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莒县文史资料》第三辑(1986年12月)，作者邵立均，原标题《韩复榘主鲁见闻》
正文
韩复榘是我由教育界转业行政界后，最初作我的顶头上级时近两年的一个人。他从一九三〇年九月到一九三八年一月掌握山东军政大权近八年，始则声势显赫，最后沦为汉奸，戮身国刑军法之下，身败名裂。现就本身对韩氏的所见所闻追述如下。
我是一九三一年秋，因参加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第一届高等文官考试被录取后，分发山东省政府以荐任官学习的职级，初被任用在李树椿为厅长的民政厅，三个月后又转入省政府秘书处工作。那时韩氏主鲁刚刚一年，地位则非常显赫。他是一个倍有权势的封疆大史，也是山东省的土皇帝。即在此时，我与韩复榘相识并以共事的同僚中知道了韩复榘的身世。
韩复榘系河北霸县人，其父任本村私塾教师，他在二十岁以前，曾跟着自己的父亲念过若干年的私塾.从二十岁起开始从军，在冯玉祥将军的部队当“司书生”，后来经过队官等一系列官阶直至军职的高层。在一九二八年蒋、冯、阎、李四个集团军共同完成北伐大业的战役中，他奉命率部沿京汉线北上，首先进抵南苑。河北省政府成立，他被任命为河北省政府委员。后来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进行缩编，冯便推荐他出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并号称豫鲁督办：一九三〇年中原大战爆发后，他向蒋要求把所部调往山东抵挡晋军，被蒋任命为第一军团总指挥。冯阎垮台后，被蒋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一九三一年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一九三二年一月被任命为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委，八月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这一连串的职务，在当时国家中是只有少数几个人才会有的。就他的才具论，他在文武两个方面都有他自己的特色和作法。他自二十岁辍学投军后，随冯参加滦洲起义。后曾略有离合。他勇敢善战，被誉为冯玉祥的十三太保之一。
传说他曾一次由于接受的作战任务极为艰巨，估计没有完成的把握，就躺倒在他的士兵面前打滚，哭喊着说：“这次要打败仗了，总司令要枪毙我了，我没命了！”激起一些将士拉他起来，发誓帮他争取胜利，因此完成了作战任务。冯玉祥的治兵天才半出其刚直本性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忠贞，半出其苦心钻研，在中华民国军人中是必须承认其为佼佼者的。韩氏在冯玉祥的影响下，在军队训练方面很认真，其纪律也较好。他严禁部下穿丝绸衣服，不准士兵上街游荡。可以称作并不扰民的军队。一九三二年下半年，他曾让我到博兴县去做了半年县长，那时县里住了一营军队，这种训练工作和纪律情况是我自己体验出来的。
他在政治方面的措施，似乎是受到《施公案》、《彭公案》这类故事的启发而创造出来的。他自称“韩青天”，更喜别人叫他“韩青天”。他好到街上走走，模仿古人进行私访。他出门还喜欢骑自行车，并只带极少的几个卫士。由于人们都知道他喜欢过问民刑事故，一出省府大门，极多的时候都会遇上一路人围拢上来喊冤告状。他还喜欢亲自下车去接诉状，有时一次能接到十几张。我在省府秘书处学习的固定岗位是第二科，科长刘昭纲，河南沁阳县人。韩氏亲自接来的这些诉状，有使用正规诉状纸的，有使用一般信纸的，还夹杂着使用各种粗纸的，有时由秘书长一次全分到我们科里来。科内共分民事、司法、外事三股，我一个人三股的事务都可分到，内容无奇不有。
为了制造“韩青天”的这种地位，他的行动是每逢星期二、五两次开庭亲自审理案件，一般准期无误。开庭必升大堂，即过去巡抚衙门的正堂。更喜站在公案前面立审，两厢站有卫士，堂下置行刑武士，以打棍为常刑。经他亲讯的案件共有四个来源：一是由各县提审来的，都归主管科负责，二科特多。二是第三路总指挥部受理的各类案件及军法案件。三是省会公安局管辖及受理的案件。四是历城县送来的案件。省府和总部的案件属于他自己的主管范围，省会公安局和历城县，则是由于热心干涉这类罪案，招引一些在这两个单位的诉讼当事人处分略不满意，以致仅是出于狡猾侥幸思想为了取巧，也到他这里来上诉。他的脾气也很喜欢翻人的旧案，以显示自己的才能，这就会使这两个单位为了少惹麻烦，把一些本来自己不难审结的案件也为脱卸避开自己的麻烦，循例依靠他来代审。每值星期二、五开庭，这四个单位照例依时准备，先把经过予审的案由备好，案犯传齐，由各自单位的司法科长带上法警，押赴省府堂前分立两旁，等四个机关的罪案都到齐后，报他知道，立即出庭站于堂前立审。临到某个单位的案件，照例由各分工单位的司法科长按名依案情叫到堂前站齐，然后报告案由，有时复讯几句，有时不需要复讯即可作出决定。判决只出于一两句话。
他审理案件，丝毫不需要法律作依据，他胸中自有法律。他对于吸毒贩毒和抢劫盗匪案件最为痛恨。试以省会公安局案件为例，那时的公安局长叫王程如，省会案件贩毒吸毒案最多，也都是先问。在他出立当庭时，公安局的司法科长，即展开案情簿，把所有抓获毒品分量相同的叫到一起，不论几名，只报告说，这几个都是一毛钱的老海的，意思是说，每人身上搜出一角钱的白面，即海洛因的，自然都是些吸毒犯，即使代替别人买的也是一样。他只一句话：打十棍。掌刑的武士即遵令依次打毕，即行释放。第二批受点名的就是搜出两角钱的一部分人，叫齐，也是报告说这是两毛钱老海的，他也是一句话：打二十棍。打完释放，成规不变，但增加到一元的，量刑的标准就变了。他要说“毙了他”，这就是死刑，也不用多说，执行的武士立刻上绑，拉上行刑车。影壁墙外的八号行刑汽车，他每次开庭都是停在那里候着。毒品犯和盗劫犯两种罪犯，使行刑汽车空着的次数没有确实记录，很多人都相信是十不得一的。他对强盗案件杀戮同样坚决。只要被指控为强盗而被抓获来的，逃得性命的很少。他有时听到强盗犯的案由，就枪毙，当事人大声喊冤，他会说，看你的样子也象个土匪，又会说，我“韩青天”冤枉不了你。这都是庭上实有的情况。宣判死刑只是“毙了他”三个字就够了。
但也有时由于当事人说话好听，奉承他，他也可以说：“这不象个土匪，放了他。”这种死里逃生的幸运，很多人说有，我则并没见到过。
更由于他的刚愎自用，他也最容易受人欺骗。在他的亲审案件中，由于受人欺骗，把人冤枉的，人们常会一连举出几件来，当然人们没发觉的必然还会更多的。
杀害进步人士的罪恶，那就更是他的重大罪恶。他有一个顽固本性：基本反共。我在省政府工作的半年中间，那时的民众教育馆就被搜查数次。在我的印象中搜捕共产党的行动似乎是频繁的。在他的除暴安良的口号之下，实行的是一种最大的暴政。
他是一个最大的杀人魔王，中国历史上虽有坑人降卒几十万的纪录，但除了在杀的情况下，似乎从来没有不停地陆续杀人比他再多的了，而且真多到惊人的数目。他要求各县县长都照他的法则办事。全省大小不一，一百多个县加到一起，连续这样长的时间，究竟是杀了多少？无法得知。当时潍县一个县长叫作厉文礼。据说他在截击在沂蒙山区到处窜扰的巨匪刘桂堂时，曾经拦尾截获了刘部的二三百人，只呈报省府截获匪部多少人，韩氏并不分情节轻重，竟当即复电枪决，就这样把这二、三百人不分青红皂白的都枪决了。
他还一度推行过所谓“廉洁的政治，开明的政治，有为的政治”。他任用县长先要求一不怕死，二不爱钱，这是我自己亲身体验到的。当他要我到博兴县去当县长的这一天，他的办公室里除了几个侍候人员外，秘书长张绍堂，财政厅长王向荣都在座，他一同一共叫了四个人去，我自己以外另一个是博山县的石毓嵩，我们两个都是由南京国民政府第一届高等文官考试及格一同分发来山东的。见习时间只在七八个月上，另外两个是他自己的山东县长训练班里刚毕业不久的学生，名字忘记了，都是北京大学毕业后考入他的训练班的。他先叫到我的名字问我：“你怕死吧？”因事先都知道他的脾气，这种问法就意味着他将要你去当县长或担任什么重要职务了。回答当然是不怕死。第二句问的是：“你爱钱吧？”回答当然也不爱钱。下边再一句就是你到博兴县去当县长，接着就是拿起笔来写任用条子，委任某某人为某某县县长，交给秘书长收起来。其次叫的是石毓嵩，委他到邹县去。另外两个也分别写了委任条子。他写字很慢，一笔一画写得很工整。这也代表他的文化程度。他要求人作清官，要求人直起腰板来作事情，他还另有一种表示，就是他还喜欢拿于谦那两句《咏石灰诗》“焚身碎骨全不怕，只留青白在人间”写成对联，赠送给很多出去作县长的人们，以表示省主席对于个人工作的关心和勉励，如果自己请求就必然写给你。
他对作错了事情受到人民控告的县长追查也很认真。撤职县长经过他的审讯，有挨过打的，也有罚劳役的。就在我在省府秘书处学习行政业务的半年之中，就曾看见过一个罚充修城工的撤职县长。按理来讲，这一省的政治就应该是一种廉洁的政治，有为的政治，开明的政治的。但实际却并不如此。这是由于他所倡导的这种爱民的政治，开明的政治，因为他的诚意不足，没能自己率先实行，破坏了这一谋略，以致成就很少，最终归于失败。
人人都知道今天珍珠泉墙外东南那片地上当年曾有一座不太高的楼房叫作东大楼，那就是韩氏的姨太太纪甘青的住处。这里同省府总部以内的任何地方的空气都不一样。在其余大多数的房间里的工作人员，大致都能兢兢业业，争取把自己工作做得挡得过大面去：免得惹恼了这位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招致灾难。但一到这里事情就会有所不同了。在别的地方不讲廉洁不行，怕负责任也会通不过去。但一到这里就似乎廉洁可以不讲，责任的重量也轻了许多。另外则还有一个人和一个处所，那就是他的秘书长及其办公场所.这个场所就在我们几个科办公室的后面不远。他这个秘书长就是破坏这座省府的清廉正直的经理人。东大楼那位女主人则是这种交易的受方，这位经理的所得则是这一交易的回扣，成数多赛，则非当事人无由得知。
韩氏倡导乡村建设是从他接掌河南省政一开始就着手了的。当冯玉祥五原誓师直趋陕甘进据河南全省后，曾为了扩充军队，在河南辉县百泉建造了一片营房，到冯玉祥中原大战垮台后，这片营房经韩氏接管过来，利用起来创办了河南村治学院。到他继续接掌山东后，很快就在山东邹平没立了乡村建设研究院，并设置了邹平实验区，继续几年，其影响直到抗战胜利之后。在韩氏治鲁的三桩措施中，这是一项对抗日能收大效，也能同革命事业达成合作的力量，三者中间，这是一个大工程，但这里都各有一个基本矛盾，使这一全面合作无法实现。
主持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梁漱溟先生，广西桂林人，在国民革命军完成北伐之后，曾由当时的山东教育会长王鸿先生邀来济南主讲了一次夏令教育讲习会，讲题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其发展中国固有文化救中国的论点颇为山东人士所欣赏。会后回到北京曾主编当时留居北京的乡村建设派人士由《村治月刊》改组的《村治半月刊》。这时我在北平民国大学读书，和留北平的乡村建设派人士有些来往，我自己的信仰是欧文·傅立叶，圣西门那一套空想的社会主义，特别热心合作运动这种组织人民的作法，也算乡村建设派的一个追随者。这个新改组的《村治半月刊》，从第二期起，隔不久就曾发表了我的一篇叫作《合作运动的先决问题》的论文，一篇《解决平民金融问题商榷》的论文，一篇我的故乡三个泉头村的《三泉乡社会调查》。因此同梁先生成了朋友。当我一九三一年秋初来山东工作时，首先就到邹平看了梁先生。这次走访是从青岛到济南，中经长山、邹平两个县城，在那里参观到打井、上课、办合作社等各项设施的部分事业。
说到韩复榘主鲁见闻，还有必要述说一下我离开博兴县长职务时的经过。
我从博兴调回山东省秘书处另候任用的过程是经过这样一些程序的。这年八月博兴县的地方税经过编审（编审是地方税收另行定额的按期进行的固定程序，新定额的审定方法也不各县相同。有的不须重定，有的增加若干，有的采取投标方式，由于竞争税额长得很高，这一关节大抵是逐层经办人员找些额外收入的机会，大致弊端所在无不有之），新税额是不增不减，由原承包人自愿加额或自由加额承包。在这种情况下，按省府秘书长张绍堂及其东大楼的女主人的一惯作风，一向是不会放过的。果然张绍堂曾在期前给我来了一封便函，用似乎关照的口气说：“你到博兴业已数月，应该抽暇到济南来一次用示述职，略邀主席赏识。”我虽看了臆知其中文章，但以出身正途，不同捐贿，竟未予顾及，只以普通函件作答，声明因初学从政，所事生疏，未便轻离职守，拟俟任职较久，略多成就时，再谋机缘前来，这样搪塞过去了。事实是回信发出仅经十数日调令即到，只说遵令交代，先回秘书处另候任用。我就候到继任来到，交任回济报到，结束了这任初试县长。
对于韩氏主鲁见闻，由于我经历时间较短，未能再作详论。
资料来源：
《莒县文史资料》第三辑(198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