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莒县文史资料》第一辑(1983年10月)，作者郭友邻，原标题《我在莒县抗日斗争的回忆》
正文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正当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党领导的莒县人民在珍珠山点燃了武装抗日的火炬，建立了中共山东省委直接领导的鲁东南地区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莒县民众抗敌自卫团。这支武装根据省委的决定，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与沂水县党组织所发动的武装汇合组成了八路军山东游击第四支队第六大队，不久，整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支队。这支武装在党的领导下，在抗战初期成了鲁东南地区一支宣传、组织抗日救国的工作队、战斗队。这个部队的指战员中有不少人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抗美援朝的战场上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有的四十年如一日的为党工作积劳病逝，有的至今还继续为四化建设而努力工作。
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在“文化大革命”中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采取歪曲捏造的卑劣手段，把这支党领导的人民武装诬为地主武装、国民党武装，把自卫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已牺牲三十多年的中共党员刘炎光同志，诬为地主武装的头子，甚至惨无人道地掘坟鞭尸，借以否定历史、镇压群众。曾在这个部队工作过的许多同志惨遭迫害，许多烈士遗属也受到株连，造成一起令人发指的冤案。“四人帮”覆灭以后，党中央拨乱反正平雪冤案，解放军总政有关部门了解上述情况后，直接与地方有关单位联系，认真地处理了这一问题。这对烈士是个亲切的追念，对遗属是个莫大的安慰，对幸存者是个极大的鼓舞。
我在这支部队里生活过较长的时间，和同志们一起在党的领导下为这支部队的建立发展做过一点工作。为了真实地记录革命斗争的历史，让后代人了解当时的情况，为了告慰已牺牲的烈士及其遗属，鼓励幸存者进行新的长征，我觉得有责任根据党的指示精神，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我所了解的有关这支人民军队的建立经过，如实地记录下来，作为党在该地区的一部分史料。它也告诉人们：只要你是大公无私，忠于革命，坚持原则，正直不阿的革命者，历史终会作出正确评价的。
一、接受党的任务
“七·七”事变后，平津沦陷，日寇侵入华北。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抗战的情绪空前高涨，抗战的行动遍及城乡。当时我正在济南师范（原第一师范)读书，校方为了阻止学生的抗日活动，放了假并不准学生留校住宿。
但我们长期在党领导下做救亡工作的同学，争取团结一部分同情赞成抗战的教工和学生。力争留校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并要求校方对平津流亡同学行将来校表示欢迎。我们曾去黄河北慰间正在对日寇作战的东北军（记得是刘多荃部）。当看到大量的食品（主要是大饼）堆积在车站上潮湿生毛也不积极向前方运送，而前方战士又吃不上饭的现象，大家是十分痛心的。国民党韩复渠政府为了对日妥协，排斥东北军的抗战行动，有意造成战场上的种种困
难，如伤员长时间泡在雨水里不帮助向济南运送。这种情况更加深了我们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对抗日战士的崇敬。我们还下乡进行过宣传，到车站迎送过南下的平津战友。总之，全国抗战的形势和广大群众的要求，冲破了国民党山东政府、学校当局的百般阻挠，逐渐在市民中展开了深入的救亡运动。正在这时，我们听到了将有一批政治犯出狱的消息，大家高兴极了。不久证实了这一消息。记得是在三七年九月初的一天。赵健民同志到济南师范来了。以后又见到姚仲明同志。照一般人说当他们的身心长期受到敌人的摧残后，精神上会是疲倦的。但他们却完全不是这样。他们所流露出来的那种高尚的表情，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和他们接近的人。健民同志在向我转达党的指示、号召时，就是在他刚出狱的不几天。当时我们是在济南师范东北楼下学生宿合里长谈的，这里是学生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的场所之一，在楼里住的还有王志鼎、郭××同学和爱唱抗战歌曲的小顾同学等。
当我在院子里看到他从远处来的时候，在激动兴奋的心情里，一时涌现出一句没有说出来的话：“啊，他们现在可得到自由了！”的确，谁只要到监狱去看过一次，此刻就会更感到自由的可贵。
健民同志是冠县人，家中只有老母，他为寻求革命道路考到第一乡村师范。我是从小就随父亲在济南上学的，曾在进步老师的率领下集体参加过追悼孙中山先生逝世大会，受过介绍孙中山革命事迹的教育，参加过抗议上海“五卅”惨案的示威游行宣传活动，又亲身经受过济南“五·三”惨案的迫害。日寇占据济南发电厂后，一部分不上班的职工被开除，我随父亲的失业而失学。在回到农村的三年多时间里，正是军阀混战、土匪横行、灾荒连年、刀会齐起、民不聊生的年代。这样的环境遭遇，培养了我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和对旧社会的不满。为了找出路，也在一九三二年考入了在济南的山东省立第一一乡村师范，正好和健民同志是四级的同班同学。几年中我们同桌读书，同室就寝，彼此十分亲密。他既是我的同学益友，也是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从考入这个有着地下党工作基础的学校里，在党的教育、影响下，我当年寒假参加了党领导的读书会，开学后又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瓦砾社”。通过学习进步书刊，我逐渐懂得了私有制是旧社会的一切黑暗之源，只有共产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从此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以后参加“学联”、“民先”，直至入党，主要都是在上述基础上受健民、仲明及其他同志具体帮助的结果。一九三六年秋得悉被捕的健民、仲明等同志转押到普利门外地方法院看守所后，我又和一师同学李荫隆轮流去探望过他们。有位好心的同学曾劝我们说：去看政治犯让训育处知道了会很注意的。我们说，不能不去，那位同学说：“好，带着省立医院的挂号证请假,迟到了我再给你续假。”
那时候连去探望他们的人也象犯了法一样，每次都在遭受无理的盘问威胁之后，才被限制在里外都设有木栏杆、铁柱并有狱卒在中间监视的大木栏杆之外等候你要会见的人，每次一排五、六个人同时会见，窗里窗外相隔又远，在短短的几分钟时间里，要想说完想说的几句话是何等困难！尤其当你亲眼看到你要会见的人，被当做罪犯走向你的时候，一种难以言喻的心酸和愤恨立刻在心灵深处交织起来，它教育了人们，使人们懂得了爱和憎！
这天晚上，他就住在我的宿舍里，我们同床而眠，儿乎畅谈了一个通宵。他向我讲了如何在西门外东流水街被叛徒刘北阁出卖的经过。这个罪恶的叛徒在上去抱住他的时候，手三拿着假票子向周围的人喊：“这是使假票子的！”……还谈了在狱中的斗争和出狱的经过；还谈了当时的形势和党的任务，最后又详细地向我转达了党的指示。他说：“新形势给我们提出了新任务，党要求我们脱下长衫到农村去发动组织游击队，建立抗日武装。过几天我准备到童西聊城范筑先部去帮助组织抗日武装，你和我一块去怎么样？”我十分高兴地表示同意。过了两天我正在准备行装的时候，健民和另一同志（后知是王永福同志）来了，他说：“情况有些变化，我明天就走，要你改到莒县去，因为那里没人去，你又是芭县人，要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去开辟工作。我走后你要和姚仲明同志联系，他现住在甘石桥外第十七小学里。”临走时他又给我留下了一部分《解放》杂志、《救国时报》和其他材料。
姚仲明同志也是我在乡师的同学，他是二级我是四级。由于乡村师范的校风好，同学关系无论在政治上、学习上、生活上和其它学校有明显不同。不是那种常见的高华级卑视、欺侮低年级的现象，而是一入学就使你感到有人在帮助你教育你，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在影响你。我是从小在济南上学的，但这样的环境气氛还是第一次看到。后来才听说乡师党支部是个模范支部，它创造了这种新的校风和关系。因此仲明同志虽是高年级学生，但在共同的活动中使我们彼此接近了。在我们去监狱时也曾约其他同学一块去分别看过他们。这次相见是他出狱后的第一次。他向我交待了回莒县的具体任务：一是发动进步的知识分子、小学教师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二是选择对党有些认识的对象准备建立党的组织；三是发动组织抗日武装。最后他说：“我很快就要到长山县去，以后的联系地点是长山县中学。”我和仲明同志分手后取了已准备好的行李赶到火车站，由胶济铁路到潍县顺台潍公路返回了莒县。
二、莒县的形势
莒县，是我的故乡。这里的人民有着光荣的斗争传统。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反抗封建、军阀统治的动人事迹。一九二八年北伐军到莒县的时候，全县各地迅速建立了农民协会，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取消苛捐杂税和抵制日货等群众性的斗争，曾经搞得轰轰烈烈，这些行动曾使各地的封建统治者一时吓下的亡魂丧胆，使军阀政府设在各地集镇的税卡几乎一扫而光。后来在军阀韩复榘统治时期，这里的群众也曾以金钟罩、红旗会等组织、拿起武器和韩部展书堂师运其昌旅进行过斗争，这次斗争最后发展成为莒县、沂水一带人民的联合行动。
这次规模相当大的斗争虽然也失败了，但人民群众坚定顽强的斗争精神，是永远压不下去的。
这个地区的群众对日寇同样有很深的仇恨。朝鲜亡国后所遭遇的残酷统治的情况城乡皆知。特别对日寇侵占我东北三省后的罪行，人们就更加恨之入骨了。一切历史事实都说明了这个地区的广大群众是有着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要求的。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抗日救亡活动是犯法的。因此，在大敌当前的时候，在这个地区的人民群众中既没有抗战的思想准备，更没有抗战的组织准备。“鬼子来了待怎么办？”“谁是我们的依靠？”这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焦急心情，也是群众强烈要求抗战的心音。
我回到莒县的第二天，就到五花营村去找过去早就与抗日救亡组织有联系并对共产党主张表示很拥护的王禹民同志，当时他在九里坡任小学教员，他与地方上中下层群众和小学教师有着广泛的联系。经过和他交谈分析，知道当地的形势是相当混乱的，敌人向我们的疯狂进攻，早已震动了这个地区。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防止人民自己武装起来抗日保家，已凭借其军事、政治、经济等有利条件到处下委封官了。结果在各地就出现了数不清的各种名义的有官无兵的司令、“抗日军”，当时有直属国民党军委会系统的光复军，有所谓国民党嫡系的别动队，有第五战区的，有沈鸿烈系统的，还有张里元系统的等等。其中有的人确希望在国民党政府领导下组织武装抗日，但也有不少人却是为了借机招兵买马升官发财。因此，他们自领委之日起便向老百姓动手了，有的要枪，有的要钱，有的要捐，就象土匪一样对老百姓绑、吊、拷、砸，在敌人未侵入这个地区之前，这里的群众已经是人心惶惶、日夜不安了。人们都希望能有真正抗日的力量领导他们共同抗日，维护地方秩序。
地方上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抗战的情绪都是很高的，但有的认识模糊，对国民党抱有幻想，因此有不少人被国民党政府和它的其他反动组织所欺骗进入了他们的政训处，训练班和抗敌后援会等。这些组织中，有的一开始就反对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抗日活动。在他们的报纸上什么东西都可以登，但对我们送去的我党中央所发表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这样有重大意义的文告，他们就坚决不登。这些有权有势的“救国”官员和少数亲国民党的知识分子，在敌人开始向莒县进攻以前就跑光了。身兼政训处主任的段某首先不辞而别。其他有的借口到大后方去抗战，有的就妥协回家了，个别的当了投降派。
另一部分进步的知识分子和小学教师，地方上的开明人士，面对日寇长驱直入，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的严酷现实，眼看国亡无日，个个忧心如焚。其中有的是不相信或是反对国民党的，有的是被国民党认为无用的。这些人在全国抗战高潮的推动影响下，正在苦闷，正在到处寻求抗日救国的道路。就在这时候，有些人一听说郭有邻和共产党八路军有联系，高兴极了，他们立刻觉得有了希望。有的就马上表示要在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下干！这种情况说明了党派人到莒县去的决定是多么正确和必要。这里的人民需要党！
当时，党在这里的力量还是很小的，开始只有我一个人带着党的任务，和一部分有关动员、组织抗战的书刊文件，从济南回来的。此外，地方上还有在救亡活动中所团结和影响的一部分小学教师王禹民、来润农、曹明楼、李泽普等。从表面上看党的力量是很小的，但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却是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和愿望。这就是党的伟大力量产生和发展的基础，这就是党的武装——莒县民众抗敌自卫团能迅速诞生和发展的基础。
针对上述情况，我和王禹民同志谈了这次回来的任务，他要求参加党，在党的领导下一起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我们又逐一分析了他所联系的每一个人的思想状况，决定由他负责在莒县东乡、南乡进行工作。之后，他立即行动起来，找到了聚将台的教师曹明楼，在坡子曾上过小学的青年农民曹吉亭，山头渊村的教师王济堂、尹茨芬，农村工商业者王玉璞、赵子俊、董绍云，雇工孙发启等同志，还有本村的张学明、刘登五、杜信、杨树森等同志。接着我和王禹民又去吕家崮西找到马凤祥（马华）、马星五等同志进行了工作。（马凤祥是我在第一师范的同学）以后由山头渊村又开展到辛庄、车网沟等村。进而到唐家湖、汀河一带。这样整个东、南乡的工作就开展起来了。王禹民同志对开辟莒县的工作起了很大作用，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为党工作的好同志，没有牺牲在战场上，却死在“四人帮”的屠刀下，同志们极为痛心。王的堂权王挹青，在旧社会曾在济南、青岛当过小职员，后来失业在五花营村任小学教员，他在当地中上层人士间有比较广泛的联系，又有一定的活动能力，通过他的介绍，我认识了当时任高房乡乡长、年仅二十五、六岁的刘克诚（入党时改名刘炎光）同志。
炎光同志是莒县兰家官庄人，家庭是地主，他本家过去出过几个有名望的教书人，他本人是在北京上过大学的，在学生救亡运动中受到较深的、进步的影响和教育，他对国民党丧权辱国的反动政策极为不满。他是一个政治上进步的青年，做事有魄力有胆量，生活朴素，能接近群众，有意见直言不讳。我和他谈了党的主张和组织抗日武装的问题后，他很肯定地说：“国民党卖国求荣、打内战……他们不会真正地抗战。”还说：“北平的学生救亡运动肯定是共产党领导的，可咱们找不上，你这来太好了，咱们在一起千再好没有了。别看国民党呼呼隆隆，到时候跑的比谁都快。”他表示完企拥护在党领导下组织抗日武装。他还问了全国和济南的形势。我们又谈了如何组织抗日武装的问题，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党刊党报和宣传抗日的小册子。我在他那里住了几天。后来我和他还有王担青、杜鸿喜等人又谈了绷织武装的具体打算，他愿意把自己家里的几枝枪拿出来，把乡公所存的尾欠粮都拿出来用作队伍的给养：还同意以乡公所的名义动员各村愿出来抗日的青年到乡公所来打个底子。同时他提出了希望能参加党的要求。刘炎光同志在组织抗日武装队伍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复杂的斗争中他一直是坚定的。到现在有不少的同志仍说：对他的表现很难用几句话说出来，但有一点认识是共同的：即没有他的坚定努力，我们的抗日武装是不会那么快的建立起来的。这个同志不幸在一九四O年就牺牲了。这年二月二日在殡葬时日寇汉奸队还去包围过葬地白家湖东。更没有想到在烈士牺牲三十年后，竟被诬为“地主武装的头子”，受到了掘坟鞭尸的侮辱。从这件事上也可清楚地看到“四人帮”之流到底是在革谁的命。
对国民党和地方势力统治的莒县县立第一小学（城里小学）和第四小学（陈家屯小学）我们也积极地进行了工作。在去城里小学找张叔达等人进行工作时，很巧又一次遇到了曾在莒县西乡薄家店子小学和薄贯一共同谈过话的庞汇川同志。他是莒县辛家官庄人，农民子弟，为人耿直，富有正义感和爱国思想。他在学校时，优良的品德和学业在学生、教师中有一定的影响。这次我们进一步谈了当时的形势及任务之后，他立刻毫不犹豫地表示希望能参加共产党并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抗日救国工作。
他说：“国难当前，别没有出路……”最后他十分高兴地表示愿意去城西乡进行工作，不久那一带的工作就迅速开展起来了。以后我们在陈家屯小学同早有抗日救亡联系的来润农同志商量如何在该校教工中开展工作，又向我曾在济南就认识的毛星帆校长进行了工作，争取了他的同情，吸收了一部分教师参加了当地的工作。后来中共莒县特支秘密翻印宣传品的由郭荫南同志保管的一架油印机，就是这个小学捐助的。开始坚信国民党能领导抗战的张叔达,在看到国民党军队在日寇离莒县城还很远的时候就逃跑时，于是带着李锡科等人参加了我们的政治处，因为受不了艰苦生活，在形势缓和时又回到国民党县粮称去了。他们向我们这里跑，对外就有一定影响。
通过一个月的紧张工作，莒县的抗日活动蓬勃地开展起来了。我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和八路军坚持抗战的行动影响、鼓舞、吸引着这个地区的广大群众和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及其他方面的进步人士，甚至连一些不大开明的地主士绅也找我们询问怎样与八路军取得联系。已经组织起来的同志，更象获得了新的生命…样，信心十足地到处奔走活动。他们走到那里，工作就开展到那里，由于同志们的积极工作，莒县城南的五花营；东南的坡子、石井、吕家菌西；芭西的泥沟子、兰家官庄、辛家官庄、水牛庄等很快就成为党开展工作的基点。这时党员和广大群众迫切要求我们尽快地建立武装。根据党的指示，我们不失时机地在珍珠山组织了抗日武装队伍。
三、抗日武装的建立
挺拔峻秀的珍珠山，位于莒县西南约二十多华里一派连绵的山岭中部。登山东望一片平原，城镇公路历历在目；西部则丘岭起伏直到沂蒙山区；山之南有担山、土山；顺山北上有好婆岭、望夫山、浮来山，再北有高大的雪山，从北到南形成了莒国故城的一条天然屏障。
浮来山，在历史上是素有盛名的。山上有三千余年的银杏树，其身八围，叶茂参天。文化大革命前，这里庙宇齐整，碑碣林立。据历史传记，古文学家刘勰曾在此写过《文心雕龙》，这里又是战国时鲁候、莒子相会的地方。“大树龙盘会鲁候”因此得名。每逢初春佳节，有盛大的庙会，远近来赶会者人山人海，无论老幼都争相抱大树饮泉水，攀登高峰，树上可安桌凳供游人休息吃茶，坐观山景盛会。僧人说：这里安静的时候，修书不知昏晓，读经声扬山谷。解放后植树造林，风景更加优雅。现已成为重点文物保护区。
珍珠山不高于浮来山，但从抗战以来为人们所传说乐道，成为群山中的后起之秀。可用得着“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的比喻了。之所以有名，就是因为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献身于革命事业的共产党员及其率领下的抗日志士，在中共山东省委的直接领导下，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响应党的号召，揭杆而起，在这里组成了一支党的抗日武装——莒县民众抗敌自卫团，即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支队的主要组成部分，党所播下的革命种子，在新的历史时期举起了人民渴望的红旗，燃起了其势燎原的星火。
前在建立抗日武装的几天晚上，我和刘炎光、庞汇川等，带着执行瞭望警戒的几个人，从乡公所一块来到珍珠山上的三官庙里，反复研究了武装队伍的组成问题，决定利用公开合法的有利条件作掩护，用高房乡乡长的名义组织队伍，还决定召开村长会把各村愿意出来抗日的青年集合起来编成第一中队，请邢家庄的杜鸿喜担任中队长，请车网沟的王学敏当教练，同时决定把乡以下四个社的壮了组织起来编为不脱产的常备队，担负打更、放哨、查夜维护地方秩序的任务，组织常备队在当时受群众欢迎。有些人说：这样就有个耳目了。同时在各村成立夜学，作为学文化宣传抗日的场所。还有被争取过来的佛教会友们以史金印为首在陈家屯小学组成自卫团第二中队。这些行动在会后接着就分头进行了。在村长会上刘炎光同志宣布了我们组织队伍的意见，我在会上也进行了动员工作。从此抗日救国的活动全面开展起来了，乡公所的自卫团部成了对外活动的中心。不少村长和士绅都愿意将个人的枪和村里的公枪送到乡公所，要个收据，以免其他所谓的“抗日军”不管白天黑夜地去起枪要捐。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日，“高房乡民众抗敌自卫团”第一中队在珍珠山上正式成立，在党的领导下，莒县人民的第一支革命武装胜利诞生了。抗日的火炬开始在这个角落里燃烧起来。这正是日寇疯狂向大陆大举进攻的时候。
与这部分武装同时组织起来的还有四个社的常备队。常备队的成立，维护了地方秩序，安定了群众情绪，接着以史金印为首的第二中队也在陈家屯小学建立起来了。
武装建立之后，人员不断增加，装备、给养、部队的训练等一系列的问题随之而来。我们几个负责人都缺乏领导部队的经验，迫切需要上级派有经验的红军干部。正在这时候仲明同志的回信来了，说军政干部都有。大家一听高兴极了，决定由我立即到长山中学去。我即经潍县到了长山中学，找到了仲明同志。他和廖容标同志以教员的身份正在那里紧张地办“农民训练班”，训练基层党和军事骨干，工作十分紧张。我在这里住了一个星期，全面地汇报了莒县的工作情况。仲明间志除向我谈了工作方针政策及建党知识外，还告诉我，他今后专负责这个地区的工作，芭县的工作由省委直接领导，要我再去省委汇报并解决干部问题。他给我写了两封介绍信。我赶到济南后，向在十二军政治部的田培芝老师打听知道省委已移住泰安。当夜又乘津浦车转赴泰安。天亮时到泰安第三中学找到了省委办事机关（对外公开名义是平津流亡同学会），把两封信交给了孙有为同志，后来才知道陶林、孙有为就是孙陶林一个人。第二天孙陶林和刘居英同志听了我的汇报，又经过一两天对莒昙的工作提出了具体指示，同时省委决定成立中共莒县特别支部，由省委直接领导。由我任书记，刘炎光、庞汇川为特支委员；部队仍利用合法形式以原来的名义由刘炎光任团长继续发展扩大。最后说红军干部很少，暂派不了去，随后省委将派干部去巡视工作。谈完工作后我就带上发给的文件离开泰安回到济南，准备从原道回莒县。当时日寇已占领德州，济南形势吃紧，胶济铁路被飞机轰炸停运了，我又返回泰安，在三中住了一宿，第二天一早和刘居英、程鹏等同志作伴向菜芜、新太方向走了。我是打算徒步经新太、蒙阴、沂水回芭县的。第一天我们住到降沟一位姓秦的同志家里。第二天我走到羊流吃过早饭后，波国民党镇长朱少清的人扣住了，幸经谷里张安涛（我的同学）在电话中交涉（张之家长是区长），他们才派了两个人把我送到谷里，吃过晚饭后住下，第三天经新太县由王学荣、董玉举同志作伴到城东傲阳梁仔航先生家住一宿，以后没用两于就回到了营县。当把去省委的情况及省委指示向同志们谈了后，大家的热情就更高了。
四、困难中前进
十二月间省委派的李仲林同志来了，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月，他检查巡视了几个重点村的工作，向同志们传达了当时的形势、党的指示，并亲自和王禹民、刘炎光、庞汇川等几个同志谈了话，同意了他们建党的要求，并建立了几个村的党组织。春节后到庞汇川家住了些日子，经沂水回省委去了。他给我留下了以后去省委的地下交通线，沂水是邵德甫（马荒庄）、新太蒙阴交界处野店李××家，从那里再到莱芜西的柳行沟。
省委的指示，李仲林同忘的具体帮助指导，莒县特支的建立，给这个地区的工作，尤其是年轻的革命武装的发展以很大的推动，可以说这是这地区的抗日工作、革命武装迅速发展的新起点。
一九三八年二月，特支根据日寇开始侵入芭县、国民党军队撤退、许黑子“游击队”逃跑等新的形势，立即通知所有党员及秘密游击小组到珍珠山集合。芭县高房乡民众抗敌自卫团这支小小的人民武装，在党的领导下，在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下很快发展起来了。在珍珠山西的砚疃庄整编时已是由二个中队发展为三个大队、一个特务中队共六百多人的武装了。刘炎光任团长，我任政委，庞汇川任参谋长。团部下还成立了几个处：李锡印任军需处长，曹伯贤任修械处长，另有政治处、联络处、秘书处等。这时因活动范围的扩大、部队的名义也由最初的“高房乡民众抗敌自卫团”改为“莒县民众抗敌自卫团”。
这支战斗的部队，在敌人疯狂向莒县进攻的紧张情况下，在国民党军队全部南撤、许树声（许黑子）的游击队向东南逃跑以后，始终活动在莒县、莒南一带，从没有离开过那里的群众。在混乱的局势下，它坚持斗争，维护地方秩序。在斗争中它保护了群众，群众也支持了它，这时经过斗争锻炼，我们已有了些能领导队伍的骨干。除了上边提到的几个同志外，还有以下一些同志：
第一大队队长（原中队长）在东北义勇军干过多年的杜鸿喜同志，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被土匪打死了，同志们知道后，都很痛心。以后就由张百川同志任大队长、孔福亭同志任教导员（开始还叫过一段指导员），他俩都是莒县西辛庄人，在临沂乡师读书的时候受到党的教育，思想进步。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就在地方上进行抗日活动。由于没有党的领导，工作没有明确方向，不知怎么于，后经山头渊支部的介绍，在特支领导下，表现了很高的革命热情，积极参加了党的武装并很快成了部队的领导骨于。一大队基础较差，经过一段工作，部队面貌很快有了变化，这与他们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关于杜队长的情况，见最后附文《一次没有打枪的战争》。
第二大队队长是张石生（原名张渠，是庞汇川的同学），他家是莒县城根的大湖村，在敌人侵占该村时他想把家属子女转移到西乡，在他回去不久我们就听说他被敌人杀害的消息，以后再也没有下落。这个大队成份比较复杂，但在他和以后的代理队长刘付五领导下经过几次整顿在斗争中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第三大队队长孙发启，负责政治工作的是王禹民、曹明楼同志。孙队长是江苏邳县人，从小要饭，后给地主当雇工。抗战前全家逃荒到莒县，流落到莒县南乡石并村住下，正巧这个村有个比较进步的店员赵子俊对他很同情，看到他夫妻带着两个孩子住在场园屋子里要饭还是吃不饱，就给他在窑上找了个活，挑瓦盆、瓦罐等窑货去卖，这样生活就好点。抗战初赵子俊、董绍云同志就向他进行工作，他毫不犹豫的要求参加共产党和党领导的秘密游击小组。队伍建立后他开始任新中队长（该队多是地方党员组成），队伍整编后他任大队卡。这个同志阶级觉悟高，革命立场坚定，大公无私，艰苦朴素，对人诚恳，工农作风十分明显。担任队长后，得到了全队干部、战士等尊敬，他所带领的三大队成为自卫团的骨干大队。在他任大队长时期，他的妻子儿女仍以要饭为生，不向公家伸手要一点救济。他儿子年龄稍大后就送到部队当战士，在与日寇作战中不幸光荣牺牲。这时孙发启同志也负伤致残，复员后仍积极为党工作。他的复员费全部用来买了苹果树苗，在浮来山上大量栽培，以后全部交给了公家。他还经常被县社请去为青年作回忆对比、艰苦奋斗事迹的报告，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特务中队在贾长吉、王振山等同志领导下，日夜辛勤地担负着侦察情报、打击汉奸、通讯联络、催办给养等繁重任务。
在完全没有经验和经济基础的情况下，建立人民武装有着许多困难。尤其是当时政权还在国民党手里，国民党反动派时刻都在企图扼杀和吞并这支新生的革命幼苗。这就更增加了斗争的复杂性。但是只要有党的领导、群众的支持，只要坚决贯彻党的团结抗战的路线和政策，就一定能够克服各种困难，从胜利走向胜利，事实也是这样。
首先部队建立发展起来后，如何解决武器装备，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有一架油印机，第一中队建立起来的时候，有十几枝土造枪，第二中队则全是大刀长矛，新中队集合的时候，只有赵子俊、孙发启同志带的七颗手榴弹。这时有的同志主张采用国民党的办法派枪捐或在夜间去起枪，特支及其他同志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对个别这样做而造成不良影响的同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我们是采用动员教育的办法，向群众反复宣传拿出枪来建立抗日武装的重要意义，并由乡公所发给借枪收据，这可以对付其他游击队的起枪。这样就很顺利地解决了最初的装备问题，仅在东西营墩子一次就借到十几枝枪。
其次，部队的给养同样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既不能象国民党游击队那样向群众摊派勒索，可当时又没有自己的公开政权解决这问题，怎么办呢？最初我们用的是高房乡乡公所的尾欠粮（即未向国民党县政府交的粮），后来就靠刘炎光同志和各村的上层社会关系、开明人士捐助，这样还是经常出现吃饭紧张的情况。有一次我们采取大家习惯愿意回家过春节的办法，解决了节日不能丰富地改善生活的问题。后来经特支研究决定扩大活动范围和募捐范围，并按照党的政策，没收了汉奸地主张启的一宗粮食，除分给无粮渡春荒的群众外，部队也存用一部分。当时正值春荒严重，许多贫苦农民无法生活，听说抗敌自卫团要分张启的粮食，大家扶老携幼，赶来领粮。分粮的那几天，远近几十里内来了上千人，在军需处长李锡印和贾子清的具体组织下很快把粮食分了下去。人们挑的挑，背的背，高高兴兴地领了渡荒粮。群情振奋，对自卫团的作法极为赞成感激。我们这次行动，同国民党游击队横征暴敛、挥霍自肥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它不但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而且也获得了社会各阶层开明人士的支持赞扬。这一措施还打击了卖国投敌的行为，扩大了党的影响。后来二支队在地方上设立了半政权性质的公开的办事处。经过与国民党政府粮秣系统的反复斗争，给养问题就比较有保证了。如有一次二区粮秣主任九里坡的张×x拒不给粮食，经交涉他仍顽固地坚决不给，王汉臣中队的战士就是因为吃不上饭出现严重减员。这时，我们几个人——有赵子俊、张星三、马星五等商议后立即把张某抓来，押到部队不准他和家中的任何人见面，并扬言送司令部。这一来他慌了，赶快请了当地许多有名士绅如唐子荣等向我们求情说和，并提出无论什么条件都可商量，千万别送司令部。（主要怕枪毙），因为司令部刚处决了两个惯匪。这是对反动地主、地头蛇破坏人民抗日行为的一次影响面相当大的严重打击。
部队的服装也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对此作出很大贡献的有赵子俊、王玉璞、董绍云等同志。王玉璞同志急公好义，有正义感和爱国思想，而且在地方上联系面相当广，自己开着染坊，还办着小学。在莒县、日照一部分工商业者和群众中有一定的号召力。在军阀统治时期、也曾组织过大刀会进行过反抗军阀土匪的斗争。当时他虽年过五十，但他抗日救国的热情很高。三八年初他参加了党，和其他同志共同努力除动员了许多青年参加部队外，对我们部队的军需后勤、特别是解决单棉服装方面起了很大作用。队员出来时穿的都是便衣，天热了把棉的改成夹的，长的改成短的，破了就补。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从六大队到二支队这时期的军装主要是他们募捐筹做供应的。王玉璞同志后来在任莒中行署主任（县长）时，在反顽斗争中光荣牺牲。赵子俊同志近四十岁，当了多年的店员，为人忠诚，工作沉着老练，解放区建立政权后他就是一位工商系统的领导骨干，“文化大革命”后期病逝。董绍云、马星五同志是干将。执行任务从不辞劳苦。
队伍每到一个地方的宿营，开始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象现在一样，有营房、有被褥。那时走到那里都得住老百姓的房子，穷人家房子少，大地主家不让去住，战士也不愿去住，村长也不给你安排。在大的村子里我们经常住的是酒店、庙堂、油坊的碾屋，战士们都提意见说：马粪气熏死人。小村子就更难办了。费好多事在有的户里住上一个班或一个排的。那这家里的大姑娘、小媳妇连饭都不敢出来做。有的晚上到没住队伍的邻居家去住。可见在群众中转变旧社会军伐部队的坏影响是很艰巨的任务。铺草方面，麦粮暖和些，但很滑，翻几个身就跑了。早起一看，还是睡在地上。谷草不跑，但又硬又不暖和，拉衣服还很厉害。有的战士离家近，回家修补衣服、鞋袜，媳妇看见心里痛，但还是用开玩笑的话安慰他说：“等打走了鬼子再算工钱吧，听着吗！”这表现了我们革命战士的艰苦生活同友爱情趣结合的点滴。
加强部队的政治建设，使之具有人民军队的鲜明特色，这是我军战斗力的重要来源，是保证部队健康成长的根本条件。在起义之后，我们很重视这方面的工作，首先成立了政治
处，在特支领导下在各中队尽量配备上政治工作人员，并积极秘密地发展党的力量，建立了党的组织，从政治上组织上为部队的发展提供了保证。我们的队伍从一诞生就向红军的优良作风学习，虽然有些事情我们是从书本上看来的或听的报告，但我们都照当时自己所理解的程度认真地抗行着。
在群众纪律方面，一开始我们就严格执行着不拿老百姓的东西，借物送还损坏赔偿，向老百姓要做室传工作，对群众要有礼貌等规定。因为当时有许多各色各样的所谓“抗日军”已成为群众很不欢迎的人。所以在这方面曾特别要求全队同志注意。我们为了贯彻执行群众纪律，除处分过有严重违纪行为的分子外，还曾在砚町庄举行了群众大会，公审处决了持枪抢劫老百姓钱财的纪律犯。这个纪律犯是抢的老百姓亲自向住在珍珠山上的第一大队报告的，一大队的负责同志很快就从他身上查出抢来的胜款。
又如当时我们全队的负责同志，差不多都是经过群众推选特支同意的。记得有一次大家公推张百川同志任第一大队长，他再三说他不能胜任，最后和他说：掌握武装是我们的重要任务。这样他才接受了。但他仍怕不能胜任，于是又推荐了朱仲样同志任付队长。还有孙发启国志原是一个逃荒要饭当虐工的人，因为他年轻时曾被雇当过兵、为人起质很好，同样在大家推荐下当了新中队（后改为三大队）的队长。在砚可庄他第一次到团部参加会议时，有人看他穿一个小破袄蹲在门下，就有点感到他不象个队长的样子，但时问长了，大家对他舅敢、坚定、直爽、果断和认真负责的精神了解后就表示钦敬了。
我们的民主作风还表现在上下级关系上如同兄弟，上至总的负责人，下至各个队员，都可以互相提意见。如刘克诚同志过去和某些地方绅士交往时，曾接受过请他吸大烟。在第一中队刚成立之后不久的一次小队长训练班会上，有的小队长就给他提出批评来、当时他就承认不对，并在以后的实际行动上做到了改
正.。
第二大队成份比较复杂，纪律性较差。建立之初时，有一次大队长张石生因事不在部队，临时负责的高××和董祥荣中队长在一起发生了敲诈行为，给部队造成很坏的影响。我们对此进行了严肃的处理，清洗了为首分子。并用这个事件对部队进行纪律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获得了群众的赞赏。
五、战斗中成长
抗战初期，当地有各种各样的地方势力，阶级关系十分复杂。象我们这样一支刚刚建立的弱小的武装，处境是相当严峻的，常常遇到难以对付的复杂情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深深体会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意义，正是依靠这一法宝，我们才较为容易地站稳脚根并顺利地获得发展。对社会各阶层的人士，我们都向他们进行工作，只要他们拥护抗日，就联合他们。当地的一些开明士绅和中上层人士都和我们有着软好的关系，在捐助给养布匹，支援部队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有的人年龄很大，但还为部队的供应东奔西跑，十分辛苦。虽然后来他们有的走上了反动道路，但在一个时期内对我们工作的开展是有利的。
城北井上村的张笃生同志，是齐鲁大学学生。对党有一定的认识。他曾说过：“能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只有中国共产党”。他因身体不好未能参加工作。但最后他介绍了三个比较进步的人，说可以找他们谈谈。一一个是营县南乡涝坡乡长谢焕文同志，我到他家十字路虽然没找到他，但以后知道他在涝坡乡领了专员的委任、组织了一个中队。在我党同志帮助下，坚决参加了四支队，并在整个战争年代，对工作做出了相当的贡献，后来积劳病逝了。我和他接触不很多，但他立场坚定，工作认真泼辣，对人诚恳、直爽的言行风度，颜象刘炎光同志，给人印象深刻。一是莒县城西的孟敬之。他表示：已准备帮助区长应玉组织武装。但愿与我们保持友谊关系。由于他们想在国民党专员郎里找前途，最后走了一大段弯路：由同情革命、参加革命、困难时又带着队伍脱离了革命。敌人向他施加压力时，他又投降了敌人，最后在我们向敌伪军开展政治攻势时，他又附同其他伪军起义了。第三个人是张培祯，原是小学教员，后来爬上乡长、团长的地位，他走的道路：从同情、顽固到背着区团长的委任状，跟着他的“恩人”许黑子投降了敌人。全国解放后，他潜逃到上海，最后被人民政府判处了死刑。
还有走错路的张叔达当时也曾为我们办了儿件好事：一是二支队办事处为扩大政治影响，确定移驻莒县城里办公时，就是张在他们的县报“苔县新光”第一版上给登了五天启事。到国民党部发现后已经晚了。第二件是许黑子逃走后，他带了几个教师和学生到我们的政治处作了一个时期的宣传工作。因为他家是西乡相当大的地主，又是县完小的教务主任，在一部分国民党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个人后来因为受不了艰苦生活，在形势缓和后，又回到许的粮株系统去了。许部投敌时，他到亲戚家当了教师。同时期城里开“万人大会”，欢迎许黑子从国民党省府归来，并演大戏三天，办事处为扩大政治影响，派秘书李静同志两次去报到要求参加大会，但国民觉县党部、县政府都坚决不准。当宣布其官员、来宾上主席台时，我们中途插上，和相熟的几个区团长边谈边走登上主席合。在大会主席史汉三讲完“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等拍马屁的话后，团长们互相推让，谁也不愿先讲。我们抓住这个时机，作为第二个讲话人，宣传了我党的团结抗日救国的主张，这时台下他们的党、政、军、学、土绅、广大群众对八路军的代表都很注意。事后县党部又追查谁同意八路军代表上台的。另如省里介绍的统战对象张鹏（东北义勇军中级军官），他的部下哪里的枪都去起，就是不到高房乡去。我和庞汇川去他家苏家沟时，他说：“在东北我们是一家人，在这里也是一家人。”尤其是在69军新六师和57军（东北军）中做秘密工作的党员同志，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对我们工作的开展给予了很大的支持。还有莒县的动委会、政治部及所属少年队等组织，在我们的同志积极工作下，对地方工作的开展也起了重要作用。
在发展统一战线的同时，我们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党的领导，与一切企图吃掉我们的国民党军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时许黑子、刘振东、王德林、张里元等都多次想用加委的办法把我们的部队纳入他们的系统，吞并我们，都被我们坚决地顶了回去。
从我们的武装一诞生，第一个想吞并我们的是许黑子，当我们的队伍拉起来以后，他以县长的身份，抱着全县皆属我的统治思想，装模作样地派了一个政工人员鲍子宜去，说是要给我们委任，出乎许黑子意料之外的钉子，土霸王的架子未摆成；脑羞成怒接着便来了第二步，借口我们搅乱地方秩序，于12月的一个深夜里用土匪的手段，抓去了第二中队的一部分队员。经过反复交涉，他无话可说，才叫回来了。
在敌人逃占营县城以后，许黑子逃跑了。这时他又想利用我们去保护他，于是派了一个商会会长于星以给武器给养等为诱饵进行游说，但我们的回答仍和第一次一样。事又不成，他更怀恨在心。接着又采用原来的手段对付我们，但我们这次有了警惕，为了团结抗战，当许黑子的手枪队快进兰家官庄的时候（乡公所，团部所在地），我们一面把队伍全拉到珍珠山上作了准备，一面派人和他们带队的人讲道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也就跑回去了。
要给我们委任的，还有其他系统。委任的名义有的是很大的，许的愿也很高，正因“既能解决武器和给养问题”又有很响亮的名义，所以在内部的“拒委”斗争也相当激烈。有时比对外部的斗争还要困难。以王挹青为首的几个入几次都想接委，但都被制止了。最后一次是在拒绝“国民党苏鲁战区第二纵队”的委任时，他们甚至提出来：“省委，省委还不知道在那里呢？”因为争论不决时，有的同志就讲，我们是省委领导下的武装。他们曾以“我们离开这里”、“不干了”相威胁。但大家坚定的立场没有受他们的影响。后来我们又和第二纵队派来的主纪先同志谈，说明我们是中共山东省委领导下的武装，不能接受第二纵队的委任……，主知道了这个情况后，马上就表示
对我们不接委很赞成，同时他又提出来“你们既是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我也要在这里干，我不回去了。”由于主纪光同志明确的表示了自己的态度，那些抱投机思想的人就更孤立了.这是在反吞并反投机思想斗争中最激烈的一次。这是一次团结成长或被吞并、分裂的斗争。
拒委斗争之所以在内部更困难，是因为当队伍离开了本乡活动后，确有这种情况：就是以“民众抗敌自卫团”的名义活动，不如以国民党军政系统所委任的什么司令、支队长等名义吃得开。如动员人、枪、给养等，就遇到好多阻碍。有些被地主、封建势力所掌握的村子就放空气说我们是乱党，以抗拒我们到他村去住。另外，当时有的同意接委的人也不是完全想投靠国民党的，因难处就在这里。
总之，国民党对我们用尽了一切卑劣手段，企图按照它的——限共、溶共、灭共的反动政策，消灭我们。先是不准你们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后是给你下委；再是强调他的地方治安秩序。更毒的是从县到区、乡成立粮秣委员会，把群众上缴的粮秣全部控制起来，任何部队不经过这个组织一粒粮也要不出来。如果你再向村里要粮，那就是额外勒索，增加群众负担。他们就是用这种手段限制破坏我们部队与群众的关系。还有造谣污蔑，说我们：“占地盘是目的，说抗战是借口，将来把有土地财产的老小都杀死，留下青年当兵。……”说我们宣传官兵平等是煽动等。有一时期一些上层人士甚至一般群众，都不敢接近我们。不管大、小村，都不愿意我们去住。造成我们吃饭、住宿的困难和名声不好，难以扩大武装的困难。
一九三八年二月，日寇沿台潍公路南下侵入莒县，国民党正规军争先撤退。老百姓说许黑子他是“闻风四十里，见面一百一”，溃不成军。敌人几乎是兵不血刃就占领了莒县城。
当敌人刚侵占芭县城的时候，配合向南撤的友军（庞丙勋部）侦察带路，监视敌人，寻找空隙阻击敌人的进攻，就成为我们日夜不停的战斗任务了。在形势极紧张混乱的时候，我们的侦察员借着地方人的有利条件勇敢地经常在深夜里摸到敌临时驻地——靠近县城的西关和大湖等村进行侦察活动。它直接配合了友军在敌人进攻中仅有的一次南下庄阻击战。有些国民党军队的侦察员整天蹲在我们那里不敢出去，一等我们把情报侦察来转告他们后，他们才表示感恩不尽的样子回去报告了。
许黑子队伍真是“闻风四十里”，平时对老百姓很威风，但一听到敌人的枪声就马不停蹄地东奔西跑。当敌人还没过杨家店子大桥时，于星堂、于瑞三等部，还有许黑子的政训处的张叔达、李锡科等人，都不约而同地跑到我们那里去了。于瑞三吓得连话都说不成句，表现出很诚恳老实的样子，要求我们照顾他们。并说：“这事不是咱们能干的，要求把队伍交给我们领导”。我们经过研究，当时把于瑞三部编成我们的一个中队。由他的儿子于春和任队长，对有官无兵的于星堂部我们拒绝了他的要求。
还有被我们查住的跑乱了的国民党军队士兵，叫人们认不出他是汉好还是“国军”，因为他们穿的都不是原来的服装，简直成了四不象。幸亏他们被敌人吓得老实些，叫他们蹲在一个地方不准出来，他们很听话。当情况稍缓和后我们派人把他们送回了原部队。
敌人向莒县进攻，地方上的汉奸就到处公开进行组织维持会，欢迎“皇军”、慰劳“皇军”等勾当。为了打击那些丧心病狂、带头活动的汉奸分子，我们的特务队在王振山、李佃奎等几个同志带领下，于某一天夜里除掉了高房村的汉奸×××.并把我们的第一次除奸布告公布出去。
第一次的拆桥玻路：敌人侵占苔县城后，马上又南下进攻临沂，成队的汽车在台潍公路上日夜不停的往来。我们为了阻滞敌人的前进，便组织了两个中队的力量，于旧历一月的一个晚上由河北村出发了，在很短的时间内到了台潍公路，当即烧了黄花沟大木桥，并破坏了一段公路和电线。天明时，一棵棵电线杆和一团团铁丝都被河北村的人们围了起来，好象在庆祝着这次的胜利。
我们的这一行动马上引起了敌人的疯狂进攻，第二天一早敌人就出动了。一面在附近抓人要木板、木棒，一面拼命抢修公路桥梁，一面就到处追击我们，当我们的队伍刚移住在石灰窑村的时候，就有庄疃村的群众在天未亮前跑去告诉我们，鬼子已到庄疃了。当敌人出庄疃村的时候，我们的队伍已全部拉到浮来山上了。在这里每个队员都作了战斗准备，有的战士要求去埋伏到村里去等捉活的。二、三百个敌人并没有再敢向前走，只是向着浮来山乱打了一阵机枪就窜回去了。
这一次的拆桥破路，对这文刚出生不久的人民武装是一个很大的锻炼。当电线杆一创倒，上面的铁丝一响时，有的队员就害怕，说是鬼子通电话了。当铁锨、镐头碰在一起时，有些人就低声的问：这是谁啊？烧桥的时候用了很多干草烧不着，后来有人提出到村里要煤油来，这样才很快的把桥点着。
在这实际的斗争考验面前，我们这支新成立不久的队伍鲜明地表现出人民军队的本色。我们始终留在莒县和当地人民一起坚持斗争。
我们的这些行动，不仅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同时对打开这个地区的局面，开辟各方面的工作也起了一定作用。
这些行动，使部队受到实际斗争的锻炼，鼓舞了士气，扩大了我党的影响，提高了同志们敢于和日寇战斗的勇气。
六、胜利的汇合
第三次去省委请示。
自莒县城沦陷后，我们的队伍迅速扩大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更感到需要干部，尤其希望上级能派有战斗经验的红军干部。三月间，我们又去省委汇报工作，并请派干部。这次孙陶林、景晓村等同志传达了省委的决定:莒县的武装与沂水邵德甫等同志所组织的一部分武装汇合成立四支队（直属省委的一个支队）六大队，并派鲁滨任队长兼政委。省委的这一决定带回来后，大家便连日整顿、准备，冲破了一切困难、阻碍，在三月×日我们便向着沂水的南泉庄出发了。这两支土生土长的人民武装，就在那个地方汇合了。沂水部队参加汇合的同志有李道德、李怀德、李子荣、李清河、孔雨面、孔楚白、王汉卿、李瑞甫等同志，在出发前当同志们佩戴上红色的“八路军山东游击第四支队”的臂章时，每个人的脸上都显出了无限的兴奋。有些青年同志一面看着自己的臂章，一面伸着大姆指说：“我们是正式的八路军。”汇合之后，队伍进行了整编，由鲁滨任大队长兼政委，邵德甫任付政委，李仲林任政治部主任，我任参谋，同时还兼莒县地方党的工作。全大队共设五个中队和一个特务中队，另还有四个常备队。
在我们的武装发展过程中，由于我们的政治水平低，工作上的幼稚，因此在工作中曾发生过不少严重的缺点和错误。首先在发展游击队员方面存有严重的“左”的行动。当时选人员的条件是：摸廊、老实、抗日、坚决、能吃苦耐劳。所谓摸底，就是知道对方的底细、出身为人；所谓老实，就是不偷、不摸、不鬼、不坏。但是这些条件又是以个人的看法为标准去衡量，也就是老张介绍队员以老张的看法为标准。老王介绍队员以老王的看法为标准，如果大家认为老张或老王为人不好，那他介绍的任何人也都要考虑。在这个问题地方上的同志们表现更突出，不管是发展党员或是游击小组的队员，都是再三强调老实这一条，甚至有的同志提出：“越老实越好，越不会说不会道越好。”座谈会上庞汇川同志还深有感触地说：那时老李同志再三强调要“老实头”。…在部队方面，如果没有一点社会关系的人想参加部队那是不容易的，即使收留时，也一定要他找可靠的保证人。这种完全不符合当时政治形势的脱离实际的作法，严重影响了我们队伍的发展和壮大。这种作法不仅限制了自己，而且也起了帮助别人的作用，如国民党的光杆司令刘崇禧在莒西北乡活动不到三、四个月的工夫就发展了一千多人，光复军第×××司令张鹏到莒县的时候只有两个人，但在很短的时间里也发展了将近一千人。
在整顿队伍方面，我们也犯过同样的错误，从队伍拉起到会合之前，我们曾进行过几次整顿，问题还不很大。特别在汇合之前的最后一次在张家哨整顿队伍时，就是按主观想象的条件要求每一个队员。甚至每个中队的保留或解散也采取这种作法。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把相当一部分队员清洗了，当时到沂水汇合的队员有好多人都背两支枪，就是这样还有一部分枪支因带不过来而分别存在几个地方同志的家。里。如辛家官庄庞汇川同志家。那些被解散的人员们，并没有回家，他们在我们的队伍离开以后，就把我们存的枪全部拿出来，又自行组织起来了。这些队员在刚重新组织起来的时候，对我们是有很大意见的。但以后他们又主动派人与我们联系上。当我们的队伍从沂水开到营县后，他们中间有很大的一部分同志，仍回到了我们的部队。组成了莒县独立营。并派刘炎光、孔楚白二同志分任营长和政委。
七、第四次去省委
汇合之后不久发现鲁滨有严重的破坏行为，由于他的破坏，造成了部队各方面的困难。各中队的负责同志都有意见。当时队伍远离省委，当地群众基础又差，供给毫无保证，无衣无食，处境十分困难。弄不到粮食，只好四处游荡就食。一次队伍开到北辛庄时，人家关了寨门不让进村，经交涉才派人送出一天的口粮，象打发讨饭的一样。后来开到葛庄，有一次还是刘炎光和我跑到沂水南乡朱家庄子他岳父家借了六担谷子，才暂时解决了燃眉之急。在这种处境下，部队思想混乱，情绪不稳，减员严重。
在部队发展道路上遇到严重挫折的紧要关头，党组织召开了干部会，严肃批判了鲁滨的错误，并决定由我再次赴省委汇报。
这次去省委，找到莱芜南的张庄，见到了郭洪涛、孙陶林，还有王彬等领导同志。省委听取汇报后，决定撤销鲁滨的职务。另派罗积伟、吴坤、杨昆三名红军干部到六大队加强领导。
部队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罗积伟同志任大队长、吴坤同志任付大队长，杨昆同志任政委。撤换了犯错误的鲁滨，只派来了大家早就盼望的红军干部，同志们情绪很高，部队领导大大加强，部队面貌迅速改观，罗、吴、杨三同志都是在党的多年培养下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红军干部。首先他们非常重视政治教育，把红军部队的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带来了，经常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培养骨干力量，对指战员进行红军传统教育，使部队的政治素质很快得到提高。对军事训练抓得很紧。每天早早起床，率领部队出操上课，练兵场上紧张活泼。他们还特别重视群众工作，成立了民运工作团，杨昆同志亲自兼工作团长，我任付团长。对开辟新地区工作和驻地的工作建设有很大的促进。做到了部队到那里工作开展到那里。这样，部队又重新巩固和发展起来。罗积伟、吴坤、杨昆（现名吴瑞林）三同志都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开始后从陕北来到山东。罗积伟同志后调陇海支队，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吴坤同志全身伤疤很多，仍然坚持工作。这三位同志对这文部队的建设有着很大的贡献。
通过上述工作，在各方面都打开了局面，部队的后勤供应工作也有了显著改善。在开赴鲁东南前，赶做了新军装，运到袁家城子，战士们脱去各色各样的便衣，金部换了整齐的灰色单军装，军容、精神面目一新。有的同志赢兴地说：“这么，有点抗日军样子了”。
七月间根据省委指示，为了开展鲁东南地区的工作，部队由袁家城子经司马店子、公婆山等地开驻芭县的岳家沟、垛庄带，同时把番号改为“八路军山东游击第二支队”，所有原干部未动。部队离开沂水浩浩荡荡地开回莒县，同志们个个精神抖擞，情绪昂扬。经过了一段艰苦曲折之后，终于迎来了顺利发展的新阶段。以后二支队除直属二个营、一个特务连外，还有莒县独立营、日照独立营（朱信斋部）和新建的第三营（张星三部），后又有诸城的两个独立营等部队。
回到莒县以后，部队人员装备不断增加，战斗力迅速提高。当我们驻岳家沟的时候，发现在候疃有以新六师和我们的名义，在那里招摇撞骗的一部分土匪武装时，在杨昆、吴坤等同志指挥下，一战就全部解决了他们。把为首的一个所谓新六师付官和他的几瓶子“白面”（海洛英）等，押送到师部作了处理。当地群众高兴地说：“这些瘟神灾魔，这回可迁到张天师了。”
这年八月部队番号又改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支队”，省委并派刘勇、景晓村同志来部队分别任司令员和政委，在部队进驻大店镇时，又进行了一次整顿。党内成立鲁东南特委，景晓村同志任书记，领导该地区各县的工作。二支队在刘勇、景晓村等同志的领导下，驰骋战斗在鲁东南地区。以后在诸城的瓦店、朱解打了一仗，第一次打击了诸胶一带敌伪的反动气焰，并为开展那个地区的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记得在两年以后，我们化装去已被敌人侵占的胶县南乡工作时，宋家庄等村那一带的人们，还清楚地记忆着八路军二支队的同志们当时在他们那里进行工作的情况。那些曾参加过农救会、儿童团的人，都把这段活动当作历史上很光荣的事秘密地告诉我们。但他除了和你熟悉之后表示知已的时候才说，此外任何人是不讲的。他们往往讲完之后说：“那些人真好，你们是没有见过！”
这时部队分成了前方和后方两部分。鲁东南特委就以二支队后方司令部的名义，驻在莒县北乡桑园一带，领导整个鲁东南地区的工作。
主力则由刘、景二同志率领经招贤到诸城又到日照一带开辟工作。最后刘勇同志率领部队和徐彬洲主任一直驻在泊里。我们也有了一个海口（贡口），并在那里设立了税收机构，增加了财政物资收入。不久特委书记改由高克亭同志担任，整个鲁东南的工作进一步开展起来了。一九三九年五月，二支队开赴鲁中参加反扫荡。组织决定我去胶县县委开辟该地区的工作，对外的公开身份是二支队驻胶县办事处主任。从此后离开该部队，一直在沦陷区做地下党的工作以及城市工作。一九四三年初，为打通从华东局到胶东区党委这一条交通线，在华东军区领导下，由胶东军区、滨海军区各抽调一部分部队，组成路东支队（台潍路以东),调我到支队任付政委，贾若如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主要任务是在被敌伪占领的诸城、胶县、高密、莱阳等地，打开一条通路。直到敌人投降、大进军和解放战争后，才离开滨海地区。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部队迅速壮大，成长为我党活跃于鲁东南地区的一支坚强的地方武装。经过几次整编，原部队的大多数同志都升级进入我军的主力部队，就象涓涓细水，汇入到汹涌澎湃的洪流中，成为八路军这伟大肌体的一个细胞。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岁月里，他们南征北战，英勇杀敌，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八、深刻的体会
现在回忆我们党的这一部分武装的发展历史，那些活生生的事实，对人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也是一个极深刻的教育。它提高了人们对加强党的领导的认识，增强了人们必胜的信心，更加坚定了人们今后的斗志。
回忆起我们的队伍所走过的道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这是一条极其曲折、复杂、艰苦的道路。但它在伟大的党领导下，最后是胜利了，这是党的胜利，人民的胜利！每个在党的领导下参加这一斗争的人，不仅为党的胜利和人民的胜利而感到光荣和骄傲，而且都会亲身体会到党的领导的重要。——她是人民武装胜利的保证。看一看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所走的道路：发展、顽固、妥协、投敌、灭亡。无不是猖狂一时，遗臭万年。当时国民党有的是钱、枪，有军事政治等有利条件，又有长期的统治经验，为什么它最后走向灭亡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走上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他们的领导是国民党反动派。历史告诉人们：谁要反共反人民、反社会发展规律，谁就要灭亡。
历史事实同时也告诉我们，对接受党的领导发生动摇或脱离了党的领导的人，他必然走弯路。
以上事实生动地说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并掌握了真理的人们是永远不可战胜的。我们应该永远保持艰苦创业时的那种革命精神，永远保持当年对革命事业的信心和热情，团结一致，奋勇前进。那么我们在建设四化的新长征中也就一定能无往而不胜。
资料来源：
《莒县文史资料》第一辑(198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