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子华，原名程世杰，1905年6月出生在山西省解县一个贫民家庭，他本姓苏，因小时候过继给姨母家，才改姓程。程子华高小毕业后考入官费的太原国民师范学校。在太原国民师范期间，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1926年12月，受山西省委派遣程子华等三人投考黄埔军校武汉分校。
1927年初，程子华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属黄埔第六期），虽然在武汉分校学习只有半年多时间，但他在中共党组织的教育培养下，积极同当时的军校工兵大队长徐向前等山西籍师生相互交流革命情况，从政治、军事到思想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他曾随校编入国民革命军中央独立师,和十一军二十四师叶挺部一起参加反击叛军夏斗寅部的战斗，经受了战火的洗礼。大革命失败后，反动派的屠杀并没有使程子华低头，他离开了所在的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教导团，经汉口到上海寻找党组织。程子华到上海后，党中央派人找他谈话：“‘八一’暴动后，贺、叶部队去了广东，你到广东参加贺叶军。”程子华到广东后，先在李济深第八路军总指挥部特务营当兵，后又回到了已在广东的张发奎部教导团，并接上了党的关系。
当时的广东，张发奎正同新桂系争夺地盘，后方空虚，张发奎把他的主力部队派到西江迎战新桂系军队，将教导团留在后方维持秩序。广州敌人力量空虚，正是武装起义的好时候。根据党中央的指示，12月11日，在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下，举行了广州起义，并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程子华积极参加了广州起义，并随起义部队攻占了最坚固的反动堡垒——广州市公安局。广州起义失败后，程子华随起义部队余部转战千里，来到由农民运动领袖彭湃领导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海陆丰地区，他积极参加了保卫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后因伤留在海丰县。因程子华是北方人，就地隐蔽有困难，后受地方党组织的要求，离开海丰县寻找党组织。
模范兵暴第一声
程子华离开广东后，在白色恐怖的气氛下，到上海、解县老家寻找党组织未果，最后到河南南阳，在军阀岳维峻部终于找到了党组织。1929年夏，中共地下党已在岳部十五个连中建立了党支部，有共产党员七十余人，形成了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并直接接受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的领导。程子华在岳维峻部先任副官，后任岳维峻部第一师六团二营五连排长。随着部队缩编，许多共产党员被迫离队，军官中的共产党员只剩下程子华。他积极用交朋友的办法，秘密争取和团结党外士兵的同情分子，积蓄力量，以便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组织兵暴。
岳维峻部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蒋介石早就想把它吞并，岳部反蒋、反黄埔军官的情绪比较强烈，这个部队虽然经过几次改编，但我党的影响仍在增长。1929年10月初，程子华所在由岳维峻部改编的独立十五旅开到阳新、大冶一带要进攻红军，这时程子华同原岳维峻部地下党员赵品山联系，认为不能用手中的枪打红军，应乘机把队伍拉出去。就在这时，党中央派柯庆施、邓乾元等同志到汉口找程子华，程子华及时向他们报告了相关情况，他们也同意把部队拉出去，与活动在附近的红五军第五纵队里应外合攻占大冶城，举行兵暴。一个月后中央军委指示：兵暴采取“里应外合”方案。程子华确定12月14日晚12时起义。当晚11时，程子华集合各连党员和各班班长，首先解决了反动军官，然后率起义部队和何长工、李灿率领的红五军第五纵队会师。后来，起义的五个连合编为红五军第五纵队第二支队，程子华担任支队长。程子华等按照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对起义部队进行整顿，清除了旧军队中的不良作风，使之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
大冶兵暴是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平江起义的延续，受到党中央的高度赞誉，称之为“模范兵暴第一声”。1934年1月，因大冶兵暴的成功，程子华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二等红星奖章。
1931年4月，他到中央苏区工作，历任红35军307团团长、独立三师师长、红五军四十师师长、四十一师师长兼政委、十四师师长、二十二师师长、粤赣军区代参谋长等职，参加了第二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在反围剿斗争中，他运用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深入发动群众，诱敌深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1934年1月在第二次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历任红五军团四十师师长、四十一师师长兼政委等职，参加了第二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在反“围剿”斗争中，程子华英勇善战，指挥有方，屡建战功。
引领红二十五军长征
1934年6月，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时任粤赣军区代理参谋长的程子华谈话。周副主席谈到，鄂豫皖根据地很困难，根据工作需要，中央派程子华到鄂豫皖根据地工作。
1934年6月，中央决定派程子华同志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行前周恩来同志亲自谈话，分析了形势，部署了任务。到达鄂豫皖以后，他任红25军军长，
随后，程子华历经艰险到达鄂豫皖根据地。当时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已撤走，后来组建的红二十五军，在王明“左”倾路线影响下，部队减员严重。红二十五军是原地坚持还是实行战略转移，就成为当时急需作出决定的首要问题。程子华对于红二十五军下一步行动方针，结合对周副主席指示的体会，认为不能让敌人牵着鼻子走，困守在“鱼塘”里，等着敌人把水抽干抓鱼。程子华讲，可以到伏牛山，过去土匪头子樊钟秀在那里就盘踞多年，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为什么不能立足呢？
11月11日，鄂豫皖省委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举行常委会议，会议一致同意周副主席指示，认为红二十五军应该打出去，创建新根据地，会议决定向西转移。省委决定程子华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任政委，原军长徐海东改任副军长。花山寨会议后，省委责成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再次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
12月16日，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出发时，省委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红二十五军首先越过平汉路，进入桐柏山区。进入桐柏山区后，感到这里不易立足，程子华向省委和吴焕先政委建议，向豫西伏牛山区转移。后因伏牛山区也不具备建立根据地的条件，红二十五军在程子华、吴焕先的带领下，战胜了敌军的围追堵截，进入陕南，胜利完成了第一次战略转移。经过努力，红二十五军入陕五个月，初步建立近五十万人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了解到，中央红军已北上抗日，到达青海、甘肃边缘，于是决定继续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红四方面军走后，留下了残部红二十五军一部，驻守在当地的将领吴焕先与徐海东积极扩红，招募了一些青壮年充实兵力，整编了一支新的部队——红二十五军。
由于战士素质参差不齐，大部分的人都不具备完整的军事理论基础，而且行事略显鲁莽，有时还会无视军规和纪律，这些都是陋习，必须得改正。
程子华到任的第一天，军部召开会议，徐海东表示，程子华能文能武，势必会有更好的方法管理军队，愿意让出自己的军长职务，改任副军长一职。
就这样，程子华当上了红二十五军的军长。
那时，已是1934年年中。
主力红军是在10月中旬从瑞金出发的，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是在11月16日。
在此之前，程子华为了提高军队作战能力，协同吴焕先、徐海东二人做了不少准备。
新来的兵改不掉“匪气”，程子华就和王平章一起，反复强调红军八大纪律，还将之前王平章所做的《红军三大任务歌》稍加改编，成了一首朗朗上口的歌谣：《红军纪律歌》。
红军纪律最严明，行动听命令，不得胡乱行；打土豪要归公，买卖要公平；工农的东西，不可拿分文；说话要和气，开口不骂人；无产阶级劳苦群众，个个尽相亲；出发与宿营，样样要记清；上门板、捆铺草，房子扫干净；借物要送还，损失要赔银；便溺找厕所，不搜俘虏身。
队伍作战实力差，程子华就让战士们多参加游击战学习经验，短短五个月，大家的思想和行动上就有了明显的改观。
如何对待平民百姓，如何对待身边同甘共苦的战友，大家都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
长征开始后，程子华与众人辗转各地，徐海东执意打前阵，让程子华带着部队殿后，以保证安全。
可是刚开始转移时，国民党军队穷追不舍，兵力是红军的十倍不止，第25天，程子华就在指挥作战时双手负伤。
红军部队从大别山出发，途径桐柏山朝着伏牛山挺进，沿途敌军都设置了层层封锁。
抵达商洛山区后，来不及歇脚的红二十五军被敌六十师逮了个正着，双方展开激烈斗争。
敌六十师的前身是第十九路军的旧部，一向以能打能抗为标签，是不可低估的一支劲旅。
这支部队早红二十五军一步，在红二十五军途径地蹲点埋伏，从伏牛山开始一直追到庾家河，总是趁着红二十五军不备时偷袭。
战斗之中，吴焕先、徐海东以及程子华三人都冲在前头，无奈敌军火力太猛，徐海东、程子华先后负伤。
徐海东伤及左脸颊，程子华双手被子弹打穿。
这已经是程子华第二次手部受伤了，早在1928年，程子华参加保卫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时，就曾被敌军打中了左手；
现如今程子华用望远镜观察敌情，再次被流弹击中。
旧伤加新伤，骨头断裂，血流不止，程子华一下病的很严重。
战斗以获胜告终，但是受伤的程子华却发起了高烧。
医护人员将他抬回营部，当即采取消毒和夹板固定的办法，并及时给他服用消炎退烧药物。
之前的那一次受伤，他的手已经有四只手指头既伸展不直也难以弯曲，这次的伤痛更是让他的双手落下了终生的残疾，成了“爪子般的伤残手”。
就这样，为了避免细菌侵入骨髓，医生建议程子华不要剧烈运动，但他又无法握着缰绳，骑在马背上。
为了不耽误行军的进度，他躺在担架上，被警卫员、担架员抬着上路。
自吴焕先牺牲后，红二十五军离不开程子华和徐海东，两人的负伤使部队战士士气大减，程子华也一直处于伤心和自责中。
每每看到担架员抬着自己，气喘吁吁走不动道时，他总感慨道：“我真是个累赘啊，手伤成这样，好也好不了，死也死不了，活受罪，拖累部队……”
除了走在路上，程子华的日常起居也需要警卫员的照顾，双手绑着绷带，吊在脖子上无法动弹的程子华，吃饭穿衣洗漱，都离不开别人了。
每日他忍着疼痛，只要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就不会麻烦别人，他还多次请求红军医院院长钱信忠为他截肢，他总觉得这样能够让战友们少累一点。
再加上，国民党军在庾家河一战后，虽然仓皇而逃，但却因伤了程子华和徐海东而无比自豪，发布的一些消息让红二十五军处于危险之中，这也让程子华极为不好受。
1935年2月22日，一篇名为《赤匪伤亡殆尽，程徐确受重伤》的文章，赫然登载在陕西《西京工商日报》第三版上。
内容大致如下：“徐海东残匪被我迭次痛击，伤亡甚巨……
该匪前在葛牌镇被我围剿，除伤亡百余名外，伪军长程子华头部负伤，伪副军长徐海东腿部负伤。
二匪自受伤后，行动不能自立，每流窜一处，均须由人抬运奔走……”
这篇新闻报道中透露了红二十五军主要将领受伤的情况，虽然打仗地点和受伤的部位写错了，可是敌人们清楚地知道当时程子华和徐海东两个人都没有很强的战斗力，因为他们伤到只能躺在担架上行军。
可红军是一支奇迹队伍，总能在危机中走出一条新的康庄大道来。
为了让战士们不再为他烦心，多保存体力战斗，程子华在伤势未愈的情况下，自己洗脸洗脚，双手端不住盆子，就用胳膊肘子夹住，虽然偶尔也会打湿衣衫……
正是这种你帮我我帮你的精神，让红二十五军扭转了乾坤，成了第一个抵达陕北的部队。
同部队的战士在回忆程子华军长时，都称赞他是一位好军长。
北上途中，鄂豫皖省委代理书记、军政委吴焕先牺牲后，程子华又担负起鄂豫皖省委代理书记和军政委的重担，徐海东任军长。在程子华、徐海东的率领下，9月红二十五军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保安县。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时只有两千九百多人，到达陕北扩大到三千四百多人，留在陕南的红七十四师，也发展到近二千人，成为四支主力红军长征唯一人数没有减少反而增加的部队。事实证明，程子华到达鄂豫皖，根据周副主席指示和他对根据地形势的分析，对于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实施战略转移起到重要的作用。他的这一功绩，是红二十五军许多老同志一致公认的。
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
中共陕甘晋省委成立
1934年12月8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进入陕西省洛南县境内。在12月10日进行的庾家河战斗中，红二十五军歼敌800余名。当日，改为中共鄂豫陕省委。红二十五军入陕后，先后攻克宁陕、佛坪、镇安、洛南四座县城。7月2日，红二十五军取得了袁家沟口大捷，将陕西警备第一旅大部歼灭。鄂豫陕省委在获悉中央红军已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川西并准备继续北上的消息后，遂于7月15日晚上在长安县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以配合主力红军在西北的行动。会议还决定中共鄂陕特委和豫陕特委及其领导的各地游击武装力量，继续坚持在鄂豫陕根据地。
7月16日，中共鄂豫陕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主力部队沿秦岭西麓北行，继续长征。之后，红二十五军南越秦岭，佯攻汉中，又掉头向西北方向前进，进入甘肃境内，在天水一带北渡渭河，占领秦安，威逼静宁县城。8月17日，红二十五军沿西（安）兰（州）公路东进，攻克隆德县城。接着又翻越六盘山，直抵平凉城下。8月21日，红二十五军在由泾川县城以西翻越王母宫塬，徒涉汭河时，遭到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一部1000余人的突然袭击。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红二十五军指战员化悲痛为力量，将这股敌人全部歼灭。
9月7日，红二十五军经过艰苦的长征，到达陕甘交界地区的豹子川。中共鄂豫陕省委在豹子川举行会议，决定由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改任军政委，副军长徐海东任军长。随后，部队继续向东前进，于9月9日来到保安县的永宁山。习仲勋和刘景范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派人前来永宁山，热情欢迎红二十五军，并迅速报告了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
9月11日（或12日），中共西北工委组织部为欢迎红二十五军进入陕甘根据地向各级党部负责人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抓住这千载一刻的机会，动员全体党员及全苏区的每个劳苦群众，欢迎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的汇合，庆祝红二十五军北上的伟大胜利，举行各种形式的欢迎会与庆祝会”，并借此机会，“猛烈的扩大红军，以冲破摆在我们面前的三次‘围剿’”。
9月15日，中共鄂豫陕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抵达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所在地延川县永坪镇。
9月16日，根据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先期到达陕甘根据地的朱理治、聂洪钧与中共鄂豫陕省委代书记程子华组成中共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朱理治任书记。
9月17日，中共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在永坪镇主持召开有中共西北工委、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参加的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志丹、高岗、惠子俊、郭洪涛、崔田夫、马明方、张秀山等西北工委负责人和徐海东、戴季英、郭述申等鄂豫陕省委方面的负责人，共30余人。
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中共陕甘晋省委由刘志丹、高岗、马明方、王达成、白茜、朱理治、高长久、聂洪钧、徐海东、郭述申、郭洪涛、程子华、慕生忠、慕纯农、戴季英等组成，书记朱理治，副书记郭洪涛，秘书长李景波，组织部长王达成，宣传部长郭述申，白区工作部长慕生忠，妇女部长白茜。
会议决定改组西北军委，还决定将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组建为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军团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军团政治部主任高岗、副主任郭述申。红十五军团下辖三个师：七十五师由红二十五军改编而成；七十八师由红二十六军改编而成；八十一师由红二十七军改编而成。全军团总兵力7000余人。
9月22日，中共陕甘晋省委发出通知，要求省委各部、各党团、各级党部认真贯彻执行《省委一个半月工作计划》，并结合实际制订自己的一个半月工作计划，报告省委。《省委一个半月工作计划》提出的目前战略任务是：迎头打击敌人的新进攻，冲破敌人的“围剿”，迎接将在次年1月28日召开的陕甘晋省苏维埃代表大会；在领导群众秋收运动与查田分地斗争的基础上，完成或超额完成扩红冲锋月运动的各项任务。
中共陕甘晋省委还成立了陕甘晋省苏维埃政府筹备委员会，确定于1936年1月28日召开陕甘晋省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陕甘晋省苏维埃政府。10月15日，陕甘晋省苏维埃政府筹备委员会颁布了《关于苏维埃选举法与苏维埃组织条例的决定》，统一陕甘根据地各级苏维埃政府的选举办法和组织机构的设置。其中规定：“省苏维埃各部委员会，因需要可以随时增加。就目前需要，现在应有的各部为：劳动部；土地部；教育部；粮食部；国民经济部；工农检查部；财政部；军事部；内务部；裁判部。”并规定：“设立政治保卫局，在各县设保卫分局。”
中共陕甘晋省委隶属于中共北方局，下辖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神府工委、陕北一分区委员会（1935年9月成立），并直接领导赤源、秀延、子长、靖边、米西、延川、延长、延安等县委。1935年10月2日晚，驻守瓦窑堡的国民党第八十四师一部在赤卫军等地方游击队的重重包围之下，被迫弃城逃跑。随后，中共陕甘晋省委和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决定设立瓦窑堡市，辖五个区，并成立由崔田夫任书记的中共瓦窑堡市。中共陕甘晋省委和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也于10月5日由延川县永坪镇迁驻瓦窑堡市。中共瓦窑堡市委直属陕甘晋省委领导。
红十五军团成立
1935年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四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成立大会在永坪镇隆重举行。刘某清（改革开放后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回忆说：“周围几十里的赤卫军和群众纷纷赶来参加，会场上横挂‘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标语，红旗招展，歌声嘹亮，人人兴高采烈。刘志丹同志和徐海东同志先后讲话，号召两军亲密团结，携手并肩，共同为粉碎敌人‘围剿’、巩固扩大陕北革命根据地和配合主力红军行动而战。”
长征到达陕北的红25军与陕北的红26、27军在延川永坪镇会师，合编为红15军团
红十五军团成立后，军团设立司令部、政治部、经理处、卫生部、交通队和手枪团。军团下辖七十五师、七十八师和八十一师。七十五师师长张绍东，政委赵凌波，参谋长毕士悌，政治部主任周碧泉。下辖第二二三团，团长陈锦秀，政委常玉清；第二二四团，团长韩先楚，政委王集成；第二二五团，团长郎献民，政委刘震。七十八师师长先后由杨森、田守尧担任，政委先后由张明先、张达志担任。下辖第二三二团，团长兼政委黄罗斌，副团长王富贵；第二三四团，团长郭宝珊，政委马佩勋；骑兵团，团长康健民，政委高锦纯。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政委先后由张达志、崔田民担任，参谋长任浪花，政治部主任李赤然（李宗贵）。下辖第二四一团，团长刘明山，政委李赤然兼任；第二四三团，团长李仲英，政委王国昌。
红十五军团的成立，使红二十五军和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主力兵团，为粉碎国民党当局的第三次军事“围剿”和巩固、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劳山战役与榆林桥战役
1、劳山战役
随着红二十五军长征进入陕甘根据地和中央红军主力北上陕甘地区，蒋介石决定将东北军主力调入陕甘地区，进行军事“围剿”。9月13日，张学良由武昌乘飞机来到西安。在此前后，东北军除第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主力留驻北平和河北外，其余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及独立第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独立第一一五师（师长熊正平）先后开进西北地区，与早先进入陕甘地区的第五十一军会合，全力“围剿”陕甘革命根据地。10月2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特派蒋中正兼西北‘剿匪’总司令，张学良兼副司令。”第二天出版的上海《中华日报》以《彻底肃清“匪患”，将在西安设立“剿匪”总司令部，俟组织就绪，蒋委员长亲往巡视，将来由张学良常驻指挥一切》为题，刊登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的消息。同年11月1日，西北“剿总”在西安城内南院门正式成立。
在红二十五军抵达延川县永坪镇之前，东北军第六十七军进入陕北。该军军部驻洛川。9月13日，该军第一一〇师（师长何立中）进驻延安。该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周福成）除留一个营驻守甘泉外，余部于9月14日开进延安。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率军部特务营于9月15日也抵达延安。王以哲在延安完成部署后，即率军部特务营返回洛川。第六十七军的一〇七师驻洛川、富县一带。与此同时，东北军第五十七军的一〇〇师、一〇六师、一〇九师、一一七师由甘肃合水一带向陕甘根据地进犯。驻守陕北的井岳秀第八十六师、高桂滋第八十四师也蠢蠢欲动，企图与东北军夹击陕甘根据地和红军主力部队。
面对严峻的“围剿”形势，红十五军团认真分析了当前的形势，确定了战略行动方向。徐海东回忆说：“红十五军团成立的第二天，我们就商讨反‘围剿’的作战计划。”“我们在讨论作战对象的时候，有的同志提议先打驻米脂一带的井岳秀师，或者高桂滋师，出横山，与神木、府谷苏区打成一片，然后打出三边。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吃掉这两个部队，把握大一些。可是目前大兵压境，消灭这两个部队，对敌人的打击不重。还是先打东北军好，因为如果把东北军的主力搞垮一两个师，就会使陕北战局发生重大变化。”徐海东回忆说，在经过分析敌情后，“我们决定：围攻甘泉，调动延安的敌人，拦路打它的埋伏”。
9月下旬，红十五军团主力部队经过三天的急行军，由永坪前进到甘泉城西王家坪一带。徐海东和刘志丹前往延安与甘泉之间的大劳山、小劳山一带察看地形，确定在此设伏。9月28日，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第二四三团突然包围了甘泉城。其他部队则按原定作战计划进入劳山一带，沿咸（阳）宋（家川）公路两侧山上设伏。
10月1日上午，东北军六十七军第一一〇师师长何立中率部由延安南下，增援甘泉。下午2时许，其先头部队进至劳山以南的白土坡。在两侧山坡地带设伏的红十五军团主力部队立即发起攻击。激战至晚上8时左右，战斗结束。
劳山战役全歼东北军第一一〇师师直全部、第六二八团全部和第六二九团一个营，共毙伤第一一〇师参谋长范驭州、团长杨德新以下1000余人，俘团长裴焕彩以下3700余人，缴获战马300余匹，山炮、迫击炮共28门，轻重机枪200余挺，长短枪5000余支，及无线电台4部和大量军用物资。何立中身受重伤，逃进甘泉城，后因伤重于10月7日毙命。
劳山战役是红十五军团成立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劳山战役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陕甘根据地军民粉碎敌人军事“围剿”的斗志。
在取得劳山战役的胜利后，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师长杨森率部前往富县城西的羊泉一带侦察敌情时，又歼灭了东北军第一〇七师六一九团的一个营。
2、榆林桥战役
劳山之战的失利，使东北军损兵折将。为此，身兼西北“剿匪”总司令之职的蒋介石于10月8日由四川成都飞抵西安，部署陕北事宜。第二天，蒋介石与张学良联名发出“围剿”陕甘红军的电令，严令：“六十七军在肤施、甘泉、鄜县（富县）、羊泉一带地区筑碉，肃清附近股匪，置重点于鄜县，维持肤施、鄜县间交通。”电令还要求杨虎城所部“以主力在宜川、洛川之线筑碉，置重点于洛川，防匪南窜”。并要求杨虎城部“及井（岳秀）、高（桂滋）各师，速肃清附近股匪，俟主力军向东迂回时，即协同各友军，将刘（志丹）、徐（海东）各股匪聚而歼之”。
10月11日，蒋介石由西安飞往河南洛阳。13日，蒋介石又飞往山西太原，并将在陕北前线第八十六师师长井岳秀、第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召至太原，与阎锡山一起，共同策划加强对陕甘根据地的“围剿”。
10月20日，东北军第六十七军第一〇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率部由富县县城进驻富县以北约12公里处的榆林桥，以执行“维持肤施、鄜县间交通”的任务。同时进入榆林桥的还有第一〇七师六二〇团的一个营。
榆林桥地处甘泉和鄜县之间的洛河东岸，咸（阳）宋（家川）公路由村中穿过。村子内建有堡寨，依山傍水，易守难攻。
榆林桥战役进行的较为顺利。刘某清回忆说：“10月24日晚，红十五军团在徐海东同志指挥下开始行动，以红七十五师由东向西担任主攻，并派一个营警戒由榆林桥通往洛川的公路；以红七十八师由西向东，先歼河西敌一个营，再会攻榆林桥；以红八十一师由北向南进攻，对敌形成三面包围，并派出两支部队分别占领了洛河南面的小山和北面高原的碉堡。次日拂晓开始强袭，敌人被压缩到街内后，利用窑洞进行顽抗，我军伤亡较大。后来由于战士的发现和创造，从房上的烟筒向里投掷爆炸物，才迅速地歼灭了敌人。”
至10月25日下午，榆林桥守敌四个营全部被歼，第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以下1800余人被俘。
榆林桥战役是红十五军团在缺乏攻坚器材和经验的条件下取得的对敌设防据点攻坚战的胜利，对部队战斗力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榆林桥战役的胜利，使驻守洛川、甘泉、延安之间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各部陷入了首尾不能相顾的狼狈状态。这一战役的胜利，也极大地振奋了陕甘根据地军民战胜敌人的信心。
根据地的“SF”
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广大军民积极反击国民党当局第三次军事“围剿”的同时，“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却在根据地内部实行错误的肃F，造成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
在1934年7月25日召开的南梁阎家洼子联席会议上，曾传达了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驻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两封指示信。郭洪涛回忆说：“信中对红二十六军进行了错误的批评。例如指责红二十六军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等等。这两封信宣读后，进行了讨论。会后，由四十二师龚逢春整理了记录，送给了中央驻北方代表。”郭洪涛说：“我在会后，曾根据指示信的精神和整理的记录，写过一篇《红二十六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刊登在陕北特委机关刊物《西北斗争》上）。在这篇文章中，我错误地引用了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驻北方代表对红二十六军的批评。”
阎家洼子联席会议为陕甘根据地的错误肃F留下了隐患。
1935年7月5日，受中共北方局派遣巡视陕甘根据地工作的朱理治到达西北工委所在地延川县永坪镇。朱理治在1945年7月回忆说，他临行前，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指示说，“陕甘边二十六军的右倾很严重，陕甘边特委混进来张文华、蔡子伟两个右派，陕甘边及二十六军右倾机会主义受了这两个右派的影响。他要我到陕北后首先开展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来暴露与孤立右派，然后再来镇压他们。同时给我看了一本鄂豫皖‘肃F’的小册子，里边有张国焘和陈昌浩写的文章，还有中央写的一篇序，说鄂豫皖‘肃F’是伟大的胜利。今天看来，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朱理治说：“我到陕北后，首先开了一个永坪会议，我传达了‘中（央）代（表）’几万字的指示，内容是夸夸其谈。那时正是三次‘围剿’，做了一个反三次‘围剿’的决议案。以后我在文安驿会议上也报告过，讲了两三天。这些报告内容，是把‘中央代表’的指示信具体化了，并且有个别的发展。”
1935年7月21日在延川县永坪镇召开的中共西北工委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执委扩大会议决议案》。决议案指出：“陕甘党过去没有充分的实行‘中（央）代（表）’的正确指示，妨害了工作的进展。暗藏在党内以蔡子伟为代表的右倾取消主义，与机会主义分子，他们的主张是实际对党的路线的消极怠工，轻视群众在革命中的作用，不信任群众革命的创造性，降低了党的任务。”决议案指出：“这种右倾取消主义者，他们企图阻止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者，在事实上他们表明要取消阶级利益，他们是阶级的仇敌。所以陕甘党站在中央驻北方代表正确领导之下，动员全党同志一致的揭发这些右倾取消主义与机会主义的欺骗叛卖作用，只有坚决的斗争与驱逐取消右倾取消主义与机会主义的分子，陕甘党才能顺利的完成一切光荣的任务。”
永坪会议后，黄子文、蔡子伟、张文华等先后被逮捕或软禁。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错误“肃F”开始逐步推开。
红二十五军进入陕甘革命根据地前，曾于1935年4月9日在蓝田九间房与陕西警备第三旅发生激战。警三旅第七、第九两个团被击溃，担任该旅旅长的中共秘密党员张汉民被俘。和张汉民一起被俘的还有在警三旅工作的20多名共产党员。在审讯中，尽管张汉民等一再表明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但由于双方互不了解，缺乏信任，张汉民等被俘的共产党员仍然被红二十五军政治保卫局错误杀害。与此同时，奉上海中央局委派返回陕南，与杨虎城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及红二十五军联系工作的汪锋也被红二十五军政治保卫局拘禁。同年9月，汪锋随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仍被错误关押。
关于张汉民等共产党员被错误杀害一事，郭述申回忆说：红二十五军“在陕南作战时消灭了杨虎城的警备二旅，活捉了旅长张汉民。张是我党的秘密党员，陕西省委曾通知二十五军，张也派人给二十五军送过情报。但是，二十五军认为张是反动法西斯，他送情报是个阴谋，就把张杀了。俘虏的张部士兵中，还有一批党员，让他们站出来报告，结果也都杀掉了。汪锋同志去联系，也给抓起来了”。
张汉民被错误杀害，成为陕甘革命根据地错误“肃F”的一个重要因素。郭述申说：“（红二十五军）处理张汉民以后，就认为陕西的党不可靠，有许多右派、取消派。是抱着不信任的态度进的陕北。”
中共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和中共陕甘晋省委相继成立后，陕甘根据地的错误“肃F”加快了实施的步伐。中共陕甘晋省委9月22日发出的《关于印发省委一个半月工作计划的通知》中明确提出：“颁布赤色戒严条例，动员政府、贫农团、工会与党及团，动员广大群众，严格执行阶级路线，进行肃F工作。并建立政治保卫局的工作系统，加紧肃F工作。”
聂洪钧回忆说：“劳山战役后的第三天，收到省委的来信，说后方永坪镇已经逮捕了几个人，根据他们的口供，揭出刘志丹、高岗、习仲勋、杨森、刘景范等很多高级领导干部都是右派，并有很大的阴谋活动准备。省委指令我们在前方立即逮捕刘、高等人。对于省委来信所言，我相信是有可能的，但以事关重大，未敢马上逮捕。随即和徐海东、郭述申商量，我们感到：既然省委来信，就该执行，但考虑事态严重，‘乱子’太大，不敢轻举。而且我们从缴获的敌人的文电中得知中央红军已经到达秦州，为避免万一弄错，最好还是请中央来到后解决。送出报告后，省委紧急来信，强调指出：刘、高等右派问题，省委已有严密的考虑与决定，不日将派郭洪涛来前方传达，并协同解决。结果来的不是郭洪涛而是程子华。”
当时担任红十五军团政委的程子华回忆说：“我从永坪去前方时，朱理治告我，调刘志丹到后方，指挥北线作战；高岗逮捕送后方。我到前方传达作战方针后，这样办了。在我到达前，前方部队已经开始‘肃F’，抓了一些人，干部战士很有意见。我感到情况严重，即令执行‘肃F’任务的朱仰新（原红二十五军侦察科长）停止捕人，并写信给朱理治，说明部队情况，要他们迅速派干部来前方。不久，郭洪涛、崔田民到前方，崔到部队工作。”
10月9日（或10日），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回到瓦窑堡后即遭到逮捕。在此前后，原红二十六军和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一些负责人也遭到逮捕。习仲勋回忆说：“当时，蒋介石正在对陕甘边区进行第三次‘围剿’。于是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怪现象：红军在前方打仗，抵抗蒋介石的进攻，不断地取得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却在后方先夺权，后抓人，把刘志丹同志等一大批干部扣押起来，红二十六军营以上的主要干部，陕甘边县以上的主要干部，几乎无一幸免。”
“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先后逮捕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而在此前后，曾担任过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中共赤淳工委书记的金理科被错杀于甘肃正宁县三嘉原，曾担任过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妇女委员会委员长的张景文在甘泉县下寺湾被错杀。据赵启民回忆，在此期间“还杀害了200多干部”。
陕甘根据地的错误“肃F”是“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泛滥。朱理治回忆说：“肃F整个的过程是逼、供、信，主观主义达到了极点。”
“左”倾教条主义执行者实施的错误“肃F”，使陕甘根据地党内、军内、根据地内处于恐怖状态，军心不稳，民心不安，以至发生“反水”叛乱事件。而国民党当局对陕甘根据地的“围剿”则日甚一日。习仲勋回忆说：“‘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的倒行逆施，引起了群众的极大疑虑和恐惧；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反攻倒算，以致保安、安塞、定边、靖边等几个县的群众都‘反水’了。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
在国民党当局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军事“围剿”加紧进行的紧急关头，根据地内部的错误“肃F”却有愈演愈烈之势。内忧外患，使陕甘革命根据地处在严重的危机之中。
9月中旬，红二十五军和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合，并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委。随后，程子华又参与指挥取得劳山、榆林桥战斗的胜利，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和给养，对巩固西北根据地具有重要意义。红十五军团和中央红军会师后，程子华率部先后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和山城堡战役，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程子华还是以毛泽东为首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九位委员之一，当时中央的许多电报，都是以徐（海东）、程（子华）和林（彪）、聂（荣臻）并称。
主持晋察冀边区全面工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程子华到山西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工作，担任战动总会武装部长和中共党团书记。通过近两年的工作，战动总会先后发展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二万余人。
六届六中全会后，程子华任北方局委员，并和北方局代表彭真、一一五师副师长聂荣臻、一二0师政委关向应组成晋察冀分局（北方分局），领导晋察冀边区的斗争。1939年1月，中央决定程子华到冀中工作，担任八路军第三纵队政委和冀中军区政委，加强吕正操第三纵队的正规化建设。八路军第三纵队是由吕正操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等部合编，当时共6万余人。第三纵队内部成分复杂，党的基础薄弱，战斗力很弱。程子华与军区的其他领导同志一道，研究制定了加速第三纵队正规化、八路军化的方案。他把一批红军老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分配在各分区、各团担任政委或政治部主任，迅速在第三纵队部队建立健全了八路军的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使部队走向了正规化。经过两次整军，第三纵队所部军政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共创建了十六个主力团，这些团基本上达到了正规化、八路军化的要求，成为坚持敌后平原抗日根据地的骨干力量。在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程子华兼任冀中区党委书记，在艰苦的环境中进一步坚持平原作战，巩固冀中根据地。他带工作组到高阳等地对地道斗争进行调研，充分肯定地道斗争是冀中人民改造地形的一个伟大创举，后地道斗争在冀中普遍开展，使冀中成为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群众性平原游击战争的典范。
1943年8月，中央政治局重新决定晋察冀军区和分局的主要人员，聂荣臻任分局书记兼军区司令员、政委，程子华和刘澜涛任副书记兼副政委，萧克任副司令员。决定确定聂荣臻去延安参加“七大”期间，由程子华代理书记和军区政治委员。1944年萧克去延安看病，刘澜涛去延安参加党的“七大”,程子华又代理司令员。在1943年9月到1945年9月这两年间，程子华身兼数职，独当一面，全面主持晋察冀分局和军区工作，他往往是一边指挥前方打仗，一边领导后方党政工作。
从1944年起，程子华指挥晋察冀军区全面猛烈地发展扩大，根据根据地斗争发展形势的需要和中央决定，成立冀晋、冀察、冀中、冀热辽四个区党委、军区和行署，努力扩大解放区。到1945年夏，晋察冀根据地面积扩大到四十万平方公里，人口增至两千五百多万，军队由原来四十一个小团发展扩编一百个团，部队由1943年夏的五万四千人发展到三十二万余人，民兵发展到九十余万人，大大巩固并扩展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战斗在冀察热辽地区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抢夺胜利果实，派大批部队进攻东北解放区。中共中央为粉碎敌人的阴谋，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由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等组成，程子华为东北军区司令员。后因形势变化，由原定任冀热辽军区司令员的林彪到东北，程子华回到了冀热辽。程子华先后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副政委兼冀热辽分局书记和军区政委、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和军区政委，1948年5月又兼任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冀察热辽地区位置重要，它是华北和东北的通道和联系纽带，是东北的屏障和大门。程子华为把广大的冀察热辽地区建成我党巩固的根据地而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工作。他积极贯彻中央关于土地改革的“五四指示”，在全地区实行土地改革，以土改为中心，推动生产支前等各方面的工作。
程子华在冀察热辽地区积极领导发展壮大野战军，到1947年9月，程子华领导的冀察热辽部队由抗战胜利后的不足三万人迅速扩大到二十万人，编成八、九、十一三个纵队，五个独立师、两个骑兵师和一个炮兵旅，经过不断锻炼成为一支英勇善战的野战部队，有力配合了晋察冀部队作战，是东北战场上的重要力量。这一时期，冀察热辽人民对战争的支持是空前的，一千六百万人口的冀察热辽解放区，1945年底到1948年底的三年中，共为解放军补充了三十几万兵员，地方部队发展到四十多万，这些部队都成了我军参加辽沈决战的主要部队。这一时期，程子华率领冀热辽以及后来的冀察热辽部队纵横驰聘。抗战胜利不久，蒋介石便组织大量兵力进攻热河省省会承德。程子华、萧克等同志领导取得第一次、第二次承德保卫战胜利，先后共歼国民党军3.1万余人，保卫了热河解放区，迟滞了国民党军队向东北的增援。在1947年冀察热辽夏、秋、冬季攻势中，程子华率部消灭了华北敌军大量力量，使冀察热辽的军事态势，在战略上我军由劣势变为优势，直接配合了东北战场的作战。
1948年9月起，程子华以大兵团作战的气魄和军事指挥艺术，参与了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他率冀察热辽部队八、九、十一纵队和三个独立师攻占了绥中、兴城，切断了敌联络东北和华北的大动脉——北宁线。这一行动，实现了毛泽东关于“关门打狗”的战略方针，拉开了辽沈战役的帷幕。随后，程子华担任由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二前线指挥所改编的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率所部进行了著名的塔山阻击战。夺取辽沈战役的胜利，关键在于能否拿下锦州，而塔山阻击战关系我军攻克锦州的成败。程子华率四纵、十一纵等部队，面对具有先进技术装备和优势兵力的敌人，在塔山地区浴血奋战六昼夜，寸土未失，完成了阻击任务，在保障我军攻占锦州，以致配合整个辽沈战役的胜利都起了重要作用。程子华以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取得了塔山阻击战的胜利，同时也使塔山阻击战成为我军战史上最著名的战例之一。
四野十三兵团，四野主力兵团，司令员无衔大将程子华，配属战斗力最强的38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3兵团是第四野战军的主力兵团，解放战争期间，从冀察热辽一直打到广西边陲，不惧强敌，敢打善拼，执行命令坚决，不怕任何困难，在多次重大战役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诞生在冀察热辽
1947年4月，中央军委为加强东北民主联军的力量，决定将晋察冀军区所属的冀察热辽军区（二级军区）划归东北民主联军建制，当时军区代司令员兼政委程子华，下辖冀热察、冀东、热河三个军区。1947年8月，为便于集中指挥刚组建的第8、9两个纵队及北宁线作战部队发起秋季攻势，东总令冀察热辽军区组成一个前方指挥所（当年12月又曾以南线野战司令部的名义指挥作战）。该指挥所为军区派出，是临时性的战役领导机关，无下属部队，主要领导人由军区领导人兼任，司令员程子华、参谋长黄志勇、政治部副主任刘随春。
程子华资格较老，曾担任过鄂豫皖红25军军长，与徐海东、吴焕先一起率部单独长征。抗战时期到晋察冀，协助聂荣臻工作，对创建和发展冀热辽根据地作出过大贡献。
1948年4月，冀察热辽军区前方指挥所改称东北野战军前方第2指挥所。刚调来的军区政委黄克诚兼任指挥所政委，其他领导人不变。不久，程子华、黄克诚指挥11纵（1948年3月组建）部队参加热河、滦东战役，歼敌1万余人。在隆化战斗中，他们发现并树立了一位流芳百世的舍身炸碉堡的英雄董存瑞。
9月1日，东野前方第2指挥所改称东野第2兵团。辽沈战役开始后，2兵团由北宁线山海关内外出击，攻占昌黎并包围兴城、沙后所、绥中等地，切断了锦州与华北的联系。随后，又指挥第4、11纵及数个地方独立师在锦西塔山、沙河营地区阻击国民党军东进兵团，有力配合了锦州攻坚，之后又粉碎了敌夺回锦州企图。
12月12日，东北人民解放军第2兵团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3兵团，仍归东北野战军建制。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副司令员彭明治、参谋长黄志勇、政治部主任刘道生，原政委黄克诚此前已调回总部。
平津战役中，程子华兵团主要负责平北、平西地区战斗，切断平张线，协同华北军区部队歼灭并包围敌人。北平和平解放后，曾短暂兼过北平警备司令部，将投诚的国民党军第4兵团部编入13兵团部。
1949年4月，四野主力开始南下，13兵团指挥第42、47军及华北军区一部发起安（阳）新（乡）战役，歼敌3.3万余人，扫除了华北敌最后两个大据点。5月，13兵团奉命下辖第38、47、49军，归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建制（6月又再次明确各军建制归属）。军委命令：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政委萧华（未到职）、第一副司令员李天佑、第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彭明治、政治部主任刘道生。
13兵团之38军，军长梁兴初、政委梁必业，下辖第112、113、114、151师。该军前身为东野第1纵队，发源于1928年7月的平江起义，是我军具有红军基础的核心老部队，具有强烈的荣誉感和吃苦精神，作风勇猛顽强，部队战斗经验丰富，进攻、防御、攻坚、野战皆佳，有很高的战役、战术素养，是四野部队中人数最多、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主力军。47军军长曹里怀、政委周赤萍，下辖第139、140、141、160师。该军前身为东野第10纵队，由红军老部队和地方独立师组成，俗称“猛进雄师”。所属139师前身为红6军团、八路军359旅，历史悠久。10纵在辽沈战役黑山阻击战中力挫敌廖耀湘兵团，一战成名。49军军长钟伟、政委徐斌洲，下辖第145、146、147、162师。该军前身为东野第12纵队，系由北满3个独立师组成，虽然成军较晚，但进步很快，在长春围困战中表现突出，是围城部队的主力。军长钟伟非常有性格，作战积极，敢打违抗命令之仗。
锦西阻击
1948年9月，辽沈战役首先在北宁线打响，东野2兵团此时已将8、9两纵队交给东野直接指挥，用以围攻锦州。程子华带11纵和独立4、6、8师和骑兵师、炮兵旅出击北宁线，以山海关为中间点，关内、关外大举出击破袭，攻克了绥中，同时从鞍山调来的东野4纵也打下了兴城。根据中央军委和东野部署，为确保我军攻克锦州，令程子华、黄克诚率4、11纵及独立第4、6师和热河炮兵旅在锦西塔山一带组织坚守防御，阻击敌东进兵团增援锦州。
塔山并不是山，只是锦州与锦西之间一个有着百多户人家的村庄，称塔山堡，是敌援锦的必经之道，距锦州30公里。该处坡地起伏平缓，东临渤海，西靠虹螺岘山和白台山。村东面是铁路，通往锦州的公路亦从村中穿过，战略位置极为重要。程子华和4纵司令员吴克华、政委莫文骅、副司令员胡奇才到塔山看地形，经过分析讨论，程子华拍板确定主阵地要放在塔山村，不能放在白台山。据此，4纵安排了重点防御和火力配置。
整个2兵团的部署为：4纵防御正面为东起打鱼山、塔山，西至白台山一线。11纵位于4纵西侧，东起白台山和4纵阵地相邻，西至老边，担任新立屯等一线防御，几个独立师在南面东窑站、双树铺等一线实施钳制。
从10月10日到10月15日，4纵与敌激战6昼夜，击退东进兵团数十次猛烈进攻。最后敌调上战斗力颇强的“赵子龙师”（独立95师），4纵前沿指战员沉着应战，以机枪、步枪、手榴弹把敌人杀伤了一批又一批。特别是10月13日，从拂晓打到深夜，号称常胜不败的“赵子龙师”，在我英雄的阵地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死伤惨重。
10月15日，敌已丧失信心，不能组织起有效的集团冲锋，我军一反击，即狼狈逃窜。当日12时，在锦州即将失守，败局已定的情势下，敌全线溃退。4纵经历6个昼夜的生死搏斗，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铸造了塔山钢铁阵地，共歼敌6000余人，自身伤亡3000余人，涌现出了“塔山英雄团”“白台山英雄团”等英雄模范集体。
塔山守住了，锦州也解放了，但蒋介石仍梦想夺回锦州，与彰武、新立屯的西进兵团会师。10月25日，锦西敌军将主攻方向避过塔山，转向11纵阵地，我军早已严阵以待。26日，敌4个师全面展开，向我11纵33师主阵地沙河营扑来。敌众我寡，白天我军阵地丢失，夜晚又反击收复。27日战斗更加激烈，敌靠人海战术，波浪式冲击，与我反复争夺。33师部队虽英勇抗击了敌人，但由于工事不坚固，尤其因为事先缺乏周围防御的准备，以致于在敌人迂回分割的攻击下，遭到极大的不利。在整日的战斗中，我就伤亡了800余人。到16时，沙河营一线阵地被敌占领，我被迫退守二线阵地。是日夜，我军组织一次反击，夺回阵地一部。
10月28日，辽西战场传来全歼敌西进兵团的捷报。上午9时敌人发起最后一次攻击，士气高昂的11纵指战员坚决阻击，至14时与敌形成对峙。当晚，按东总电令，锦西阻击任务已经完成，程子华令11纵撤出阵地。11纵的沙河营阻击作战共歼敌2000余人，自身伤亡1500余人。作为一支刚组建才半年多的新纵队，11纵虽然完成了保障主力全歼锦州守敌以及廖耀湘西进兵团的任务，但从战斗质量上看，还不是十分圆满，与成功组织塔山阻击的老主力4纵还是有不小的差距。
入关先遣
1948年10月29日，第2兵团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率第4、11纵队和冀察热辽独立第4、6、8师、骑兵师共12万余人组成先遣兵团进入冀东，参加华北作战。此时入关先遣，不仅要乘胜改变华北局势，更在于要粉碎敌傅作义集团正在实施的偷袭石家庄、捣毁我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的计划，从冀东玉田、蓟县、遵化等地威胁北平，调动南下的傅作义部回头。你打我西柏坡，我就打你北平，围魏救赵，以解危局。
果然，傅作义见计划曝光，解放军早有准备，遂将偷袭部队撤回保定。东野2兵团与紧急驰援到曲阳、望都的华北2兵团从东面、南面威胁着北平，为尔后求歼平津地区的国民党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辽沈战役于1948年11月2日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解放，华北敌军毫无屏障。淮海战役又于11月6日开始，对敌更加震撼。鉴于傅作义集团撤守两难，毛泽东令东北野战军结束休整，尽快入关，会同华北解放军，提前发起平津战役，就地将傅作义集团全歼。
战役初始，对傅作义集团猬集的张家口、北平、天津等处，总的方针是“隔而不围”或“围而不打”，以稳住敌人，各个歼灭。11月下旬，东北我军主力大举入关，向平、津、唐地区集结，程子华奉命带东野2兵团从蓟县地区向延庆、怀来地区前进，协同华北2、3兵团在平张线上作战。
11月底，华北3兵团开始围攻张家口，引敌主力35军从北平前来救援。但东野2兵团西进途中，为扫清障碍，于12月5日由11纵（48军）攻克了密云，歼敌13军1个师。密云失守，傅作义大惊，迅速判明东北解放军和华北解放军将联合切断平张线，直下北平。他急忙调整部署，令35军马上赶回北平，天津、塘沽抽调3个军增防北平，13军、101军都向北平外围收缩。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特别是35军一旦顺利撤回北平，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精心制定的平津决战计划就会出现相当不利的情况。我军马上采取各种措施进行补救，终将敌35军阻围在新保安。
平张线上，东野2兵团继续向康庄、南口、八达岭逼近，4纵（41军）于12月10日围歼康庄敌16军大部，切断了怀来敌104军退路。敌慌乱逃跑，4纵追，11纵堵，将104军1.3万人歼灭，只军长率少数人跑回北平。紧接着，4纵又西进，增强了包围张家口的我军兵力。12月中旬，已入关的东野5纵（42军）也调归程子华2兵团指挥，与11纵一起经北平西郊向丰台、宛平攻击前进，占领了石景山、门头沟，进逼德胜门，与东面、南面的东野1兵团及华北7纵构成了对北平的包围。
毛泽东终于放下心来，傅作义集团跑不掉了，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都困得死死的。1948年12月21日至1949年1月15日，我军先后用战斗手段将新保安、张家口、天津之敌解决，迫使傅作义率余部25万人于1949年1月31日在北平接受和平改编，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程子华率领的东野2兵团（13兵团）在平津战役中除了攻占密云过早惊动敌人外，均较好地完成了中央军委和东野赋予的作战任务，对先遣南下、切断平张线、包围北平最终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立下了功劳。
进军中南
四野主力南下渡江后，13兵团进到湖南常德地区，此时兵团下辖第38、47、49军。在之前7月间宜沙战役中，49军这支13兵团中的小老弟，打得虎虎生风，连克江北沙市、江陵，过江后又一鼓作气解放了公安、澧县、临澧、常德，仗打得很顺。但在7月22日，该军145师攻击湘北澧县县城时，因轻敌麻痹，付出较大代价，仅牺牲就达104人。145师对此十分重视，及时认真总结了战斗教训，而146师却未能给予充分重视，不到一个月，就在青树坪栽了一个大跟头。
8月4日，程潜、陈明仁率部7.7万人在长沙通电起义。8月7日，起义部队有4万余人叛变南逃。四野于8月8日命令49军、46军、40军和二野5兵团18军等部队，追歼和争取叛军。已进至益阳、桃花江、安化一线的49军全力南进，该军145师、146师向永丰、界岭及其以西的宝庆地区追击前进。
8月15日晚，146师前卫部队437团1营抵达青树坪界岭地区，遭到敌主力桂系7军一部伏击，我反击撤退到锡石桥、竹叶冲一带，16日146师主力跟上后，又遭敌3个师围攻。一时间桂军黑压压一片，如潮水般涌来。战事空前残酷，青树坪一带硝烟弥漫，遮天蔽日，杀声动地，枪炮轰鸣。该师各团依托简易工事，奋勇抗击。17日激战一天后，146师各团被迫向江口方向撤退。赶来支援和掩护的145师也被迫向永丰方向撤出战斗。这场遭遇战，49军损失1270余人。由此，四野及时认识到轻敌思想的严重后果，多次指示部队要严防。
1949年9月，因14兵团撤销，其政委莫文骅调任13兵团为政委、第一副司令员黄永胜调13兵团仍任副司令员，华中军政大学教育长曾国华也调任13兵团参谋长，并将14兵团之主力39军拨归13兵团建制。
四野进军中南，采取的是以远距离包围迂回的方针， 9月中旬，休整完毕的四野各军兵分3路前进，以13兵团38军和39军为西路，从常德取道沅陵、芷江，直插柳州，防其逃往贵州。南下以来，两个主力军还没捞到大仗可打，这下斗志昂扬，甩开铁脚板就开始了疾进。一路摧枯拉朽，10月2日38军占领芷江。花桥战斗中，113师仅用4个小时就全歼敌103军700团1300余人，成为山地作战范例。39军亦攻占了安江，在洪江西南的岩脚歼敌100军直、55团等部4000余人。西路军继续追击时，我中路大军与敌正在鏖战，一举抓住了白部4个主力师，随即遵令挥师东进，解放了武冈和宝庆。
留驻湘西的13兵团47军，此时也积极配合衡宝战场，奔袭盘踞大庸一线的宋希濂部第122军。10月16日晚，139师417团1营乘敌防守疏忽，利用雨夜悄入城内，直插敌军部，俘虏敌军长，逼其下令守军缴械投降。大庸作战，47军歼敌5500余人。此后，47军兼湘西军区，配合二野追歼敌宋希濂集团，解放川东并担负湘西剿匪。
衡宝战役后，程子华离开13兵团返京，由黄永胜担任代司令员，率领这支“东北虎”继续南进。
解放广西
对于歼灭华南地区最后残剩的劲敌白崇禧集团，中央军委决定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全歼敌于广西境内。对此，四野前委部署，以12、13、15兵团、二野4兵团及两个华南地方纵队分成西、北、南3路向广西进军。广西战役仍旧以13兵团主力38、39军为西路军，由湘黔边沿黔桂边迂回广西西部，关闭敌经贵州西逃云南的通道。12兵团为北路，由桂北正面推进。4兵团和15兵团为南路，由粤桂边包抄钳击。13兵团的49军为预备队，沿湘桂路两侧，尾北路入桂，担任肃清残敌、维护交通、接管城市等任务。
11月初，战役打响前，13兵团在湘西南安江、洞口、武冈地区休整，林彪从衡阳来电，令西路军13兵团全部搭汽车前进，由安江直插贵州的富禄、榕江，尔后折向广西的河池、东兰、百色、龙州，不让敌人逃到云南或越南。13兵团代司令员黄永胜和政委莫文骅分析很不现实，车辆、道路、汽油等很难解决，遂上报情况。经副司令员彭明治据理力争，林彪同意13兵团组成一个车队，沿安江向衡阳、桂林一线公路前进，建立行进中的指挥所，在行进间实施指挥。
11月6、7日，担任战略迂回的38、39军从洞口、武冈向西秘密出发，进入黔桂边的苗、壮族地区，向靖县、通道攻击前进，奏响了广西战役的序曲。
越过人烟稀少的苗岭山区后，38、39军占领黎平、榕江，迫使白部刘嘉树兵团撤向桂西北。尔后，38军继续向思恩、东兰、百色前进，切断敌西逃云南退路。39军折向古宜、融安，插向广西腹地，于11月25日攻占柳州，差一点就逮住了慌忙飞往南宁的白崇禧。我另两路大军也进展迅速，相继在博白、廉江、钦州展开大围歼，歼灭了白崇禧集团大部有生力量。
39军自柳州继续南追，于12月4日占领南宁。然后不顾疲劳，配合兄弟部队13军、43军等，勇敢追歼企图逃窜越南之敌，先后解放桂西南的龙州、上思、明江、宁明等县，截歼敌黄杰兵团1万余人。12月11日，115师343团进占中越边境要塞镇南关（今友谊关），将红旗插上城楼。友邻43军于14日进至浪墟、隘店，封锁了边境线，广西战役胜利结束。
此前，12月9日，中央军委电令成立广西军区，由已进驻南宁的13兵团机关兼广西军区机关。司令员兼政委张云逸，13兵团代司令员黄永胜、副司令员李天佑、彭明治任军区的第一、第二、第三副司令员，兵团政委莫文骅任军区副政委，开始全面接管和经营广西。此后，38军除114、151师暂归陈赓4兵团指挥进军云南和39军115师在桂林、柳州之间地区护路和剿匪外，两军主力开始北上。47军脱离13兵团建制，留在湘西。49军在桂林组成桂北指挥所，所辖各师分别兼平乐、柳州、桂林军分区，开展剿匪建政工作。四野将12兵团的45军作为机动作战力量也留在广西。1950年2月初，广西军区指挥45军134师将从越南回窜广西的白部第17兵团部及100军残部6700余人在平而关地区歼灭。
发展延续
1950年4月，13兵团免兼广西军区，因剿匪事务繁重，兵团机关尚未脱离广西军区机关，又要担负军委赋予的全军战略预备队任务，刚去掉“代”字的兵团司令员黄永胜便带政治部主任杜平和机关3名干部，先行北上河南郑州，以13兵团机关的名义，负责领率陆续进驻河南进行生产、整训的第38军（信阳、驻马店）、39军（漯河、许昌）、40军（7月初北上未在河南停留）。38、39军北上河南，也有一大部分原因在于广西缺粮，无法长期供应。而40军和43军解放海南岛后，留43军展开于琼州海峡两侧，将40军调出北上。
6月25日，朝鲜战争突然爆发，迫使中国不得不尽快做好一切准备。驻守中原的13兵团虽然部队满编，兵强马壮，但没有健全的指挥机构，兵团机关基本全留在广西，一时过不来，黄永胜在郑州非常着急，四处招人调干部，仍缺额甚大。此时，四野的12兵团部改成了海军和湖南军区机关，14兵团部更是一年前就调给了空军，陈明仁起义部队改编的21兵团不会考虑，唯一能用的只有在广州的15兵团部，再加上该兵团司令员邓华刚刚成功指挥了渡海登陆解放海南岛，其稳重、全面，获得中央军委和中南军区肯定。7月8日军委下令，着15兵团与13兵团互调番号和机关，15兵团司令员邓华任13兵团司令员，率领第38、39、40军立即北上，组建东北边防军，以应对朝鲜局势。
1951年5月，第15兵团兼广东军区扩编为华南军区。1952年7月华南军区撤销，机构并入从汉口移驻广州的中南军区，同时组建中南军区广东武装工作部，其后发展为中南军区公安部队部兼广东军区、广州军区公安军司令部兼广东军区，现为广东省军区，隶属于军委国防动员部，管辖范围划入南部战区。
“密云之战”可以说是解放战争中鲜为人知的一场战斗，此役我军以伤亡1100余人的代价，歼敌5300余人，大获全胜。
然而，很多人都说：此役我军虽胜，但却不应该给予肯定。
因为这场战斗直接影响到了战争的全局，从大局来看，这对于我军后续的作战明显是不利的。
正因如此，在此战后，负责领导此次战役的程子华将军还被调离了部队，最后无缘授衔。
那么，这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刚刚结束，东野各部还未来得及休整当即就准备挥师入关，参加即将打响的平津战役。
东野命令距离关内最近的原塔山阻击部队，以及第二兵团部、四纵、十一纵组成东野先遣兵团，由程子华任司令员，率军先行入关。
程子华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其戎马一生，战功赫赫，是全军公认的“虎将”。
在塔山阻击战中，他率军死守塔山，硬是在敌众我寡、武器装备低劣的艰苦条件下，接连打退了敌军多次进攻，不仅没有让敌人前进半步，还歼灭了6000余人。
塔山阻击战的胜利，极大保障了东野主力攻克锦州，为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电影《大决战：辽沈战役》中，林总有这样一句经典的台词：“告诉程子华，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
而当时负责塔山阻击的四纵，就隶属于程子华的二兵团。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在程子华率领先遣兵团入关时，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当时，先遣兵团的主要任务是切断平绥铁路，在配合华北军区部队围歼傅作义的“王牌”第三十五军的同时，切断北平之敌的增援。
由于任务的特殊性，先遣兵团入关是隐蔽进行的，因为一旦惊动了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那么势必会影响中央的战略部署。
程子华接到命令后，当即便率领部队开始急行军，准备途经蓟县、密云前往平西，切断平绥铁路。
然而，大军行至密云时，程子华却突然临时起意，想要将其拿下作为大军的后勤中转站。
当然了，程子华之所以决定攻取密云，还与密云本身的战略地位有关。
密云县城坐落在潮河与白河汇流的三角地带，扼守着平古铁路和潮、白两河渡口，是我军西进路上的一个障碍。
如果不拿下密云，就无法控制渡口，先遣兵团的辎重车辆也就难以通过。
所以，程子华决定攻取密云，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其对城内守敌数量的估计却相差较大。
据最初的侦查情报显示：密云守敌只有一个保安团和一个警察大队，全部加起来不过一两千人，拿下密云可以说是顺手牵羊。
然而这却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
密云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胜利后被国民党军率先抢占，而其作为北平的重要屏障，密云一直以来都有重兵把守。
辽沈战役期间，国民党密云守军担心我军入关，于是又在原来的城防工事基础上进行了加固和改造。
比如，密云县城的城墙原本就已高达九米，但为了加强防御，敌军又在其基础上增加了一米高的垛口，并在城墙内外修筑了许多明暗碉堡。
除此之外，密云守敌还将城外200米以内的民房、商铺全部拆除干净，形成一片开阔地，让来犯之敌无隐蔽之处。
在城内，他们使用沙袋堵塞城门和道路，就连街巷路口都修筑起了临时工事和掩体，再加上密云本身三面环水、一面临山的地理优势，此时的密云县城已是铜墙铁壁，这极大增加了我军的攻城难度。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密云守敌由敌第十三军115师463团、465团、暂63师1团、热河保安团及密云县警察大队等部队组成，大约7000人左右，而且装备精良。
但此刻先遣兵团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密云就算是块难啃的硬骨头，也要硬着头皮将它啃下来。
12月5日8时整，我军对密云守敌发起了总攻！
如预期的一样，由于敌军事先布置完备，导致我军在实际作战中推进速度较为缓慢，且伤亡很大，战斗的艰难程度，大大超出了程子华的预料。
战斗中，我军429团3营8连打得剩下不到20人，9连更是伤亡殆尽，战况非常惨烈。
然而尽管如此，我军战士却没有丝毫的退缩，他们英勇奋战、视死如归，接连摧毁了敌人一个个明暗碉堡。
我军二营5连连长王永贵，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带领战士们从街头打到街尾，突破了敌人一个个街垒，弹药打光后就用刺刀与敌人展开激烈的肉搏战。
战斗中，王永贵连长不幸壮烈牺牲，全连170余人最后打得只剩下了38人。战后，该连还荣获了“密云尖刀连”的荣誉称号。
经过一天的血战，当晚22日，密云县城的守敌基本被肃清，密云县城获得解放。
据战后统计：此役我军以伤亡1143人（一说1500余人）的代价，歼敌5300余人（一说6000余人），大获全胜。
但由于军情紧急，先遣兵团来不及休整和打扫战场，便将一切战后事宜交给了地方政府，连夜西进。
然而，密云之战虽然胜利了，但它也确实影响到了平津战役的全局。
因为此战过早地惊动了敌人，暴露了我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的企图，更耽误了先遣兵团主力切断平绥铁路的时间，险些造成严重的后果。
密云失守的消息传来，傅作义大为吃惊，他深知密云作为北平的屏障，如果密云丢失，北平的安全将受到严重威胁。
此外，傅作义也很快意识到了我军的企图，于是便急忙电令三十五军迅速从张家口返回北平，以增强北平的防御力量。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傅作义还命令驻守在怀来的第一〇四军主力前往接应，并令驻守在南口的第十六军向康庄方向牵制我军的行动。
在确保三十五军能顺利撤回的同时，傅作义还命令驻守在天津、塘沽等地的部队迅速增援北平。
尽管我华北军区第三兵团第一纵队第一旅在沙岭子顽强阻击了第三十五军整整3天的时间，但终因敌众我寡、伤亡惨重被迫放弃了阵地。
沙岭子丢失后，三十五军的撤退之路就变得畅通无阻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程子华的先遣兵团不能及时赶到的话，那么三十五军将顺利撤回北平。
但就当时的情况而言，程子华的部队根本不可能赶到，三十五军撤离已成定局。
但令人欣喜的是，时任三十五军军长的郭景云却因舍不得军修械所里的机器设备，非要将其拆下来带走，再加上他个人的一些私事，导致三十五军的回撤耽误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而也正是这一天的时间，直接注定了三十五军的悲惨结局，以及整个平津战役的局势。
我华北军区部队在经过一昼夜的急行军后，终于抵达了预定位置，而此时程子华的部队也赶到了。
在两军合围之下，傅作义的“王牌”第三十五军被我军全歼。
三十五军被我军歼灭后，傅作义便开始向老蒋求援，结果得到的却是老蒋的一再敷衍。
打又打不赢，跑又跑不掉，此时傅作义已经到了进退两难的地步，如果他真要与解放军拼个鱼死网破，那么千年帝都的北平城必定会葬生于炮火之中，如此一来，傅作义便成了历史罪人。
相反，如果他率部起义，向我军投诚的话，不仅能得到重用，还能保全他的名声和他的部队。
于是，在天津解放后，傅作义便彻底放弃幻想，率部起义，北平遂宣布和平解放。
北平和平解放后，程子华出任北平警备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9年4月后，程子华又任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员。
然而，在后来的总结大会上，毛主席先是表扬了一些立有战功的将士，紧接着便话锋一转，开始批评程子华。
试想一下，如果当时第三十五军没有被消灭，那么整个平津战役将陷入到僵持之中，我军想要解放华北，势必就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作为先遣兵团的指挥官，程子华冒然去攻打密云无疑是具有一定风险的，虽然最后取胜了，但对于全局而言，却是非常不利的。
倘若三十五军真的回撤成功，那导致的后果将是难以估量的。
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一人一枪都可能左右战局，更何况还是一支装备精良的几万人军队。
战后，程子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他主动向组织上做出了检讨。
新中国成立后，程子华被调到了地方任职，1955年全军“大授衔”时，按他的资历和战功完全是有可能授予上将军衔的，但因其已不在部队任职，最后无缘授衔。
1956年后，程子华被调到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任副主任，之后又历任商业部部长、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兼西南三线建委常务副主任等职。
特殊时期，他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一度被关进监狱，直到1975年后才得以复出，后任民政部部长、党组书记。
1988年，程子华主动申请离休，晚年生活平淡而低调。1991年3月30日，程子华将军在北京病逝，享年86岁。
其实，反观密云之战，虽然此战最后取得了胜利，但从战争全局来说，它还是具有一定的风险性。
在已经打草惊蛇的情况下，如果不是三十五军作茧自缚，我军想要顺利取得平津战役的胜利，还是比较困难的。
而通过这件事，也给其他指战员敲了个警钟，那就是不要想当然地去做决定，一定要服从上级的指示，因为你看到的可能只是一城一池的得失，而上级领导看到的，则是对战争全局的运作。
如果前线指战员都按自己的想法打仗，而不听从上级的指挥，那么不仅不能取胜，甚至还有可能被敌人逐一吃掉。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原因所在了。
不过话说回来，程子华虽然被调离了部队，但他在地方工作的职务和级别也同样不低。
总之不管怎样，程子华将军的战功是有目共睹，尽管密云之战险些造成了不好地影响，但密云解放，也为我军西进之路扫清了阻碍。
解放密云，是东野入关后的第一场硬仗，为平津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程子华率部奉命率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入关，担负平津战役中平张线（平张线是指平绥线东段北平到张家口这一段）的作战任务，协同华北部队作战。在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入关前，中央军委授权程子华统一指挥华北第二、第三兵团及地方部队进行平绥线作战。为统一领导，中央决定成立平绥前线委员会，程子华为书记，罗瑞卿为副书记。程子华率华北第二、第三兵团和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等部队相继切断了张家口敌人的西逃之路，并歼敌两个军五个师，打乱了傅作义的防御部署，最终实现了抓住傅系、拖住蒋系，从而将傅作义集团抑留在平津地区的战略目标，掩护了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然后程子华兵团协同东北野战军萧劲光一兵团和华北军区等兄弟部队形成了对北平的包围之势，在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北平和平解放。北平和平解放后，程子华担任北平警备司令员兼政委，组织和指挥了庄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入城式，并在其他部队的配合下，迅速稳定了北平的社会秩序。
1949年4月，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程子华率由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改编而成的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沿平汉铁路南下，在南下途中，解决了安阳、新乡等地华北残敌，并解放了襄阳、樊城等地。同时，在率部渡江后，积极配合兄弟部队作战，取得衡保战役胜利，解放了湖南全境。与此同时，从1948年底到1949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先后共组建了十六个兵团，在十六个兵团首任司令员中，建国后有一位被授予元帅，三位被授予大将，十一位被授予上将，程子华是唯一没有授衔的兵团司令员，因为那时他已离开了军队。
1949年9月，中央决定程子华任山西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山西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在经历了二十二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之后，程子华转到地方，投身到新中国火热的建设事业中。
参加国家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0年10月后，调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主任、党组书记。1956年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1958年任商业部部长、党组书记。1960年任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61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64年后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兼西南三线建委常务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关押。1975年以后，到中央党校读书班学习。1978年3月，任民政部部长、党组书记。1980年8月至1988年3月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大授衔时，对于程子华没有被授予任何军衔，很多人表示不理解。要知道，不管是战功，还是资历，程子华都不比一些开国上将差。
众所周知，在红军时期，程子华还担任过徐海东的上级领导，而徐海东后来被授予大将军衔。
在解放军十九个兵团司令员中，绝大部分司令员都被授予了上将。程子华是唯一一个没被授予军衔的兵团司令员，那么，程子华为何没得到军衔呢？是他犯过严重的错误吗？
纵观程子华一生，不管是从资历上，战功上，还是政治地位上，他在党内军内都是排名很靠前的。
从资历职务上分析，1926年，程子华就加入了我党，长征前，程子华已经担任过红军师长级干部，长征结束后，他更是担任红十五军团政委，在共和国将领中，有这份资历的，大多数都是上将。
长征之前，程子华奉命来到红25军工作，徐海东主动辞掉军长之职，让程子华担任军长，他自己担任副军长。
虽然程子华担任军长时间不长，可从徐海东主动担任程子华副手，也可以得知，程子华资历的确不是一般的高。
在抗战中，很长一段时间内，杨成武等不少后来的开国上将，都是程子华的下属。
从战功上分析，程子华的战功同样非常之大。
在长征结束时，程子华和徐海东率领的红25军，是红军中唯一一支兵力没有减少，反而增加的部队。
要知道，在长征中，中央红军由近十万人，减员到到达陕北时不足一万。红四方面军减员也多达一半以上。
反观红25军，长征开始时，这支部队只有2900人，到达陕北时，全军已经拥有近3500人，这还不包括留在陕南的2000人的红74师。能够做到这些，程子华战功可想而知。
抗战时期，程子华对冀中地区进行了一番战斗力整肃，短短几年，程子华硬是将冀中地区的二线部队，打造成了一支能征善战的一线野战兵团。
解放战争时期，东野（也即是后来的“四野”）中有三个纵队，一共20万大军，都是程子华训练打造出来的精锐。
塔山阻击战虽然不是程子华具体指挥的，可也是在程子华领导下，打下的胜仗，这一切都足以说明，程子华战功是非常之大的。
从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力来看，程子华同样不可小觑。
1945年4月，我党召开了七大会议，程子华和东野早期另外一名兵团司令员萧劲光，都成为中央候补委员。
要知道，在七大中，哪怕是能够被选为候补委员，在55年授衔时，最低军衔也是上将，陈赓大将当时就是中央候补委员，由此可知，程子华政治地位是非常之高，类比之下，如果程子华真的能够评授军衔，一个上将是至少的，大将的可能性也非常大。
那么，程子华55年为何没得军衔呢？
有一种说法是，这和1935年程子华在不救中央红军问题上有关。
1935年，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十五军团打退了东北军西北军时，正当他们准备一鼓作气扩大战果时，却意外得到了中央红军在甘肃天水一带的情报。
这个时候，徐海东主张派出部队接应中央红军，因为徐海东明白，国民党重兵始终在追击着中央红军，并且中央红军损失极其惨重。
程子华却表示反对。程子华的理由也很充分，这份情报显示的时间，已经是一个月前，一个月前中央红军在天水，可能现在他们已经快到陕北，至少现在他们大概率不会还在天水。
另外，红十五军团兵力也不多，一旦派兵接应中央红军，那么陕甘根据地兵力必然空虚，一旦人数过十万的东北军西北军，得到根据地兵力空虚的情报，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的程子华身负重伤，为了阻止徐海东，他甚至让士兵抬着他去军团指挥部。经过程子华一番劝说，徐海东最终采纳了程子华的意见。
抗战延安整风期间，有人将这件事拿出来说，因为程子华在晋察冀主持工作，因此，此事并没有得到最终解决。
1954年，有党内同志再次提起这件事，程子华将这件事清清楚楚得说了出来。因此，程子华55年没得授衔，绝不是因为1935年不接应中央红军这件事，更何况，毛主席是一位胸襟阔达的领袖，他绝不会因为这种事，怪罪任何一个将领。
程子华没得军衔，还有一个不少人认同的说法，那就是程子华1948年年底，不听毛主席命令，打了“密云之战”。
为了迫使傅作义和平起义，为了保住北平古城，中央军委制定了歼灭傅作义麾下最精锐部队35军的作战计划。
一旦消灭掉35军，傅作义就没有底气和解放军对抗，和平解放北平，可能性将大大增大。
在毛主席的作战计划中，解放军将出动几个兵团，对傅作义35军采取西、南、东北三面合围。
东北方向由程子华兵团负责，其他两面由杨得志、杨成武负责。
程子华在直插张家口时，顺路拿下了密云，在一些电视剧和文章中，因为密云之战，导致35军察觉到了解放军作战意图，从而及时逃离了解放军包围圈，缩回了北平。
毛主席得知情况后，发电批评了程子华。一些人因此猜测，密云之战，很有可能是55年程子华未能评军衔的一个重要原因。
事实上，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猜测。结合程子华回忆录，以及真实历史资料可以知道，程子华的确在合围35军时，顺手拿下了密云。可是，程子华只派了一个纵队去打密云，另外一个纵队仍旧执行着原来的作战计划。
之后，程子华配合二杨不但全歼了35军，还将傅作义派来增援的两个军打残。在程子华回忆录中明确记录到，战后，军委通令嘉奖了三个兵团。
程子华真正没得军衔的原因，不是因为毛主席不信任他，不是因为密云之战，而是中央的一个重要指示。
在评授军衔时，中央明确规定，军队系统转到地方工作的同志，无特殊情况，是不得评授军衔的，如周恩来、邓小平都是如此。
整个解放军系统，只有陈毅一人特殊，在他担任上海市长后，仍然被授予元帅，这是因为陈毅是新四军的最高领导，是新四军的代表人物。
程子华于1949年9月，被中央任命为山西省一把手，此后一直在经济战线上工作，按照原则，程子华自然不能评军衔。对于程子华，中央至始至终都是信任的，也是重用的，之后多年，程子华相继担任商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要职。
新中国将星如云，然而北方籍将领却并不多，而在此之中程子华是较为突出的一个。作为一个山西运城出身的战将，程子华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许多突出的贡献。
1949年，人民解放军进行整编，五大解放军先后组建了19个野战兵团，而作为十三兵团司令员的程子华，是唯一一位北方人。与此同时，程子华也是唯一一位没能参与授衔的兵团司令。
能文能武的程子华，为何没能参与授衔？如果参与授衔，程子华又能获得什么样的军衔呢？为了回答这个两个问题，就让我们来看看程子华的履历吧！
自程子华参加革命以来，就一直从事军事指挥的工作。他于21 岁受上级派遣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1927 年 8 月随军校改编成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教导团东进九江，准备参加南昌起义。因未赶上起义队伍，程子华辗转赴广州，于当年 12 月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程子华随部队到海陆丰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后因负伤回到北方，重新找到组织，并奉命打入旧军队开展兵运工作。
1929年12月，程子华成功领导“大冶兵暴”，率领起义队伍加入了彭德怀的红五军，从此奠定了他在人民军队中的历史作用。
加入红军后，程子华展现出过人的军事才能，他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参与了历次反围剿，立下了许多战功，也受到了毛泽东的器重。
他与毛泽东还有这样的故事。1932年，毛泽东曾找他谈话。像往常一样，毛泽东会先问对方的籍贯。程子华回答：“山西运城人。”
毛泽东一听，打趣道：“哦，那你和关羽是老乡啊。有人说关羽是铁匠出身，是吗？”
程子华回答：“有这种说法，但也有人说他是卖豆腐的。”随后，程子华话锋一转：
“我不喜欢关羽，上学的时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校长在教室里挂了岳飞、关羽、戚继光等八幅历史名人画像，要同学们各选一人作为自己的学习榜样。不少同学选关羽，我选的是戚继光。”
毛泽东一听很惊讶：“关羽是武圣人，又和你是同乡，为何不选？”
程子华答：“那时的想法是，日本强迫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要灭亡中国，学关羽只能是中国人打中国人，戚继光是打倭寇的，以他为榜样，将来投笔从戎，打日本，救中国。”
毛泽东哈哈大笑：“好！好！少有大志，心有楷模，一定成功。”
随后毛泽东将程子华派到刚刚改编的红五军团，先后担任第 14军第 41师政治委员、第42师、14师师长。将这支旧军队出身的部队，改造为红军主力。
1934年，程子华奉周恩来之命，前往鄂豫皖苏区工作，传达中央关于实施转移的指示方针。此时，红四方面军主力已经长征至四川，留守的只有3000多人的红25军。在吴焕先、徐海东的一致推举下，程子华就任红25军军长。
程子华、徐海东和吴焕先珠联璧合，带领红25军屡挫强敌，连续击败东北军、西北军以及宁夏马家军。别的红军都是越打越少，而红25军却越打越多，装备越打越精良。红25军也是第一支到达陕北的队伍，为后来三大主力的会师创造了重要条件。
抗战期间，程子华返回山西，与吕正操一起领导军民进行抗敌斗争，创建了著名的冀中根据地。聂荣臻奔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后，程子华成为晋察冀根据地实际的指挥者。
解放战争期间，程子华被任命为冀察热辽解放区中央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成为衔接东北、华北两大解放区的重要力量。
冀察热辽解放区划归东北解放区后，程子华主要负责军事指挥，带出了第8、第9、第11三支纵队，冀察热辽部队由抗战胜利后的不足三万人迅速扩大到二十万人。这些部队都成了我军参加辽沈决战的主要部队。
辽沈战役中，程子华更是大出风头。他首先率冀察热辽部队八、九、十一纵队和三个独立师攻占了绥中、兴城，切断了敌联络东北和华北的大动脉——北宁线。这一行动，实现了毛泽东关于“关门打狗”的战略方针，拉开了辽沈战役的帷幕。
随后，程子华担任由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二前线指挥部改编的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是东北野战军当时唯二的兵团级司令员。
当东北野战军主力围攻锦州之时。国民党组织所谓东进兵团，在军舰和大量飞机的支援下紧急驰援。在东总的命令下，程子华率四纵、十一纵等部队固守于塔山。这是十足的“天王山战役”。
塔山虽然号称塔山，但其实既无塔，也无山，所谓的制高点不过只是一个小丘陵。相反，塔山靠近大海，正好在国民党军舰——重庆号的射程之内。真是陆上面临重炮，海上对着舰炮，空中对着飞机，无险可守、危急至极。
程子华领受任务后，冒着生命危险在前线进行侦察，研究如何修筑工事。, 他决定采取抗战时期冀中宋庄战斗的宝贵经验, 利用散兵一半在村子边墙内外的灵活特色, 反击敌人或者躲避炮火。
战斗打响后，国民党的海陆空三栖攻击，将我军压得抬不起头来。重庆号只消一发炮弹，就能报销我军一个排的兵力。就在这时，有“赵子龙师”之称的独立第95师杀了过来，他们冒着我军密集的弹雨，在光着膀子的营长、团长的指挥下，发动了自杀式进攻。程子华了解到该师主要都是广东人，他针对以往同广东部队打交道的经验，给纵队的领导建议采用白刃战来对付赵子龙师。因为广东部队不怕大炮，但是惧怕大刀片子。果然不出所料，悍勇无比的95师在我军的白刃冲锋之中败下阵来。
就这样国民党猛攻塔山长达六天，却始终无法打出缺口，而锦州早就在东野的重炮之下解放。蒋介石不禁怅然道“此乃天亡党国”。事实上不是天亡,而是因为我军的优秀指挥和顽强固守使得国民党军举步维艰。
塔山一战，使程子华一战成名。在《大决战》中，马绍信老师的一句：“告诉程子华，我不要数字，我只要塔山！”更是让程子华的名字为全中国的人民所熟知。
辽沈战役结束后，程子华随东野大军入关，参与了平津战役。然而在这次战役中，程子华的指挥却引起了一系列争议。在很多网友看来，正是程子华在平津战役的表现，致使其成为“无衔将军”。
此战之中，我军正在进行最为重要的新保安战役。当时我军正在猛攻张家口，试图切断傅作义与其老巢——绥远的联系。傅作义见状不妙，于是立即派出自己的起家部队——第35军驰援。傅作义深谙“存地失人，人地皆失”的道理。于是亲自告诫35军军长郭景云，一旦后方有异变，就立即返回北平。为此，傅作义还专门给35军拨发了400辆美式道奇大卡车。35军由此成为当时中国少有的快速机动部队，可谓进可攻、退可守。
而毛泽东也清楚地明白，歼灭35军，是迫使傅作义就范的关键。于是给35军来了个西、南、东北三面夹击。
在西、南两面，由杨得志、杨成武率华北两大兵团负责做砧板，负责扭住35军。而在东北方向，东北先遣兵团向着35军的后方疾驰而来。而东北先遣兵团的司令员，便是程子华。
按照毛泽东规划，程子华将间道而行，以最快速度掠过北平，直插张家口。程子华接到命令后，从蓟县、三河地区出发，向怀来、南口急速前进。当东北先遣兵团第11纵队到达密云时，程子华发现此城虽小，但控制着潮河、白河渡口，如不歼灭密云守敌，兵团全部的辎重、车辆难以通过；另外根据侦查，密云城内不过只有一个保安团，完全可以顺手宰掉这只小羊羔。于是程子华决定以11纵队攻击密云城。
然而攻城之后才发现，我军之前的情报有误，密云城内有4个团的兵力，攻打密云便从“顺手牵羊”变成“啃硬骨头”了。
经过两天的激战，密云城破。但是这一战，也是东北先遣兵团未能按照中央军委规定的8日到达平张县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傅作义也由密云之战察觉东北野战军已经提前入关。惊恐万分的他立即电令郭景云即刻返回北平。
就在35军向北平方向逃窜之时，负责华北兵团也连续发生失误，致使敌军顺利通过我军在沙岭子和宣化之间的防线。
毛泽东勃然大怒，于12月6日狠批东北先遣兵团以及第2、第3兵团的领导。在给程子华的电令中，毛泽东的电文充满着怒气：
“你们几次给杨、李电令都不合具体情况，都与军委隔断张、宣两敌联系的规定冲突。现杨、李已放任三十五军东逃，又不知杨、罗、耿能否于新保安阻住该敌。你们自己则不以后卫军打密云，而以先头军打密云，致耽搁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你们尚未赶到，三十五军和怀来之敌即已东逃，你们到后毫无事做，空劳往返……”
而这一幕，在《大决战·平津战役》中也有体现，毛泽东对于程子华非常生气，尤其指责东北先遣兵团多此一举、打草惊蛇。
以《大决战》影响力之广，使坊间出现错误传言：“正是因为程子华在密云多此一举，导致他失去了伟人的信任。”
但从实际的发展来看，这种说法根本就是无稽之谈。程子华在新保安战役中确实有失误，但却很快把失误纠正了过来。在华北兵团的配合下，东北先遣兵团成功赶到了平西，截断平绥，35军成为瓮中之鳖。
东北野战军赶到后，三下五除二地攻下了新保安城，35军全军覆没，军长郭景云被迫自杀。因此程子华的失误，并没有影响平津战役的大局。战后，程子华兵团还和华北第2、3兵团一起，受到了中央军委地热情嘉奖。战后，程子华被任命为平绥前线委员会书记，杨成武和杨得志兵团，皆在其指挥之下。
很显然，程子华并没有失去毛泽东的信任，反而还被委以重任。解放军改编后，程子华更是成为了第13兵团的司令员。要知道，13兵团可是有我军之中的顶级强军——第38军。如果程子华不受重用，如何会将38军交给他呢？
渡江战役后，程子华率13兵团大举南下，参加了衡宝战役，沿湘西一路追击半个月，歼敌 8600 余人，切断了湘南之敌西退贵州的道路，配合大军吃掉了白崇禧集团主力。尔后挥军攻占大庸、桑植，为后来的刘邓大军进军西南创造了有利条件。
然而就在这时，程子华仕途的转折点出现了。衡宝战役后，程子华得到军委调令，到山西省担任党政领导和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解放战争全面胜利之际，中央习惯派遣与本省极有渊源的军队干部主持当地工作，例如叶剑英主持广东党政军的工作，张云逸、李天佑主持广西工作，肖劲光主持湖南工作，李先念主持湖北工作，叶飞主持福建工作，等等。
我军之中，山西籍的高级首长并不少，徐向前、薄一波均为山西人。但是徐向前、薄一波皆要到中央工作，抹不开身，因此程子华成为坐镇山西的首选。
此时，程子华在军队里已经奋战了22年，无论如何也舍不得脱下他的军装。程子华曾找林总说情，但林总却说：“我也舍不得放你走，可是中央已经下命令了，现在哪都缺人，你还是从命吧！”
就这样，程子华离开了部队，转入地方工作。但是转入地方，并不代表不能参与评衔。毕竟叶剑英、陈毅、张云逸、李天佑、叶飞等人都转入了地方工作，最后也参与了评衔。程子华也完全可以参加1955年的授衔。
1955年授衔时，中央的规定是凡是 1952 年没有参加军队评级，又转到地方任职的领导干部，包括驻外使节，一般都不参加评定军衔工作。这里讲得是“一般”，而不是一定不参与评衔。
然而转折点出现了。1951年，程子华在山西仅仅待了一年多，就被调到了中央，并被委派了一个看起来“莫名其妙”的工作——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在山西，程子华除了担任山西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的职务之外，还兼任山西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仍保留了军职。而这一次，程子华是真的和军队告别了。
在我军之中，懂经济的人才并不多，但程子华绝对算是一个。在晋察冀时期，程子华曾主持了大生产运动，使晋察冀根据地从饥馑之中解脱了出来。聂荣臻得知后不禁感叹：“没想到你程子华不光会打仗呀！”
如今新中国转向了经济建设，程子华自然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供销社的工作对于程子华这个战将来说，看起来似乎“莫名其妙”，其实“恰如其分”。
实践证明，程子华在供销总社领导岗位上干得极其出色，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由此，程子华在往后的生涯之中，一直从事着经济建设工作。1961年，程子华调到国家计委任常务副主任。以后，又受命到西南搞三线建设。
西 南 三 线 建 设 的 重 点 是 攀 枝 花 钢 铁厂的建设, 从厂址的选定到工厂的投产,程子华亲历亲为。仅过了 1 年, 攀枝花工程就完成了准备工作。1966 年开工, 1970年炼出了铁, 1972 年轧出了钢坯, 1974 年就出了钢材。由此可见，程子华不仅军事才能出众，其经济能力更是高得出奇。
正因为这一点，程子华不再适合参与评衔。到了 1955 年全军实行军衔制时，根据此前解放军总干部部提交军委拟授军衔的 21 名“与军队有历史联系和与某一地区有联系的地方领导干部”名单中，程子华赫然在列。但最终，程子华还是与将军的金星失之交臂。
如果程子华参与评衔，会是什么军衔呢？与程子华同出于红25军的徐海东，是大将军衔。当时程子华是军长，徐海东是副军长。到了抗战时期，徐海东因病休养，退出了一线指挥。因此程子华从总体军功来说，是超过徐海东的。
与此同时，正兵团所对应的军衔基本就是上将。以程子华过人的资历和战功，起码是上将，获得大将军衔也毫不奇怪。要知道，东野众上将中，如邓华、韩先楚、洪学智、黄永胜、李天佑、刘震等人，可都是程子华的下级。程子华完全有能力、也有资格授予大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