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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凤鸣:里应外合收复莒县(一)

作者:自然与社会

引子

*本文摘自《莒县文史资料》第一辑(1983年10月),作者谷凤鸣,原标题《里应外合收复莒县(一)》

正文

两面人物

一九四二年冬,山东的斗争形势是很紧张、很尖锐的。自从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想搞所谓“华北兵站基地”支援前方作战,提出“强化治安”,“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等口号,加紧扫荡、蚕食。可是敌人有个不可克服的矛盾一兵力不足。于是大量招编与使用伪军,加以国民党的“借力敌伪反共”与“曲线救国论”的影响,顽军纷纷投敌。在我们对敌斗争中,同伪军的斗争也越来越多了。那时,我在山东滨海军分区工作。十二月的一天,分区政治部刘仲华付主任把我叫去,说:“于洪举同志要调到敌占区大城市工作,他原来经手的莒县伪军莫部工作决定由你去接手。”最后,他又交待了总的政策:隐蔽骨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我先到边缘区的一个叫白土沟的大庄子,这是个外白里红的地方,伪庄长是我们的地下党员,村里党的工作基础较好,便于掩护。我们做敌伪工作的人,一般都是选个这样的地方落脚,一面便于和伪军接触,一面便于同上级联系。联络员带着我穿过几条曲曲折折的小巷,来到一户人家。于洪举同志已在这里等我。他向我介绍了莒县伪军情况。

莒县伪军共三十个中队,头目多,番号多,乱七八糟,只有莫正民的十个中队,无论在人数、装备以及战斗力方面,都算得上是莒县伪军中最强的一股,是我们进行工作的主要对象。

于洪举同志交待了工作后,我就直接同伪军接触了。

在后山树林深处,有所孤单单的小屋,人跡少至,地势隐蔽,是一位看林老头的家。我在这里会见了莫部的付官长王绍石。这人年近半百,干瘪的尖嘴巴上留有两撇小黑胡。他是个地道的两面人物:大儿子当伪军中队长,二儿子则在八路军里;他身为汉奸队的付官长,却又是私通“八路”的外交官。

初次见面,他同遇见多年老友一样,一边喝着老乡给沏的石榴叶子水,一边天南地北地同我谈开了。谈到抗战前途时,他说:“小日本嘛,还不是兔子尾巴,长不了的,长不了的。”

想不到当汉奸的,也这样直言痛快。慢慢地我就扯到当汉奸没有前途,他眼睛一闭,话头一转,“当前鬼子闹得挺凶,强化治安搞得厉害,不跟鬼子也难混。不过,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到时候,到时候还不是抗日吗?哈哈,哈哈!”

虽然他是个圆滑的两面派人物,但我们的工作还得从他身上做起。军区司令员陈士渠志,叫我带他到根据地来看看,给他些教育。他们这些人,贪小利,重实惠,我们把缴他的一挺机枪大大方方地送还给他,又按当时我军待客的规矩,四大盘、八六碗地招待了这位“客人”。

王绍石回去后很高兴,认为见到八路军的司令员,自己的身价也提离了。把我拖到他家照,叫老婆拿出一瓶酒,自己开了一听凤尾鱼,同我边喝边谈,有说有笑。一时说八路待客大院大碟,有气派,一时又说送还机枪,讲义气,够朋友。我乘机说,为了更好的暗中抗日,避免“误会”,我一个人联络这么多据点,照顾不了。他思索了片刻,就同意我们派高希镐同志到他付官处,当个便衣侦察,以便加强联系。

此后,王绍石同我的关系显得更密切了。我们还有几个做伪军工作的同志没有公开身份,只能在外面暗中活动。我跑来跑去,到处联系,赶不及回去,就跑到他家里借住一宿。有时,他还陪着我,骑脚踏车到各据点里跑跑,使我多交几个“朋友”,这对他来说是很冒险的事。

一九四三年春天很快过去了,尽管同王绍石的关系搞得不错,可是我转来转去还是在外围,同王绍石说要见见他的头目,他不是说不方便,便推说没有时间,老见不到莫正民本人,这工作就不好做了。

何去何从

为尽早地与莫正民见面,按照首长指示,我不再尽在下面转,通过王绍石的介绍,活动到莫正民的后方,莒县北面他的“大本营”——小柳行去了。认识的上层人物逐渐也多起来,我慢慢地了解到:莒县敌伪之间也矛盾重重,同床异梦,勾心斗角,莫正民想抓伪军,而鬼子则对他们这些不是嫡系的伪军,并不信任,采取裁汰整编,加强控制的方针。因此,莫正民在莒县没闹出名堂。七月分,我军解放了县东北边的五莲山区。日寇想乘我们立脚未稳,集中力量把我们赶出去,筹划了一次大扫荡。这次扫荡的特点是:驱使伪军轮番向我三面进攻,附近几股较大的伪军:张步云、张希资以及莫正民都调动了。我们就集中力量打击了敌人。一个月进行了大小四十余次战斗,终于粉碎敌人的扫荡计划。替鬼子卖命的张步云部皇协军五旅被我们全部歼灭。而同我们“合作”的莫正民,仅仅有两个中队同我们打了一下,其他就没有受到什么损失。

莫正民同我们通过这次“合作”,关系是进了一步,可是听中间人反映,莫正民随着形势的发展,思想却更为复杂:跟着鬼子吧,鬼子靠不住,再说整个国际局势对日寇不利,败象已露,当汉奸不是长远之计。靠国民党吧,眼前山东国民党的部队是跑的跑,敌的投敌,没有可依靠的力量。在这位伪军首领思想极端矛盾的情况下,一个秋天的深夜,我在苔昙城里奠正民的卧室里,终于同他会见了。

莫正民商高的个子,脸上又黄又瘦,穿一套白际布西服,火概由于抽“白面”的关系,身体显得很虚弱。

“我们是老朋友了,过去很不方便,这次还是头次见面啊!”他慢吞吞地说。

莫正民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家庭,自己曾经当过雇工。他聪明能干,他喜欢闯荡江湖,曾经几起几落,终于搞成今天这个局面,因此,个人英雄主义很重,平常谈话,只喜欢别人谈情况,不喜欢别人替他拿主意。

“当前国际形势很好,德国的夏季攻势被苏联打得大败,鬼子在太平洋也接连吃败仗,这些听说了吧?”我只淡淡地同他扯些时局问题。

“听说一些,嗯,蟋,也不大清楚。”他只是模棱两可,含含糊地答应潼,看修很冷淡,不久又打起呵欠来,初次见面,我也不好多说,就出来了。

一回生,两回热,此后我就算是“旅长”的“贵宾”了,经常同他见面,三言两语地谈几句。不久,又为了方便,在他说来是为了“秘密”,我在他那里挂了个“付官”的名义,以便经常出入他的队部。

莫正民的队部,原来是莒县商会的房子;朝北大屋是他的书记长办公的地方。西边住有鬼子的教官金野。东边一排房子是付官处,来往人员大都住在这里。这样,就形成一个微妙的情况,在同一个大门进出的,有鬼子教官,有国民党派来的特务王友梅,当然,也有我们八路军代表。平常出出进进,还碰上面,只是各千各的,互不来往。

这时,莫正民脚踏三只船,不管是鬼子、国民党,还是八路军,他都一律采取不信任的态度。我同他虽然经常见面,他说话始终是哼哼哈哈,根本没有什么诚意。

这一时间,尽管对莫正民的教育没有显著效果,可是我们在交朋方方面,通过公开的来往,秘密的活动,在伪县政府、警察局、新民会、医院等地方,在他的左右与中下层,都逐渐建立了关系,使我们到处都有了助手和耳目。

这时,领导上又指示我们重点培养几个得力人物,特别是莫正民左右的亲信,这些人可以帮助我们直接了解他的思想,使我们好对症下药,给予教育;其次争取中队长们也很重要,这些人手里有兵权,平常说话就有分量,紧要关头更能直接起作用。

莫的部队虽然不少,但他主要依靠的是几个骨干。其中三大队长王介千最坏,一下子还不容易联系好;一大队的中队长王骧华,是王绍石的儿子,有他父亲的关系,同我们比较熟悉;特务中队长郑明连,是个土匪出身,迷信武力,头脑简单,他同我们做伪军工作的许得功同志有了关系,问题也不大;剩下只有二大队的骨于——十四中队长马永平,则是一个最要紧的人物。

马永平幼年在青岛做过裁缝,为人聪明灵活,能带兵打仗。他是莫正民的小同乡,是最早跟随莫闯天下的心腹大将。他的中队装备特别好,别中队两挺机枪,他则有五六挺,是莫主力中的主力。莫把他调在身边,城防也交给他。当时他在城里很威风,对鬼子也不大买帐,其他特务、伪军都怕他三分,称他“马阎王”。

马永平未进城前,我就同他见过几次面。到城里后,我就经常到他那里,叫上几个菜,要上一瓶酒,边喝边谈。有时谈到伪军情况,他三杯下肚,就发起牢骚来:

“这话我听得进,国民党的部队咱见得多了,他们打着抗日招牌,见鬼子就跑,见了老百姓就抢,比咱们都不如。他妈的,更没点义气。四〇年投到他们那里,把我们这些中队长一个个撤职,送到军官团受训,整天跑步不说,还讲什么‘你们这号人也配当军官’,简直是欺人。地方上的国民党,更不是人,过去我们也算国民党的队伍吧,可他们整天想搞垮我们。讲打吧,他打不过,就尽拣没枪的来杀,徐建超这小子就同我有杀父之仇,这笔账早晚得算。”

有时我们也谈到鬼子的阴险毒辣。他河样是牢骚满腹:

“鬼子对咱中国人没良心,他那一套咱尝过。一九四O年在梁山,双方条件说得好好的,可等我们一过去他们就翻了脸,一起交械,押着我们园团图囵地往船舱里塞,不见天,不见地,运到广东修公路,还要挨揍,差点连小命也赔上。如今在城里也是,鬼子一个小兵都要欺侮人,老子就不买他的帐,看能把我怎么的。”

马永平出身比较好,敌顽的阴险毒辣手段他都亲身经受过,只要我们提一提,就容易启发他觉悟,加上人聪明,大势所趋,利害关系。看得较清楚;同我们来往 软多,日子一长,受到一些民族教育,比较倾向我们。

不过他到底是莫正民的心腹,总是说:“我们旅长(莫在顽军中干 过旅长)是聪明人,我看他不会老这样。我反正总是跟着旅长走,你们把旅长谈好了,我姓马的没问题。”我们则鼓励他在莫正民面前起些作用,帮助他的上司走上正路。

一次较量

常县南部,夏庄一带,是我鲁中、鲁南、滨海三个根据地的接合部。为了使三个根据地接通,一九四四年三月分,我们同莫正民联系好,让他们放弃南部,集中力量保住北部。我们消灭夏庄鬼子时,战斗一开始,他们立即退走。

这对莫正民有没有诚意又是一次考验。谈好后,我们到时通过内线关系,捕捉了鬼子小队长,并将一个炮楼炸掉。那天,我们等着莫部的二大队撤走,可是一等不走,二等不走,二大队长刘振亚反而动员坚守待援。

山东军区肖华付主任早就指示过我们:“不要怕纠纷,要在纠纷中灵活运用我之政策,教育他,提高他,考验他。”面对这背信弃义的伪军,看来一场冲突是难免的了。我们下令攻击,消灭了鬼子。莫部二大队也被击溃。大队长刘振亚被我活捉了。

同时,我鲁中军区部队包围了他北面的大据点——井邱。

当时,我返回了根据地,只留高希镐同志在王绍石处,观察莫的态度。

事后,莫把高希镐找去,气势汹汹地说:“姓高的,把姓谷的找来,问他是干什么的。”他不怨自己不守信义,反而倒打一绝。

首长们研究了莫的情况,认为他身为汉奸,应当抱着戴罪立功的态度,可是他的态度竟如此蛮横;那末,对他只能教育,不能迁就。于是决定我不去见他,回答他的是一封义正词严的信:

“...撤退南部,有利抗日,亦有利于你方确保北部,彼此早已谈妥。到时你方不走,咎由自取,何怨于人。……危害抗日,是为不忠;言而不行,是为不信;伤害人民,破坏关系,是为不仁不义;……若能悬崖勒马,我军以抗日为重,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即可重新谈判……。如若不然,局势发展,必将与君更为不利,到时悔之晚矣!望能三思……。”

夏庄没有打到莫的嫡系,他自认为还有实力,有鬼子可依靠,我们对他没办法,对我们屡次信中的指责与劝导都置之不理,反而召集部队讲话:“一人一枪也要干到底,·谁无命令放弃据点,挖地三尺……”王绍石并通知高希镐,不能保证安全,叫他离开。高希镣同志离开了王绍石,但他并没有离开莫部。由于他人头熟,就在这个中队住几天,那个中队住几天,他一面宣传我们打得有理,一面也是为重新谈判留下一根线。

在莫正民反动动员下,三大队长王介千表现得最坏。他的部队外出抢动,九中队长李永贯捕杀我鲁中一个侦察员,并搞掉了我鲁中一个区中队。

我们仍然再次去信,希望他悬崖勒马。王绍石答复,三日为期,过期即为破裂。

三日初过,我鲁中部队攻克井邱,沉重地打击了莫正民的嫡系部队三大队。莫正民亲自带着王骧华、马永平、郑明连三个主力中队去增援,半路上遭到我军阻击。混乱中,王骧华被他们自己乱军打死。马永平、郑明连本来不想打,就乘机叫喊:“文持不了,支持不了。”他们于是狠狈退回小柳行。他们依靠的鬼子,这时也没有给他半点支援。

这一仗,我们打得有理有利有节,伪军内部,乱成一团。刘明双、孟敬之是幸灾乐祸,暗自高兴。莫正民的嫡系一大队长袁海涌,为了自保实力,秘密派人同我们联络说:“我这里保持过去关系,执行条件继续联络。”莫正民则拿出了刘备的手法,见人就大哭。可是背信弃义的人是争取不到同情的,他遇到郑明连,郑明连说:“老蒋还不敢惹八路,王介千竟敢惹?我虽然是老粗,也不会傻成这样,还有什么好说的,关系是咱们自己搞坏的。”

莫正民为了摸部下的底,把中队长们找到一起开会,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在会上,他用试探的口气说:“吴化文派人来过两次,给我师长名义,咱们到他那里去干吧!”可是,会场上没有一个人吭气,谁也不表示同意,沉默了片刻,马永平刷地站起来说:“咱们去投吴化文,沿路走的都是山区。如果八路拦住一打,就算我同王骧华一样死了,这倒没什么,可咱们上次已经丢掉八个中队,再来这么一下子,就吃不住了。再说咱们部队一半人的老婆都在莒县,怎能走得脱。到了吴化文那里,我看也不会对咱们好,弄到他手下以后,再想翻身就难了。”马永平这么一说,就象在一锅烧得滚烫的油里,倒下杯凉水,哔哔啪啪,一下子会场乱了,大家都议论纷纷,说来说去,没有一个赞成投吴化文的。

会后,莫正民又派人找到高希镐,以温和的口气要求道:“你去找找谷先生吧,咱们还可以再谈谈。”

九九归一

在莫正民的寝室里,我又会见了他。他的精神显得不大自然,因为他连续发了几天高烧,嘴上起了许多燎泡,鸦片抽个不停。

照例每次同他谈话,事先我都得根据上级意图,准备个方案:该同他讲些什么,采取个什么态度;各种情况都要考虑到,不能临时信口开河。这次的方案有些难订。同他打了一阵,重新再谈,我们打得有理,在原则上我们是不能让步的,可是还得想个办法,给他这位“旅长”留点面子,否则他下不了台。我就把这些罪过,说在他的下级身上,替他放把梯子,便于他下台。我先开口说:

“这次闹得不大好,南面你们说走不走。我们对刘振亚又喊话、又送信,他都不理。打仗这玩意,兵临城下,一打起来就不是开玩笑。北面你们的王介千又出来抢劫,简直是骑在老百姓脖子上拉屎。这次不打,我们在老百姓面前也没法交待。看来你的这几位大队长,你也得管管才好。”

“算了吧!算了吧!过去的事都别提了,

咱们今后还是少闹误会!”他有些急躁,边说

边挥动着手。

莫正民既然一古脑儿把什么都推到“误会”上去,我就顺水推舟,提出今后怎样办更妥当。谈判结果,他同意我们加派联络人员。在他的一些据点里设立半公开的联络站。他向我们写了志愿书,我们给了他保证书,彼此留下文字材料。三六队长王介千则写了悔过书,九中队长李永贯撤了职。一场风波过去后,莫正民明白了我军过去没打他,不是没力量,确实是希望他改邪归正。他的态度好了起来,对我们较老实,也愿意听我们的意见了。下一步,是怎样深入教育,提高他的认识,坚定他走正路的决心。

莫本人没有党派背景,他处理问题的方法,很多是从三国、水浒等小说上学来的。同他办交涉,谈思想,都得用上这些。

有一次,同我们并肩作战的兄弟部队出了一个姓连的叛徒,杀掉了我们的付团长,跑到他那里。我们叫他交人给我们。他却一本正经地说:

“三国曹操的大将,就有许多是降将,姓连的特意来投我,我交给你们,天下人岂不笑我姓莫的不能容人。”

“三国曹操,是这样容人的吗?他杀掉无信无义的吕布,留下忠于其主的张辽,姓连的这种卖主求荣的叛徒,你又留他何用?”我说。

“好吧!也有道理。你们一定要人,咱们不要明着干,琢磨个办法送给你们。”他最后答应了。

过了几天,莫假意委任叛徒到别地去当付队长,叫一个便衣护送他。暗地里通知我们。我们派人半路把叛徒抓回来,开了公审大会。

我摸到他这脾气,又知道他聪明,好面子,重实际,许多思想工作,就在茶余酒后,或者个别交谈中,结合事实,说上几句。

九月间,日寇草野清大队出发扫荡,被我军全部消灭,配合日寇的伪军贺方一师人,也给打得溃不成军,贺方带着几个残兵败将,逃到莒县,出去时连城门也不敢开,只有缱城逃走。这是教育莫正民的材料,可以启发他认识鬼子靠不住,该早日为自己的出路作打算。第二天我就去见他。

他在抽大烟,按老规矩,见了我,他让我一下,表示客气,我照例拒绝了。

“唉!人生一世,草长一秋,你们共产党人吃喝玩乐都不来,整天出生入死,为的啥!”他很有感慨地说。

“现在吃喝逍遥,将来只怕遗臭万年。”

我把话头拉到他的头上。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遗臭万年的事,我姓莫的不会干,你还真把我当汉奸?”他反而问起我来。

“那么你算什么?”我追问他一句。“身

在曹营心在汉嘛!”他说。

“人人都当关云长,谁打曹操。”

“话不能这么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保存点实力,将来还是可以打鬼子,曲线抗战也是个办法呀!”

伪军每当受到良心责备时,国民党的“出线救国论”就成了最好的遮羞布。对这种自欺欺人的说法,不能不揭破。

“为什么老百姓不叫你们曲线队,只管叫汉奸队呢?”

“大丈夫能屈能伸,眼下还搞不过鬼子,只好让人讲几句难听的。”

“识时务者为俊杰。鬼子有什么了不起,草野清一个大队遇上咱们八路军还不是完蛋了。你们这样前怕狼,后怕虎,到头来只好当贺方了。”

我知道莫正民说过,看见贺方从城上向下缒,自己心里冰凉,伪军里面也流传着,莒县旦夕不保,八路快打来了。我就提出贺方来,提醒他一下。

“我姓莫的不是怕鬼子,也不想当贺方。”他有些激动地说。

话说到这里,也就差不多了,我就转了话题。

他虽是从国民党的破烂摊子里被挤出来的,但脑子里仍然有浓厚的“正统”观念,对国民党一直抱有幻想,考虑自己出路时,总是徘徊于国共之间。

莫正民为了选择前途,有一次去青岛,利用请客的办法,将一些国民党特务分子都请去,探听情况,看看有什么办法。可是这些特务们,除了恭维他一顿,鼓励他坚守莒县以待时机外,别无良策。于是他心就凉了。

加上他在莒县恶霸地主于经武处,发现国民党的一些重要人员来往莒县,都瞒着他。他想想自己不是国民党员,在国民党内没有什么后台可依靠;并且还杀过国民党地方势力的主要人物葛兴农。说来说去,即使国民党来了,自己也总是“外人”,不会有什么好处。

为了使莫正民逐步提高认识,我每次到他那里,都同他谈谈时局情况,还带些书籍与宣传品送给他看。为了使他对国共之间的关系与新中国的前途有更明确的认识,我们专门把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等书籍送给他。他把这些书都放在床头下面。

尽管他日渐倾向我们,想跟我们走,但对我们的政策还不够信任,还为自己的前途担心。

有次我问马永平,莫近来有些什么想法,马说:“他近来常提起刘振亚,说刘振亚在夏庄固然做了一些坏事,可是咱们过去闹的事也不少,将来共产党只要抓出一件,恐怕就吃不消。”

我们抓来刘振亚并没有杀,经过几个月教育,又放回去了。再间马永平。马说:“旅长讲:共产党守信用,宽待俘虏说到做到,使人能放心。”

七月分,伪军王道起义,我山东军区委任他为独立一旅旅长,部队也没有编散。可是国民党特务造谣,说王道被杀了,部队已经全部整掉了。莫正民非常关心这事,我们乘王绍石来根据地时,让他亲自会见王道,一切怀疑都打消了。他又说:“我姓莫的抗日走在王道后面,但一定要办得比他漂亮。”

根据他的思想发展,我们又由敌工科长以军区秘书长的名义,同他见了一次面,正式议定起义后委任他当旅长。他的疑虑一步一步少了,对起义的认识也就一步一步提高,态度也越来越明朗。

中秋节,莫正民举行宴会.派了汽车把我和王绍石等一起接去吃饭。

席上,我半开玩笑地说:“咱们吃的汉奸饭啊!”莫就接口说:“汉奸饭恐怕吃不长了吧!”大家喝了啤酒,一再干杯。莫乘着酒兴,拉着我干一杯,说:“我莫正民也是无产阶级,将来干共产党没有问题,就定了吧!老谷,你算引路人,咱们交个知心朋友,将来一切都靠你啊!”

此后,他戒掉了鸦片,向敌人大肆要粮要钱,要来也不放在城里,都存在乡里自己可靠的据点里。从一切迹象看来,他已经有了反正的打算了。

里应外合

一九四四年十月中旬,军区派人把我从敌区找回来,当面交代我在十一月十日组织苔县伪军全部起义,以配合开辟莒北广大地区。这个任务使我又兴奋又担心,特别是听说山东军区肖华主任讲过:山东伪军这么多,要搞个里应外合的典型。党中央对这事也很关心。上级的要求很严格,要把莒县敌人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等机构全部摧毁,把敌人一网打尽,伪军也尽可能全部带出来。

我带着繁重而又令人兴奋的任务,匆匆地离开司令部向着苔县急奔。

来到莒县,我先找到王绍石及两个大队长等莫的亲信,酝酿了一下。倒还顺利,大家没有多大分歧,反正起义已经是势在必行的事了。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咱们一起去和‘旅长”啦啦吧!》

在莫正民的卧室里,我同他的几个主要负责人一起见到了他。一阵寒喧后,话归正题,当我向他传达了军区首长的意图后,他沉思了一会,说:“不行啦!”他这一说,室内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大家都沉默着。一个回合没有结果,我心里考虑着下一步,听他的口气,他说的“不行”,倒並不是意味着“不干”,仍然是想拖下去。我就说:“抗战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你想为人民出点力,虽说不算早,倒也不算晚,真要拖到反攻到你头上,那时你再想为人民出力,就没有现在光彩了。再说鬼子正在城东南修大炮楼,拖到炮楼修好,咱们行动就很不便当,兵贵神速,大丈夫当机立断,不能再拖了……。”看来他也有些紧张,犹豫了一会,说:“时间太仓促。刘明双在青岛戒大烟,总得派人去找回来吧?”他一松口,空气就缓和下来,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啦开了。最后的结论:是延长几天!

请求军区延长时间的任务落到我身上。在根据地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算是脚踏车,碰上难走的路还得凭两条腿,加上来往边缘区需要不时乔装改扮,尽管时间短促,跑路时间还来得及的。还好,来回跑了两趟,由于我们决心坚定,举义的时间确定十一月十四日下午七时。

准备工作进行得很紧张,也很隐蔽。每天上午医院院长王德一就到城门河边上散步,实际上是在绘制地形图。高希镐带着几个人从城外骑脚踏车奔向城里,直到马永平的卧室。车后用漂亮的毛毯包着一包包东西,其实是我们的工兵带来了炸药,用来爆炸城东南日冠的大炮楼。这一声爆炸,也将是城里举义城外攻城的总信号。连着几天傍晚,莫正民带着两三个人,到城里各地去走走,说是视察防务,实际上是同我们派进城里来的参谋一起看地形,研究军事部署。莫的刘副官出城了,说是有任务,实际上是到根据地报到,作为领我军入城的向导。

同样紧张的准备工作,也在我军司令部进行着。为了策应莫部反正,指定了滨海六团全部,山东军区特务团两个营,莒县独立营等为攻城部队。

里应外合,攻城问题不大,更重要的是阻故援兵。山东军区下了决心,调动意兵,鲁中一团、四团、滨海十三团、苔北独立营和不久前起义的王道独立一旅全部,及警备团、教导团一部,列阵在莒北,阻敌南援。在莒县南也布置了两个团的兵力,阻敌北援。

同样紧张的准备工作,在地方上也正在进行。滨海区党委、行政公署、莒中县政府,在战前即成立了城市工作委员会,莒中县百分之八十的干部都参加了。同时,为了彻底摧毁莒县敌人防务,仅莒县周围动员的民兵及群众即达六万人,准备战时拆城、破路等。

伪军起义后出城集结的地点也确定了。我们敌工队的同志显得特别兴奋和紧张。十三日前,各人匆匆赶到自己的目的地,找到自己的关系人,掌握部队行动。在莒县敌占区南北一百二十里的漫长战线上,所有据点都控制好了,北段统一由我们的路士英同志协同一、三大队长负责;南段则以县城为中心,作为一个大单位统一行动,由我帮助莫正民组织、准备。

里里外外,党政军民,都在紧张地忙碌

着。

瓜熟蒂落

十四日这天终于到了。大清早,我来到莫正民的办公室。他全副武装,平日显得有些萎靡,今日却是精神十足,这是他改邪归正,光荣举义的大好日子。可是敌人离我们很近,在晚上七时以前,假若安排不好,有个风吹草动,敌人派来飞机轰炸,或者乘车增援,加上城内鬼子一动,则会搞得乱七八糟,城内敌伪既不能一网打尽,莫部三千余人也难以完整带出。

这天一清早,日寇经济顾问荒井就要带五百辆小车装米子(花生米)到招贤(莒县北面四十里的一个小镇)去。这个突如其来的事情打乱了我们的部署,是否让这个坏蛋漏网呢?不行,一定要一网打尽。我们就将计就计,临时挑选了十中队长岳贵君(刘明双部的一个连长,是个大块头,很机智,夏天荒井曾经向他敲诈,没逼出钱,把十中队的枪都缴了。当时岳忍气吞声,今天让他去对付这个仇人吧!)个别地先向他交代了当晚起义的事,叫他带着四十名亲信战士,前去“护送”荒井,在回来的路上就把荒井抓起来,直去牛家庄等候部队。他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早饭后开始布置。前一天,莫正民已同刘明双、孟敬之把起义的事谈过了,这两位原来我们做了些工作,现在看见莫已经同意起义,大势所趋,也就同意跟他走。于是由莫正民、刘明双、孟敬之,分头把所属的中队长,一个两个的叫到房间里,一半命令、一半说服地分配了起义任务。我们的行动符合大多数人的愿望,也是在他们意料之中的事,我看着一个个中队长带着兴奋的表情走出去了。当然,也有少数感到突然,而显得有些心神恍惚。

九点多,一切都布置好了,可是街上却乱哄哄的。有些眼尖的人看见莫正民的家眷大清早出了城,便都猜景起来。不知死活的家伙还跑来送情报,说:“八路军离城不远,四周驻得满满的,说今晚要打莒县。”城内士绅也有慌慌张张跑来打听消息的;老百姓有的扶老携幼,骑驴推车要出城。城门暂时关闭了。莫部上下的心情也显得有些焦急。

“叮铃铃……”突然电话铃响了,莫正民走过去拿起听筒:“喂,谁呀?是丁县长,呀呀,什么?没有的事,是造谣,怎么呀?老百姓搬家,喂,那是叫你用五百辆小车送米子,惹得民心不安,不要紧,我已派一个小队出去镇压——什么?听说八路要攻城,没有的事,造谣……喂,我说县长,棉衣费催得怎样了?天太冷了,快点办呀。……”

“他妈的,看来他们有些觉‘病”了,县长说我要拉十个中队出城、八路要攻城——总算给我含糊过去了。”莫正民放下电话听筒,沉着脸说。

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日本鬼子在城东南角修碉堡,莫部的南门工程仍然在修,但却面向城里改修起来。街上的混乱,日觉察到有些不对头。

十一点多钟,鬼子教官金野,拿着他那日式腰刀,亲自到办公室来追问。莫正民还镇定,他同“教官”面对面地坐着,脸上有些洋洋自得,说:“没关系,八路的要来,我们有把握保住莒县安全……啊,城墙工事为哈向里修?这是为巷战作准备嘛,教官的放心。”鬼子看莫正民神情安定,也就“啊、啊”地走了.

“当、当,当……”壁上的钟敲了十二下,它告诉我们离举义的时刻还有七个小时,随着时间的消逝,胜利的信心一步步在驱逐对最后困难的担心,可是问题还是满多的。

中饭后不久,岳中队长从招贤打来电话,

说“顾问”不一定什么时候回莒县,他没透露执行任务中的困难,但我们却增加了顾虑,因为回来早了在路上行动会暴露,如果不回来,又抓不住荒井了。

三点钟,太阳偏西了,我们司令部的便衣队,在南门外换上了伪军的服装,大摇大摆地进城来。看见咱们八路军的小伙子进了城,心里真是愉快。可是也带来一些麻烦,小伙子们在街上乱逛,有的还去城墙上蹈跶,用眼到处乱瞅,显得很突出,但又不好限制他们,只有让他们各处逛熟了,才便于晚上行动啊。逛吧!也不要再操这分心了,反正已是三点多,即是鬼子看出破绽,要干,我们也有准备,坚持两个钟头没问题,何况我军的大部队已兵临城下,离城不到二十里,已形成严密的包围

圈。

四点多钟,岳中队长又来了电话,说:“顾问”已由招贤出发。……当时,我真无法抑制内心的兴奋,莫正民也说:“太好了,他走上个把钟点就是五点多了,正好在莒县和招贤的半路上,这下子荒井跑不掉了,咱们可以做到一网打尽,一个不漏。”

六点钟后,天快黑了,我们开始行动,抓教官,捉县长,堵鬼子,炸碉堡,几路出动,各干各的。

“报告大队长,要死的,要活的?”胡士全、徐恩波、魏友春、刘桂田等莫正民的亲信勤务兵,接到抓教官的任务后,很高兴,一起向莫正民请示。

“要活的!”

“行!”四个人四支匣子枪,张开大机头,推上顶门火,把枪插在前胸,直奔日本教官金野住室。

“报告教官1”在门口石台上踱来踱去的

金野教官被这喊声止住了脚步。

“什么意思的有?”

“丁副官的讨媳妇,请教官的吃喜酒!”

“行,行!”金野看来很高兴。

“那边的什么的干活?”魏友春向金野身后一指,趁着金野回转头的时候,徐恩波把他拦腰抱住。

金野顺手抽出身边的指挥刀,但被魏友春用匣子枪敲落在地上。金野的两个勤务兵提着枪从屋里跑出来。

“咱们都是中国人!”胡士全喊了一声,两个勤务兵顺从地把枪交出来了。

“什么意思的?太君的说话!”金野还生气地喊。

“八格牙路,酒保的有?啤酒的有?”勤务兵故意戏弄他,出出自己的气。

“嗯,嗯,”金野还来不及辩解,就被推到屋里床上,他们用一条毛巾把金野的嘴堵住,用绑腿捆起来,送到大队部,押在一间小房内。

同时,大队副刘明双、陈笏卿,亲自出马到伪县长丁晓峰那里,开门见山,叫他跟我们一起到抗日根据地去。伪县长一阵犹豫。“怎么样?”刘明双粗声粗气地问。伪县长偷眼一看,刘明双胸前插着匣子枪,杀气腾腾站在面前,马上转口说:“啊,这,这消息怎么不早点告诉我?我早知道,好准备准备,也出点力。”他一面说着鬼话,一面仓促地收拾行装,乖乖地跟着出了县衙门。路上,两个大队副又弯到警察所,也早有人在那里布置好,把鬼子警务段分所长成田和翻译官,还有沂水逃来的日本顾问,一起捉来了。

六时半,我和莫正民及大部队的所有人员也出动了。真巧,才出门就碰上经济顾问多本,这个家伙糊里糊涂就当了我们的俘虏。我们一行到南门,望过去不远,东南角上鬼子新修的炮楼,仍然怪楞楞地矗立着。

这个金城最高的炮楼白天都有一个鬼子班长监督着修筑,六点钟下班鬼子回去,七点钟后鬼子一个班来放哨,我们计划选定这个空隙时间由工兵来个“内部爆炸》,作为内部起义欢迎我军攻城的信号。

工兵樊宝增抱了八十斤重的炸药包,等候在炮楼边,可是今天这个监工鬼子磨磨蹭增地快到六时半了还不走,我们只好派了几个便衣准备护送炸药,必要时先收拾这家伙。很巧,六时半这个鬼子自己走了,工兵迅速抱起炸药,钻进三层围墙把炸药放在五尺厚的石砖炮楼内侧,装上五个雷管,只等城内枪声一响,就点火。城内鬼子一个中队都住在小围子内日军司令部里。小围子门朝南,门外是一条十多米长的胡同口,胡同口外是东西大街,天才黑,我们就已派十二中队堵在胡同口。过了不久,在灰暗的灯光下,可以看到从日军司令部出来十多个鬼子,前头的一个端着挺歪把子机枪,准备到炮楼放哨。

中队长手一挥,两挺机枪正对着胡同开火了,一下打倒七八个鬼子,歪把子也缴来了。小围子里的鬼子知道情况不对,打出了照明弹,又用猛烈的机枪火力向我扫射,把胡同口的短墙也打坍了,可是胡同口已被我们火力封锁了,出不来了。

等在东南角的工兵正在焦急,听到城内枪声响成一片,知道到了点燃导火索的时刻。一分多钟后,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耸立城墙四丈高的炮楼在烟雾中消头得无影无踪。

莒城的夜,在极端的动荡中,南门洞则是最热闹的地方,一队队八路军健儿,在反正弟兄引导下,进城接替莫部,并担任攻击日军任务。莫部集合成四路纵队,臂上戴着白底黑“正”字的记号,前面一人挥着白旗,不断出城。人流中,也夹着伪县长、日本教官、顾问,恶霸地主于经武——这个曾经杀害许多抗日军民的罪魁,也被捉来当了进见礼。

天没亮我们赶到牛家庄集结,这时我还在担心,日本顾问荒井怎样了,漏掉了吗?不一会儿见到岳中队长,他兴奋地告诉我们:

昨天下午四点半钟,他们分乘两辆汽车回莒县。可是顾问的车烧汽油,他们坐的车烧木炭,掉在后面怎么也赶不上。

到了招贤,他对荒井说:“路上恐怕有八路,我和顾问坐在一起,保护顾问。”“好的,好的!”荒井似乎领会了他的“忠心”,同他一起坐在驾驶室内,中间隔着一个司机。

汽车开出十八里,他叫停车,装着下去小便。他转到车后,叫士兵也下车。没想到心眼最多的荒井跟在后边,“中队长,什么干活的?”他抢前一步,一下把荒井拦腰抱住,两个扭做一团,从汽车路滚下沟里。

下车的士兵还不知怎么回事。他大声喊“奉上级命令,叫我们捉鬼子,弟兄们,我们要参加八路军了。”

士兵们一拥而上,捉住了荒井,又打死两个鬼子兵。捆绑着的荒井还耍死狗,一步不肯走,大家把他手脚绑在一起,穿上两根扁担。象拾死猪一样抬到集合地点。

第二天,近四千人的起义队伍集结完毕,扛着三十一挺机枪,三十五门手炮,三千多条步枪,在阳光中开进祖国的自由土地—一解放工中心地带。

资料来源:

《莒县文史资料》第一辑(198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