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科技大学奠基人、名誉校长陈郁同志塑像揭幕仪式在隆重举行。学校领导、各单位负责人、教师和学生代表参加揭幕仪式。仪式结束后，广大师生反响热烈，大家纷纷表示，要追寻陈郁同志的足迹，感悟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把几代人传承下来的科大精神发扬光大，为建设矿业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奋勇前行。
“陈”舟济千帆 葱“郁”绣华年，77年前，有一双睿智又温情的双眼，望着广袤无垠的黑土地，从内心深处勾画出一个壮美的家园。77年前，有一双厚重且有力的双手，捧住一块发光的煤炭，把惊叹声化作矿场的热火朝天。还是77年前，有一副坚实而宽阔的臂膀，肩负着人民的使命，让黑色金子绽放璀璨，让辽阔的龙江沃土上，有了一座欣欣向荣的校园。
从岭南之青到北国之寒，时间的坐标点，岁月的纵贯线，他都是英勇战斗的猛士，都是一心为国的才干。他把青春热血献给了祖国，所到的每一处角落都有他为煤炭事业发展的灿烂诗篇，黑龙江科技大学的日新月异、蓬勃发展，早已融进他的初心与宏愿。
星移斗转、沧桑巨变，这位指挥广州起义，始终豪情满怀的热血中年，虽然早已长眠，但是一代代科大人用“厚德博学、强吾兴邦”的信念，赓续精神血脉，完成先辈遗愿，开疆拓土、勇往直前。
还是77年后，“陈”稳做事、励精图治、全力登攀的科大人，让事业之林葱“郁”华年。
追忆陈郁同志：一位临危不惧的勇士，从枪林弹雨中信步走。一位刚正不阿的猛士，用守初心、担使命诠释了真我的情怀。从旧社会到新时代，从岭南之青翠到北国之洁白，他扎根人民乐土，心系国家命脉。他身先士卒、率队冲锋，在岁月的洪流中劈波斩浪，在世纪的风云里笑望花开。放眼全局，着力发展、尊师重教、发掘良才，让墨玉之光闪耀九州，让一座学校应运而来，让“煤炭工业的脊梁”永驻风采。斗转星移、日新月异、精神永在，以“陈”稳果敢之气概，铸就葱“郁”长青之未来。
陈郁（１９０１－１９７４），广东宝安县客家人，１９０１年１１月１１日生于广东省宝安县南头陈屋村。幼名陈旭贵，当工人时改名陈郁。１９２４年任香港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干事。１９２５年任香港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副主席，兼任太平洋航线分部主席。同年８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７年１０月，张太雷主持改组广东省委，陈郁担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与张太雷、杨殷等人策划组织广州起义，陈郁负责组织以罢工纠察队、海员工人为骨干的工人赤卫队。１９２８年７月，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兼任中华全国海员总工会主席。１９３０年７月，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党的六届三中全会，陈郁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１９３１年１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陈郁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同年６月，陈郁被送往苏联列宁学院学习，兼任中共列宁学院中国部党支部书记。１９５０年任燃料工业部部长时兼任中国矿业学院（现中国矿业大学）院长。后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省长。
原香港市委书记陈郁调离中央，任广东省长。香港书记调广东，周总理钦点。为表彰那些为国家和人民付出巨大贡献的开国功臣，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以封帅授将的方式给予他们荣誉。这些享有殊荣的人，都是非同寻常的杰出人物，他们的贡献也极其卓越。在这些功臣中，有十多位将帅来自广东省。
陈郁，一个来自广东省的杰出人物，他的能力和成就并不逊于任何一位将军或元帅。他曾经担任过香港市委书记，并在解放后一直在党中央任职。
后来，他被派往广东省担任省长，这是由于他的卓越才能和领导力被周总理所认可和赏识。周总理曾说：“他们点名要你，没办法。”
此外，他还成功组织了香港工人的罢工，展现了他卓越的领导才能。
早年参加香港海员罢工、省港大罢工和参与策划组织广州起义。20世纪30年代，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郁因抵制王明“左” 倾冒险主义路线遭到排挤，被送苏联学习和当工人长达10年。
1940年回国后赴延安学习和工作5年；抗战胜利后派往东北担任“依勃桦”地区党委书记、三五九旅政委、东北工业部副部长、部长等职。
在解放战争中，为恢复东北工业生产，特别是为了恢复鸡西、鹤岗等大型煤炭基地的生产，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郁先后担任过燃料工业部部长、煤炭工业部部长、广东省委书记兼省长，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六、八、九、十届中央委员。
陈郁同志在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中英勇顽强奋斗不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懈努力，居功至伟。
1921年，时年20岁的陈郁到英国“亚洲皇后号”海轮当船员。同年3月，参加了林伟民、苏兆征组织成立的“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香港海员工会），积极参与了声势浩大的香港海员罢工，罢工胜利后被选为“亚洲皇后号”支部负责人。
1925年6月19日，为了反抗英国制造的“五卅惨案”，支援上海工人运动，20万香港和广州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震撼世界的省港大罢工，罢工斗争坚持一年多，至翌年10月结束。在罢工运动中陈郁担任了罢工委员会干事局宣传干事，积极组织罢工海员参加工人纠察队。罢工期间，陈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全国海员总工会副主席、中共海员工会委员会委员等职务，成长为早期中国工人运动的一名骨干。
罢工工人纠察队的一次集会。罢工期间，陈郁负责发动和组织海员工人参加罢工工人纠察队。
1927年，中国共产党为挽救中国革命，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和屠杀政策， 12月11日，张太雷等人领导了广东革命士兵和工农群众在广州举行了武装起义。在准备起义前，陈郁担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和工委书记职务，负责筹组训练参与武装起义的工人赤卫队。广州起义成功后，陈郁担任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司法委员职务，并带领工人赤卫队英勇反抗敌人的进攻。起义失败后，他留在广州安排参加起义斗争的工友撤离，转移到香港，坚持革命斗争。
由陈郁、周文雍领导的工人赤卫队参加广州武装起义，配合教导团占领了广州市公安局。
起义胜利后印发的《红旗号外》公布了苏维埃政府职员名单，其中陈郁担任人民司法委员。
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1931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郁，由于抵制王明左倾路线遭到排挤，被送去苏联，与李维汉一起在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任中共列宁学院中国部支部书记。翌年王明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到了苏联后，将陈郁打成“右派”，派往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劳动6年。陈郁在工厂积极肯干，被厂方称赞为“红色工人彼得”(陈郁到苏联后改名彼得)。
1938年，任弼时赴莫斯科接替王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发现陈郁蒙冤多年。 1939年11月，周恩来到莫斯科治病时，核实陈郁的申诉资料并会同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撤销强加给陈郁的无理处分。1940年2月，跟随周恩来返回延安，到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兼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1942年参加延安整风运动；l943年奉调到陈云主持的西北财委工作。1945年陈郁参加了党的“七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陈郁参加了党的“七大”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后方基地建设的创造者。1945年12月28日，根据毛主席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派遣大批干部挺进东北。1947年陈郁跟随聂荣臻到沈阳工作，先后任沈阳市总工会顾问、东北职工总会筹备委员会主任、辽西省委副书记、合江省（存在于1945——1949年，后并入黑龙江省）“依勃桦”地区任党委书记，在鸡西工作期间兼任军分区政委、三五九旅政委，领导开展剿匪反霸和建立根据地的斗争。为彻底清除匪患，陈郁指派一名连指导员打入敌人内部，一举将敌匪歼灭，活捉匪首少将司令谢文东。这段历史正是《林海雪原》的创作之源。
在担任东北行政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部长期间，带领工作队进入北满，恢复和发展鸡西等大型煤炭基地的生产，支援解放战争。组织开办了被服厂，调运粮食解决工人及其家属基本温饱问题。修复设备，恢复矿山发电。动员开展民主改革运动，镇压废除封建把头制度，实现工人自由，摸索并制定出大量生产管理经验。
1947年5月1日，在恒山煤矿创办了全国煤矿第一所工人学校----“东北工人学校”，陈郁兼名誉校长培养、发展了大量工人骨干和党员。1947年10月9日，为配合矿山民主改革运动，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生产委员会副主任陈郁的建议，成立东北工人学校文工团（煤炭文工团的前身），积极配合当时的矿山民主改革、恢复生产、支援前线等中心任务，以内容通俗易懂，形式灵活多变的秧歌剧、小话剧、说唱等短小精悍节目，涌现出《废铁变成钢》、《白毛女》等经典剧目，深受工人群众的欢迎。在其影响带动下，鸡西矿区各厂矿业余文工团、业余剧团纷纷成立。
1946年4月28日，陈郁带领延安职工大队和沈阳工人大队进入长春市工作。“五一”国际劳动节时召开纪念大会，陈郁在大会上讲话。
1946年5月22日，陈郁带队到合江省工作，任“依勃桦”地区党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三五九旅政委，领导打土匪，搞土改，支援前线，建立根据地。
陈郁主持煤矿英模大会。1947年3月，陈郁到鸡西恢复大型煤矿基地领导工作。图为陈郁主持召开鸡西区煤矿英模大会，动员克服困难完成生产任务，支援前线。陈郁在长春建立工人政治大学任校长。陈郁在东北工作期间，十分重视职工教育工作，曾主办过一系列职工学校。陈郁参加六次“劳大”大会。
新中国成立后，陈郁担任了第一任中央燃料工业部部长，1955年至1957年任煤炭工业部部长，建立起新中国的燃料工业，是大陆燃料工业的奠基人。任职期间，强调燃料工业是一切工业的基础，克服各种困难，努力改善生产条件，深入井下，与职工们共同战斗，从中发现和解决问题，总结经验，指导全局，把新中国的燃料工业建立起来。
正是陈郁领导下和全国燃料战线的广大职工共同努力下，几年时间，打下了大陆能源工业发展的坚实基础，为国家的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0年，陈郁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燃料工业部部长时毛泽东主席给他写了信。
1952年，在北京陈郁与苏联专家研究燃料工业发展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应中国政府请求，苏联政府曾派大批专家来大陆协助经济建设。图为陈郁部长与苏联专家在一起研究工作。
1957年8月，应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的请求，中共中央决定调陈郁回广东工作，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省长职务；1961年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兼广东省省长)；1968年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陈郁主政广东后，根据广东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迅速改变广东的落后面貌。一是大力发展轻工业和甘蔗种植；二是抓电力、煤炭、南海和茂名石油基地等能源建设；三是提升钢铁、机械、造船等工业生产能力；四是修建东深供水工程，保障香港居民用水，促进香港的繁荣稳定；五是根据中央决定，在广州创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陈郁同志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仍坚持赴全省各地调研，乃至逝世前一个月，还乘坐国产导弹驱逐舰出航珠江口。
1957年4月25日至5月15日，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市区原中苏友好大厦举行。从第1届起至1974年逝世，陈郁一直担任每年一届的高交会主任。
陈老、袁大姐无子女，但对身边工作人员子女关爱有加。
1974年3月，陈郁同志逝世后，故乡人民怀着对生于斯、长于斯、工作战斗于斯的陈郁同志的情怀，将他早年生活的旧居进行了修葺。1984年，深圳市人民政府将陈郁故居公布为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
陈郁，父亲是名普通的海员，那个时代的海员生活极为辛苦，却收入微薄，家庭经济状况非常艰难。
就在陈郁还不到一岁的时候，父亲不幸因病离世，家庭的困境更是雪上加霜。母亲决定咬紧牙关，尽管家中贫困，仍坚持让九岁的陈郁入学，期望他能够通过读书改变家庭的贫困。
然而，家庭经济状况实在困难，连温饱都难以保障，更无余力支付学费，无奈之下，陈郁只读了两年书便被迫辍学。
12岁的陈郁为了帮助母亲养家，进入香港机器厂成为一名童工。两年后，又转战香港汽车公司，从学徒工做起，18岁后成为正式员工，接受了驾驶和汽车修理技术培训。
后来，他被父亲的朋友介绍到英国海轮工作，成为一名海员，频繁航行在太平洋周边国家。
这艘巨轮装载着800多名员工，其中不乏来自中国的船员。他们受到外国资本家残酷的压榨，特别是对中国船员的欺辱，让陈郁深感愤怒。
他深知被众人欺负的痛苦，心中燃烧起了爱国救国的火焰。不久，船员们在原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苏兆征的领导下，发起了海员大罢工，为争取更好的待遇而战。
陈郁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这场运动，为祖国和同胞权益而战。
船老板们答应了海员们加薪的要求，但是很快就再次开始克扣剥削，这使得海员们忍无可忍，再次发起了罢工。1925年5月30日，上海和青岛等地的纱厂工人也无法忍受工厂老板的残酷压迫，他们选择了罢工进行反抗。
这场运动被称为“五卅运动”，它像一颗星星之火在中国大地上迅速蔓延开来。
船员们积极响应五卅运动，陈郁快速组织太平洋航线的工人参与罢工，随后其他航线的海员也加入其中。工厂和船只的汽笛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街头挤满了游行示威的人群，香港陷入瘫痪。
这次香港联合大罢工震惊全球。陈郁也因此正式加入党组织。
面对混乱局势，英国政府慌忙对香港进行全面戒严。由于港内动乱不断，不少外籍人士纷纷考虑离开香港。戒严后，香港街头和屋顶充斥着手持武器的士兵。
为了对抗英国殖民者对人民的镇压和封锁，香港工团联合倡议工人前往广州。于是，大量香港工人涌向内地，从香港到广东深圳的铁路线上人潮汹涌，热闹非凡。
车站、码头四处可见准备撤离的工人群众。
英国政府试图提高车票船票的价格以阻止人们回内地，但这并没有改变人们回归的决心。香港工团联合会了解到返回深圳的工人们挤满了大街小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苏兆征等领导决定在深圳建立香港罢工工人接待站。
在苏兆征还未决定派谁去的时候，陈郁主动请缨完成这项任务。因为陈郁是深圳本地人，且一直表现优秀，苏兆征毫不犹豫地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并任命他为深圳接待站的站长。
陈郁接到任务后，深感责任重大，不敢有丝毫疏忽，全身心投入到接待工作中。他安排人将“罢工工人接待站”的红色横幅挂在深圳火车站售票处，并派三个人分别负责工人们的餐饮、住宿和转车事宜。
他想把安置工作做得更细致，但人手不足。于是，他找到了从香港回来的海员，并将他们组织起来，让他们参与接待工作。
陈郁的精心安排使香港罢工工人的接待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仅用了十多天时间，十多万工人就安全送回广州，这次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
尽管陈郁工作异常繁忙，甚至有时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只能啃两块饼干充饥。然而，他出色的工作表现赢得了党组织的高度赞扬，并在几位共产党的推荐下，光荣地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此后，陈郁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且在工作中更加努力。不久后，他被任命为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并最终成为香港市委书记。
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政变之后，陈郁遵照党组织的指示，参与了广州起义的策划。他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工人们，以建立工人武装力量来支持起义。
尽管广州起义因为敌众我寡而未能成功，陈郁成功率领部分工人突围，但损失惨重。在海员的掩护下，他将幸存的工人转移到了香港。
广州起义的失败导致许多共产党人逃往香港寻求庇护。
国民党反动派与港府狼狈为奸，对共产党人穷追猛打。党组织命他赴港，担起中共香港市委书记之重任。为使广东省各地地下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尽快恢复正常，陈郁开始与国民党反动派斗智斗勇，在革命的道路上愈战愈勇。
经过不懈努力，香港市委工作逐步恢复，中华全国海员总工会整顿后，工作步入正轨。
陈郁在担任广东省组织部长期间，为了重新建立受到敌人破坏的党、团和工会组织，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心血。虽然他没有直接参加前线的战斗，但他的贡献并不亚于任何一位将军。
在恢复煤炭基地生产方面，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为支援前线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付出和贡献在建国后仍然被广泛认可和赞赏。
在新中国成立后，陈郁被调回中央，并被任命为燃料工业部部长。仅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他就成功建立了煤炭、电力、石油三个管理总局。
他深知，党内懂工业生产专业知识的干部非常稀缺，旧中国的工业也极其落后，如果不加强学习，情况将无法改变。
因此，他以身作则，每周抽出两三天的时间，晚上去听专家讲课。此外，陈郁非常重视科技的发展，他亲自请来一些全国著名的采煤、机电、石油方面的专家，并委以重任。
陈郁是中国能源工业的奠基者，他曾是一名煤矿工人，意识到煤矿工人们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于是他创办了一个专业知识培训班。
这个培训班后来发展成为中国矿业学院，陈郁还担任了学院的院长。在他的领导下，大陆的能源建设取得了快速发展。
由于他对广东省情有独钟，广东省委多次要求，中共中央经过商议后，任命他为广东省委书记，继续推动广东省的发展。
在上任之前，周总理亲切接见了陈郁，并对他表示：“我和党中央的其他领导人都非常舍不得你调离北京，但是，广东的同志坚定地请求你去担任省长，他们认为你拥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可以有效地开展工作。
经过深思熟虑，中央领导同意了广东省委的请求。你的燃料工业部工作成绩显赫，我们也不愿意让你离开，但是，广东省委坚持要求中央派一位在广东人民中有威望、能力强的同志担任省长，并且指名要你，毛主席也同意了，所以中央最终做出了调你去广东的决定”。
陈郁深受感动，他诚恳地表示：“我非常感谢广东省委和广东人民对我的信任，我愿意服从党的安排，并且我将全力以赴，把我的余生贡献给广东人民。”
于1958年，陈郁来到了广东任职，一直工作到1974年去世。他确实践行了他的承诺，把自己的余生都奉献给了广东人民。
总的来说，陈郁的一生都充满了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和奉献。
陈郁全心全意为祖国和人民，始终勇担重任，无畏艰难险阻，为党分忧解难。他艰苦卓绝地与敌人斗争，直至最后总能成功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为党的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全身心投入到国家建设和发展工作中，尤其是在推动中国能源工业发展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尽管他没有被封帅授将，但他却是我们心中永恒的国家功臣。
共产国际也被称为“第三国际”，是1919年至1943年存在的一个国际联合组织。共产国际成立后规定了自己的主要任务，那就是团结工人阶级与劳动群众，推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彻底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
我党成立后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帮助与指导，当时共产国际曾经安排了好几位国际人士前往中国援助大陆的革命，比如我们较为熟悉的李德，他就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军事顾问。同时，大陆也向共产国际安排了驻共产国际代表，比如今天我们要讲的陈郁，他就曾担任过驻共产国际代表。那么，陈郁身上都有什么故事呢？他后来又过得怎么样呢？
陈郁天资聪颖，虽然是穷苦人家出身，但对待工作却始终充满热情，老板看他精明能干，又把他送到广州汽车学校，让他学习汽车修理与驾驶技术。毕业之后，陈郁回到公司，成为一名汽车修理工，不久后又成为一名海员，算是子承父业。
1922年，陈郁参加了著名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此后他进入工会工作，逐渐接触到革命思想，并开始参加工人运动。1925年，陈郁成为一名正式党员，他也接受我党的领导，活跃在广东等地参加工人运动，为我党早期的发展壮大做了很多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陈郁继续留在广州，他的活动也转入地下，并成为广东省委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31年，陈郁因为在工作中与王明有不同看法而遭到王明针对，此后陈郁主动申请前往苏联学习。1931年1月，到苏联后，陈郁被任命为驻共产国际代表，一边学习理论知识，一边负责与国内的联络通讯。不过，仅仅1个月后，也就是1931年2月，陈郁就因为王明的原因被停职，此后他进入苏联列宁学院学习，毕业后又被下放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做工人。
陈郁之所以在苏联过得这么落魄也是有原因的，前面我们说了，他在国内与王明有矛盾，而王明在1931年成为临时负责人，后来王明又前往苏联，担任了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团长。在王明的操纵下，陈郁在苏联过得极其艰难，好在他意志坚强，熬过了那段时期，于1940年返回国内。
回国后，陈郁立刻投身抗日救国运动当中。抗日战争胜利后，陈郁奉命前往东北，在东北做了大量支前参战工作，为解放东北全境做了很大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陈郁得到重用，陆续担任了燃料工业部部长、煤炭工业部部长等职务，成为新中国的正部级干部。
1958年，陈郁回到家乡广东，担任了广东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以及广东省长等职务。值得一提的是，陈郁回到家乡还是周总理安排的，周总理还给了陈郁一个任务，那就是在广东寻找煤炭以及石油资源，发展建设广东的工业。
在这之后，陈郁长期担任广东省长的职务，不过，常年的工作已经熬垮了陈郁的身体，他在担任广东省长期间患上重病，而且坚持带病工作，使得身体每况愈下。
初夏的深圳，烈日炎炎。南山区南山村里人来人往，熙熙攘攘。
而位于村内东巷的一处小小院落略显安静。在村内走了几个来回，如果没有当地居民的带领，可能很难找到“陈郁故居”。
上世纪２０年代，就是从这里，走出了这位大陆工人运动的先驱者和领导者，走出了新中国首任“能源部长”――陈郁，他也是群众心目中的“爱民省长”。
陈郁故居，是几间低矮的砖木结构平瓦房，小小的院落中央立着陈郁的半身铜像，中间的一个房间是陈郁住过的地方，陈列着两把竹椅和一张简朴的大头床。
“这个再简朴不过的住所已经是翻新过的。”陈郁故居纪念馆馆长王犁野告诉记者，当年陈郁出生的时候，这里只有两间摇摇欲坠的破屋。陈郁故居是民国初年重建的，后又经过数次整修。
在苏联被下放工厂劳动时，曾使用俄文名“彼得”。王犁野向记者还原了陈郁参加革命的历程：三个月大，父亲就因劳累而去世，全家的生活陷入极度困苦中。２０岁那年，陈郁被送到香港打工，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革命的种子在他心中生根发芽。１９２２年，经过父亲朋友介绍，陈郁在香港“亚洲皇后”号当起了水手，在船上组织“工余乐社”，实际上是初期工会组织。１９２３年，他被选为香港海员工会“亚洲皇后”号支部负责人。
１９２５年８月，陈郁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１１日凌晨，广州起义爆发，陈郁作为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参与了整个过程。他率领工人赤卫队攻打国民党的广州市公安局，并成功占领公安局和监狱，解救了大批被关在监狱里的革命者。之后，陈郁被任命为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司法委员。
参加广州起义之前，陈郁还曾与周文雍一起组织了海员总同盟罢工，并成立地下武装工人组织，对反革命政变行为予以反击。
广州起义失败，陈郁也被迫撤退到香港。在这一段革命低潮期，他四处活动，恢复组织，指导工作，曾先后几次被捕，最终都化险为夷。
与“左”倾斗争
屡遭打击遭遇人生低谷
革命低潮期的遭遇，众多同志被捕杀害，让陈郁清醒地认识到党的路线的重要性。“他早已置生死于不顾，随时准备为革命献身。”王犁野说，之后的几年，为了和“左”倾路线做斗争，陈郁几乎是豁出了身家性命。
１９３１年２月，一份《申明书》摆到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明和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案头，《申明书》指出，之前四中全会决议中认为前几年执行的“立三路线”属于“右倾”的结论不正确，质问“难道还要更左吗？”
这份《申明书》是陈郁领导下的全国海员总工会党团发出的。一个月前，陈郁刚刚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刚刚当选，就公开对中央的路线提出质疑，陈郁的举动让王明和米夫大感意外。
为了不让革命蒙受损失，他毅然主持撰写了《申明书》。“这次不计个人得失的敢言行为，让陈郁的人生陷入一个低谷。”王犁野说。
１９３１年６月，陈郁被送往苏联列宁学院学习，并担任中国部党支部书记。随后，王明到列宁学院组织批判陈郁，宣布撤消陈郁的支部书记职务，并在１９３４年１月的“清党”中企图开除陈郁的党籍，但学院清党委员会没有同意。后来陈郁被处以“最后严重警告”，下放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劳动，临走，他们欺骗陈郁“先去报到，随后把组织关系转去”。结果，陈郁的组织关系一直没有转去。事实上没有做出任何决议，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党籍就被“取消”了。
陈郁到拖拉机厂后认真学习，很快成为厂里受尊重的技术工人，每月都超额５０％以上完成任务，被升为八级技工，不久又成为工长、技师，工友们都称他“红色工人”。
１９３４年到１９３８年的四年间，陈郁先后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写了８次报告要求转组织关系，写了４封信要求回国参加抗战，还亲自回莫斯科找过一次，却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直到１９３８年１０月，任弼时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清理王明等人留下的材料，才发现“失踪”的陈郁原来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看过处分决定以后，认为理由完全站不住脚，于是报告了共产国际干部部。
１９３９年１１月，周恩来到达莫斯科，听完任弼时的报告，当即决定和共产国际监委商讨，取消了对陈郁的处分，并送他回国工作，共产国际监委的结论特别指出“他是社会主义的技师和突击员”。１９４０年２月，陈郁和周恩来、任弼时等一起回国。
担任燃料工业部长
在全国推广先进采煤方法
提起陈郁，很多资料将他称之为新中国首任“能源部长”，这既是因为他的职务，也是因为他为新中国能源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在陈郁故居显眼处，陈列着的《陈郁生平事迹展》清晰地讲述了这段历史。１９４９年，陈郁出任在华北人民政府重工业部基础上改组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燃料工业部部长。在这之前，他与燃料能源已经结下不解之缘。１９４７年２月，陈郁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生产委员会副主任，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抓煤炭，恢复和发展鸡西、鹤岗等大型煤炭基地的生产，支援解放战争。
接手燃料工业部后，能源建设可谓百废待兴。全国解放时，煤炭的年产量只有１４００多万吨，石油工业几乎是一个空白，偌大的中国，只有一个玉门油矿，年产原油不过１０万吨。电力工业也非常落后，全国发电装机总容量只有１８４万千瓦，年总发电量８３亿度。
陈郁决定从建立机构做起。他以华北公营企业部为基础，改组了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王犁野表示，在短短的２个月时间内，陈郁就完成了组建燃料工业部的工作，还成立了煤炭工业总局、电力工业总局和石油工业总局，迅速搭起了三个管理总局的架子。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天，陈郁带领工作组来到百年老矿――开滦煤矿，这里没有一条像样的街道，工人住宅都是用破烂材料搭成的棚子，到处都是垃圾粪便。在开滦，陈郁下井与工人一起劳动，又同矿党委一起开会，研究进行民主改革，调动矿工积极性。后来，开滦民主改革的经验在全国推广，“通过这一改革，确立了党对矿山的领导，确立了工人的主人翁地位。”王犁野说。
陈郁抓住改进落后生产技术这个关键不放。他主持制定了《国营煤矿全面推广新生产方法的决定》，废除了一些落后的生产方法，在全国推广“分区集中”、“后退长壁式”等先进的采煤方法。他身体力行，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到了许多矿山、电厂和油田生产现场，和职工一起劳动。到１９５２年底，新的先进的采煤方法在全国大部分煤矿得到运用。
王犁野说，陈郁很关心工人素质问题，他调查发现煤矿工人中文盲多达８０％以上，于是对职工培训问题做出了很多具体规定。为了解决领导专业知识缺乏的问题，他办了“老干部专修班”，这个培训班后来发展成北京矿业学院，陈郁亲自担任院长，还兴办了动力学院、石油学院，以及一大批中专和技工学校，大陆能源方面的教育体系最初就是由陈郁主持建设的。
任职广东
“爱民省长”深受爱戴
１９５７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代表中央和陈郁谈话，派他回广东担任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省长。
回到广东后，陈郁坚持发展工业、发展能源，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思路。尤其是对于能源这个“老本行”，他先是通过调查驳斥了“广东无煤论”，并把广东的煤炭产量从１９５７年的８６万吨提高到１９７４年的６２６万吨。
陈郁认为，如果广东能自己生产石油，将对全省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他先后拜访了包括李四光在内的很多专家，希望能在南海找到石油。在他的推动下，一场南海石油勘探会战打响了。
《陈郁》画册执行编委彭庆元对这段历史了如指掌，他说，为了在南海能够找到石油，陈郁不顾高龄，数十次登上海上钻井平台，帮助钻井队解决各种问题。在他生命最后时刻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仍然牵挂着南海石油勘探，醒来时还在叮嘱：“一定要在南海找到石油。否则总理要批评的。”
任职广东期间，广州市稍微大一点的工厂，都留下了陈郁的足迹，广州工业在他的调整下，逐步形成规模，钢铁、机械、电力、造船都有了一定的生产能力。而每当这些工厂取得成绩，他都亲自去祝贺，广州造船厂生产万吨轮船、广州柴油机厂生产万匹马力柴油机、广州发电厂改装双水内冷发电机、广州建设机器厂研制钻子发动机等剪彩时，陈郁都到了现场。
１９７４年３月２１日，陈郁与世长辞。“斯人已去，他为中国工人运动、新中国能源事业以及广东省建设所作的贡献，将永载史册。”彭庆元说。
旁边故事
许多人常来参观老省长故居
陈郁故居纪念馆馆长王犁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作为南山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有许多人前来踏访这位“爱民省长”的故居，缅怀老省长为广东立下的功绩。
王犁野说，多年来，有许多人来陈郁故居，有的是他的亲人，有的是与他共过事的老领导、老同事，有的是附近的村民。
近年来，来自学校、机关、街道的年轻人也时常组团来看望老省长。附近的南山小学的学生常来，前些时，该校有１００多名师生前来参观故居。
推动兴建深港供水工程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造福香港同胞的深港供水工程，是在陈郁的提议和推动下修建的。
１９６３年，香港大旱，民不聊生，全港几乎处于瘫痪状态。香港各界致信广东省求助。陈郁汇报中央，希望迅速采取行动，并提出解决香港水荒的根本举措，必须是建设大型的水利工程。最终周恩来总理拍板，同意建设供水工程，列入国家计划，作为援外专项项目。１９６４年４月２２日，这项由国家拨款将近３６００万、投入一万多人的水利工程正式动工。
这项工程敲定之前，年过花甲的陈郁率领省水电厅负责人和专家，为工程的勘探、设计、施工日晒雨淋辛勤奔劳，到现场调查研究解决问题。最终决定采用抽水车的原理，建立８个抽水站，将东江水向南逐级提升后流入梧桐山下的深圳水库，然后输送香港。
在２００１年陈郁同志百年诞辰系列纪念活动中，文化学者、陈郁研究者彭庆元，受命与陈郁的秘书王景泰同志一起，为编辑《陈郁》画册四处采访、收集资料照片。这位同样身在南山的学者对老省长有着很深的感情，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多次感慨――“这位亲民爱民的好省长是‘广东一宝’。”
“记得在第一次碰头会上，省老领导吴南生一提起陈郁同志便泪眼婆娑，对陈老当年勤政为民身体力行的高风亮节深为感佩。省老领导任仲夷、寇庆延、王全国等来南山陈郁故居瞻仰凭吊时，回忆当年陈郁在广东时工作没日没夜，除了紧张的基层走访调研，有时星期天他还带着一班人到公园掏污泥，清理周边环境。当时许多广州市民都认识这个一身旧衣、态度和蔼的老省长。”
彭庆元说，年轻时陈郁在香港积极参加海员工会组织“工余乐社”，赢得了孙中山、宋庆龄的当面赞许；省港大罢工后，他与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一起发动广州起义；斗争中他与周文雍并肩作战，并见证了周文雍陈铁军这对革命情侣“刑场上的婚礼”；“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占统治地位时，他敢与王明当面斗争；回到延安后，他发明用马兰草造纸，利用在苏联拖拉机厂做钳工时学来的技艺造炮弹、子弹；在东北工作时，在白山黑水林海雪原剿匪……
彭庆元说，香港同胞记得，１９６３年华南大旱，香港用水奇缺，是陈郁组织内地向香港供水，同时亲自主持了东江――深圳供水工程建设。“那时他经常披着雨衣在风雨中往返踏勘，满身雨水两脚泥浆。当滚滚的东江水沿着水渠流入香港时，谁不感念老人那血浓于水情深似海的境界呢？”彭庆元说，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靠边站，也义正词严地表白：“是的，我没有权了，但还有一条老命，有命就要为人民服务到底！”直到病危临终那一刻，他还在弥留之际牵挂着在广东寻找石油的使命。
历史上，第一个提出 "广州地铁"梦想的人，是广东省的老省长陈郁。 而历史上，广州地铁遇到的第一只拦路虎，便正是广州城地底下那参差多变的复杂地层。 轨道交通“十”字形线网规划的雏形形成于1958年，当这个梦想刚刚产生的时候，她便曾被一些专家们忧心忡忡地预言为--一个"天方夜谭"式的空想。 但后来的事实却无数次地证明：对于广州城的活力再造和现代化之路来说，对于广州城日后的高速发展、民生福祉来说，陈省长的这一个梦想，其实，却正是一个具有何等远见卓识的远大理想。所以，讲到广州地铁，陈省长便应该是最首要的、最不能不提到的第一个人。当时以考虑交通战备为主，兼顾交通客运的广州地下电车系统规划，原则上是暂时可以把市中心区人员往飞鹅岭、白云山方向疏散。1965年完成这一规划 ,即 :南北线 ,北起桂花岗 ,南至文化公园 ,远期分别延至河南和飞鹅岭 ; 东西线 ,西起西村西场 ,东至天河机场 (现天河体育中心) 。1960年夏的某日，广东省地质局的李凤五局长突然接到通知，带着水文地质勘察一大队的工程师吴章圣，乘一辆小车，来到了东山新河浦附近陈郁省长的家。 一进门，陈省长就开门见山地问："北京能搞地铁，广州为什么不能搞？"两位专家还未及开口，陈省长便已经接着说："人家说广州被珠江水包围了，地下水很多，修地铁很困难。我就不相信，广州会有这么多水??" 在客厅墙上一幅巨大的广州地图面前，陈省长一挥手，在地图上"了一个大大的"十"字："今天请你们来，就是想请你们组织力量，以中山路为一条东西向的线，以维新路（即今天的起义路）为一条南北向的线，钻几个孔看看，看到底有没有水。" 没有客气的说话，没有多余的寒暄，肩负着陈省长亲自下达的秘密使命，两位专家匆匆踏上了归途。
九号工程
1960年8月，广州地铁的第一钻在市区里悄悄打响。1960年，在新生的共和国遭受到连续三年空前严重的大灾荒年代下，31岁的吴章圣，曾跟随大陆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工作多年的年轻人，担任了广州地铁第一份地质勘察报告的项目工程师。他带领着水文一大队的几名精兵强将，在完全没有拨款、没有粮草、没有报酬的困难条件下，顶风冒雨、奋战了大半年，在广州市的大地上，打下了6个深深的钻孔。
这6个钻孔，分别打在了广州市的两级地基上--打在台地上的有铁路局（今共和路）、东较场（今烈士陵园）、宣东路（今东风路与吉祥路交界）和水产厅（今海珠区南华东路）。而打在冲积平原上的则有维新路（今起义路，属珠江平原）、泮塘（今中山八路，属西关平原）。为摸清地下水的发育状况，当时，这6个钻孔都钻得很深--总共进尺是1860米，平均每孔进尺310米，而最深的一个，则达到了498米！钻探的结果是令人鼓舞的：广州市的地下水其实并不算太多，而且基岩较高，这种地质条件，虽然复杂，但却完全可以建地铁！
陈省长的地铁梦，终于有了一个坚实可靠的科学基础。虽然，"地质风险"这一只拦路虎，在日后的工程中，还经常会出乎意料地向广州地铁的建设者们张牙舞爪，但毕竟，坚冰已第一次被打破，广州人，已看到了地铁的一线曙光。
几经严谨的、科学的分析论证之后，吴章圣终于在这一份《广州市地下铁道工程地质勘察报告》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份报告诞生的年代，正是年轻的共和国内遭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外遇国际形势急剧变幻的极度困难时期。然而，命运却早就注定了--地铁的前景是光明的，但广州地铁的前进路上，却将会是长满了丛丛的荆棘。由于种种的原因，这份秘密报告在经陈郁省长阅过之后，便在有关部门的铁皮柜里，一放就是很多年，然后就下落不明，不知去向。
事隔四十多年之后，经有关人士多方寻觅、几经周折，才终于在白云山下、绿荫深处，在地质部门的某个档案室里，找到了这一份广州地铁最早期的地质报告。
在这份被阅得残破卷边的报告原件上，记载着的日期是清楚无误的"1961年7月"，封面的右上角，仍可以清晰地看到当年盖下的"绝密"二字的印章。而整份报告的内容却保存得基本完好。报告的正文之后，还收录了20多张附图。这些图纸，详细地记录了当年6个钻孔的位置、深度、地质、水文等详尽资料，从而第一次，揭开了广州城地下岩层的神秘面纱。
目睹着这本陈旧发黄的地质报告，我们的目光，仿佛穿越了四十年的时空，再看到了当年广州地铁的先驱者们的音容笑貌，以及，看到了所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老一辈工程技术人员那一种实事求是、锲而不舍地为人民服务的伟大精神！
一份残旧发黄的地质报告，一个遥远的梦，虽然久被岁月尘封，被人遗忘，但它却是一个不可磨灭的事实。它记载了新中国儿女一段难忘的历史，也记录下了，广州地铁第一个坚实的足印。
饮水思源，这是广州人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1965年，共和国持续了3年的经济困难时期才刚刚过去，陈省长的地铁梦便又开始升腾。然而此时的北部湾头，却突然硝烟弥漫、战火纷飞。
这一年的3月，美国悍然扩大了越南战争。与此同时，美机还频频地向大陆在北部湾打渔的两广渔船开火。在这种战争危机一触即发的形势下，和平建设，显然成为了一种奢望。
这真是"昨夜西风凋碧树"！但，在"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之后，陈郁与陶铸这两员南疆大将，却一起从"危"里面看出了"机"。他们联手向中央力陈：要在广州抢建一条"平战结合"的隧道--战时用于疏散群众、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而战后，则可以用来铺设地铁、发展交通。在建议得到中央的首肯之后，陶铸便随即在中山纪念堂的4000人干部大会上，第一次，宣布了这个振奋人心的"广州城要修地铁"的消息。
就这样，在"北部湾事件" 的隆隆炮声中，广州人的地铁梦，毅然地踏出了第一步。
1965年春，尽管在一片黑云压城的紧张气氛中，广州城却依然是一如往年般那么美丽。府前路上，那几株数百年树龄、三四人才能合抱的大叶榕，枝枝桠桠，黄叶飘尽，吐出了千千万万个白玉兰花苞似的嫩芽。而市政府周围的数百株红棉紫荆，也纷纷盛放得粉黄绯白、姹紫嫣红。但不知在什么时候，市政府一号楼的五楼，已悄悄地挂出了一块牌子--"广州市地下电车工程建设指挥部。"当时，担任总指挥的是市长曾生，副总指挥是主管城建的副市长林西、省煤炭工业厅厅长张英和市公安局副局长苏青。而陈郁省长，则是这个指挥部的主管。
当时，指挥部下仅设有一个工程处、三四名技术员。这年秋天，一位年轻的大学生走出了广东工学院的大门，也来到了这个神秘的指挥部报道。那一年，他才刚刚满23岁，而他，就是在后来的40年岁月里，为广州地铁屡建奇功、荣获全国劳模称号的总工程师--陈韶章。
当年7月，工程处的技术人员就迫不及待地到北京、上海等地进行了第一次考察。说起来，今天的青年人，已完全无法想象当年的中国是多么的闭塞、信息资料是多么的缺乏。7月中旬，他们一行抵达北京时，北京地铁工地的周围，是岗警林立，根本就不让外人靠近。而且，所有的技术资料全都打上了"绝密"的标记，严禁外传。他们唯一的收获，便只有一张天才晓得他们从哪里弄来的"北京地铁车辆限界"的照片。而在上海，由于当时上海地铁正处于紧张的筹备阶段，一切情况都"无可奉告"、秘而不宣。不过，说来也算是一种奇遇吧：偶然的一次逛街，技术员施金铃却在一个旧书摊上，发现了一本二手的苏联地铁教科书。而在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这一张残旧发黄、带有坐标数据的老照片，和一本从上海街头捡回来的旧教科书，就成为了广州地铁技术人员资料库里的全部家当。
"广州地铁，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艰难起步。"陈韶章在忆及当年的情形时，话语中，仍流露出了无限的感慨。
据陈韶章的回忆：由于"北部湾事件"的爆发，中美战争的危机迫在眉睫，这项战备工程需要高度保密，因此，林西副市长就根据"地下"二字共有9道笔"的缘故，把指挥部改称为"防空九号工程"。工程动工之时，同样是出于保密的?因，就连办公的地点，也在几经变迁之后，搬到了广州北郊人烟罕至的清真古墓旁的204大院。
说起来，当时广州地铁的线网规划，从埋深到走向，都是陈老省长亲自定的。陈郁省长当时的设想，是要在羊城的地下修一条"十"字形的隧道：纵向的南北线，从南方大厦、人民路、解放北到三元里，横向的东西线，则沿着今日的东风路从西场到东山。一旦战争爆发，广州城东、南、西三个方向的人群，便可以?着这条地下通道迅速汇聚到解放路，然后再往北行，分别疏散到白云山、越秀山。尽管后来，那条计划中的东西线并没有筑成，但这一份蓝图，与30多年后经反复科学论证定下来的一、二号线，却是惊人的相似。看来这里面，自始至终，实在是一脉相承地，延续着广州地铁建设者们一种"以人为本"的伟大情怀。
当时南北线的施工，从粤北的坪石、江西的安源、东北的阜新、河南的平顶山等地，调来了10多支煤矿的矿工队伍。他们自带工具、自带碗筷，日日夜夜地在羊城的地底下挖洞不止。这里面的艰危风险，是一言难尽了。由于当时的财力物力都非常匮乏，千方百计，才筹集到1300万元，当时的曾生市长，曾力倡要按将来能运行地铁的大断面来打，但形势所迫，隧道要以战备为主，并且一定要限期完成，而因为物资短缺，这么大一个工程，竟然连混凝土都没有，因此，不得已求其次，隧道只能按煤矿的小断面来设计开挖，挖通以后，在泥地上铺上砖块木板，只求无轨电车能够开进开出！
1966年，竣工后的"九号工程"，断面只有3米宽、2.85米高，而且隧道处处岩石裸露，处处布满一根根排骨似的坑木支架，根本就无法运行地铁，最终，只能作为一个巨大的防空洞来使用。时至今日，这段长长而漆黑的地下通道，还深深地隐藏在羊城地下的深处，默默地，无言地，向偶然前来的到访者们，述说着那一段历史的艰辛！
1966年，"文化大革命"突然爆发。是年秋，陶铸调京赴任，临走前，他紧握着陈老的手，只说了一句话："花了1300万，搞了8公里，这个试验是大了一点??但，广州，毕竟还是要搞地铁的！"这时候，两位老革命的眼睛里，似乎都泛出了点点的星光！
广州地铁的第一次尝试，就这样，以一个巨大的遗憾而告终。
1970年，广州地铁第二次上马。
当时，由广州市革委副主任胡楠卿专门负责分管这件事，他在"九号工程指挥部"下设立了一个"701"办公室，打算自行开发三台直径为400CM的联合掘进机，想用来扩阔"米已成炊"的南北线隧道，以真正实现广州城的地铁梦。但当时，由于特种钢材没有，外汇没有，甚至有时连科研经费也没有，于是，不出一年，第二次上马便无声地夭折。
1971年，广州市政府又再一次扯起了地铁的大旗。市建委主任李良枫组织了一支广州市自己的地下工程施工队伍，在惠福路打了一个竖井和一个斜井，想接通"九号工程"的隧道。但一动工，便知道扩建的难度实在是大得超乎想象，所以，第三次上马，便"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地再次下马。
10年来，广州地铁已经是三起三落。但陈老省长心中，却依然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些年里，已不知道有多少次，他独自一人只带着随身警卫，钻入到羊城的地层深处，徘徊在"九号工程"那条长长的、黑漆漆的隧道里，心潮起伏。1973年，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扩阔南北线，再挖出一条大断面的东西线，搞成一条像北京那样的地铁隧道，以造福广大的南粤人民，造福广州城的未来！ 1974年，经广州市革委领导班子开会决议："广州地铁必须上马"之后，来自全国各地的工程技术人员，又纷纷云集广州，进驻了北郊古墓旁的204大院。
就这样，广州地铁的工程建设之火，便第四次重新熊熊燃起。
当亲眼注视着东西线地质勘察的第一钻打响之后，陈省长才放心地离去，启程前往西沙视察。?知这一去，在西沙的海上感染风寒，返穗后，陈省长便一病不起。当年年底，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怀着一腔未酬的壮志，病逝于广州的陆军总医院，时年73岁。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陈省长病逝之后，广州地铁，第四次黯然下马。千方百计网罗起来的技术力量也纷纷散去。两年之后，就连"九号工程"的牌子，也被悄悄地合并到了越秀山上的人防办门前。
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九号工程"的"老九"们，已记不起有多少次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广州地铁的路，为什么这样坎坷而艰难？
但"老九"的牌子既然还在，"地铁"的梦想就不能亡！在众多同事心灰意冷、各奔前程之际，有一位年轻的老地铁人却选择了在这个空荡荡的院子里坚守，他就是陈韶章。在那些苦闷彷徨的日子里，他曾不知多少次在心底里默默地告诉自己--这8公里长的隧道，不是结局。这8公里长的隧道，不能结束！
"十年浩劫"过去后，共和国的航船拨乱反正，重上征途。1978年，在杨尚昆任广州市市长期间，执著的广州人，又第五次酝酿着地铁的上马。当时的市人防办主任魏轩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把分散使用的人防资金集中起来干大事、修地铁！这个想法，很快便得到了省市领导的支持。于是，1979年，广州地铁筹建处正式成立，而"九号工程"的那块牌子，又悄悄地从越秀山上摘下，挂回了204大院的门前。
这一年，筹建处的人马满怀激情地倾巢而出，到国内各大城市考察地铁。他们不仅如饥似渴地跑遍了北京、天津两地已经建成的地铁，而且，还走马观花地参观了具有地铁意识的哈尔滨人防工事、埋深百米的沈阳人防隧道和郑州市的环形人防隧道。但此行的结果却多少有点令人失望，由于当时的全国形势，各地的地下工程都还仍然局限于一种"平战结合、人防为主"的指导思想，而对地铁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是普遍仍然未有客观的认识，因此，这一次风尘仆仆的"北地之旅"，广州地铁人，是失望的，仍然未能找到可供广州地铁借鉴的模式。
不过此行，却极其意外地收获了一个重大的惊喜。后来，在走马京城时，他们偶然在建设部内发现了一本英文版的资料--一套名为《香港集体运输计划深入研究报告》的"天书"。这"天书"，后来是一套几年前香港地铁筹建时期各种规划方案、设计方案的综合报告。报告中，图文并茂，议论入微，共分为四卷702页，洋洋洒洒，简直就好像是一部世界地铁的百科全书！一·开这本"天书"，展示在他们面前的，竟然是一套套中国地铁界前所未闻的、全新的概念、全新的技术方法，这正是"老九"们寻觅多年的真经呵！人人都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他们马上把这套资料借到手，一回到广州，便马上组织10多名懂英文的技术人员，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夜以继日、马不停蹄地，把它全部·译了出来。
由于译本的封面是黄色的，所以，广州地铁人便戏称这一本书为"黄皮书"。
而这一部厚厚的"黄皮书"，无论在当时还是日后，对广州地铁的命运前途，可说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第一，它使广州地铁人第一次懂得了，要如何运用交通工程学的理论来指导地铁的线网规划。第二，它开始使广州地铁人明白了，如何在一个处于热带、亚热带的地区去建造一条地铁。第三，它使广州地铁人看到了，现代城市，应怎样去建设一个大容量的公共交通运输系统。最后，它还使广州地铁人知道了，当时全世界地铁技术的发展潮流和未来的进步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