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资料图。2024年6月8日，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在北京举行了主题为“科斯论法律经济学的融合”的研讨会，会议由美国科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邓峰；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冯兴元；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史宇鹏；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学研究院副教授任泽宇主讲，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所长王涌主持了本次研讨会。本文根据实录整理，有删改，未经本人确认，标题为本文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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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从科斯思想看当前企业创新之路
2017年，在珠三角做调查，看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看来看去看出一个问题，当时已经发现很多困难，虽然没有这三年的疫情，也没有特朗普的折腾。跟很多企业讨论，为什么越来越难做。
分析下来主要两个问题，一个全球的竞争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后来我画了一个像三明治这样的东西，三明治上头的是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很多麻烦，但从竞争的角度看，它有杀手锏，它有原创的东西，他有独到性，而这个独到性是为全球的消费者欢迎的。
记忆中最深的事情就2008年，那年发生了美国的金融危机，但是那一年苹果公司的那款产品可以让全球的消费者通宵排队去买，中国公司很少有这样的。美国的东西很贵，但是它有独到性，它引领消费的潮流。
中国原来靠什么？刚开放，要素价格跟全球的价格是脱节的，一打开门了，就变成了一个竞争力，因为你便宜，虽然东西造的不好，很多人不会造，之后一旦会造，以后反而可以仿造，学习成本比较低，你在市场上就有立足之地。
新的形势是后边又出来一批开放的国家，印度比中国晚开放十年，越南是88年革新开放。因为原来封闭，一开放，它原来的成本都很低，所以三明治是中国的企业、产业夹在中间，独到性没有多少，成本已经不是最显著最有优势的了，难受就难受在这里。所以突围呀，就是被什么东西围住，被竞争格局围住了。
这些研究的问题就是怎么突出去，因为确实很难受，因为你如果有独到性，你不怕工资贵，不怕要素价格高。很多东西，苹果公司很贵，但是他畅销全球。如果说你没有独到性，但是你成本(领先）。因为这是两件事情，市场竞争，要么与众不同，要不成本领先嘛。
中国到了高速增长40年后，夹在中间，突围论是这么来的。当时还不知道，当时还没有直接说可以出去建厂，当年还没有这个形式，虽然有些公司已经做了，当时就变成一个问题，就上不着天，下已经离开了地，不是成本最低的，上面没有独到性，怎么打，对企业来说往哪个方向努力，就是调查的题目。
要是我坐在屋子里确实无解。我相信的一个道理，只要问题是真的就会有人难受，有人难受就有人行动，这是我相信的道理。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去看这些在难受下逼出来的行为当中，有没有一些在信息上可以帮助别人的。
其实也不仅仅是中国企业家的突围，你看工业，我们老说什么世界工厂，这个概念都是不太准确。如果世界工厂，英国人为什么不在英国做世界工厂，他生产卖到全世界不是很好嘛，问题这种事情做到一定程度做不下去了。很多货运来，卖不动，卖不动一个原因啊，这里的农民就没有多少购买力，这里的小商贩、农民就没有购买力可以购买现在的工业产品，所以他一定要让后发的国家完成工业化。
我多少年研究农村，就是这个特点，农民农忙就那么几天，然后种子要靠晒太阳变成庄稼，变成粮食。晒太阳的时候人也晒太阳，然后就搞点副业，养个鸡鸭，所以总的收入，连续的收入增长低。
工业革命最大的问题就是连续，他大规模生产，他为什么当时我们下乡一听招工就很激动，差别在什么地方？就是连续，早晨进去到晚上一直在工作，早年的时候都工作12个小时，很高兴，因为每个小时都有收入。当农民就那么几天有收入，这个差别大了，所以工业化它一定会走出来，它一定从英国走到德国，走到美国，走到日本，走到韩国，走到东南亚，然后我们长三角珠三角，现在包括东南亚，包括印度，包括迪拜，包括非洲，这是非常合乎逻辑。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东西就是科斯先生研究的，你水一定往那流，但中间会有摩擦，会有阻碍，它不会一条直线流下去。他拐来拐去，拐来拐去。我们也研究了就是怎么样让它拐的少一点，流的顺畅一点，突围就是从这几个方向看，我后来去观察了以后，这几年一直在研究这个题目，还是有很多收获。
科斯晚年资料图
在难受的困境下还真是有很多了不起的创造，走出去是一方面，还有在原地提高你的创造能力也是非常重要。中国企业做原创的很少，但是有。
当时去看山东一家企业，叫赛轮，做轮胎的，最后挖了一个很好的科学家。然后企业跟他结合，最后发明的叫“液体黄金”。在国际上，法国现在是轮胎行业的全球的顶级。所以他解决的问题，他可不是靠经验摸索出来的东西，他有科学原理在后头支撑。
如果我们不去调查，也不知道，它是蛮复杂的一个东西，你看你要舒适，为什么不拿木头做轮子呢？不舒适。可是，你要舒适，摩擦力就大了，能耗就大了，速度就慢。好，你要提高速度，提高速度以后，摩擦力减少了以后，你就容易刹不住车，所以它有三个变量之间一个矛盾的组合，轮胎要同时这三个变量都改善，这是非常有含量的东西。
结果他请来这个科学家，在德国，本来是中国的化学工业就很有名，去了法国访问，德国抢他，最后美国抢他。最后山东的企业把他从美国再抢回来，退休了回来，到了这里给他成立研究院，研发的一个，它不是配方，它是一种工艺，就在工艺当中形成的“液体黄金”，现在全球认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在市场价格价钱也不错，这就是一条突围的路。
因为当他完成这种全球领先的创新的时候，我们的工资成本比发达国家还是低。加到一起来说，虽然我们比越南贵比印度贵，但是如果你的东西好，我们的附加价值高，你还是有竞争力。
这个经验是应该让中国很多企业好好学的，因为后发优势，你抄作业总是快一点， 犹太人的话就是挑难的事情做。我们卷的问题，就是因为大家都挑容易的事情做，越挑容易的事情做越做不成，难的事情是容易做成，这个哲理非常重要。像好的企业，我去看，就是这个态度。这在我看来是突围的一个信心，是代表了一个突围方向，更多的企业这么做。需要面对问题，研究经验，你问我的突围，就是没什么很大的学问。
没有什么现成存在的事情，都是困难，发现不行，然后创造条件，改革就这么来的。 如果现实就存在，就不需要，这些问题都没了。有足够的压力是必要条件，但是要有充分条件，要有主体，要对这些压力做人工的反应。
这里头成败没有先定之说，一定成，一定不成。硅谷的厉害，就我所知，它就像美国的半导体，其实它也是在国际竞争当中形成。你看苏联当年对美国科技的压力，它是举国体制，人造卫星是苏联先上去的，对美国是很大的压力，所以美国对这个东西做了反应以后，美国的科学技术普遍提高。
第二个创新是日本。日本在精密制造和半导体应用上一度走到美国前头去，美国后来对这个做反应，有一个反应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制度性的反应。他就是立法很有名，我们去考察也是一个重点，他叫拜杜法案，两个参议员提出了一个法案。这个法案其实后来中国很多机构都去学，我们也政策上法律上试图学，现在还在过程之中。
拜杜法案什么意思呢？就是美国它过去如果用联邦的钱，或者用州的财政的钱资助的基础研究，那么他过去是这个是来自于全民的，必须对社会公开谁都能用，这个它过去已经做到了，但是在日本的竞争压力下发现不够，因为你基础研究做出来以后要转成产业，中间还有好多关卡，如果这中间没有进一步的激励机制，它不会自动转成技术，转成专利，转成产品，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差距。
而日本当年领先是在这个领域，因为技术原理全球的科学家发表论文你都可以看到，但是论文怎么变成真正技术的专利，中间有好多复杂的卡。然后参议院就在日本的压力下提出了一个建议，什么建议呢？
所有联邦和州用公共财政形成的这个基础研究的成果，因为这个成果具体承担单位都是大学、研究所或者国家实验室，第一步承认他们是这些大学和研究所的所有权，虽然我申请了联邦的钱，但是我用我的科学家产生出来的基础知识是大学所有权，所有权从联邦直接划到大学，这是第一步。划到以后你就可以转让，是你的东西你就可以转让，你不能去转让联邦的知识产权。所以后来各个大学就成立了叫研究转化办公室，帮助大学教授从基础研究当中变成市场和应用的东西。
因为你这么一转化，资本就会进来，进来以后，大学的转让办公室，就跟科学家、研究生，就等于分成，一部分归大学的科研经费，一部分就归了团队。这个做法就让美国后来技术进步，特别是基础科学，它本来这个就比较强，从基础科学转化成产业运用也变得特别强，非常重要的，就是联邦所有权的东西，全民所有的东西，先承认是他各个大学的。
第一个是重视基础研究，第二非常重视转化。在基础研究上中国一直是重视的，虽然国力有限，但是你看从一代代领导人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是一以贯之的。虽然我们本钱不够大，还可以加大本钱，但是更大的问题是怎么转化， 3000个大学、科学院、科研系统，每天产生的基础研究，怎么把它转化为产业和应用，这个做了很多推动。
我们也通过中国式的所谓拜杜法案，现在据我所知有很大的往前推进，就是在创造这个条件。试验做的最好的就是西南交通大学，在成都的。这个大学最早在唐山成立，唐山是中国第一条铁路的所在地，中国的所有轨道交通的知识学科最早在那里。后来由于打仗迁到内地去，所以就把唐山学院迁到成都，变成成都的中国的西南交通大学。你想中国现在高铁、铁路、地铁，其实里头需要大量的知识，还有好多大量的基础研究就是可以转化为生产力的。
举个例子，上海地铁每天刹多少次，这刹车都可以发电的，刹车的能量都可以用来发电的，这个事情如果你没有进一步推动，大学教授发了论文他就不管了，他们国家的研究基金我交了论文，评了奖我就不管了。
我的理解，根据科斯的理论，国家第一个任务就是好好的划权利。划清楚就保护权利，保护权利之间的制约的契约，这是国家首要的职责。这个事情无政府是干不成的。尤其到高端领域。你到了中国这个问题就更大了，说北大清华都是国有的，科学院是国家的，你在科学院产生的结果是谁的？理论上都是国有资产。所以后来在我们的发明专利法里头就定了一个叫职务发明和非职务发明，职务发明就是说你用了公家的资源在大学的实验室里产生的结果，但是你也可能回家有个想法，所以区分了叫职务发明和非职务发明。
科斯我读过他讲思想市场，最早问的问题就是说，因为美国的主流意见认为，商品市场因为有造假，有垄断，有市场失灵，所以首先应该进行法律的、行政的、道德的和政治的干预。但是一到了言论这个领域，它应该服从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科斯最早实际上是问这个问题，他认为没什么不同，和普通商品市场一样的，那里头一样有摩擦系数，一样会形成各种各样的结果，一样会有不同的制度安排，没有完全脱离约束的所谓的自由，这是我原来理解的看法，但是思想市场到了中国就变成了是要思想解放。应该用相同的思想方法去研究这两个看起来不同的市场。
到现在来看，因为现在经济增长是有知识推动的，所以物质的东西越来越不太重要，其实很多物质都是想法创造出来的，所以研究思想市场的秩序、权力、游戏规则和他怎么能够演化就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你看经验上也是，我看实践当中还是找到了一些挺好的办法，去华为、去小米、去美的，去所有头部公司有一个现象，他都告诉你他的研发中心全球布局。华为当时在深圳有个非常漂亮的科学院，小火车连起来的，仿欧的，建得很漂亮，是他研发的大本营。但是它研发绝不是光靠在深圳在国内。全球布局，你看他当年这个算法是把5G、4G、3G在欧洲很多地方同时被用，成熟市场的空间是很有限的，你不能说在人家城市里头给我挂5G基站，挂4G基站不可能的，你把它浓缩成一个，这时候就有很大的挑战。解决这个问题是莫斯科的一个数学家，这个人他就不可能被你招到深圳来，最后就把研发中心设到莫斯科去。最后是像挖矿一样，哪一个领域有最厉害的头脑，就把研发中心设到那去，现在是产业界的一些优秀公司都这么做，不完全在一个地方。
李书福现在是跟瑞典和哥德堡的很多投资基金联合在这里搞了个创新基地，超出汽车范围，将来汽车也不完全是靠汽车科技推动，它有很多跨界的技术。这个现象是好现象，然后你去看就很有意思，我观察就很有意思，这样就把很多我们很多讨论的问题，他怎么解决，他就这么解决的。
但这个问题这么解决了，这么解决的办法。一个是把一个地方改造的成为最理想的研发中心，或者最理想的思想市场，还有地方就是地球非常大，其实中国的进步，很多人说是地方政府竞争，这个不准确，地方政府为什么要竞争？因为企业会跑，企业不跑竞争什么呀，对不对？关门收拾就行了。他会跑，你就要改善，你改善了，企业就挑最好的地方去。为什么跑？因为在这个地方解决问题的代价太高了，我不得不走。
所以我跟企业家交流一些，经常讲，这是中国的古代文化，孟母三迁，孩子的朋友不好就搬家。因为他一定要在当地找个好朋友，难度太大了，我换个地方，换了他再不满意再换一个地方。这个实际上对于大国，对于全球化时代，这是优化，包括环境优化，体制优化，非常好的一个办法。这是我看到的思想市场的发展。
各个地方是不同的，哥德堡他这两所大学，这些年我以为所有好的都在美国，其实特朗普这么一折腾，也让中国人也忘了其实全世界还有很多好地方，都是可以去好好结合起来。当然到底是这样把本地改造好，还是挪动，还是挪动当中改造本地，这都是可选项，都可能在经验上创造改善环境，包括思想市场，都会产生这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