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峰于1897年出生在河北省迁安县杨团堡村的一个世代书香家庭。祖父是士绅，父亲是举人。杨秀峰受长辈们的影响，自小读书，14岁时就考入了河北省立滦县师范学校。5年后，考入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五四运动”爆发后，他被推选为学生代表，负责组织学生示威游行。毕业后，杨秀峰开始了一段短暂的教书生涯。1924年，他利用暑假期间，和叔父杨十三一起在老家举办了一个农民讲习班。1928年秋，当北伐战争还没有波及到天津的时候，他应朋友的邀约，到天津市教育局、河北省教育厅供职。
上任短短几个月，他就看到了当局政治极为腐败，不愿与之同流合污的他，毅然选择了辞职出国留学。1年后，经举荐，他以官费赴法国留学考察，这一去，实现了他人生的一大转折。
1930年，杨秀峰在巴黎加入了共产党。随后，他参加领导留法学生和华侨的反帝同盟组织，创办了《工人》等秘密刊物。“九·一八”事变后，杨秀峰组织留法学生和华侨上街游行示威。但在一次集会后，他不幸被法国当局逮捕了，后经取保释放，被迫离开了法国。
随后，杨秀峰去了苏联莫斯科列宁学院学校。在那里，他认识了后来的搭档，任河北省委书记的林铁。1934年，学成归国的杨秀峰，先后在天津河北法商学院、北平师范大学等大学任教。
1935年12月，在日寇侵占华北之际，杨秀峰带领着学生们，走上街头示威游行，他不顾个人的安危，站在学生救亡运动的最前列，赢得了青年学生的爱戴，被尊称为“红色教授”。
1936年，北京大学教授许德珩、杨秀峰、程希孟等教授，组织了一个“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当他们得知毛主席等已到达陕北后，遂购置了30多双布鞋、12块怀表和十几只火腿，托付中共地下党员设法送到陕北。
为此，毛主席于同年的11月2日，写了一封简短又温情的感谢信。内容如下：
各位教授先生们：
收到惠赠各物（火腿、怀表等），衷心感谢，不胜荣幸！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正准备一切迅速地进到全国出兵抗日，我们与你们见面之期已不远了。
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
“七七事变”后，41岁的杨秀峰，毅然地脱下了长衫，走出课堂。与夫人商量后，他们留下了只有2岁的独苗，带领一批青年学生，奔赴河北西部山区打鬼子去了。
1939年，杨秀峰率一部分力量开进冀南。不久，在冀南就成立了一个“冀南区抗日军政委员会”，由杨秀峰和八路军129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负责。以后，各县陆续成立了抗日政府。
之后的一天，突然传来消息，说蒋介石已经委任鹿钟麟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已经在上任的途中了。知晓情况后，杨秀峰立即找来宋任穷商量，他们决定先下手为强，将30个县联合成立“冀南行署”，代替“军政委员会”，由杨秀峰任主任，宋任穷任副主任。这样一来，便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国民党执政的权力。
“冀南行署”组建后，由于杨秀峰原来是教授，许多人认为他和宋任穷代表的是国共两党组成的抗日政权。结果，一些地主和顽固分子遇事，便不去找宋任穷，只找杨秀峰。这些人把心里话向杨教授“倾吐”，到头来就是他们的思想全被共产党了解得一清二楚。
在“冀南行署”运行了一段日子后，鹿钟麟走马上任了。鹿钟麟是河北定州北鹿庄人，曾追随西北军将领冯玉祥而步步升迁。1924年，北京政变时，他率部打头阵入城，不费一枪一弹控制了北京全城，把末代皇帝溥仪赶出了宫。
在冯阎蒋中原大战失败后，鹿钟麟通电下野，隐居在天津。1936年，鹿钟麟随冯玉祥复出，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现在，他被蒋介石任命为河北省主席。
当时，老百姓们对鹿钟麟到河北省执政很不满意，连民众选出来的官员也有异议。于是，鹿钟麟做起了他们的工作，说：“蒋介石终究还是国家的首脑，他的任命总是要尊重的。”
这些话很快传到了鹿钟麟的耳朵，他觉得杨秀峰是个值得结交之人。这样一来，杨秀峰便在国民党的官场上处于不“倒”之态。此后，杨秀峰一面主持军政建设和抗战大计，一面创办了抗战学院，自己兼任院长，教员很多是自己的老友、同事，连著名作家孙犁都是这里的教员。
经过这所院校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结业后即分配具体工作岗位，作为干部留用。
这些年，杨秀峰既是大学教授，又是游击司令，还是行政官员，多种截然不同的身份，似乎差别很大，然而，他却能很好的贯通运用、灵活转变。后来，129师政委邓小平对他赞道：“文官不要钱，武臣不怕死——杨兼而有之。”
过了些时日，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上级党组织要求杨秀峰迅速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打开冀西的抗战局面。于是，杨秀峰以“国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冀西民训特派员”的公开身份，开始创建抗日根据地工作。
与此同时，冀西游击队组建为129师11旅，杨秀峰随之前往了山西。不久成立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下辖21个专署，共计149个县城，由杨秀峰担任边区主席。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对杨秀峰的工作成绩有所了解，并予以肯定。毛主席在1942年9月发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中这样写道：“晋冀鲁豫边区的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作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
红色教授”杨秀峰，对河北人民来说并不陌生。1937年抗战爆发，他投笔从戎到冀西组建抗日武装，先后任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主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等职，在河北工作生活达15年之久。他一心为民，清正廉洁，功勋卓著，被誉为“人民公仆”，但由于一贯谦虚低调，有些事迹并不为人们熟知。
脱掉长衫组建冀西抗日游击队
杨秀峰是河北迁安县人。受家庭影响，青少年时期他便热爱读书，倾心革命。1930年在赴法留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维护国家、人民和党的利益成为他毕生奋斗目标。
1934年杨秀峰学成回国，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等几所大学任教。借助大学教授这一公开身份，他积极在青年学生中传播革命理论，在平津文化界秘密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的革命大无畏精神深得青年学生的崇敬和爱戴，被誉为“红色教授”。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已是不惑之年的杨秀峰毅然投笔从戎。他将两岁的独生子托付亲友，与夫人一起带领平津进步学生奔赴抗日前线。当荷枪实弹的国民党溃兵潮水般地往后撤退时，一群身穿西装、旗袍、戴着眼镜的五颜六色的队伍却迎着溃兵开往前线。
按照中共北方局秘密指示，杨秀峰回河北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组织游击战争。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保定行营冀西民训处特派员，有在冀西地区直接委任县长和发展抗日武装的权力。以此为掩护，他迅速组建成立冀西民训处，抢在日军占领之前，派工作团到平山、井陉、行唐等县进行抗日动员，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抗日武装。
1937年10月12日，日军进逼井陉。杨秀峰虽然一介书生，却十分沉着冷静，临危不惧。他亲自动员井陉县长和公安局长组织保安武装相机抗击敌人，但县长和公安局长却寻机逃跑。保安团长听从命令集合队伍待命，却只剩下30多人。这时，民训处部分工作人员也慌张起来，收拾行装准备撤退。杨秀峰见状，当即召开小会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我们的任务是组织群众抗敌，如果也像他们那样临阵脱逃，是不必到冀西来的。即使必要撤退，未经组织决定就这样慌张也是不对的！”后来军队已从前线撤退，这时杨秀峰才率领冀西民训处机关和井陉保卫团30余人，随着退却的部队，一起撤往娘子关。
转移途中，杨秀峰注意发动群众和收编县保安队，并以此为基础组建了冀西抗日游击队。从此，开始了转战冀西、冀南的艰苦战斗历程。由于我党团结抗战的正确政策和杨秀峰的个人影响，在很短的时间里，冀西抗日游击队就发展成为几千人的冀西抗日游击总队。后来，这支队伍正式编入了八路军一二九师的建制，成为太行山区的主力部队之一。
发起首次老区慰问活动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杨秀峰和根据地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1949年河北省人民政府成立，他任省人民政府主席，工作再忙他也没有忘记那些生死与共的老区群众，总想重返老区看看近况。1950年冬，在省农业厅、林业厅几名干部的陪同下，他们轻车简从悄悄来到阜平、曲阳。
当时正值隆冬，天降大雪，杨秀峰一行乘坐的汽车开到曲阳县城再往村里就走不通了。已经年过半百的他见状二话没说，领着随行人员步行到调研地。在分别看了周围村子的情况后，杨秀峰召集了座谈会。参加会议的不仅有县长、县委书记，还有闻讯赶来的附近的老百姓。当时，由于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忽视、放松农村、农民的现象，农民生活水平下降，产生不满情绪。在会上，这股怨气你一言我一语倾泻出来：“现在你们进了城了，我们没有人管了。”“我们以前的几个主要收入现在没有了，我们生活越过越苦啦，怎么办啊？”有的人说到激动处还掉下了眼泪。
杨秀峰心情变得十分沉重，也掉下了眼泪。在认真分析后，他觉得群众讲得有道理，是实情。尤其在看到当时阜平、曲阳受了水灾，时至寒冬，不少老百姓还没有棉衣穿时，他更是心急如焚。现在最要紧的事是解决吃饭、穿衣问题！一贯没有向上级伸手的他，向中央打了报告：“阜平全县及曲阳山区均系老区之老区，华北机关曾长驻此地，群众与我血肉相关。中央前拨我省寒衣数量较之募得总数比例很小，可否再增拨棉被、寒衣各十数万。”报告同时请求中央贷150万斤米，作为河北省全省山地生产贷款补助，以培养灾区自身生产自救能力。毛泽东主席看后批示：“周(即周恩来)：应当批准此项要求。”很快，财政部从傅作义部队留下的衣粮里拨出一部分给百姓，一下子就解决了老区人民的生活大问题。
紧接着，杨秀峰又访问了晋冀鲁豫边区首脑机关驻地涉县、武安县，冀东抗日根据地的迁西、遵化。每到一处，他都细细地看，认真地听，然后综合情况上报给了华北局和党中央。这些材料，特别是群众普遍反映的“共产党下山忘山”的话，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他们对杨秀峰重返老区的做法大加赞赏，并决定以中央人民政府名义组织访问团对所有老革命根据地进行一次访问。
1951年8月下旬，华北局派出以刘澜涛为团长、杨秀峰为副团长的北方革命根据地访问团，下设九个分团，分赴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陕甘宁等抗日根据地访问。杨秀峰携带了特制的毛泽东专为老区人民书写的“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题字，重上太行山。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遍访原晋冀鲁豫边区的心脏地区涉县、武乡等地。他一边访问一边帮助解决问题，遇到个别十分迫切的问题，立即打电话请华北局和政务院帮助。
1951年9月下旬，全国访问工作大部结束。9月底，被邀请的革命根据地的人民代表随各访问团一起抵京，参加首都国庆典礼，并且在10月9日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周恩来表示党不会下了山忘了山，进了城忘了乡，目前国家还有许多困难，希望老根据地的同志们要理解，今后要尽力帮助老根据地的人民解决困难。这次访问过后，老区的人民群众感觉到党并没有忘记他们，干劲日益高涨。
主持查处开国第一大案
新中国成立后，党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十分繁重，而贪污腐化现象也迅速滋生蔓延，程度之严重，令人震惊。1951 年10月，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运动，借助这一强劲东风，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天津专区专员张子善贪污腐化的惊天大案浮出水面。
当时，因河北省委书记林铁赴苏联疗养，省政府主席杨秀峰负责牵头处理这起案子。在他的积极领导下，案件处理迅速。11月下旬省委第三次代表会议上将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行为全部公开揭发出来。11月29日、12月2日，刘、张二人归案。之后，省委组成以杨秀峰为主任，省委组织部部长薛迅为副主任的“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委员会”彻查此案。
杨秀峰一贯清正廉洁，对危害人民利益的行为疾恶如仇。在担任冀南行署主任期间，有一个伙食管理员贪污同志们的生活津贴，有一个马夫偷卖马料，且都屡教不改，在杨秀峰的建议下，司法机关严办这两个败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后，他领导制定了《晋冀鲁豫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其中贪污达500元即处以死刑。因此，刘、张贪污案一出，杨秀峰极为震惊、愤恨，但同时他又因为没有及时发现而深深自责。
12月16日，省人民政府将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的情况，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提出了报告。报告中检查了省政府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并请求给以处分。更让人意外的是，杨秀峰在1952年1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沉重的责任 惨痛的教训》长篇文章。在文章中，他一针见血地提出，河北省人民政府对刘、张二人贪污腐化行为长期没有发觉未能及早处置的原因“主要是河北省人民政府特别是我在领导上有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在细细分析了官僚主义的问题后，他言辞恳切地写道：“以上是我从领导责任上对刘、张罪行所作的极不全面的初步检查。我深刻感到我的官僚主义毒害的严重责任，它使国家资财受到了巨大损失，并使人民政府的信誉蒙受了无可挽回的损害!想到这些，万分痛心！”
杨秀峰勇于承担责任的做法，产生了积极、正面影响。他在《人民日报》上的检讨登出后，《河北日报》先后刊登了省财政厅厅长、省生产救灾委员会秘书长、省水利厅厅长、中国人民银行河北分行行长、省劳动人事厅等单位和个人的文章，检查本单位及个人在刘、张问题上的责任。针对性、尖锐性的文章报道日日不断，对一些单位、一些省级市级党政领导进行指名道姓的批评揭发，被批评揭发的单位及领导也作出检查检讨。1952年2月10日，随着刘、张二犯被依法枪决，河北的“三反”“五反”运动迅速展开，党风进一步端正，社会风气日益净化。
上世纪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无数革命先辈冒着危险，积极投身于救国存亡之中。仁人志士们披荆斩棘，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今天的我们开辟出了一条红色之路。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那些默默付出的无名英雄-----比如杨秀峰。
那么他究竟为了革命做出哪些贡献，他的儿女又如何了呢？
01爱国青年
1897年杨秀峰出生在河北，家中几代人都是博览群书，考科举做官的读书人。生在这样的书香门第，杨秀峰从小就有机会接触到各类书籍，早早上了私塾的他，长大后更是直接被家人送到了教育水平更高的北京读书。当时的北京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无数知识分子聚集在这里，感受新思潮，共同探索中国未来的命运。
还是学生时，杨秀峰就已经多次参加学生运动，他通过演讲、发传单等形式走上街头宣传反封建、反帝制的思想。五四运动时，杨秀峰还作为学生代表在集会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期间还被警察打掉了两颗门牙。显然这些都没有影响杨秀峰的革命斗争，反而磨砺了他的意志。不久后杨秀峰成为了老师，他开始在报刊杂志上接连发表动员文章，号召全体同胞同仇敌忾，抵抗外敌。
02确定共产主义
1929年杨秀峰获得了出国留学的机会，他在法国第一次接触到了共产主义，并被其内容深深折服。杨秀峰陷入了思考，恰好此时大陆青年在法国也创立了党组织，在交流中，杨秀峰确定了自己的救国理想，他加入了共产党。并且和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宣扬共产主义，上街游行昭告日本的侵华罪行。
不过这引来了法国政府的不满，杨秀峰被驱逐出境。两年后杨秀峰又前往苏联进修学习，毕业后继续回国当老师，宣传爱国思想。此后的日子里杨秀峰一直奋斗在教育战线，他向同学们讲述历史、政治和社会科学，帮助青年学子们认识世界，成为了深受学生欢迎的良师益友。
03人生成就
新中国成立后，杨秀峰被组织任命为河北省长。回到家乡，杨秀峰踌躇满志，他想要施展抱负，想要为家乡人民做实事，所以河北省最初的社会主义改造，都来自于杨秀峰的手笔。在家乡杨秀峰事无巨细，大包大揽，亲下基层一线，指导土地改革工作，并且投入大量精力召集专家，讨论恢复建设的实施方案。
1952年，杨秀峰重新干回了老本行，担任高等教育部的副部长，1954年升任部长。依照中央统一部署，杨秀峰提出大陆应该吸取苏联的先进经验，逐步推行教育制度的创新性改革。同时还要意识到中国与苏联的不同，不能照搬一切，不动脑筋，教条主义。此后杨秀峰还担任了10年全国人民法院的院长，主导审理了很多重大案件。特殊时期，他被短暂停掉工作，遭受到了迫害，好在没多久就恢复了声誉。
作为教育工作者，自己孩子的教育问题当然很上心。他的儿子叫做杨为民，年少参加军营后，一直在部队奋斗。杨为民人生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军用设备的研发，先后荣立两次一等功。不过因其工作的特殊保密性，杨为民并不为众人所熟知。可以说虎父无犬子，父子两代人为新中国的建立、发展付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爱国之心无比赤诚、热烈，无愧中华之脊梁的称号。
翻看杨秀峰的人生经历，他自青年时期就开始阅读进步书刊，对于封建腐朽的压迫疾恶如仇，对于民国政府的卖国行为深恶痛绝，进而走上了为之奋斗一生的革命道路。1983年杨秀峰去世，享年86岁。生命垂危之际，老人还在嘱咐家人不留骨灰、不办追悼会，一定要把党整好。
我最早听说杨秀峰的名字，是在1938年夏天。七七事变后，我就读的河北省立赵县初级中学停办，我失学回家务农。我父亲是我村最早的共产党员，是我们村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1938年六七月间，赵县地下党负责人张子厚与我父亲商量，想推荐我到深县河北抗战学院学习，并征求我的意见，谈话中张子厚同志介绍了抗战学院的情况及院长杨秀峰的革命生涯和传奇经历。这是我第一次知道“红色教授”杨秀峰的名字。虽然后来经我父亲反复考虑，觉着让我留在家乡敌占区做地下小交通员，对革命工作更为有利，我最终未能到抗战学院学习，但杨秀峰的名字却深深刻在了我的脑海里。后来我参加了革命工作，担任了赵元宁边区县的民政科长、三区区长。赵元宁县正好是冀南行署的下辖县，我对当时任行署主任的杨秀峰也就有了更多的了解。解放后，杨老出任河北省政府主席，我才有机会见到他本人，但也仅仅是两三次而已，毕竟还是不大熟悉。
1952年7月24日，我正式到河北省政府报到上班，从此我与德高望重的杨老朝夕相处，亲聆教诲，结下了深厚的“忘年之交”，直到1965年1月他被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我才离开杨老。跟随杨老的这12年半时间，是我受益最多、进步最快的一个时期，也是我最值得怀念的岁月。
杨老是1949年8月起担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党组书记、省委常委的，同时他还兼任河北师范学院院长。杨老于1897年农历正月二十六出生于迁安县杨团堡村。1952年我到他身边工作时，他已55岁，当时穿一身灰色旧中山装，戴一副近视眼镜，面目清瘦，脸色发白，听人说话常用手挡在耳后，看上去未免显得有些苍老。后来才得知他一直胃口不好，耳朵还有些失聪。那时没有助听器，因此我们跟他说话声音都比较大，几年下来习惯成自然，直到现在我还不习惯小声说话呢!当时杨老家3口人，他的夫人孙文淑也是一位老革命。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杨老投笔从戎组建冀西游击队并任司令，孙老与杨老一块上山打游击，后来杨老就任冀南行政专署主任，孙老为行署秘书长，解放后被选为河北省政府委员。他们的独生子为民，在学校住校，每逢星期日才回家。
当时的河北省省会还在保定，省政府在原直隶总督府办公。杨老的办公室在省府大院最后一排平房里，两间十几平米的筒子套间，外间办公，冲门摆着一张旧办公桌，上面常堆满各种资料和文件，另有几把木椅子。里间为卧室，睡的是旧铁床。夏天扇扇子，冬天生煤炉取暖。
1952年9月，我们随杨老到保定、沧州地区农村视察秋收秋种工作，最后来到献县，计划下午回省城。这时杨老提出要到设在献县的一所省属结核病干部疗养院，看望在此疗养的干部。当时医疗条件还很差，结核病的死亡率还很高，人们对结核病都唯恐躲之不及，但杨老坚持一定要去。到疗养院后，杨老到各病房逐一慰问，亲自询问他们的病情和生活情况。省领导的到来，感动得这些干部热泪盈眶，拉着杨老的手，你一句我一句有说不完的话，杨老与病号一块吃过晚饭，深夜才回到保定。
不久，我们随杨老到定县视察，第二天上午省委电话通知下午开会。我们当即到火车站购票回省城。上车后，乘客很多，找了几节车厢，都没有坐位，我们只好扶着他在车厢的开门处站了一个多小时。当时我们都是30岁左右的小青年，站个把钟头还无所谓，而杨老已年过半百，身体又不好，且回去后马上要工作，我们实在忍不住，就找了列车长说明情况，请杨老到图书室一个座位上休息了一会儿。
1952年10月底，杨老在即将调离河北到高教部赴任之前，中组部与华北局共同派他到西南地区考察教育。离开重庆时，重庆市领导拉住我们秘书要给杨老带些土特产，我们几次推让，都脱不开身。盛情难却，不得已才象征性收了一小坛榨菜。在船开往武汉的路上，还是让杨老知道了，他严厉地批评了我们，回保定后，他立即让我们把这坛榨菜交给了机关食堂。
1952年11月底，中央调杨老到新设置的高教部任副部长、党组书记，民主人士马叙伦为部长。我随杨老一起进了京，仍担任他的秘书。刚到北京的一段时间里，他的宿舍还未安排好，暂住东城河北省驻京办事处，离高教部较远。当时他工作很忙，一方面需尽快熟悉全国高校情况，另一方面还要组建各司局机构，配备领导班子，因此杨老除白天照常上班外，每晚都要加夜班，直到深夜才能回去休息。他在1952年12月到1953年2月这3个月里，分别召开了北京、天津和华北地区高校负责人座谈会；3月份又到上海参加了华东地区高校负责入座谈会。这几个月还视察了北京、上海及山东部分高校。后来，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马老、杨老提议，部党组反复讨论议定，并报请国务院批准，对高校布局和设置进行了必要的调整，把辅仁大学并入北师大，燕京大学并入北大，清华大学文理专业也并入北大，清华大学专门办工科，北大从沙滩迁到燕大校园。在西道口一带创办地质学院、钢铁学院、机械化学院、矿冶学院、航空学院、政法学院、邮电学院、医学院，再加上附近的清华、北大，使这一带成为北京的大学城。取消南京的金陵大学，山东的齐鲁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把复旦、南大和山东大学改为综合性大学，浙大和南京工学院改为工科大学。在上海另创办航空学院、体育学院，广州取消岭南大学，把中山大学办成综合性大学。1957年6月至8月，杨老通过162次谈话，稳妥地解决了上海交大西迁西安问题，使各方面都很满意。1953年4月，杨老起草一个会议的重要文件，我们帮助他搜集材料，他自己执笔，全神贯注地写作，反复修改。服务员把做好的夜餐放在他办公桌上，几次催促他都顾不上吃，一直工作到早晨5点东方发白，才睡了2个小时，8点又按时上班了。当年11月的一天，他患了重感冒，医生要他休息，但他还是坚持上班。我们发现他衣服穿的太薄，让服务员到宿舍取了件毛衣，取回后他已到礼堂，正在干部会上讲话，服务员把毛衣给他送上去，但他为不使会议中断，一直到会议结束，才加穿毛衣。
1954年9月，杨老任高教部部长、党组书记。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57年2月兼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副主任。1958年3月，高教部与教育部合并，杨老任合并后的教育部部长，党组书记。1962年冬，杨老患颈椎骨质增生病，右臂麻木酸痛，穿衣服都困难，就连右手写字也受到严重影响，而且右腿也感到不适。这时经部党组决定他才去住院，但住了没几天，他还是不顾医生劝阻硬出院了，一边牵引，一边工作。后来在其他部领导和医生的反复劝说下，他才勉强去广州丛化疗养。治病期间仍坚持到中山大学、华南工学院调查研究。第二年春，杨老带着牵引器械，深入到邯郸、邢台、石家庄等地的农村，调查了解中小学教育情况。杨老战胜病痛的毅力，实在让我们叹服。
1963年12月，教育部又与高教部分设，杨老仍任高教部长、党组书记，我任高教部人事司副司长、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杨老不仅非常重视和支持机关党委的工作，而且还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思想教育工作。他倡导的“食堂讲话”就很受干部们欢迎。他利用早饭后上班前的时间，在机关大食堂讲上十几分钟，最多也不超过30分钟，每一两周讲一次，他每次讲话都密切联系当前工作和干部思想实际，针对性很强，因此大家都很爱听。杨老坚持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党的基层组织活动。当时党支部、党小组开会，都是在晚上，杨老再忙再累也要按时参加，如果确有重要事情不能参加时，他都事先请假。部机关党委召开全体党员大会，他只要在机关，就一定要参加，而且和其他党员一样，坐在台下认真听机关党委的工作报告。
杨老一生清正廉洁、一尘不染，不仅自己不以权谋私，也不准身边的工作人员利用他的名义谋私，不管谁找他办事，一律秉公办理，从不徇私情。杨老除工资之外，其他收入一律不要。他连任几届全国人大代表，当时每月发给代表的50元车马费，他从未收过。他出国访问，对方给代表团成员的零用钱，他都不接受，对方赠送的礼品，回国后都一律交公。在国内视察从不接受地方宴请，坚持住普通招待所，在食堂就餐。一次在湖南师范学院就餐，校方多加了两个菜，他坚持不吃饭，就是多加个鸡蛋，他也硬是不吃。
1964年9月，我代理部办公厅主任，杨老虽已是67岁高龄，但仍然是通宵达旦地工作。他每天都收到大量党内外文件、刊物、内部参考资料以及报纸等，白天大都是参加会议、调查研究，而起草修改审批公文和阅读有关资料都放在了晚上，直到处理完才休息，从不拖拉积压。杨老1965年1月到最高法院工作，不久文革爆发，杨老被打成“走资派”、“叛徒”，倍受折磨和迫害。我也被打成“走资派”、“右倾顽固势力代表人物”，下放教育部安徽干校劳动改造，粉粹“四人帮”后才回到北京。几天后，我们夫妇去看望杨老，10年未见，他已是老态龙钟的80岁老人了，但精神尚好。1978年3月，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杨老当选为人大常委。1979年2月，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1980年9月，在五届全国政协三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大期间，他写信给党中央，请求辞去一切职务，按制度离休，中央接受了他的请求，大会主席团给他写了致敬信。1983年11月10日，杨老在北京病逝，享年86岁。他临终之前一再叮嘱，丧事从简：一不开追悼会；二不留骨灰；三把遗体捐给医学事业。当我赶到医院时，杨老已经坦荡平静地走了，在场的人都泪流满面，我更是泣不成声。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和人民，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而他的革命精神、他的崇高品质、他的高风亮节、他的音容笑貌永远地留在了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