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际春是二野三号人物，却从开国大将名单中被删，他说：没有意见。1954年1月上旬毛主席提议徐海东替换张际春入选11人初评大将名单。
1955年9月共和国军队首次实行军衔制，在授予共和国元帅十人的同时，也授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十人。十位大将的产生，从1953年3月罗荣桓草拟初评大将人选，到1955年9月十位大将的最终产生，大将人选历经数度增减与筛选，终于尘埃落定，确定为授衔十人。本期将专门详述1954年1月毛主席提议徐海东替换张际春入选11人初评大将名单，现具体介绍如下：
1953年12月7日，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北京召开，高干会召开的第五天，1953年12月12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高干会并与参加高干会的高级将领合影。1953年12月15日，中央书记处决定增补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七人为军委副主席。中央增补7人为军委副主席的决定，框定了初评11位元帅人选，那就是原四位军委副主席朱德、彭德怀、林彪、高岗与新增补的七位军委副主席，共计11位军委副主席为共和国初评元帅人选。原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刘少奇因工作重心已转到政府工作，军队职务实为兼职，根据毛主席提议的重心已到政府工作、未担任军队实际性工作的干部暂不参加第一期现役军官的评衔工作，待第一期现役军官评衔结束后，第二期第三期再说。中央初步确定11位初评元帅名单后，彭德怀主持正在进行的军事系统高干会议，对11位初评元帅名单进行讨论与投票决定，经过88人的两次投票，一致通过了中央确定的11位初评元帅名单。
十一位初评元帅名单出笼后，大将人选的评定又提上议程。1954年1月初，大将人选在经过几次筛选后，总干部部上报中央拟评大将人选为11人。十一位拟评大将人选为：粟裕，黄克诚，滕代远，李先念，陈赓，谭震林，张际春，谭政，肖劲光，张云逸，罗瑞卿。
1954年1月的中国政坛波澜起伏，随着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阴谋逐渐揭开，高饶联盟的阴谋已真相大白，中央为此展开了一系列对高饶的挽救与清算，军委高干会在元帅与大将初评中逐步排除了高饶二人在军中的影响。在大将军衔评定中，毛主席专门提议加强党的团结与强调军队中各个山头的相对平衡。
在1953年3月军衔评定之初，中央军委曾计划在军衔等级体系设计方案中设置了＂军兵种元帅＂军衔，由于苏联顾问提出，兵种元帅必须要求能掌握兵种技术并对兵种建设有功勋者方可授予，而当时我军中尚没有人具备驾驶现代化兵器技术的高级将领，授予军兵种元帅的条件还不具备，因此军委取消了了设置兵种元帅的方案，同时将军兵种将官的最高编制军衔，由上将提高到了大将，在军种和某些兵种之间，增设军兵种大将一级。肖劲光与罗瑞卿二人有幸做为海军司令员与公安部队司令员，从原拟评军种上将改评为海军大将与公安部队大将。1954年1月上旬，正在杭州休假的毛泽东主席在收到军委上报的11位拟评大将名单后，对军委上报的11位大将人选进行了修改。毛主席删除了拟评大将名单中的张际春，特意加上了红15军团代表徐海东的名字，并提议中央军委增补徐海东为军委委员。张际春时任西南军区副政委，军委高干会后拟出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做为湘南起义、二野与西南军区的大将代表，张际春被军委提名为大将人选。毛主席在审议拟评大将名单时，考虑到军中平衡与加强中央宣传部的领导，毛主席决定张际春出任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因转党务工作，毛主席故将张际春排除在大将名单之外，并临时增加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做为陕北红军与红25军的代表入选大将名单。
1954年1月9日，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从杭州返回北京，带着经毛主席修正的大将初选名单，分别与陈毅、刘伯承、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等商谈，传达经毛主席修正的大将初评名单。
1954年1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增加刘贺陈罗徐聂叶七人为军委副主席的决定，同时根据杨尚昆传达的毛主席决定增补徐海东为军委委员的提议，决定增加徐海东为军委委员，同时决定张际春由拟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改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54年1月15日，中央将关于增加七位军委副主席和徐海东为军委委员的通知下发中央与军委各部门，暂在党内、军内通知。徐海东入选中央军委军委的决定，表明中央已明确了大将人选，徐海东替下张际春入选11人初评大将名单。1954年1月中旬，随着毛主席提名徐海东入选为中央军委委员，经中央初步确定的十一位初评大将名单为：
粟裕，徐海东，黄克诚，滕代远，李先念，陈赓，谭震林，谭政，肖劲光，张云逸，罗瑞卿。
1955年全军授衔时，张际春因转入宣传系统工作而未被授衔。他革命资历深厚，但为党和人民利益不计个人名利。1966年后因反对林彪等人被批斗，坚持真理不屈服。1979年党中央为他平反，追悼会上被高度评价为优秀政治工作领导干部。
1955年9月，全军第一次授衔时，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五大战略区中，曾担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的谭政和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罗瑞卿被授予大将军衔，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和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唐亮被授予上将军衔，只有曾担任过中原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的张际春没有被授予军衔。
张际春的革命资历非常深，他早在192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后随军上了井冈山。在党的“七大”上，张际春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解放战争时期，张际春出任第二野战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是二野的第三号人物。
那张际春为什么没能被授予军衔呢？原来在1954年初，时任西南局第二副书记的他正为建设大西南而奔忙时，党中央决定调他进京出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张际春进京后，毛泽东亲自找他谈话，他谦虚地说：“我多年做部队政治工作，对地方宣传业务不熟悉。”
毛泽东却笑着说：“就是要把部队政治工作的好经验，运用到地方宣传中来嘛！”由此可见，毛泽东是非常器重张际春的。
张际春进京时，军委总干部部已经在着手进行评衔的各项准备工作，总干部部向军委上报了一份拟授大将军衔的11人名单，张际春名列其中，以张际春的资历、职务和贡献来看，他授大将名副其实。但此时张际春要转入宣传系统工作，再授军衔就有些不合适了，为此周恩来专门征求了他的意见，张际春的回答是：“服从安排，没有意见！”
虽然最后张际春没有被授予军衔，但由此引出了他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不计个人名利的一段佳话。1956年，张际春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56年底，张际春回到故乡湖南省宜章县天塘乡罗轸村探亲，村里学校的几位老师主动找了过来，他们想以张际春的名义，请县里拨款将学校进行改建。
张际春想了想，诚恳地说：“这事只能请求当地政府考察，如果真是因为年久失修，有倒塌危险，领导是会解决的。万万不可以我的名义，说因为学校是我小时候读过书、后来又干过革命的地方、是我的故居等等原因，就提出要改建，这就不符合原则，千万千万不可以这样。”
张际春是中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的优秀领导者和杰出的教育家。从青年时代到1968年9月12日被林彪、江青等人迫害致死，他为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了一生。他的一生，正如中共中央悼词中所说：“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毛泽东曾说过：“张际春是个好同志。”对他做过充分肯定。
张际春同志于1900年12月20日出生在湖南省宜章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庭的贫困生活，使他从小就具有朴素的阶级意识，对旧社会和地主豪绅不满。1922年，他在湖南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时，听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演讲，受到很大鼓舞，立志参加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他和张经武、曾希圣、伍云甫等同志一起在第三师范学校发动和领导了驱逐反动校长的学生运动。大革命开始后，他在宜章组织农民协会、农民夜校和农民自卫军，进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1926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就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生涯。
际春同志入党后，党委派他做学生工作，负责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东江普宁农民运动”课，同时与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到处捕杀共产党人，他被迫转入地下。不久，朱德、陈毅同志率南昌起义部队进入湖南，发动了湘南起义，他积极参加了这次起义。起义后，他担任中共宜章县委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兼农民协会秘书长。1928年春，国民党军向湘南进攻，朱德、陈毅率领部队向井冈山转移。他随军上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后在红四军二十八团党委会担任领导工作。
际春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四军十一师、十三师、三十一师、四十五师和中央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即公略学校）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红四军、红三军党委秘书长；红一军团、红五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并参加了长征。在抗日战争中，他历任绥德警备区政治部主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副主任。在解放战争中，他历任晋冀鲁豫野战军暨晋冀鲁豫军区、中原野战军暨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暨西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一度兼任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和第八届中央委员。
在西南地区的革命实践及主要贡献
西南解放后，际春同志除了部队的职务，还担任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西南局第二副书记、组织部部长、农村工作部部长，参与了开辟和建设西南的重大决策。
解放之初的重庆是一个烂摊子，社会秩序极其混乱，广大人民群众因受国民党长期统治，生活极端困苦，大批失业人员需要安置就业，充斥街头的散兵游勇需要收容改造，大量旧政权人员需要包下来教育使用，工厂和商店需要恢复生产和营业。这时，际春同志每天要到市委办公室或到基层调查研究，处理问题。
当时重庆的外国侨民比较多，党的政策是守法者保护、违法者惩处。一天，一名外国侨民骑摩托车在街上横冲直撞。我方值勤人员对其进行劝阻。他不但不听，反而蛮不讲理，飞扬跋扈。值勤人员打电话向军管会请示，际春同志指示将其拘留，只有当他承认错误并赔礼道歉后才可予以释放。当中央决定修筑成渝铁路并决定由重庆101厂生产钢轨时，他考虑到这是大陆第一次生产钢轨，任务艰巨，便到厂调查研究。
际春同志就是这样一件件地进行处理，工作十分紧张。在西南局和重庆市委的领导下，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努力建立革命秩序。经过一段艰苦的工作，有条不紊地接管了旧政权，建立了新政权，建立了各级党组织和各种群众团体；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了生产和商业，为把重庆改造和建设成为人民的新城市，奠定了基础。
在重庆市各项工作步入正轨后，际春同志的工作重心转到西南局的工作上。他常常是工作到深夜，有时是彻夜不眠，夜以继日地工作。许多重要的总结、报告，他都是亲自动手。他工作非常细致，起草一个文件，总是字斟句酌，反复修改。记得1950年，中央要求各中央局向中央写一个2000字左右，又能反映工作全貌的简要报告。西南局的这一报告，就是际春同志在一个夜晚起草的。草稿送小平同志审核时，他几乎没有修改，批示报告写得很好，照发。这一报告，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赞扬。毛泽东同志阅后批示：“我们欢迎这样写法的报告，生动又形象，使人看了容易懂得，懂得经验教训到底在何处。”
西南解放后，剿匪任务十分艰巨。为了扑灭匪患，解放军采取了“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相结合”的办法，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际春同志遵照西南局和军区党委的指示，领导军区政治机关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发指示和组织推广剿匪工作经验，并做形势政策和任务的报告。在坚强的政治工作保证下，广大指战员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取得了全歼国民党土匪武装的巨大胜利，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嘉奖：“路线正确，方法适当”，“成绩极大”。
张际春同志在西南工作期间及到北京工作后，保持和发扬了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谦虚好学，追求上进
在战争年代，际春同志就很注意随时随地学习。解放后印发了干部必读的马、恩、列、斯著作和《毛泽东选集》。他带头学习，许多重要文章他都精读，详细批注。他告诫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作不能像读小说那样一看就过，要精读和细读，领会精神实质，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联系实际解决思想上和工作中的问题。他有时还给我们谈学习体会。在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张际春等首长的带动下，机关形成了浓厚的学习氛围。
教育干部，从严要求
西南解放之初，邓、刘、贺、张等首长在分析和平环境中军队和地方干部的思想状况时，认为绝大多数干部保持了我党我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主流是好的。但也有少数干部（其中包括个别领导干部）经不住糖衣炮弹的攻击，犯了错误，有的甚至腐化堕落。首长们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必须防微杜渐，指示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大力表扬好人好事；同时严肃处理违法乱纪事件。际春同志在一段时间内，以主要精力抓这项工作。
在处理犯错误的干部工作中，际春同志常说：邓政委经常强调，对干部的错误认真地批评，才能帮助干部进步，才是真正的关怀和温暖。他本此精神，对犯了错误的干部一方面严肃指出其错误的危害性，并要求坚决改正；一方面耐心教育和启发，并根据他们过去的表现，尽力挽救。结果，这些干部都能够自觉地、心悦诚服地改正错误。
同时，他也很注意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培养和教育。他不止一次地告诫我们，要经得起和平环境的考验和花花世界的侵袭。
由于坚决贯彻了西南局和西南军区的指示，加强了在和平环境中的干部思想教育工作，极大地巩固和提高了军队和地方干部的政治素质，对开辟和建设大西南起了很好的作用。
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
有一次，部队搞展览，贴出了刘、邓、张的照片，际春同志看到后严厉地指出：“一个庙里有几个神？怎么能把我和刘、邓并列？！”命令把他的照片取下来。
解放后，际春同志仍然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1950年，他应邀到西南革命大学做报告。考虑到当时重庆的社会秩序还不安定，我们与保卫部门商定派几名武装战士和一辆吉普车，跟随前往。他发现后立即严肃地问：这是干什么？这样前呼后拥的不好，这与国民党官僚有什么区别？我们可是要警惕呀！并命令我们让吉普车返回。有一天，他到重庆市委办公，汽车出了故障，警卫员要打电话再要辆汽车，他坚决不肯，步行前往。当他走到办公大院门口时，因警卫员相距较远，哨兵不认识他，不准进，他不但不责怪，还表扬哨兵做得对。1958年，他的家乡湖南宜章县委宣传部编写了一本小册子《际春同志二三事》，介绍他的革命事迹，准备出版。他得悉后，立即给县委写信，制止了这件事。他在信中说，应该宣传革命领袖和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不要写他。湖南第三师范学校在刊登际春同志文章的同时打算刊登他的照片，他知道后很严肃地提出“这样做很不好”，要秘书写信告诉学校不要这样做。
教育子女，从不懈怠
战争年代，子女长期在后方留守处，与他见面的机会不多。但只要有机会，他总是挤出时间对子女进行教育。进城后，子女与他住在一起，他要求工作人员严加管教。他不把子女看成自己的财产，而是当成革命接班人。他经常教育子女不要有干部子弟的优越感，不要搞特殊化，要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他经常讲，老一辈打下的江山能否保得住，要看我们的下一代，培养人的工作是最重要的工作。
他对孩子们说，我和你们的妈妈都是劳动人民出身，看不起劳动人民，就是看不起我们自己，就是忘本和背叛。他教育子女不能有等级观念，还常说，服务员、警卫员、司机都是革命同志，做的是革命工作，要尊重他们的劳动。
为了使孩子们受到实际教育，他让一个正在上中学的孩子，暑假期间到警卫连去学军，和警卫战士同吃、同住、同站岗放哨；让女孩子从小练习挑担子，还带着她下乡向贫下中农学习。孩子们始终过着俭朴的生活。
牢记毛主席的教导
1954年，毛主席、党中央把张际春同志调到北京，让他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毛主席找他谈话。张际春对毛主席说，自己多年做部队政治工作，对地方宣传业务不熟悉。毛主席亲切地勉励他说，就是把部队政治工作的好经验，运用到地方宣传中来嘛！张际春牢记毛主席的教导，经常把毛主席的这次谈话作为鞭策自己努力工作的动力。
他多次告诫我们，学习毛泽东著作不能搞形式主义，要下苦功夫，努力掌握精神实质。“文革”开始后，他几次在会议上表示，坚决反对林彪歪曲和割裂毛泽东思想。他说：“不能说‘顶峰’，顶峰就是到顶了，不能再发展了，这并不是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毛泽东思想要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发展的。”当林彪、江青等人刮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妖风时，他提醒孩子们，要警惕坏人搅乱我们的阶级阵线。林彪、江青等人把罪恶的矛头指向周恩来同志时，际春同志怒不可遏，对孩子们说，他们是妄图搞垮我们党，搞垮我们的周总理！要提高警惕，要同坏人坏事做斗争。
在“文革”初期，一些受蒙蔽的青年人闯到际春同志的家中无理取闹，要际春同志揭发邓小平同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问题”。际春同志耐心地向他们讲解了有关的历史，用刘邓大军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抗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光辉业绩教育这些人，有力地驳回了他们提出的问题。际春同志政治斗争经验丰富，警惕性很高，他充分估计到当时情况的复杂性，凡是呈送毛泽东同志的重要函件，不仅亲自起草，还常常亲自送到中南海，避免在传递过程中发生意外情况。
众所周知，林彪、江青等人阴谋篡党夺权的一个重要手法，是否定“文革”前十七年。由于张际春同志多年来主持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工作，他对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对文教工作的指示总是坚决贯彻执行的，为大陆的社会主义文教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就成为林彪、江青等人在文教方面打击的主要目标。际春同志顶住压力，坚决斗争。我们还记得，在“文革”中，有人要他承认国务院文教办公室试办的北京市丰盛中学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黑样板”。他坚决不同意，并说：“这个学校为国家培养了不少好学生，不能说是‘黑样板’。”林彪、江青等人攻击说，十七年培养的学生都是“修正主义苗子”。他针锋相对地说：“十七年培养的学生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嘛，怎么能说是修正主义苗子呢？”他还说：“办学校除了要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还要传授人类长期积累的科学文化知识，不能说一强调文化学习就是说智育第一。”
在“文革”中，张际春同志刚直不阿、威武不屈。1966年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同志派际春同志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运动。际春同志发现有人在浑水摸鱼，借机反对周恩来总理，便向毛泽东同志写报告，揭露了运动中的坏人。这引起了林彪、江青等人对际春同志的极端仇恨，他们对他进行陷害、打击。
1966年7月30日，陈伯达、江青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批判张际春同志的“错误”。当际春同志接到开会通知时，他非常气愤，立即让司机开车到中南海邓小平同志家里，当面向邓小平同志汇报了他的想法，表示要抵制该会。小平同志洞察到这场斗争的复杂性，明确地劝他说，会还是要去参加，好的坏的都要听嘛。并说，我是了解你的，真理是压不倒的！际春同志听了小平同志的劝告，按时到了会场。他被指定坐在主席台靠边的被批判位置上。尽管台下不断呼喊“打倒张际春！罢张际春的官！”等口号，他还是克制自己，岿然不动地坐在台上。会上，江青等人对际春同志进行打击和陷害，并制造借口，给际春同志罗织种种罪名。际春同志对此非常愤慨。会后，他对家人说：“江青乱讲话，她懂什么？我就是被开除党籍也要顶住。”
1967年1月4日，陈伯达、江青接见所谓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代表时，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点了陶铸同志的名，并对陶铸同志进行了诬蔑和陷害。际春同志拿到传单后，义愤填膺，立即将传单装入信封送给毛泽东同志。他对我们说：“陶铸同志是政治局常委，陈伯达、江青有什么权力随便点名打倒？党内怎么能这么干？我要报告给毛主席。”
林彪、江青等人之所以千方百计要把际春同志置于死地，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际春同志的夫人——红军老战士罗屏同志曾揭发过江青。他们认为际春同志是罗屏同志的“后台”，因此责令际春同志“停职检查”，并对际春同志一家进行残酷迫害。他们盗用中央的名义诬陷际春同志，说他“在中央五月会议（指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前后政治表现不好”。康生也在中央党校的会上煽风点火，公开造谣说：“苏振华、张际春都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苏振华的儿子、张际春的女儿都在党校，他们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你们要注意他们的情绪。”从此，际春同志被进一步诬陷为“反革命”，他的女儿也被打成“反革命”。他们通过对际春同志的监视、审查，捕风捉影，大搞黑材料，千方百计罗织罪名。
在接二连三的迫害打击下，际春同志的夫人罗屏同志心脏病突然发作，于1966年9月8日不幸逝世。这位参加过长征，为党为人民做出贡献的红军老战士含冤去世时，身旁冷冷清清。迫于当时的形势，她生前的战友都未能与她告别。际春同志忍着悲痛，与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一起奔波处理后事。林彪、江青等人丧心病狂，竟然在罗屏同志死后继续对她进行政治陷害，胡说什么“罗屏是自杀的”，并将这个谣言四处散布。1967年5月，周总理和李富春副总理接见国务院文教办公室机关负责人和群众代表时，周总理批评说：“罗屏同志去世了，文办为什么不写报告？她是病故的，有人却说是自杀的，你们回去写个报告给我！”
在“文革”中，北京某大学的造反派联合其他一些学校召开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会时，把胡耀邦和张际春同志强制带到会场，让他们两人并列站在批判台上，低头弯腰近两个小时，这是他们在那极不正常时期的一次共患难。由于林彪、江青等人的摧残，际春同志的身心健康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当时他已年近70岁，还常常挤公共汽车去接受批斗。有一次，他从电车上被挤下来摔伤，从此身体一天不如一天。1968年9月，际春同志身患重病，但当时的北京医院不收，他只好自己到一个区属医院治疗。由于医疗条件的限制，病情急剧恶化。几天后，他就含冤去世了。后来，中宣部军管组给他下了“犯政治错误”的结论。
1979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为际春同志举行了平反昭雪悼念大会，把强加在际春同志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全部推倒。邓小平同志主持悼念会，韦国清同志致悼词。悼词中说：“张际春同志长期在军队中担任领导工作，是我党我军一位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在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期间，他为培养大批治党、治国的人才建立了功绩。抗战胜利后，他是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的得力助手，为取得大陆解放战争的胜利，为加强西南部队和地方的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领导全国宣传文教工作中，他坚决贯彻毛主席、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为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的宣传、文教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66年“运动”开始后，林彪多次公开宣称“毛泽东思想发展到了顶峰”，张际春对此进行了坚决的驳斥，他说：“不能说‘顶峰’，顶峰就是到顶了，不能再发展了，这并不是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毛泽东思想要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发展的！”
后来有“造反派”要张际春承认国务院文教办公室试办的北京市丰盛中学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黑样板”，张际春坚决不同意，他说：“这个学校为国家培养了不少好学生，不能说是‘黑样板’。”
“造反派”又说：“这个学校17年来培养的学生都是‘修正主义苗子’。”
张际春听后大怒：“17年培养的学生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嘛，怎么能说是修正主义苗子呢？办学校除了要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外，还要传授人类长期积累的科学文化知识，不能说一强调文化学习就是说智育第一。”#优质作者榜#
张际春强硬的态度彻底激怒了江青，1966年7月30日，江青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批判张际春的“错误”。张际春收到开会通知后，首先来到老领导邓小平那里，他表示自己要抵制这场批斗会，邓小平洞察到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劝张际春说：“会还是要去参加，好的坏的都要听嘛！我是了解你的，真理是压不倒的！”
张际春听了邓小平的话后，按时到了会场，尽管台下不断有人呼喊“打倒张际春”、“罢张际春的官”等口号，但他还是努力克制自己，岿然不动地坐在台上。会议结束后，张际春回到家对家人说：“江青乱讲话，她懂什么？我就是被开除党籍也要顶住！”
当时张际春已经60多岁，还经常要挤公共汽车去接受“批斗”。有一次，张际春从电车上被挤下来摔伤，从此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张际春的病情不断恶化，最后在1968年9月12日不幸去世，享年68岁。
1979年1月29日，党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为张际春举行了平反昭雪的追悼大会，邓小平主持追悼会，韦国清致悼词。悼词高度评价了张际春革命的一生：“他长期在军队中担任领导工作，是我党我军一位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