真的态度、求实的精神去熟悉新的工作。他善于发扬民主，集思广益。他经常把政治部的同志召集起来，共同商量研究，很快就熟悉了军队中的政治工作。长征路上，他很少骑马，经常拄着一根木棍，跟连队一起行军。部队每到一地，他就跟战士挤在一起，亲亲热热地拉家常。有时还给战士讲上几段故事，既风趣，又幽默。所以，基层干部战士都愿意和他接近。他给部队上政治课，联系实际，深入浅出。
郑位三生活俭朴，作风扎实，平易近人。他时常穿着一身破旧衣服，群众说他像个农民，也有人说他像伙夫头儿。但在红25军中，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位老”，其实他那时只有33岁，却在军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郑位三十分重视群众宣传工作。部队每一住下，他就找来当地老百姓，有乡绅、教书先生、小商小贩等，和他们亲切交谈，了解情况。他懂点医道，常用看病来接近群众。遇到常见病患者，他及时给诊脉，有的还给开出单方。群众都把他称为“先生”。因军情紧急，没有充足时间开展宣传工作，他就在部队到达乡镇之前，亲自拟定几条标语口号，让宣传员们进行刷写、张贴，借以稳定民心。
1934年12月10日，红25军进入陕南商洛地区，中共鄂豫陕省委决定在鄂豫陕边创建新苏区。为让新区人民了解红军，部队一进入陕南，郑位三就起草了《什么是红军》的张贴传单。仅以400来字，就把红军的宗旨、性质、任务以及有关政策讲得十分明确。红25军攻占镇安县城后，他又起草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为占领镇安县告群众书》。他还根据省委有关新苏区的经济政策，起草了《关于商业政策》的布告。为争取瓦解国民党士兵，他起草了《告国民党士兵书》。为做好新苏区优待红军家属工作，他制定了“红军家属优待证”，并亲笔给部分战士签发。郑位三起草和制定的这些有着历史意义的文献，在红25军开创鄂豫陕苏区的过程中，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坚持陕南游击战争
由于郑位三对开展地方工作、建立苏维埃政权、坚持游击战争，都有着丰富的经验。中共鄂豫陕省委先后派他到豫陕特委和鄂陕特委任书记，领导当地的斗争。1935年7月，红25军为配合中央红军的北上，决定西征甘肃、北上陕北。当时，担任鄂陕特委书记的郑位三被留在陕南地区，继续坚持鄂豫陕根据地的游击战争。红军主力北上后，敌人仍集中20多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实行“划区清剿”，妄图消灭留在鄂豫陕根据地的游击武装。在此危难时刻，郑位三召开联席会议，将鄂陕、豫陕两个特委合并成鄂豫陕特委，将留下的红军和游击武装编成红74师，由他任特委书记，陈先瑞任师长。由于统一了领导，集中了兵力，使鄂豫陕边的游击战争有了可靠保证。随后，郑位三冷静地分析形势，准确地判断敌情，决定避敌锋芒，扬我之长，采取“兜大圈子”的游击战法，从敌人的包围中奔来突去，忽东忽西，神出鬼没，先后打破敌人三次“围攻”。
红74师从敌人的包围中奔突出来，忽东忽西，神出鬼没，大胆而灵活地开展游击战争。一次在镇安县青铜关，我军利用有利地形，伏击了敌40军230团一个营。接着，声东击西，袭占了佛坪县城（袁家庄）。敌人跟踪而至，我军又一举打出秦岭，当西安、宝鸡之敌围来时，遂又进入山中，第二次占领佛坪县城。
1936年秋，敌人又一次调集重兵进行“围剿”。特委根据山区地形条件和我军善于游击的长处，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深入敌后活动。郑位三当时领导一团，出商洛，奔袭两岔河，回兵大龙庙，横扫反动民团，捕捉了由西安赴商州上任的国民党督察专员汤有光。不久，他又根据敌情变化，提出集中兵力打击敌力。部队集中后．在商南县富水关痛击了公秉藩别动队一个大队，接着挥师北上在华山脚下转了三个大圈，继而进入兰田境内，对西安之敌震动很大。
因为没有电台联络红74师完全和上级党失去联系，对当时的斗争形势很不了解。在这种情况下，郑位三想了了许多办法。他走一路问一路，及时了解敌情动态，熟悉地形道路。他还从各种报纸和截获的敌伪信件中判断敌情，决定部队行动。红74四师打下宁陕县城后，他根据周围的敌情分布和路程远近，决定部队就地休整8天，开展群众工作。当部队撤离后，敌人果然在第9天进入宁陕县城。
郑位三在领导陕南的游击战争中，还依据斗争的需要和形势的变化，灵活地制定和实行了一些具体政策。例如，对在宁陕、柞水一带活动的宋登贤“神团”组织，他主动派人去做工作，从武器、经费上给以资助，最后把这支农民武装编为红74师补充团。对当时率部起义的何振亚、沈启贤同志，他亲自写信联系，同何部派来的人亲切交谈，使这支部队加入了红军的队伍。对商南县大地主石老八，不捕不杀，不没收其财产，利用其为我军采购药品、布匹等物资。柞水县的一名伪区长，经过位三同志几次教育后，明着为敌人办事，暗地给我们送情报、筹粮款、掩护伤员。我军曾多次截获过邮差，位三同志每次都只准扣留有关敌伪方面的信件、报纸，然后给邮差开个“收条”，盖上公章，以宣传我军政策，保护邮递人质。这些具体政策的贯彻执行，有效的分化了敌人，争取和团结了中间势力，使游击战争得以胜利开展。
郑位三领导鄂豫陕特委和红74师，独立坚持了近两年的游击战争，使红74师由原来的600余人，发展到2100余人，西安事变爆发时，这支活跃在鄂豫陕根据地的红军队伍，在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下，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后来改编为留守兵团警卫四团，肩负起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光荣任务。贺龙曾说过：“红七十四师能在陕南坚持近两年的游击战争，位三同志的正确领导起了重要作用。”
活跃在抗日战场
1937年夏天，郑位三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派，返回鄂豫皖边区，发动和领导人民进行抗战。他到鄂豫皖边区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将红28军改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当时，红28军在大别山区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不了解全国的抗战形势，对国共合作更缺乏认识，因此，干部战士对改编一时想不通。郑位三反复宣讲党的政策，深入浅出地摆道理，耐心细致的谈心，终于使红28军走上了抗日第一线。从1937年10月到1938年6月，为了提高红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培养领导抗日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郑位三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先后举办了游击队干部、青年、党员训练班，共培训出600多名学员。他同方毅、张劲夫、肖望东等同志一起，领导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动和武装群众，使大别山区的抗日游击战争有了很大发展。他自己也走遍鄂东各县，先后领导建立了独立第5、第6两个游击大队。
1938年12月，中共鄂豫皖区党委成立，时任湖北省委常委兼鄂东特委书记的郑位三调任鄂豫皖区党委书记，但他仍派人到鄂东领导组建了独立第7、第8两个游击大队。到1939年夏，4个游击大队已有1800余人、1400余支枪。为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打击日寇进攻和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1939年11月，党中央成立了以刘少奇为首的新四军江北部队5人指挥小组，郑位三是小组成员之一，并兼新四军第4支队政委。
他一面协助刘少奇领导新四军的抗日斗争，一面与支队司令员徐海东指挥部队开展反“扫荡”，不断打击敌人，很快在津浦路东、西建立了抗日根据地。
1941年初，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后，郑位三任新四军第2师政委兼淮南区党委书记，他与师长张云逸领导第2师先后粉碎日寇两次“扫荡”，巩固了淮南抗日根据地。
1943年11月，郑位三作为华中局的代表，参加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新四军第5师的领导工作。他和师长李先念等同志一起，领导鄂豫边区军民开展敌后抗战，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和文化教育。根据党中央指示，实事求是地进行整风。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1945年6月，在中共七大上，郑位三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领导中原突围留下惊世绝响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刚刚落幕，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支持下，先后调集30万大军包围地处中原的鄂豫边区。面对反动派的进攻，郑位三和李先念一面领导部队和边区群众积极进行反内战的准备，一面建议党中央，集中黄河以南部队打击敌人的进攻。10月24日，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第5师野战纵队、八路军359旅南下支队、嵩岳军区部队在桐柏山区胜利会师。10月30日，成立了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郑位三任中原局代理书记兼中原军区政委。
在郑位三为首的中原局领导下，中原军区部队针对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反革命两手，采取了“坚决自卫原则”和“进行合法斗争”的革命两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军事上，实行坚决自卫反击，抗击了国民党军的多次进攻：在政治上，及时揭露其各种阴谋；在经济上，发动军民，开展生产自救，粉碎其经济封锁。直到实施突围时，死死拖住国民党30万大军，紧紧扼守中原战略要地，为我军实施争取东北，巩固华北和华东的战略展开，作好迎击国民党军队向我军发动全面进攻的各项准备工作，赢得了时间。
1946年6月中旬，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各种协议和我党的一再声明，准备向中原我军发起大规模的围攻，中央同意中原局突围的决定。突围前，党中央考虑到郑位三身体不好，要他离开部队去延安。但他不顾个人安危，坚持随部队行动。他和李先念对部队的突围进行周密的准备和部署，共同率领北路军以秘密、突然和迅速的行动，抢在国民党军发动总攻前，跳出其内层包围圈，冲破多道防线后，胜利到达陕南。同时，其他各路突围部队也打破了国民党军的防线，冲出包围。中原突围，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对此，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曾对郑位三、李先念同志表示过慰问，祝贺他们在领导中原突围中所取得的重大胜利。中原突围的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他们，以青春之力唤起了一个时代的觉醒；他们，以鲜血浇灌民族振兴的理想；他们，以生命构筑起一座座不朽的丰碑。百年历史风华，时光变幻着不同的面孔，不变的是对国家的热爱和奔向星辰大海的脚步。
郑位三1918年夏，他投考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成绩优异，位列第三，他的老师因此为他改名“位三”。
1922年，郑位三毕业回乡，参加革命，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组建了黄安农民自卫军。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黄安地区革命队伍遭受重创，中共黄安县委常委只剩郑位三一人。危急之下，郑位三坚定地站出来，重建中共黄安县委，代理县委书记，组织领导黄安秋收暴动，揭开了黄麻起义的序幕。1928年至1932年间，他参与领导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的建设。
1932年10月，在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之际，郑位三临危受命，挑起领导鄂东北革命斗争的重担，大力支持重建红二十五军。
1934年11月，郑位三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随军长征，转移到陕南，参与创建鄂豫陕根据地，并在红二十五军主力继续转移的情况下，留在陕南坚持武装斗争，不仅成功保住了根据地，还将部队从数百人发展到了两千多人。1937年春，郑位三到达延安。
抗日战争爆发后，郑位三奉命从延安重返鄂豫皖，出任鄂东北特委书记等职，并于1940年2月兼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政委。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二师政委兼皖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同师长张云逸等领导所部开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1943年秋，作为中共中央中原局代表，被派往新四军第五师活动的豫鄂边抗日根据地，参加党政军的领导工作。1945年6月，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1946年6月，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围困、进攻中原解放区。郑位三作为中原军区政委，同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等组织领导了彪炳史册的“中原突围”，保存了革命力量，从战略上有力策应了其他解放区部队的作战。
1949年9月，郑位三作为中国共产党16名正式代表之一，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此后，郑位三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中央委员，并连续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二、三、四届常务委员。
因长年辗转征战，郑位三健康状况较差，新中国成立后因病修养，退出了领导工作岗位，但享受国家领导人待遇。
红安（原黄安县）是一片英雄辈出的红色土地，从中诞生的数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郑位三是一位特殊的存在。他是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军功赫赫，德高望重；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虽未被赋予任何军衔和职务，却享受行政三级（副国级）待遇。
郑位三之女郑复康，近日向记者讲述了父亲丰富跌宕的革命斗争历程，以及其睿智而坚定的革命精神。
丰富跌宕的革命历程
据郑复康介绍，郑位三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原名郑植槐，改名背后还有一段典故——他7岁进私塾读书，遇到一位具有民主思想的老师郑锡云，也是助其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恩师。郑位三自小聪敏用功，善于思考，在16岁那年，他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考取湖北甲种工业学校（武汉科技大学前身），老师非常高兴，遂给他改名为“位三”。
到武汉念书之后，他在青年运动领袖肖楚女的影响下开始接触马列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他积极投身于武汉反帝反封建爱国主义斗争中，并参加了由恽代英、陈潭秋等创办的利群书社（马列主义小组）。
1922年，郑位三回乡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反帝反封活动。后办农民夜校，为农民运动崛起准备了革命骨干力量，奠定了坚实群众基础。
1925年入党后，他与曹学楷、吴焕先等被派往黄安七里坪地区开展农民运动，后组织领导了黄麻“九月暴动”，揭开了黄麻起义的序幕。
1927年大革命失败，在一片白色恐怖中，郑位三处变不惊，果断将县委机关转移到七里坪，并让潘忠汝大队长把县农民自卫军完整地带上天台山。他派地下交通员分赴各乡，鼓励党员、农运干部等坚持斗争。当时中共黄安县委常委只剩下他一人，他顶住艰难重组县委，被选为代理县委书记。
1929年春，以柴山堡为中心的鄂豫边革命根据地业已形成，他又提出创造大别山脉之工农武装割据的战略构想，终于在1930年春令这个构想落成，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1928年至1932年间，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初创时期，郑位三同志先后担任中共黄安县委秘书长、县委书记、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和中共鄂豫皖省委委员等职。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郑位三同志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留在根据地，担任鄂东北道委书记、游击总司令，领导苏区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为保卫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4年11月，郑位三随红二十五军长征北上，其后领导创建陕南革命根据地；重返鄂豫皖，主持红二十八军改编，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他在新四军二师时，陈毅同志对于路东根据地的建设有很高评价，并认为：“这些当然与当时担任二师政委的郑位三同志的工作分不开。”
解放战争时期，与师长李先念共同领导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工作、领导中原突围战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不朽功勋。
办农民夜校，为红四方面军奠定基础
在郑复康的印象中，父亲生前很少谈及自己，关于父亲革命战争时期的故事，她还是从刘华清、张劲夫、陈先瑞等与之并肩战斗过的叔叔伯伯口中听到的，并深受震撼。
据她回顾，郑位三入党后，与董必武等党的工作组成员一道，为促进黄安革命运动尤其是农民运动的发展，做出大量卓有成效的贡献。其一，他创办了十多所夜校，组织千余名中青年农民学习文化知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扩大革命影响。其二，他组织农民协会，惩办土豪劣绅，开展农民运动。其三，他与吴焕先、曹学楷等同志组建公开和隐蔽的农民革命武装，积蓄农村革命力量。
农民夜校的创办，为黄安农民运动的开展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郑复康激动地表示，当年红四方面军在黄安县七里坪镇一成立，就迅速召集起3万多人， 其父作为宣传发动群众的骨干，功不可没。 郑位三的老战友郭述申曾向她表示：没你爸爸，红四方面军哪儿来的上万人！
郑位三在黄安革命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做出的巨大贡献，有一句歌词为证：“董必武、郑位三，领导人民把身翻……”这朗朗上口的历史歌谣，至今还在他的家乡流传着。
多谋善断，被称为“小诸葛”
据郑复康形容，其父郑位三身材高大，四方脸，眼睛炯炯有神，由于不到三十岁就蓄起络腮胡，在部队里被亲切地唤为“位老”。她原以为父亲任职书记、政委居多，是名文官，直到父亲去世以后，才得知他也是一位用兵如神的红军将领。
她骄傲地介绍，父亲打游击时，战略战术特别强，估计敌人行动特别准。她说，据开国中将陈先瑞叔叔回忆，郑位三在长征时期在陕南组建了红七十四师，以善于分析形势，准确判断敌情见长，战士们都说他“神机妙算”，是部队里的“诸葛亮”。神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红七十四师打下宁陕县城后，位老根据周边地形和敌人分布判断，决定部队就地休整8天。果不其然，到了第9天，大部队前脚撤离，敌人就摸进了县城，刚好扑了个空。
她说，父亲的原部下丁国钰叔叔告诉她，位老打游击办法灵活多样，而且总能依据具体情况做决策。有一次，他们在山上，下面是条大河，河对岸有座镇子，他们现在镇子对面先以小部队诱敌出动，引得敌人追到山里，之后另一部队封锁河道，消灭了地方一个营，缴获了不少机枪弹药，大大提升了装备。
丁国钰称，有位老坐镇指挥大局，大家的心里非常踏实，部队不但经常打胜仗，装备越来越好，战士有粮吃，有时还能吃上肉，因此位老深得部下的信赖和敬重。
不过位老的料事如神，其实与他爱做调查研究分不开。郑复康后来得知，父亲每到一处，常常通过拆信读报获取有用信息，还常与当地老乡、商贩聊天，掌握了很多情况之后，便能透彻分析敌情，做出准确判断。
多位中央领导了解了郑位三的行军指挥能力后，都对其给予高度认可。毛主席曾赞扬红七十四师的斗争工作：“中央红军西征出动，你们就在南面闹华山，配合得好啊！”
贺龙同志曾评价：“红七十四师在陕南坚持近两年的游击战争，位三同志的正确领导起了重要作用。”
教导子女“一切靠自己”
1954年8月，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首次实行工资制度时，鉴于郑位三对党、对人民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经毛主席、周总理批准，他被定为行政3级工资，享受政府副总理级待遇。面对新的生活环境，郑位三仍然保持着清平、简朴的生活习惯。实行供给制时，每月补助给位老的300元津贴，他全部用作解决老区人民和革命烈士后代的生活困难问题，自己和家人过着十分节俭的生活，始终保持一位老共产党员特有的廉洁和自律。
位老功高不自居，不为名利所动心。建国后，对于报刊、书籍、纪念馆、博物馆，提不提到他的名字，或将他的名字摆在什么位置，他从不计较。别人请他讲军史、革命史，讲到他自己时，总是赞扬别人，不提自己。
与新婚妻子约法三章
1942年的夏天，经过组织介绍，郑位三与新四军总部卫生队的蒲云结婚了。新婚之夜宾朋散尽后，这位被同志们尊称为“位老”的新郎，拉着蒲云的手提出三个要求：第一，公家发给我的东西，若有你一份，你就要，没有你的，你不能向组织要；第二，若有人找我谈工作，你不要在场，更不要干预我的工作；第三，不能以我的名义向公家要东西。此后几十年，他们夫妻一直坚守这三条原则，从未逾越。有时组织上为郑位三开小灶，蒲云会带着孩子同机关干部一起去大食堂吃饭。
不把公家的东西送人情
1955年，组织上决定让郑位三去北京定居，搬家时，过去公家配给他使用的一个大衣柜，他的一个亲戚想搬去用。郑位三却没有同意。他说："公家的东西是配给我使用的，我现在搬家不需要了，就应该归还公家，我不能把公家的东西送人情。"
为此，他还经常教育干部说："私生活也应留意，所谓精通马列主义，是说在领导革命的大政方针上不犯错误，至于生活上的细节，也都马列主义化，这点很难有完人，但群众总是从日常生活的细微末节上来看人的。因此又不能不注意这一点。"
由于革命贡献突出，郑位三在党的“七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建国之后，他由于长期在艰苦环境下工作，身体受损因病休养，未再担任任何具体职位，但在党的“八大”会上，仍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
郑复康表示，解放后父亲的待遇定为行政三级，每月有400元工资，但全被父亲捐给了红安老区，但家中有五个子女，再加上接济的亲戚战友、烈士的孩子一共十几人，只靠着母亲一人的薪水，过着节俭的生活。后来在董必武夫妇的劝说下，父亲才把一部分钱用于家庭开销，但仍然继续接济红安的烈军属，以及通过多种途径支援家乡建设。
郑复康表示，父亲生活里除了抽烟一项嗜好，再无其它任何物质要求，吃饭也从来不挑。平时的衣服一穿很多年，打上很多补丁也不在意。然而，衣着简朴的同时，父亲又很注重自己与家人保持外表整洁干净。她记得，有一次父亲要去王府井买书，哥哥想跟着去玩，穿着拖鞋就匆忙跑上车。父亲看到后怒斥了他，并将他轰下车。
提到父亲长期阅读的习惯，她微笑着表示，父亲若手头有一点结余，一定都花在买书上了。她说，父亲住在武汉期间，几乎把全城的书店买遍了，各类书能放两三间屋子，搬到北京时都搬不完。
在她眼中，父亲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就没有答不上来的事。他对中外名人故事如数家珍，通晓政治历史经济，且往往有独到见解。此外，位老长久以来对马列主义书籍勤思苦学，还得来一个外号——小列宁。她深深记得，有一回自己听说了斯大林的一句话，想了解文章出处，父亲不到一分钟就把那篇文章摆在她的眼前。
郑复康说，父亲曾教他们几个孩子练习毛笔字，赏析毛主席的诗词，还教给他们一些锻炼记忆力的方法。受父亲的影响，小时候他们兄弟姐妹几个都比着背诗词。不过大多数时候，位老相信身教大于言教，对他们的教育是润物细无声的。“父亲留给我们最大的遗产，‘就是一切靠自己’”。她这样总结。
郑复康在邮政出版行业工作了数十年，她在工作上非常拼搏，父亲的学习精神和榜样力量，一直在无形中鼓舞着她、影响着她。
全国解放后，郑位三因为身体原因，一直没有负责具体的工作，也就没有职务。
他在武汉养病期间，毛主席、刘少奇等中央领导都非常关心他的身体情况，多次问候他，希望他能早日出来工作。
1951年，毛主席还专门派人去武汉看望郑位三，希望他尽早康复，早日出来担任新的领导工作。
有人劝他去苏联治疗，郑位三拒绝：“我不懂俄文，去了会有很多不便，还是留在国内慢慢治疗吧。感谢毛主席、党中央对我的关怀！”
两年后，郑位三胆囊炎发作，疼痛难忍之下他被送进湖北医院。
李先念、刘少奇听说后，亲自到医院看望郑位三，询问病情以及治疗方案。
期间，刘少奇再次提出：“希望位老能够早日康复，早点出来为党和人民工作！”
1954年，刘少奇亲自致信郑位三，调他到北京继续治疗休养。
国家实行工资制度的时候，党中央考虑到郑位三曾经对党和人民做出的重大贡献，经过毛主席、周恩来总理特别批准批准，郑位三被定为行政3级工资，享受副总理级别待遇，比大将还要高。
那么，郑位三究竟对党和人民做出过什么贡献，能让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刘少奇等人对他念念不忘，多次催促他出来工作呢？
郑位三年逾30就被称作“位老”
郑位三，从小就聪明伶俐，爱动脑筋，喜欢思考。
7岁进入私塾读书的他，上课认真听讲，清楚记得老师讲的知识点，还常常提出一些连老师都没办法回答的问题。老师非常喜欢这个爱动脑筋、爱提问的学生。
有时候，碰上下雨天或者是放学晚了，老师就让郑位三住在自己家里。
16岁的时候，郑位三考上了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因为他位列第三名，他的老师郑锡云就给他改名为郑位三。
在校读书期间，由于老师郑锡云给萧楚女写信，请他照顾郑位三，郑位三因此与萧楚女有了较多的接触。
期间，在萧楚女的影响下，郑位三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之后，他又在恽代英等先进知识分子的领导下，积极投入五四爱国运动行列。
见识到当时中国社会的反动腐朽后，郑位三立志走革命道路。于是，毕业后他放弃了进入武昌高等师范读书的机会，转而回到家乡，利用教书的机会，宣传马列主义，并组织发动反帝反封建斗争。
23岁那一年，郑位三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郑位三以国民党黄安县委常委的身份，被选为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兼任工人部部长、中共黄安县委委员。
不到25岁的他，已经成为黄安县革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在郑位三等人的带领下，广大农民群众开始积极参加斗争，农民协会也迅速建立起来。
但是，蒋介石与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后，黄安地区的共产党人很快就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屠杀。
白色恐怖之下，已经被国民党列为通缉人员之一的郑位三，心中的信仰没有丝毫动摇。
在中共黄安县委中的一些动摇分子先后离开革命队伍，县委常委中只剩下郑位三一个人的情况下，郑位三果断站出来，将四散的共产党员组织起来，建立新的黄安县委，并担任代理县委书记。
之后，郑位三又徒步走到武汉，联系上省委书记罗亦农。
在郑位三的带领下，黄安县委很快重建，当地的斗争也很快发展起来。
没多久，郑位三就组织领导了黄安“九月暴动”，沉重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反革命复辟活动，大大鼓舞了农民的革命斗志，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创造了条件。
遗憾的是，前期为黄麻起义做了很多准备工作的郑位三，后来因为身体原因，没能参加起义运动。
1930年， 郑位三被调到鄂豫皖苏区工作，此后的时间里，他为鄂豫皖苏区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同时，也因为革命事业失去了很多。
郑位三的父亲在此期间因为长期在深山老林中活动，患上一身的毒疮，最终病死在山林中，而他的母亲因为食不果腹，不幸误食有毒的野菜死亡，他的前妻则是被活活冻死在山东中，只留下一个不到10岁的女儿。
这些事情中的任何一件，单拎出来都是普通人无法承受之痛，但郑位三却要同时承受这些痛苦。
更难受的是，当时在敌人的疯狂屠杀之下，鄂豫皖苏区很多地方都成了无人区，郑位三带领着部队，依旧坚守在深山老林中顽强斗争。
由于换将太过艰苦，郑位三患上了一身的疥疮，经常感染化脓，又痛又痒，非常煎熬。
但作为中共鄂东北道委书记兼任游击总司令的他，依旧和游击队员们一样，穿着破烂的单衣，白天当衣服，晚上当被子，吃树叶、野菜，剥树皮，挖葛藤根充饥，过着风餐露宿的生活。
在战士们情绪低落的时候，郑位三总是给大家讲大革命时期农民暴动、创建苏区之初的斗争故事，鼓励大家，一定要坚持下去。
在郑位三的影响下，战士们与群众的斗争情绪保持高昂状态。
由于在部队与群众中的威望很高，刚过30岁的郑位三就被鄂豫皖地区的干部与群众尊称为“位老”，大家从不称呼他的职位名号。可见大家对郑位三的尊重程度。
对于郑位三在鄂豫皖苏区斗争中所做出的的贡献，刘华清这样评价道：
“郑位三同志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及建立的不朽功绩，鄂豫皖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1934年，郑位三随军开始长征。
一路上，他虽然是重要领导人，却很少骑马，战士们常常都能看到郑位三拄着一根木棍，跟随李安对一起行军。
到达宿营地后，他又跟战士们挤在一起，亲热的拉家常，还会给战士们讲故事，非常幽默风趣。
郑位三平易近人，不仅战士们很喜欢跟他在一起，群众也很喜欢亲近他。
在群众的眼中，经常穿着一身破衣服的郑位三，就像是个普通的农民，也像伙夫。
每到一处，郑位三不但四处奔走，搜集报纸刊物，还非常喜欢找当地的群众聊天，不管是乡绅，还是教书先生、小商贩亦或是农民，郑位三都能和大家亲切交谈。
他利用交谈的机会了解当地的情况，略懂医术的他，还经常利用看病的机会接近群众，他不仅给群众问诊号脉，还开单方。
正因如此，郑位三不仅了解当地的地名、山名、风土人情，还能了解到敌人的动向以及反动地方武装的情况。
在这样的基础上，郑位三分析问题非常透彻，判断情况准确，战士们因此都说他“神机妙算”，还送了他一个“诸葛亮”的称呼。
一次，遇上敌人紧追不舍，郑位三突然吐血，战士们想要用担架抬着郑位三跑，但是郑位三却坚持让战士们放下担架。
从担架上走下来，郑位三仔细观察了周围的地形，随后指挥部队巧妙地摆脱敌人。战士们因此对郑位三敬佩不已，信任度更上一个等级。
还有一次，郑位三患上了疟疾，在一位老乡家里养病，不幸的是，敌人刚好追到村子里要抓郑位三。
得到消息的一些乡亲们赶紧前来给郑位三报信：“敌人就要来抓你了，我们赶快将你藏起来吧！”
郑位三略做思考后却拒绝了乡亲们的好意：“不用了，你们将我连人带床抬到村口水塘边的那颗大树下就行。”
乡亲们一听，这哪能行啊，这不就是送羊入虎口吗？他们可不忍心郑位三被敌人抓住。于是，大家着急的连连摆手：
“这可不行啊，我们可不能这么狠心！”
此时，乡亲们已经来不及转移郑位三了，而郑位三为了不连累大家，也坚决不愿意继续藏在老乡家里。
于是，他坚持自己的意见：
“大家就按我说的办吧！敌人来了，你们就说我是传染病人。”
无奈之下，乡亲们只好将郑位三抬到村口池塘边的大树下。
敌人来了以后，发现炎炎夏天大家都穿的非常清凉，只有村口那张床上的人盖了两床被子。
乡亲们按照郑位三的叮嘱，告诉敌人床上的人患了传染病。于是，敌人就像见了瘟神一样，只是用枪刺挑了挑被子，就捂着鼻子离开了。
敌人走后，乡亲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他们都说：“好险啊！”
郑位三却摇摇头说：“只有这样最安全，敌人怎么也不会想到，我郑位三大白天的就躺在村口的大树下呢！”
类似的事情多次，人们开始说郑位三就像是再世孔明一样，拥有一双敏锐的眼睛，能够穿透敌人的心窝，看穿他们心里的阴谋，所以他总能化险为夷！
还有人看到郑位三个子高，胡子多，就说郑位三是俄国来的顾问，说红军这么厉害是因为有外国顾问的帮助。
1935年，红二十五军长征知道陕南后，决定西征甘肃北上陕北，郑位三奉命带领一个连以及一些负伤的战士总共一百多人留在陕南坚持游击斗争。
最终，在他们的努力下，这支队伍发展壮大到两千多人，组建了红七十四师。
红军主力离开后，敌人试图消灭鄂豫皖根据地的游击武装队伍。
关键时刻，郑位三采取了扬长避短，与敌人兜大圈子的游击战法，与敌人展开周旋。
期间，郑位三带领战士们不仅伏击了敌四十军二三 团一个营，两次袭占佛坪县城，还横扫反动民团，活捉了国民党从西安前往商州刚刚上任的督察专员汤有光，痛击了公秉藩别动队一个大队 ，对敌人产生很大震动。
后来，毛主席得知红七十四师的情况后，夸赞他们在那边闹华山，配合得好！
贺龙同志也曾高度称赞郑位三：
“红七十四师在陕南坚持将近两年的游击斗争，郑位三同志的正确领导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解放战争初期，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中原军区政治委员的郑位三与李先念一起率部英勇突围，胜利完成了中原解放军战略转移的任务，受到了党中央与毛主席的表扬。
其实，在突围之前，党中央考虑到郑位三当时身体情况不好，随军突围不安全，建议他先行转移。但是郑位三坚持不同意，他不顾个人安危，坚决要和部队一起行动。
次年，周恩来本来想要让人接郑位三到重庆去，但是郑位三坚持不去，以“工作太忙，一时难以脱身”为由婉拒了。
突围前夕，中原局致电郑位三，想让他前往延安，但是郑位三觉得自己是部队的主要领导人，如果在这种关键时刻离开，必定会影响干部、战士们的情绪，所以他坚持随军突围。
当部队来到陕南龙山地区时，郑位三的身体情况越来越不好，想要继续随军行动是非常困难的。
组织上经过研究决定，由游击队员护送郑位三等人以及他们的孩子，暂时隐蔽休息，在找机会化装前往延安。
隐蔽起见，敌人突然追了上来，郑位三三星他两岁的孩子哭闹会暴露大家的踪迹，便让人将汉子藏到一个山洞里。
还有一次，郑位三他们陷入敌人包围，连续两天没有吃任何东西。危急之下，郑位三为了和大家迅速穿越封锁线，决定将孩子留在一户农家。
之后，他们在游击队员的掩护下，翻山越岭，抵达延安。
多年间，虽然郑位三位高权重，但是他从不计较名利，一切以党的利益为重。
从1943年到1944年，中央先后两次致电郑位三，任命他为鄂豫皖边区党委书记兼任五师政委。
但是，郑位三却将这项任命悄悄压了下来，一直没有公布。
郑位三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鄂豫皖边区与五师原领导班子的安定团结，顺利开展工作。
因为当时郑位三曾经的老部下李先念同志是区党委书记兼任五师师长、政委，郑位三觉得，如果自己一到就宣布中央的任命，必将损伤李先念同志的威信而影响工作。
所以，郑位三只宣布了华中局任命他为华中局代表的消息。
几十年来，郑位三一直保持功高不自居、不为名利所心动。新中国成立后，对于报刊、书记等是否提到自己的名字，将自己的名字摆在什么位置，郑位三从不计较。
虽然身体情况一直不佳，但是郑位三一直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建设，始终积极为党和人民工作，抓人才、教育，抓理论研究与实践。
对于这样一位为党和革命事业 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虽然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没有负责具体工作，但是党中央与毛主席依旧非常重视郑位三，并给了他极高的待遇。
郑位三：曾是新四军政委，1975年7月27日离世在北京，致念悼词的，却是李先念。他说“郑位三是一位革命老战士，为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1935年7月，吴焕先给郑位三等人留了封信，指示众人，在当前的斗争形势下，要就地坚持和发展鄂豫陕根据地，两特委要合并组织成一个特委，通过小的胜利提高战斗力，最大限度的牵制敌人，配合整个西北的革命。
然而，这份重要的指示信，郑位三并没有收到。
负责传递的同志，是第3路游击师的政委李志英，可李志英在带领游击师寻找郑位三等人踪迹的过程中，被叛变的特务队队长枪杀，这封信就这样没了。
失去了省委的指示，战斗还是要进行的，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的北上，郑位三留在了陕南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这不是件可以小觑的事情，敌人二十几个团的兵力依旧在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一旦掉以轻心，付出代价的直接就会是伤亡。
郑位三决定采取“兜大圈子”的战术，一会东，一会西，神出鬼没之外，还会利用有利的地形伏击。
敌人在1936年的秋天再度调兵“围剿”，分析完地形之后的郑位三决定“化整为零”，将活动区域挪到敌后，换场地的同时，还活捉了国民党新上任的督察专员汤有光。
指示信不知所踪，电台也没有，郑位三所在的红七十四师已经算是和上级的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深山老林且缺乏对斗争形势的了解，完全劣势的情况，郑位三依旧没有放弃。
“老乡，您最近有没有见过什么部队从这边过啊？”
走一路问一路，了解了敌情，也摸清了道路，能够在厚积中厚发，是因为郑位三本来就是一个吃得苦的人。
他出生在1902年的湖北黄安，家里是开中药铺子的，医学能治病却非郑位三的志向所在，于是在1918年的夏天，他徒步300华里，风餐露宿走了5天去报考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
有心人，天不负，郑位三取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也瞬时将自己的本名“郑植槐”舍弃，换上了位三。
学是能上了，走上革命道路，多亏了萧楚女的影响，进步书刊的加持，让郑位三近一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从只是对现实不满，发展成了要改造中国社会。
“中国社会落后，是因为反动政府勾结洋人对中国人民实行剥削导致的，要想改变，就要建立劳动人民的政权”。
肺腑之言为人生未来的发展定下基调，游击战中的显著成功，也让郑位三得到毛主席“配合的好啊”的首肯。
但这革命之路可不是好走的。
有一次敌人追的紧，郑位三咳的吐血，战士们将他抬上担架就想走，硬座对身体不好不说，对部队的行军速度也只会是拖累，最后还是郑位三巧用地形摆脱了敌人。
相较于顺遂的革命之路，郑位三身体所挂的红灯，好似从来都没有熄灭过。
敌人眼皮子底下的自保
创建鄂豫皖苏区的1930年，郑位三染上了疟疾，整个人就虚弱的躺在一户老乡家里。
敌人不知从哪得到的消息，乌泱泱的一群人赶来村子抓人，这可把乡亲们着急坏了。
“位三同志，敌人马上就要搜查到这里了，我们把你藏起来吧”。
说藏也有可能，可万一曝光了，无辜村民就要为自己陪葬了，郑位三人虽然虚弱，脑子却依旧转的很快，让乡亲们帮忙将自己抬到村里最大的那棵柳树下面。
“不行，我们不能这样狠心的对你。”
“敌人来了你们就说我是传染病人，相信我，他们不会靠近我的”
果不其然，进村的敌人很快发现柳树下面有个床，一打听，里面躺着的，竟然是一个传染病人，就象征性的用枪刺挑了挑被子，倒也是没有直接打开来看。
虎口逃生的惊险不过如此，拖累的是病，休养的时候，学习就成了极大之乐，在鄂豫皖地区，郑位三可是有着“小列宁”称号的。
他对马列主义的勤学苦思众所周知，有次儿子听说了斯大林的一句话，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郑位三就把这句话所在的全文翻找出来，放在了儿子的面前。
思想上的德高望重，指挥上的有理有据，理论与实操的相辅相成，让郑位三在全国抗战爆发之后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委托，重回鄂豫皖根据地，还在1940年的2月，担任了新四军第四支队的政委。
徐海东加上郑位三的强强联合，有力阻击了敌人，来一次，击回去一次。
可这蒋介石的把戏实在是多，竟然在1941年有预谋的发动皖南事变，郑位三再度出击，以新四军第二师政治委员兼淮南区党委书记的身份，配合张云逸在淮南地区进行抗日斗争。
同李先念等人在1946年6月的中央突围，也成功粉碎国民党军想要消灭中原军部队的企图，配合其他战场的同时，顺势拉开解放战争序幕。
毛主席、朱老总、周总理都知道郑位三这号人物，可除却军事上的成就，他对未来的预判也是极具前卫。
“等到我们胜利了，农民都是骑着自行车到田里种田，将来的县长和县委书记，都要坐着汽车到基层检查工作”。
饭都吃不饱的情况说这样的话，很多人都以为郑位三在讲笑话，别人笑他幽默，郑位三却清楚，描绘的一切都不是幻想，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果不其然，改革开放之后，战争年代绘制的蓝图真的成了现实，不同的是，原本发光发热的他，忽然间偃旗息鼓，没有了一份“具体的工作”。
得到众多领导人首肯的郑位三，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到底都经历了什么？
赋闲不忘革命
战争年代，有才者不能停下来，国家安定之后，体弱多病的郑位三向组织提出留在湖北休养。
组织同意了，没过多久意识到北京的医疗条件可能要更好一些，便又在1955年的4月，将郑位三接到了北京定居。
这一年，新中国有了第一次授衔，也首次实行了工资制度。
因为身体的原因，郑位三从1948年就退出了主要工作，不满足授衔的条件，但工资方面，毛主席和周总理却一致觉得，对党和人民作出重大贡献的郑位三可以列为行政三级，享受政府副总理级的待遇。
每月300元的津贴，郑位三一分不动，全部用来解决老区人民和革命烈士后代的生活问题。
组织给他分配了厨师，他也从来不提任何要求，有什么就吃什么，早在1942年与妻子结婚就立下规矩：生活上不能搞特殊。
名利上从身边碾过，郑位三却从来不知名利是什么。
报刊、纪念馆、书籍，不提他的名字，可以；政委名单上没有他的名字，他也不在乎；昨天还是政治部的主任，今天就要带着一百多名老弱病残的战士打游击，郑位三也并不觉得有什么。
他对是非的判断只有任务的区别，留给子女最大的遗产，就是一句“一切靠自己”。
不要求什么，却总想着自己还能做些什么，人在休养，一颗心却闲不住，身体稍微好一些，就要去民众中间去了解民情。
当然，郑位三做的也并非只有这一件。
新中国1949年成立之后，政府的旧职员仅湖北就有4000多人，关于这些人的任用还是解聘是一向棘手的工作，有人提倡“包下来”，有人提倡“不接近”，只有郑位三，翻阅大量的旧职员档案，夜以继日的分析比较，区别了好坏。
李先念收到郑位三送来的报告很是高兴，一个棘手的问题迎刃而解，但想着这位老友的身体，他还是说了一句“位老，要好好休息啊”。
“先念，拿着组织的俸禄，却一点不出谋献策，这不合适啊”。
即便钱没有一分花在自己的身上，郑位三还总觉得自己沾了组织的大光，想在力所能及的领域，做些回馈。
无奈时光匆匆，1975年的7月27日，郑位三离开了人世，组织给予他的敬重，是一句“位三同志的追悼会安排在哪天，礼堂哪天就要让出来”。
追悼会在8月3日的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致念悼词的是李先念。
“郑位三同志几十年来，积极工作，艰苦奋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两日之后的《人民日报》，版块的四分之一都是跟郑位三有关的内容。
框住的是报道，念不完的，是郑位三的好，这位革命老兵，生动诠释了舍己为人，诚如年轻时的一句，劳动人民的政权已经建立，属于中国，属于所有被前辈们托举起来的新生力量的未来，只会是光明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