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党103周年之际，记者来到上海愚园路81号，这座布满爬山虎的三层法式小洋房，在周围高楼大厦围绕下，显得格外的秀雅、宁静。这座法式小洋房就是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亦是革命前辈刘长胜故居。过去，“每次路过这里，都不曾注意到这样一幢小楼，今天才知道这样一幢小楼里藏着许多解放前不为人知的革命斗争。”
有一种红色，永不会在风雨中剥蚀；有一种记忆，永不会在岁月中消逝。中国工人运动的火种，在上海点燃。在由共产党领导的激昂澎湃的工人运动中，烟草产业工人的身影屡屡出现其中，成为早期工人运动发展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撩开时空隧道里的层层迷雾，在其中寻觅珍贵的红色印记、历史宝藏。
烟号巧递暗号，原汁原味复原
博物馆的历程馆中，有一处六七十平方米的展馆，浓缩了新中国成立前烟草工人不屈不挠的抗争历史。这些故事，现在听来仍惊心动魄、令人感动。这段红色历史的讲解，从一个地下联络点故事开始。
“这是杰出工运领导人刘长胜开设的大名鼎鼎的荣泰烟号的柜台原型，”顺着展馆讲解员徐佳的手势，一个老式烟号柜台映入了记者的眼帘。柜台里的香烟摆放或堆叠成三角形，或“平铺”，其实暗藏玄机。
1946年9月，为了领导上海地下党组织，刘长胜夫妇搬入了愚园路81号。建立情报中转站，刘长胜绞尽脑汁。他早年在苏俄留学，学习过密电码，于是决定开烟号，以不同的香烟摆放方式传递暗号。
“越危险的地方就是越安全的地方”，刘长胜大胆地将店铺选在了常德路国民党警察厅旁边，用一根金条买下了店面，直接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公开活动。
于是，在离刘长胜夫妇居住地不远的常德路65号，一家名叫“荣泰烟号”的杂货店开张了。化名刘浩然的刘长胜担纲烟号老板，方颐大耳、面相憨厚的他带着具有亲和力的笑容，顺手敬一支烟，说些恭维的话，不知不觉中就和警长、地痞头子搭上了关系。他们不知道，眼前这位刘老板正是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的工运领袖。
刘长胜将店里每件物品都设定了一个代号，这些物品的摆放也有特定的记号，当这两个暗号合并起来后就是句暗语。地下党员来到荣泰烟号接头，不一定和刘长胜直接沟通，只要看到当天摆放的是哪件物品，以及这件物品摆放的方式，就能知道他想要传达的信息。
革命先辈充满智慧的斗争方式，如今就以场景复原的方式，被凝固在中国烟草博物馆之中。原汁原味的场景复原，展现了革命地下斗争的斗智斗勇、兵不血刃却“刀光剑影”的真实历史，让不少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静安区愚园路上，坐落着一座欧式小洋房。落地玻璃门，鹅卵石镶嵌的墙面，这座沿街的砖木结构花园洋房，静谧地躲在热闹的静安寺商圈之中，旁边就是久光百货，打扮摩登时尚的都市丽人、西装革履的商务白领匆匆路过。
愚园路81号，是这座小洋房的门牌号，这里曾经是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秘密机关之一、上海地下组织活动的重要场所，这里是刘长胜故居、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
第一次路过此地的游客和市民，总会惊讶地打量“刘长胜故居”的指引牌，望向闹市中跻身购物广场和写字楼宇之间的这幢小洋房，好奇道：“当年中共上海地下党如何在这里工作和生活的呢？”
地下党工作场所
陈列馆上下三层，分为“抗战岁月”、“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和“里应外合，解放上海”三部分。“目前，个人参观陈列馆可以在‘静安区文史馆’微信公众号上预约，周一闭馆，每一小时预约限额20人；平时会有团体预约前来参观，并上党课。”陈列馆负责人郎晴介绍道。在记者参观当日的下午，有三批团体预约前来参观故居、上党课。
沿着木制楼梯，走上故居的二楼，在一间小屋里有着一处蜡像场景还原，方桌前一左一右坐着两位“主人公”。左边戴着眼镜、穿着长衫、手里夹着香烟的便是刘长胜，而右边西装革履、一副老板派头的是刘晓，他们正神情严肃地商讨着工作。
1946年至1949年，刘长胜作为上海工人运动和地下党的杰出组织者和领导者，战斗和生活在这幢洋房之中。在当时，时任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刘晓就经常来到这里，与时任副书记的刘长胜商讨会议，并拟定地下工作的秘密指令。当时上海局管辖长江流域西南各省及平津一部分党的组织与工作，必要时指导香港分局。刘长胜任副书记，主要分管上海市委和职工运动。
为了掩护身份，刘长胜化名刘浩然，是一家名为“荣泰烟号”的烟杂店老板；而刘晓则以关勒铭金笔厂副总经理刘镜清作为公开身份。据讲解员介绍，为了避免身份暴露，刘长胜在平时招呼“左邻右舍”来家里搓麻将，每当“三缺一”时，刘晓则以客人的身份顺理成章地进入刘长胜的房间碰面会谈。
地下斗争条件艰苦，难道这一整幢洋房都是刘长胜的居所吗？实则不然。愚园路81号这栋三层小楼，当时有两个门洞，是独栋的两栋楼，上下三层、两个门洞分别居住着十多户住家。而刘长胜租住的只不过是二楼里其中小小的一间房。这个房间既是刘长胜和妻子生活起居之所，也是地下党工作的场所。
同时，这栋楼的三楼还有一位地下工作者——时任中共上海市地下党市委书记的张承宗。平日里，二楼和三楼通过邻里间送菜、借打电话的形式秘密接触传递工作指示。此外，楼里还有一位国民党特务居住。就是在这样的复杂环境下，刘长胜居住于此，也战斗于此。
出门要换十套衣服，记者重走传递情报线路
参观中，除了历史实物、图文展板，让记者和参观者印象深刻的，还有在二楼的另一处场景还原——“丰记米号”。这个米号是传递情报的重要交通站，来自中央的指示电报通过这里传递给刘长胜等领导同志，并在米店后台与工委、学委、警委等的联络人召开工作会议。此外，在一楼，还有复刻版的“荣泰烟号”还原着当时烟杂店的布置。
“丰记米号”位于福煦路（今延安中路）916号，“荣泰烟号”则在今常德路65号，现在的刘长胜故居已经平移过位置，其真正原址在100多米外久光百货旁的“城市航站楼”附近。记者从故居的“原址”出发，惊讶地发现，从居所到“烟号”所在地只需走十分钟，从“烟号”再出发走上十多分钟，就到了原福煦路的米店位置。
一路探寻发现，曾经常德路65号所在的里弄早已不复存在，如今旧址上已经是一个集写字楼、酒店和商铺的综合性楼盘——越洋广场，成为繁华商圈中的一部分；而“丰记米号”则也消匿在了临街店铺之中，巧合的是，延安中路915号、917号竟然就是餐饮饭堂。
当时“荣泰烟号”对面就是国民党上海警察机关。刘长胜和地下党同志们就生活、战斗就在敌人眼皮底下。虽然风险很大，但有利于近距离了解敌情，也充分利用市中心的交通便利开展工作，不惧危险令人钦佩。
在“荣泰烟号”，由于刘长胜身材魁梧，体型较胖，为人和气，常爱讲讲笑话，来往客人、左邻右舍称他为“胖刘老板”。他一方面积极开展党的工作，一方面在店里当老板学做生意，学说上海话。因为这个烟店的店门脸对着马路，隔壁是一条弄堂，可以从弄堂直接进入后门，又因为是单线联系，所以在这儿开展地下工作显得相当机密，从未暴露。
刘长胜就烟店老板的身份为掩护，办了一所工人夜校，教工人们文化知识，教他们认清时势，并组织和领导了一次又一次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群众抗日斗争运动。
据刘长胜孙女刘爱唯回忆，刘长胜曾告诉她的父亲，在那个充满白色恐怖的上海，想要行走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刘长胜和他的地下党同志们有时一天需要换将近十套衣服给自己作掩护，从而才能避开敌人的眼线从容不迫地进行秘密交通联络、隐蔽战线等危险工作。
鼓励工会合法登记作斗争，解放前夜力战血雨腥风
地下斗争的开展，离不开工运活动。为了积蓄力量，迎接解放，在“争取合法”的精神下，刘长胜大胆提出，工会不要害怕登记，鼓励工会组织到国民党当局的社会局进行公开合法的登记。
从抗战胜利到1946年8月15日止，上海已成立的产业工会有153个，职业工会108个，上海的工会会员总共有近30万人，其中绝大部分工会实际上是共产党人所领导。
工会的建立，让工人阶级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刘长胜领导下开展“解冻生活费指数”斗争，粉碎敌人五一反动游行的阴谋，积极争取工人阶级生活的基本保障，并为接下来的上海解放战斗、解放后迅速恢复生产生活作了充分物质储备。
在故居的三楼，是有关上海解放前的资料陈列展示。根据党中央指示，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副书记、全面主持工作的刘长胜亲自组织和领导上海工人、学生和各界人民开展护厂、护校斗争，组织领导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六万多名的人民保安队，配合解放军把上海完整地交到了人民的手中。
令人惋惜的是，在上海解放前，为了及时传递和接收情报，李白、秦鸿钧等地下党员不幸被捕。当时，时任中共上海市地下党市委书记张承宗的胞弟也被捕入狱。为了顾全大局，经过组织再三权衡，为了避免地下党掌握的武装力量提前暴露影响上海解放的战斗，不得不放弃了营救计划。李白等十二烈士最终在戚家庙英勇就义。
中国的工人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求得民族独立和解放。而刘长胜作为中国工运领袖人物之一，充分发挥着中国工运的智慧，不断在艰难斗争环境下取得胜利。刘长胜自己总结了几个要点：中国工人运动始终是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而且是其中的领导部分，工会运动服从于民族解放运动；积蓄力量；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合法；统一行动；对革命武装斗争的态度。
如今，刘长胜故居作为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每日迎来各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参观。据陈列馆负责人郎晴介绍，一楼的会议室里，前来学习党史、参加党课的团体预约也已经排得满满当当。
寻访间隙，不时有学生团体自发前来参观。就读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香料专业的大二学生小袁，就和他的高中同学一起，前来参观学习。“每次路过静安寺都不曾注意到这样一幢小楼，今天才知道这样一幢小楼里藏着许多解放前不为人知的革命斗争。”小袁如是说道。
愚园路81号，或许就是一面旗帜：在过去，隐秘于市；于现在，展现世人之前，在缅怀先烈、接受革命教育洗礼的同时，也深刻领悟工运活动为民族解放和独立事业的重要意义；至将来，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1945年6月11日，中共七大会议在延安杨家岭胜利闭幕，这次历史性的大会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在这次大会上，中国共产党选出了77名正式委员，其中包括44名中央委员和33名候补委员。毛主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政治局主席，开创了中国革命历史上新的篇章。
然而，在这33名候补委员中，有一位鲜为人知的英雄，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地下情报领导者之一，他就是刘长胜。
刘长胜的生平充满传奇色彩。他出生于山东海阳，1927年转入了中国共产党，但与其他革命者不同的是，他的青年时代基本都在苏联度过。
他在19岁时随父亲前往苏联打工，21岁加入了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直到34岁才奉调回国，堪称是留学苏联时间最久的革命者之一。
在苏联期间，刘长胜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成为一位杰出的地下情报领导者。他曾担任海参崴码头工会主席兼苏联伯力远东边疆党委会指导员，参与了苏联国内的剿匪战斗，为苏维埃海参崴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段经历锻炼了他的领导能力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为后来的革命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3年，经共产国际同意，刘长胜前往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学习，三年后回国，担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虽然他是在远东入党的党员，但在国内革命艰难的时期，他却多次督促共产国际支援中国革命，为红军的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8月，刘长胜被派往上海，负责重建党的地下组织，开始领导上海地区的情报工作。这一时期的上海正处在抗日战争的最前沿，为了保卫这座城市，刘长胜肩负起了支援前线将士的重任。
在淞沪会战最艰难的时刻，他组织工人和学生积极参与运粮运弹工作，为阻止日军侵占上海付出了巨大努力。
上海沦陷后，刘长胜以“荣泰烟号”老板的身份秘密组织情报工作。面对日军对出入淞沪要道的严密监控，他巧妙地利用香烟作为暗号，以不同的方式将情报传递给新四军。在他的领导下，上海的情报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新四军壮大起来，成为全国抗战的主力之一。
1944年夏季，刘长胜调至延安工作，并在次年参加了中共七大会议，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他是这33名候补委员中唯一一位在情报战线上负责的人，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情报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抗战胜利后，刘长胜重返上海工作，这一时期，新四军计划对南京、上海等地的日伪军发动最后的决定性攻击。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却窃取了抗战的果实。
在这个紧要关头，刘长胜决定继续潜伏在上海，并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在第二次潜伏时，他继续以“烟号”为牌坊，组织情报工作。面对国民党愈发猛烈的攻势，他组织工人和学生不断反击，最终在1949年上海解放时取得了胜利。
上海解放后，刘长胜出任华东局新一届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这个时期，上海市委开始了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工作，刘长胜协助陈毅主持经济建设。不久，他又担任了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职务。
刘长胜在七大到八大会议期间，一直都是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尽管位高权重，但他却一直低调谦虚，很多党外人士甚至不了解他的事迹。直到1956年，中共八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刘长胜首次当选为中央委员。次年，他再次担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晚年的刘长胜将主要精力投入工会工作。从1961年起，他连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政协常委以及中非友好协会会长等职务，地位达到国家副部级。
然而，这位杰出的革命者在1967年1月20日含冤在北京逝世，享年64岁。他的去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的一大损失。
刘长胜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工人运动和上海地下情报工作的杰出领导者。他在危难时刻展现出坚韧不拔的毅力，无私奉献的精神，以及出色的领导才能。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坚持信仰，为正义事业不懈奋斗，无论身处何地都能发挥巨大的作用。
刘长胜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的贡献永远铭记于我们心中。他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位英雄，他的故事激励着我们，继续前行，为实现更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奋斗。
他的名字将永远与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紧密相连，成为我们坚定的革命榜样。
刘长胜在苏联时化名王相保，海阳县荪疃人。自幼勤奋好学，因家道贫穷，读书三年，便辍学务农。一年春饥，小伙伴劝他向富户借粮度荒，他说：“宁肯饿死，决不乞求财主”。18岁时，随舅父去海参崴做皮匠，当店员，干码头工人。俄国十月革命后，刘长胜组织远东地区的中国工人参加志愿军，投入保卫苏维埃政权战斗。民国13年(1924年)12月，由杨占奎介绍，加入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民国16年(1927年)5月，经梁伯台、王鸿勋介绍，加入苏联共产党，后转为中共党员。曾就学于莫斯科列宁学院。民同24年(1935年)，在莫斯科携带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密件，辗转年余，次年5月到达陕北，将密件交给周恩来。6月，刘长胜在陕北担任全国总工会西北局执行局主任。次年9月，受党中央委派，赴上海恢复和建设党的地下组织，并与刘晓共建江苏省委，先后担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和省委副书记。其间，始终坚决贯彻党中央在敌占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当时，上海很多工人、贫民集中于难民收容所，刘长胜等人组织部分党员居住收容所，借机宣传抗日，动员了多批工人、贫民，参加新四军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同时，利用基督教青年会、同乡会、帝国主义租界的工部局、国民党政客控制的中华妇女会等团体，办起一批工人夜校，派共产党员执教，进行革命活动。有些资本家阻挠工人参加夜校，刘长胜便发动工人要求厂方办夜校。工人夜校象雨后春笋在上海出现，成为组织群众、教育群众的重要阵地。时机成熟后，便在产业工人中积极、慎露地发展共产党员。至1941年，发展近千人入党。同时发动党员在工厂里组织兄弟会、姐妹会、合作会、“自治会、互助会；在店员、职员中组织联谊会、同乐会，团结教育广大工人、店员、职员，进行抗日救国活动。
刘长胜撰写的《谈谈苏联职工会》等著述，主持创办的《朋友》、《劳动》、《生活知识》、《职工生活》等刊物，以及领导党内同志汇编的《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一书，对工人运动起着指导、推动作用。
他往返上海与淮南根据地，送人送情报送文件，历尽险恶却从未失手
1944年12月，上海地下党学委负责人之一的李琦涛通知姚明达，华中局要成立一所华中建设大学，要在上海动员一批进步青年去学习，为建设根据地培养干部，上级决定从学委抽调两名党员担任护送这批青年进入根据地的政治交通员，姚明达即为其中之一。
任务艰巨，要经常往返于根据地与上海之间，不仅要有不怕牺牲的精神，还要胆大心细，能够吃苦耐劳，而且这是一项相对长期的任务。姚明达虽说毫无思想准备，但得到党的信任，他非常激动，当地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没过两天，他就和另外一名选任交通员的同志一起来到淮南根据地华中城工部所在地，天长县黄花荡附近的大王庄。部长刘长胜亲自对二人布置了工作，并给与了热切的鼓励。自此开始了姚明达地下交通员的光荣历程。
但第一次任务他就出了错。那是一个下雨天，空气潮湿阴冷，道路泥泞不堪。
姚明达带着两个同志搭车到扬州城门外，此时离根据地还有一半的路程，全靠两条腿完成。天却淅淅沥沥下起雨来。
已是下午，因为靠近扬州城，宪兵、警察盘查很严格。三个人又累又饿，但不敢停留，唯有冒雨赶路。
越急越出错。在蒙蒙雨雾中走着走着，姚明达忽然发现四周的房屋、树木、田垄与上次被人领走时不一样。他想，坏了，肯定是迷路了。
姚明达一时有些慌神。他不知道此地是什么地方，离扬州城有多远，不清楚有没有敌人活动。他抹了一把雨水，定了定神，意识到，此时最怕的就是犹豫徘徊。
他边走边小心打听，小心翼翼地东问西探，终于走到七里甸。他知道这个地方。走了半天，离开扬州城才七里路。但回到了正道，终归是件大好事。
三人赶到杨家庙，才吃了午饭。此时天色不早了，雨越下雨大，路越来越难走。翻土岗，过水沟，三人身上溅满了泥水。让人着急的是，没走多久，天就黑了，沉沉夜色遮没了原野和道路。
姚明达担心夜黑走错路，心里火急火燎。跟在后面的两位同志，深一脚地一脚地艰难跋涉。姚明达急得额上都沁出了汗水。他一咬牙，就是闯，今天也非得闯到根据地去。
三个人手拉手，一步一步摸索着前行。一个同志脚一滑，坐到了地上，泥水溅了姚明达一身。他开玩笑说，你真是有共产主义精神啊，不分享泥浆，还奖励我一身。
三人哈哈大笑。就这样互相说笑，跌跌撞撞地往前走。
过了好久，前面影影绰绰地出现了几点光亮。那是联络站所在的地方，目的地到了。
第一次任务就在忐忑、疲惫中顺利结束了。
交通工作，事关机密和人员的安全。交通员事前总要把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设想周全，避免意外的发生。
姚明达也是这样。每一次执行任务，他都要向同志们交代沿途注意事项，但意外防不胜防。
有一次，他带三名同志前往根据地。临行前嘱咐要拉开距离，装作互不认识，看他的行动，见机行事，并规定了集合点，以防万一失散。
他还特别嘱咐一名来自广东的同志，千万不要开口说话，有情况他来对付。
四个人打车到镇江，准备从这里过江去根据地。渡口有一个伪警察凶神恶煞般地检查旅客的身份证和行李。
姚明达打开行李，警察在包里乱翻，一把抓出里面的蜡烛和肥皂。警察看后面又站了几个人，把手中的东西甩了回去，吆喝姚明达快走。姚明达自然看破了他那点小心思。
他过来了，不料后面的那位广东的同志被拦住了。
警察气势汹汹地问，你是干什么的，到哪去。广东的同志开口就是广东腔，说了几句，警察一点也听不懂。
警察恼火了，喝斥起来：“你说清楚点，不然，老子不叫你走。”
姚明达想替广东同志解围，连忙过去，代为回答，却被警察喝住。
广东同志很着急，越急越说不清楚，情况十分危险。
姚明达急得两手直搓行李包。他突然记起包里的那点东西，于是拿起蜡烛和香皂递过去，说：“老总，我也是受人之托，带他到瓜洲镇投奔亲戚，他是外地人，初来乍到，又不会本地化，有什么事您尽管问我好了。”
警察接过东西，迅速装进口袋，态度大为改善：“早说嘛，不就没有麻烦了，走吧，走吧！”
四个人赶紧登船，避开了这个瘟神。
有些时候，尽管明知危险重重，但也无能为力，只能暗自担心。
1945年4月的一天，姚明达接到通知，有一位领导同志要到刘长胜部长那里汇报工作，一路上要确保她的安全。通知人把后面一句话咬得很重。
要接送的是一位女同志。姚明达根据安排，先与其接上头，约定好见面的时间、地点。
动身那天，两人顺利地乘车、换船。第二天就踏上了议扬工路。尽管看起来一切无误，但姚明达心里总在打鼓，总觉得可能会发生什么事。
进入步行的路程。才开始走，姚明达发现女同志身体不太好，没走多远，身体就有点吃不消了。姚明达只好放慢步子，边走边休息。
在敌占区这样磨蹭，姚明达十分着急。就这样走走停停，赶了三十来里路，来到刘家集时，天就完全黑了。姚明达想再赶几里路，就可以到联络站了，但女同志又累又饿，完全顶不住了，再往前走，她会累垮病倒在路上。
姚明达只好找旅馆吃饭、住宿。
但此地气氛异常。来往的人脸上都带着惊恐不安的神色，姚明达大吃一惊。吃过晚饭，装作闲聊，他了解到，日军这天上午奔袭过刘家集，人们还惊魂未定。
这个情况让姚明达不安。出发前上级要求保证她安全的话不停让他不容懈怠，但是路是走不动了，女同志倒在床上起不来了。
离开刘家集已不可能，他就得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姚明达假装散步，把周围地形都查看了一遍，发现旅馆后有一条小路，有情况时，可以此为退路。回到旅店，姚明达不敢睡觉，他竖起耳朵守了一夜。
一夜无眠，不过一夜无事。天一放亮，他就喊起女同志上路了。
让姚明达着急上火的，还有一次带三个女学生去根据地。
其中两个女孩是高景平的妹妹。两个小姑娘听说要去根据地，立刻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姚明达于是严肃地指出，穿着要朴素，太显眼会有问题，行李要尽量精简，头发也要简短。小姑娘撇了撇嘴，但都答应下来了。
谁知启程那天，三个姑娘人人带着一个大行李卷来了。姚明达摇摇头，但也没多说什么。已经带来，只能这样走了。
第二天早晨，问题出现了。到镇江码头刚要上渡轮，长着一对三角眼的检查员一把揪住姚明达：“我看你就不像好人！带着三个女的，还大包小包带这么多东西，准是个人贩子，不说清，甭想走。”
姚明达解释，大家只是同路照应一下，几个女孩求上门，能不帮忙照看点吗？她们的行李也检查过了，不是没问题吗，至于我的行李，您随便检查。
姚明达打开行李，检查员看都不看，一拳打过来，把姚明达赶到一边站着。
他又急又气，表面还得装着十分委屈的样子。检查员转过头就不理他了。
三个姑娘又惊慌又后悔，站在一旁不知所措。姚明达看准机会，悄悄告诉她们赶紧上船过江，在江北六圩码头等他。
三人提着少量行李上船了，姚明达趁三角眼不注意，把她们剩下的行李一个一个扔到甲板上。
姚明达朝她们挥挥手，告诉她们不要担心，他自有办法。
看三角眼在那边抽完烟，姚明达赶紧上前殷勤地递上一根，又给他划着火。三角眼打量起姚明达，神情没有之前凶狠了。
姚说：“您拉我出来，这是公事公办，我没什么可抱怨的。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遇着您，该是咱俩有缘分......”说着就把两张伪钞塞到他手里，“小意思，您买两包烟，够朋友，看得起我，就收下了。”
三角眼见到钱，嘴巴咧到耳根了，嘿嘿地笑着，“真朋友不见外，没的说，没的说。”
一支香烟两张伪钞，姚明达过了关。他在六圩码头找到了三个姑娘，雇了一辆独轮车载上行李，四人在后，奔根据地去了。
除了送人，姚明达还担负过传递重要情报的任务。
1945年4、5月间，新四军为了解放大上海，要求地下党将上海市内日寇军事据点分布情况、驻军番号、兵力、武器装备等情况周密调查，分区绘出地图，送往根据地。
材料到手后，送情报的重担交给了姚明达。交材料时，侯裕民同志极为严肃地说：
“这是同志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你一定要千方百计送往根据地。”
姚明达郑重地点了点头。他不知道，这一次的行程何等惊险，他几乎与死神擦肩而过。
要送往根据地的局势情报有两份，一是密信，二是图纸。一般递送文件，尽可能都采取十分小巧的伪装，以尽可能避过检查。像这次的密信就塞在牙膏里，但图纸太多，尽管是绘在薄薄的航空纸上，但也有好大一卷，只好分装在两个热水瓶的瓶胆和外壳的夹层中。
一切准备停当，姚明达背着旅行袋，提着两个热水瓶来到火车站。
上了火车，正在找座位，迎面走来一个黑帽子。所谓黑帽子，就是日伪华中铁道公司工作人员的外号。对方打量了姚明达一眼，话也没说一句，抓起姚明达的胳膊，把他拉进旁边的一间屋子里，“哐当”一声关上了门。
一切都发生在几秒钟内。姚明达精神高度紧张。他不明白是哪里出了问题，走漏了风声，还是发生了别的什么事。但一时之间，无法判断清楚。
黑帽子眼一瞪，喝问，你是干什么的。
姚回答，买卖西药的。他的身份证上写的职业是西药业。
“那你带两把热水瓶干什么？”
姚明达听到这话有点释然了。从对方两眼直勾勾地盯着热水瓶的神情，及其问话来看，他立刻感觉这家伙应该不是特务，于是回答，朋友脱自己买了带到乡下的。
对方威胁说，他带了违禁品。
姚说没有，要不你查查。他主动打开包给黑帽子看。虽然心里有所担心，但他尽量表现得若无其事。
对方翻弄了一阵，没有找到什么破绽，很不甘心，恶狠狠地说：“不行，你的问题到宪兵队解决。”
姚明达故意装出一副求饶的样子，说自己是个生意人，赚几个钱糊口不容易，遇事还要请大家帮帮忙。说着掏出几张钞票，说要和对方交交朋友。
黑帽子抓住钱，板住脸孔说：“走吧！下次当心点！”
姚明达走出小房间，在车厢另一头找到个位置坐下来。这时，他才发觉，身上出了一身冷汗，衬衫都湿透了。
在姚明达的这段交通生涯中，最危险的一次经历，是一次由根据地往上海送文件。不是说此次日伪制造了什么凶险事件，而是其整个传送过程，姚明达都随时面临着火车这个交通工具带给他的生命危险。
当时根据地上级交给他一份十万火急的文件，要求尽一切努力，尽快送回上海。
姚明达立即出发，昼夜兼程，从根据地到镇江本来是三天的路程，他两天就赶到了。由于同志的帮助，他一到镇江就拿到了票，进了火车站。
可一进站，他傻眼了。
站内人山人海。日伪华中铁道公司一向都是这样，为了赚钱，放开卖票，能不能上，他们就不管了。车门口人堵得死死的，根本进不去。姚明达跟着其他旅客钻窗口，车内的人连推带打，就是不让进。姚明达连换了几个窗口，都没法进车厢。
他在站台急得团团转。眼看车就要开了，他却一筹莫展。几个上不了车的青年急了眼，蹬着车厢有棱角的地方，不顾一切爬上了车顶。姚明达一看这倒是个办法，也跟着爬了上去。
黑帽子来轰人，却起不了作用。这边轰下去，那边又爬上来，越轰人越多，好几个车顶都坐满了人。
坐在车顶是高度危险的。车顶是圆拱形的，中间高，两边稍有坡度。车上的人背对背坐成两排，双手紧抓住车上有棱角的地方，以防被颠下去。
同样的命运，让车上的人结成一个互助的集体，前面有电线，就有人高喊；谁要是瞌睡了，大家就提醒他。车过山洞，人人都把脑袋低下来，开出山洞，才恢复姿势。
两天急速奔波，刚才又为上车竭尽全力，疲劳、夜色与单调车轮的混合作用，使姚明达眼皮渐渐沉重，他尽力睁着眼......“呜——”，一声汽笛吓得姚明达打了个哆嗦。他意识到自己刚才睁着眼打了个瞌睡。
这让他后怕不已。要是睡着了松手掉下去，不说紧急任务完不成，命也得搭进去。他拼着一把劲，无论如何也要振作精神熬过这一夜。
列车爬行了十来个小时后，终于到达上海北站。姚明达从车顶跳下车来，看看别人，看看自己，笑了，一头一脸的厚厚的煤灰，包公再世也不过这么黑吧。
但黑算不了什么，两天一夜的疲劳也算不了什么，这项紧急任务马上就要完成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姚明达胡噜一把头上的煤灰，拍打拍打衣服，满怀欣喜地走进了大上海的人流。
刘长胜在上海秘密工作时，为了取得社会上公开活动的地位，先后以烟号、米庄老板等身份作掩护，或西装革履，或长袍马褂，一副经理气派，但自奉甚俭，生活颇为艰苦。战友张承宗劝其注意身体，他说：“我们政治上要向上，生活上要向下。”而对战友的生活、群众的疾苦，却非常关怀，谆谆嘱咐党员说：“对撤到根据地或不幸被捕同志的家属，一定要帮助解决困难。”每逢年节，刘长胜总是暗派交通员分别到青浦、浦东慰问陈云、张闻天的家属，帮助排难解忧。在他的倡导带动下，党内一人有难，大家尽力相助，成为风气。
1946年6月23日，刘长胜直接领导上海10万工人、学生、市民，进行要求和平、民主、自由，反对内战、独裁、压迫的示威游行，有力地揭穿了蒋介石“和平民主”的假面具，提高了上海广大人民的政治觉悟。1947年2月，周恩来为党中央起草的《在白区对国民党的政策》的指示下达后，刘长胜等领导上海工人，把国民党举行的“五·一”纪念会，变为各行各业工人要求解冻生活费指数的大示威。5月8日，上海1万名纺织工人游行；11日，3000余名店员、职工游行。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刘长胜善交良友，引导其资助革命。曾结识药厂老板胡丹忱，胡多次将药品、医疗器材运往解放区，又送女儿参加新四军；还同国民党国防部一少将军官密成至交，这位将军在自己的公馆掩护共产党的负责人和机要人员，并将国民党的《沿江布防图》密交共产党。刘长胜还利用秘密关系，援助张执一领导的新四军某部，开辟了沪、杭一带革命根据地，又通过他所建立的许多关系，组织、策动国民党部分海、陆、空军起义，配合解放战争开辟了第二战场。
1949年，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饮马长江，江南解放指日可待。刘长胜等地下党负责人发动共产党员，调查国民党统治区工厂、商业、机关、学校、银行、仓库等情况，写材料，绘地图，及时密送解放区；动员8000多名党员做骨干，组织起10万人的人民保安队，团结各阶层人士护厂、护校、护路、护电；动员群众向国民党军队残部发动政治攻势，宣传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的“约法八章”，迫使部分敌人放下武器。上海解放后，中共中央对上海地下党作了高度评价，肯定了刘长胜等同志的特殊贡献。
上海解放之初，因国民党的封锁、轰炸，不少工厂停产或半停产，失业工人大量增加。1950年第一季度，失业工人16.1万余人，半失业者了万多人，连同家属共达60刀人。刘长胜及时向中共中央、政务院、华东局、上海市委汇报实况，陈述建议；主持救济失业工人工作，迅速地解决了失业工人的困难，恢复发展了生产，稳定了社会秩序。同期，劳资之间的矛盾以新的形式出现。工会大厦常常挤满了要求处理劳资纠纷的工人和干部，刘长胜总是亲自听取汇报，根据具体情况，实事求是，予以处理。保护了工人利益，团结争取了资本家，对促进生产发挥了作用。
世界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维也纳举行，会议选举刘长胜为世界工联书记处书记，常驻世界工联，担任领导工作。世界工会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代表大会先后在莱比锡、莫斯科、华沙举行，刘长胜均当选为世界工联副主席、执行局委员。
1961年2－6月，刘长胜走访西非。他年近花甲，身患糖尿病，加之非洲天气酷热，条件诸多不便，但他不辞辛苦，坚持多走访一些国家，为增进中非友谊做出了积极贡献。
刘长胜历任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中非友好协会会长。他身居要职，从不以权谋私。其胞侄刘保周进京请伯父安排工作，刘长胜慈祥地说：“保周，种地就是工作，行行出状元。”
在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下，刘长胜于1967年1月20日含恨逝世。1979年1月24日，党中央在北京举行刘长胜平反昭雪追悼大会，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均献了花圈。邓小平副主席主持追悼会，韦国清同志致悼词，对他作了公正的评价：“……刘长胜同志是上海工人运动和地下党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也是大陆工会的优秀的领导人和卓越的国际活动家。”
刘长胜和解放上海中最真实的故事:
在上海愚园路、繁华的商业圈里藏匿着一幢沿街的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房，这里是中国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亦是革命前辈刘长胜故居。处在这寸土寸金的静安寺，让这所故居的发现、存在变得更加让人惊喜，更有意义。
提及这所故居，也许你曾有幸前去参观，也许你还在为不曾得空前往而感到遗憾……今天，上海热线有幸能够请到刘长胜的后人——刘爱唯女士前来做客，带我们真正走进刘长胜故居，和我们分享历史名人刘长胜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被“平移”的上海静安红色风景线 刘爱唯带你走进刘长胜故居
走进刘长胜，我们先简单的从介绍这所故居开始说起。刘长胜故居具体地址位于愚园路81号（对面就是晶品），是1946年至1949年刘长胜同志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副书记时的居住地，也是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秘密机关之一。
经过整体平移和修缮的三层小洋房——刘长胜陈列馆占地239平方米，建筑面积927平方米，共设有三层展示区。
底楼主要为30~40年代三个上海地下党秘密联络点的场景介绍；二楼、三楼主要为 "中共上海地方组织成立"、"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里应外合解放上海"五大内容陈列展示，它通过油画、雕塑、遗物、实物陈列，场景展示，情景模拟，影视合成等一系列表现手法，介绍了上海地下工作者可歌可泣的业绩，展示了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发展、斗争的历程。
馆内成列了当时许多革命者遗物、历史文献、书信、会议记录和生活用品，还原了当时的场景，让人忍不住停下脚步细细品读。栩栩如生的人物蜡像更是再现当时情景，仿佛让人身临其境。
每每看到故居里的这些，作为刘长胜后辈的刘爱唯女士总是感慨万千，尽管她早已不止一次踏足过那里。对于这所故居，她有太多的情感太多的话想说。
为了让刘长胜一生为革命奋斗的经历，为中国革命，为上海解放所做的一切能够得以保存并向后人后代传承及弘扬，刘爱唯女士及其她家人都表示了充分的支持，她们无私的、积极的配合无疑在其中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她本人也是非常感恩中共静安区区委以及文化局的各领导的关心和指导，对文化局为保留这一故居而做出将原建筑平移到现在的地址的这一重大举措表示由衷的感谢，同时也对那些一直关心关爱这幢红色建筑的大家心存感激。
也许正是大家朝着同一目标努力前行，才使得刘长胜故居如今成为一个向全社会开放、弘扬革命精神，铭记革命历史的优秀传统教育红色基地。
刘爱唯追忆陈年往事 ，让故居里刘长胜“走”了出来:
在简单的聊完这座故居后，我们对刘长胜前辈更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刘爱唯女士也在与我们的交谈中，勾起了她对刘长胜爷爷的记忆，我们能从她流转的目光中感受到，那个不为人知的刘长胜爷爷，此刻在她的眼中更鲜明立体起来。
刘爱唯心目中的刘长胜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呢？
刘长胜身为一名地下共产党的领导人，因工作的特殊性很难与常人一般与家人时刻团聚，所以刘爱唯女士见到这位长胜爷爷的次数也是屈指可数，有印象的也仅有两次。
在尚未与长胜爷爷谋面之前，也就是解放初期，刘爱唯父亲便经常会和她们说起长胜爷爷的故事，描述他们那批人当时是如何提着脑袋干革命的。父亲告诉她，在那个充满白色恐怖的上海，想要行走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长胜爷爷和他的地下党同志们有时一天需要换将近十套衣服给自己作掩护，从而才能避开敌人的眼线从容不迫的进行秘密交通联络、隐蔽战线等等这些危险工作，甚至有时候需要在敌人内部展开地下工作。作为领导人的长胜爷爷，却总是冲在前线，敢为人先。

那个时候父亲口中的刘长胜，已经成为刘爱唯心目中的大英雄、传奇人物！殊不知，其实那个年幼刘爱唯的心里已经被悄悄种下了一颗种子，一颗名为无私奉献的种子，到如今已然发芽茁壮成长……
刘爱唯与长胜爷爷首次见面 小小一支笔胜过千言万语
终于，直到有一天，父亲告诉她要带她去见那个长胜爷爷。是的，她要与心目中那个可望不可即的英雄人物见面了。为此，她激动不已，又满怀憧憬。至今，她仍清晰地记得他们相约在上海国际饭店时，长胜爷爷摸了摸她的头对她说的第一句话：都长高了呀，坐下吧！
刘爱唯女士接着回忆道：刘长胜在与父亲的交谈过程中，一直保持态度端正表情严肃，而父亲则是频频点头，一副受益匪浅的样子。然后长胜爷爷就从皮箱里拿出几套衣服交给了父亲，并把一只笔交到了她的手中嘱咐道：“要好好学习！”这五个字，是这次见面里长胜爷爷对她说的第二句话。随即，他们就好像完成任务般回去了。
刘爱唯坦言道，第一次与长胜爷爷见面的场景，似乎与她想象中的不大一样，甚至可以说落差有点大。原本以为长胜爷爷作为领导级别的大人物，也许会邀请自己和父亲在国际饭店这样的高级餐厅享用一顿上档次的佳肴，结果却只是得到了一支普普通通的笔和一句"好好学习"这样再熟悉不过的话语……
除了国际饭店的门，刘爱唯女士边走边嘟囔着这些，一旁的父亲听闻之后便打趣她：你就知道吃好吃的，你知道长胜爷爷有多辛苦吗？他要处处带头以身作则，虽然在55年就在干部行政级别里评为五级，但他从不假公济私、不摆官架、不搞特殊，正是他这样的平易近人、刚正不阿的优秀品质受到众多党员的称赞和认可，这些难道不是更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吗？
见当时的刘爱唯似懂非懂，父亲接着便又告诉她关于刘长胜爷爷的一个真实的小故事。在那个战争年代，长胜爷爷的身份是可以有马骑的，但是当他见到通讯员戚原为赶路脚底起水泡时，惜才的刘长胜曾多次让戚原骑自己的马赶路，而自己选择下地行走。每当谈起这件事，戚原也总是对刘长胜首长的这份无微不至照顾与关怀充满了感激之情。
虽然那个时候刘爱唯还只是个懵懵懂懂的孩子，但父亲的这番话却是深深烙印在了她幼小的心灵里，她对前面那个大饭店里的时而和蔼可亲时而严肃严谨的爷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至于在她成长的岁月里，她会时常望着手中这支笔，想起刘长胜爷爷的叮嘱，告诫自己好好学习，在获得优异的学习成绩的同时，也不断在追寻长胜爷爷的革命事迹，那本曾放在床头反复研读的“刘长胜——中国工运历史人物传略”也陪伴了她无数个夜晚。
对于刘长胜在上海解放期间做出的贡献，无论是从长辈口中听闻还是从各种书籍中获取，她甚至至今谈起都能如数家珍。长胜爷爷1903年出生在山东海阳县，1927年5月参加苏联共产党，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4年底，受共产国际委派鞋带密电码返回中国寻找正在长征中的中共中央的过程中，历经了千难万险，躲过了层层封锁，千辛万苦经过一年追寻，终于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为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恢复了电讯联系，为此他还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给与他的高度评价，称赞其为党立了一大功。
刘爱唯女士毫不谦虚说道，这样高度的评价是长胜爷爷应该得到也必须得到的。上海解放前夕，地下党组织的高层领导都在外省有任务，奶奶告诉刘爱唯是她的刘长胜爷爷始终坚守在上海，领导这场斗争。他与上海地下党其他负责人一起发动党员，调查国民党统治区工厂、商业、机关、学校、银行、仓库等情况，第一时间将情报密送解放区。同时，组织起10万人的人民保安队，团结各阶层人士，领导上海工人、学生和爱国人士护厂、护校、护电，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上海的罪恶计划，为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把从苏联，学到的理论知识和工运实践在解放上海战争中，这对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949年5月27号上海全部解放，解放上海的战役一共经历了整整十六天。在这些日子里，上海全市的水、电、煤、电话都没有中断，交通也基本正常，工厂、学校、商店依旧次序井然，中国上海地方组织密切配合解放军使这座大城市得以完整的保存下来。当时一位解放上海的部队首长感慨道：打上海的过程中，能够打的快又打得好的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在该过程中配合的好。有了上海几万人的内应，在里应外合取得了胜利，在古今中外兵书上是找不到的。
在这一段的交流中，我们不难看出，刘爱唯女士在慷慨激昂得讲述爷爷的丰功伟绩时，内心的烈火正在熊熊燃烧，她的眼神是充满力量的，她的言语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地，字里行间她都在向我们传达：身为刘长胜这样英雄人物的后人，她倍感骄傲和自豪。
刘爱唯在渐渐长大后，也许才明白了当时刘长胜爷爷为什么第一次见面只是送了她一支在普通不过的笔，正如长胜爷爷自己回忆曾经时说的那样：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动荡不安、失学失业中度过的。但是，我正是在这所“劳动大学”里逐步认识到，在旧的社会中确实没有我们劳苦大众安身的地方，若要大家都有工作做，都有饭吃，只有粉碎这个旧的世界，最后我找到了终身的职业——革命。在他心目中，有太多像刘爱唯这样的后辈将是未来打造更美好社会、更理想未来的希望，是祖国未来的骄傲，社会需要一批又一批努力学习，无私奉献，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的优秀青年去回报社会，为社会做出贡献。作为当时仅有两个考进高中的女同学之一，刘爱唯这支笔已经不仅仅是让她获得优异成绩的工具，这支笔已经超过了它本身具有的使用价值，更多的则是被注入了不服输的斗志与力量，是长胜爷爷对她的无法仅仅靠言语就能承载的殷殷希望。
“空空如也”的刘长胜 ，却赠予她一块价值斐然的金表。
刘爱唯女士继续和我们回忆着她和长胜爷爷之间的故事，当谈到她和长胜爷爷最后一次见面时，不禁哽咽起来，眼角泛起微微的泪光。如果你和刘爱唯女士有过短暂的接触，那么你一定不会将她与扭扭捏捏的小女人挂上钩，身上流着革命鲜血让她从骨子里是个要强的女子，可此刻镜头前的她却有些按奈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对她来说，那并不是一个美好的记忆，因为谁也不曾预料到那次与病房里的刘长胜爷爷一别竟是永别。刘爱唯语气沉重的叹道：那个时候的长胜爷爷就算用“骨瘦如柴”四个字来形容也不为过，长胜爷爷表示希望在自己去世后能自己有用的器官捐赠给其他需要的人，可是当医生解刨他的遗骸时，发现长胜爷爷的肚子里竟“空空如也”，刘爱唯第一次明白了什么是残忍的迫害。时至今日，他们家到现在还有一个很好的传统，每到一年的清明节，一定会去老刘家送一个花篮，以及缅怀的刘晓伯伯、张成忠伯伯等老革命。
这一次，爷爷再也没办法站在幼小的刘爱唯面前，像第一次见面那样用手拍拍她的脑袋，露出和蔼可亲的微笑叮嘱她好好学习了；这一次，爷爷再也没办法从怀里掏出小小的礼物送到给面前这个懂事的孩子，只能叮咛奶奶将一块金表转送给了刘爱唯当做最后的念想。刘爱唯女士也不曾想到，这块金表一下子从一个见面礼变成了他与刘长胜爷爷之间最后情感联系的唯一实物，这让她对这块金表一直都非常珍惜，视如珍宝，这块手表也给她之后的工作带来了不少方便，跟着她经历了数个年头。
直到刘长胜故居被平移到现在的静安区，刘爱唯的奶奶到全国总工会把自己心爱的物品，凡是和爷爷相关、可以值得大家去学习的物品，甚至于长胜爷爷的一些论文的书籍等等都搬到了故居，而她刘爱唯自己也是主动将这块意义非凡的金表捐赠给了这所陈列馆，因为她知道这个金表于她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但对于更多来参观这所故居的后人来说，这块金表还有其无穷的纪念价值，用小爱去唤醒大爱，这才能让这块金表真正发挥它的价值，而这里就是让这块价格斐然的金表真正发光发亮的最终归宿。事后，刘爱唯女士也悄悄和我们说，由于对这块金表是真的非常喜爱，于是自己悄悄又去买了一块，可见她捐出这块金表真的算是“忍痛割爱”了。
物有价爱无价 ，刘爱唯献身公益事业向长胜爷爷交出满意答卷。
其实这样的无私奉献的优秀品质又何尝不是在与刘长胜爷爷的直接或间接的相处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的习到的呢？如果说那支笔和那块金表是可以定价的，那刘长胜同志给她留下的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真正的“受益良多”无需用繁琐的言语去阐述，刘爱唯女士选择用实际的行动告诉无数双盯着她的双眼，她并没有辜负大家的期待，也和刘长胜爷爷一样找到了自己终身的事业。
刘爱唯女士近年来一直从事公益事业，在上海的公益事业的第一线总能看到她的身影。对与自己在上海电影发行放映行业协会里协助领导执行和配合两项公益活动所取得的成功，她谦虚道：这很大程度上都归功于像刘长胜爷爷这样的前辈的对我潜移默化的谆谆教导，上一辈人的精神对我是有很大影响的，尤其在解放上海前夕，长胜爷爷的伟大博爱之心、解放全人类的崇高愿望让我十分钦佩。
在工人运动中，刘长胜最注意团结除了敌人以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也被工人们成为最贴近群众的领头人。在策反争取资本家运动中，大家都称他为“和气生财”的胖刘老板，正是这位胖刘老板在团结了一些红色的资本家，奠定了上海的经济建设基础的同时，在策反国民党驻沪军队，利用当时发动“应变”斗争形势，成功领导并调动了国民当中有爱国思想的官兵倾向中国共产党，为解放上海争取了力量。这些好的思想作风和红色基因传统让她在人生成长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领导基础和工作收获。
提到她现在所在的电影协会，这是一个年轻的团队，青年人的比例就占到了百分之九十，虽然这些青年人他们对党的历史各方面不一定了解得非常深，但是他们对于如何去贯彻落实市委宣传部实施“开天辟地——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非常的积极主动，开了一个一一大会议地址作为一个代表性的红色景点，开创了一个开辟了32家精辟的红色电影之旅的红色景点。
这些珍贵的革命事迹拍成了许多的经典红色电影，譬如说51号兵站，革命家庭、南征北战等等，在刘爱唯女士看来，这些红色电影都很好的刻画除了那些深刻的历史的印记，对进一步去继承和弘扬党的优秀传统和革命的精神，传承红色的基因，培养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的价值观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她本人长期处在公益事业的第一线在感到自豪的同时，也觉得身兼重任，感慨时光匆匆，她也对现在的年轻人发起呼吁，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公益事业中，为社会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举措，哪怕只是读好自己的书，干好手头的活，都希望大家都够给自己的人生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给这个社会的和谐美好有爱添砖加瓦，让温情充满你我之间。
中共上海地下党与新四军淮南抗日根据地情况介绍:
张承宗在淮南根据地三年中，除义庄交通联络站和顾家圩子干部训练班两处前后半年时间而外，其余时间都在大王庄城工部。他的职务虽然是秘书兼干部科长，但所任担的任务却是不断在加重。城工部刚成立时，刘晓、刘宁一、张登和王尧山都在根据地，但不久，刘晓、刘宁一分别率领一部分同志去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张登担任淮南区党委宣传部长，王尧山调华中局组织部任干部科长，闵廉调淮南区委任宣传部副部长。城工部实际上后来由刘长胜负总责，日常工作都是经过张承宗具体安排和组织实施的。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向美国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当天上午日军进驻上海公共租界，上海完全被日伪统治，“孤岛”从此不复存在。形势的突然变化，使包括中共在内的上海抗日势力开始进入最艰苦的困难时期。以刘晓、张承宗为领导的省委情报工作委员会的全体人员，遵循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的指示精神，严格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以“勤学、勤业、交朋友”的七字方针，坚持与敌伪斗争。不过，他们的名字很快上了日伪的黑名单。
中共中央对此极为重视。1942年7月，中共中央作出了“秘密党内必须取消省委特委组织只保留县委或支部”的决定，指示江苏省委机关和领导成员全部转移，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各类人员开始以各种途径陆续进入淮南抗日根据地。
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在淮南抗日根据地前后历经三年之久，主要以义庄附近的交通站、顾家圩子及大王庄三地为其重要活动的平台，进一步验证了上海与新四军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
一、义庄交通站
根据中共江苏省委的部署，淮南区党委总联抗所在地义庄附近的交通站，是接待和审查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撤退同志进入淮南抗日根据地的第一站。
从上海来的同志，首先要在这里学习，接受审查，然后再到江苏省委的训练班集中。
在撤离上海前，中共江苏省委情报工作委员会书记由刚从职委书记岗位上调任的张承宗担任，史永、姚家本任委员，省委副书记兼社会部长刘长胜直接领导情报委员会的工作。参与这条战线工作的还有张心宜、柯执之、赵铮兄弟二人、郑振华、王大超、吴复培、黄征凤、袁锟田、张纪元、张子良、朱文蔚、梁万程等。因此，负责义庄交通站接待和审查工作的领导人，就由张承宗担任。
8月间，张承宗接到刘长胜的通知，组织上调他到根据地去，要张承宗把所属的党的组织关系都交出来，听候组织上派交通员前来与他联系。
张承宗立马把柯执之的关系交给教育界的周克。柯在情报委员会里担任张承宗的秘书和交通员，帮助张承宗收集情报资料，整理后经过江苏省委的交通联系，传递上去。柯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吴耀宗基督教青年协会的秘书，因职业掩护的条件较好，张承宗有时就到她的办公地点与她联系。另一部分搞情报的关系，张承宗交给了史永，由史永转出去，还有一些关系则直接交给刘长胜，由他去转。据赵铮回忆，情报工作委员会所属人员，除后来去根据地而外，均改由潘汉年负责的情报系统领导，其中有的同志打入了汪伪特工机关和沪西警局。［3]
淮南区党委总联抗的义庄交通站，离汊涧15华里，离区党委所在地则很近。交通站由杨秉超负责，上海的交通联络站就设在这里。1942年9月，张承宗由交通员周晓华和戚原两人护送撤离上海，进入淮南抗日根据地。此前，石榴（即石志昂）已先到一步，根据组织安排，石榴负责接待事务，张承宗负责干部审查，10月份前来报道的田辛负责交通。中共上海地下党成员相继进入新四军淮南抗日根据地。
10月间，刘长胜在戚原、舒忻两位交通员护送下进入根据地；11月间，刘晓、王尧山、赵先、张本等也在戚原等护送下进入根据地；其间，潘汉年、何荦是从镇江渡江经仪征边区进来的，他们经义庄交通站前往新四军军部所在地黄花塘；就这样，到1941年12月，从上海撤离到淮南根据地的区以上干部，陆陆续续经过此地，先后接受组织审查，而后根据各自的任务奔赴各自战斗岗位。
二、顾家圩子干部培训班
顾家圩子，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进入淮南根据地三年的第二站。
从刘长胜、刘晓等先后撤离上海之后，中共江苏省委也搬到了淮南根据地。1942年下半年，新四军军部从盐城移到天长县同城镇附近的黄花塘（同城镇是边区的贸易中心），离开敌人占领的天长县城大约50华里，华中局领导机构也随之移到此地。经研究决定，江苏省委驻在离新四军军部黄花塘西北20多华里的泥沛湾。
顾家圩子就在泥沛湾的附近，是举办干部训练班的理想场所。据张承宗回忆，顾家圩子是当地一个较大地主的住宅，地主已经跑掉，其主要房屋有两进，都是平房。一进较大的房子旁边有一个碉堡式的炮楼，里面有三五间房子，由江苏省委的领导和原来搞机要工作的干部居住。另一进在东边，正屋有三四间，地主的儿子和媳妇住在正间，一部分女干部住在他们的堂屋里，另外有一部分搞秘书、后勤等工作的干部，住在过道旁的一间屋里。此外，还有两间偏屋，有老百姓住着。屋子旁边有个打谷场，警卫班的战士和交通员就住场边搭起的几间茅草屋子，里面还有架手摇电话机，以作联系之用。
另外，还有一部分干部分散住在附近的一些小庄子里。［4]就这样，顾家圩子成了上海地下党第一次大团聚、大交流的所在地。当时，江苏省委的主要领导一共有五位：刘晓与刘长胜分别为正副书记，刘宁一负责工人工作，王尧山是组织部长，张登（即沙文汉）是宣传部长。
他们都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入党的老党员。过去在白区工作，大家只知道他们是上级领导，但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和职务，到顾家圩子后，才“真相大白”！上海地下党各界各级一百几十位负责人济济一堂，相聚于此，大家的情绪特别高涨，心情也十分愉快。对于省委领导，都很尊重，关系融洽，非常和谐，相互称同志，或叫老刘老王的。大家背后亲切地叫刘晓为“老刘”，刘长胜为“胖刘”，刘宁一为“瘦刘”，合称“三刘”。张承宗的“老张”之称也是从这时开始叫出来的。
上海地下党著名的“三刘”之名从此流传。后来，又出现了“三张”，即张承宗、张执一、张祺。“三刘”、“三张”在一个特殊的时空领域，曾经演绎着上海地下党与新四军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故事。
江苏省委干部培训班由刘晓负总责，王尧山负责组织工作，关健夫担任秘书，他的妻子赵佩珍担任后勤事务工作，吴涤苍（又名吴泽均）和应仁珍担任医务工作。出于对干部训练班安全的考虑，华中局专门派了一个警卫班前来做保卫工作，还为省委领导同志配备了警卫员和通讯员。
干部训练班分为四个支部：一个支部是江苏省委领导同志和机要工作人员，一个支部是学生界的干部，一个支部是工商界的干部，还有一个支部是职业界和其他方面的干部。张承宗任工人界的支部书记。时隔38年之后，张承宗根据自己的记忆，将各个支部的相关人员罗列于下。
江苏省委领导同志和机要人员的支部有十余人：刘晓、刘长胜、刘宁一、李莲香（刘宁一妻子，即李淑英）、王尧山、赵先（王尧山妻子）、张登、蒋林根（即涂作潮）、杨健生、梁毓哲、朱志良、陈永箴（即陈小梅）、阿曾、阿叶等。
学生界的支部有二十余人：顾以佶、顾以佩、张本、李琦涛、刘启林、高景平、钟石川、王伟业、侯裕民、潘文铮、吴涤苍、黄素痕、季梅先、杨佩景、谭峨谷、吴学谦、马飞海、陈一鸣、严家裕、陈向明、王涵钟、钟惠群（即钟沛璋）、大吴、小吴等。
工商界的支部也有十余人：陈公琪、王群、张祺、孙明、顾松盛、范小风、顾莲英、俞宝琴（即袁丽芬）、王立（即王烈豪）、徐伯晖等。
文化界和职业界的支部有十余人：关健夫、老赵、梅益、唐守愚、吴小佩、张钢（即韩述之）、梅洛、应仁珍、钱天常（即钱正心）、王津、康善贤（即李大）、小周等。
此外，还有一些担任交通工作或没有编入支部，或临时参加的人员，如钱伯荪、丁祖宪、周晓华、赵茅兴、田辛、何荦、俞敦华、戚原、高骏、舒忻等。［6]
据我考证，张承宗记忆里所列举的人名，基本是八九不离十。这一回忆文章写于1980年，但当时不少还在世的当事人无一人提出异议。因此，上述所列名单是可信的。
顾家圩子干部培训班从1942年8月开始集中，12月正式开办，到1943年春节后，大约二三月间结束，前后3个月左右的时间。其间，华中局的领导谭震林、张云逸、方毅、刘顺元，包括饶漱石等都来过，并作过报告。张承宗记忆最深刻的是潘汉年。潘到训练班来过几次，每次都要住上几天。“他和江苏省委领导同志及做机要工作的同志住在一起。因为大家都是做白区工作的，对保守秘密的纪律很严格，互相不问在敌占区做什么工作。”据张承宗回忆，潘汉年在训练班上一共作过两次报告，一次是讲长征的故事，一次是讲白区的斗争，“大家都感到他革命斗争经验丰富，讲话有条理，娓娓动听，特别是他熟悉敌伪和国民党的情况，了解社会各方面的动态，同敌伪、国民党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包括公开谈判和隐蔽斗争，都很有办法。他讲了一些利用合法方式隐蔽自己，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经验”。［7]
训练班总的要求是“学习文件，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总结工作”。学习的文件主要是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等三篇文章，学习有关国际形势的报告，边学习、边总结。每个干部根据本身的工作实践，总结抗战以来的主要经验，如关健夫、梅益总结文化界工作的经验，工人、职员、学生界的同志分别总结职工运动、学生运动的经验。当时江苏省委很重视组织大规模群众团体的工作经验：作为专题来总结。
张承宗被指定撰写大团体工作的经验，陈一鸣也写学生界方面大团体的工作经验。我曾对张承宗以李子丹的笔名在《党的生活》上发表的《群众团体工作的经验与教训》作过较为详尽的阐述。这次，张承宗带着命题作业，利用训练班的学习机会，再次根据银钱业联谊会、保险业联谊会、中法校友联谊会、洋行华员俱乐部等工作实践，进一步总结了经验。主要内容有：
（一）充分利用合法条件，广泛地组织群众，利用原有的社会组织或成立各种灰色社会团体；
（二）从群众的实际水平出发，教育群众，从低到高，宣传抗日救国，宣传党的主张；
（三）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四）深入参加团体的各个产业内部，发展党的力量。
这篇有关大团体工作经验的专题总结，我并未看到，据张承宗自己说，这份总结材料和其他同志的总结材料都由刘长胜保存，1945年8月刘长胜重新回上海工作时，都交给了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收存。
顾家圩子干部训练班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用张承宗的话概括，和当年抗日军政大学的校训一致，也是四句话八个字，即“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每天一早起来，进行军事训练，上早操，跑步，步枪射击，掷手榴弹。晚上要轮流站岗值班，练习夜行军。”
对于训练班的文艺体育活动，张承宗作了栩栩如生的描述：
文艺体育活动很活跃，因为全是年轻人，最大的也不过30来岁，一般都是20岁左右，职工方面的干部平均年龄略高一点。青年学生干部唱歌跳舞最为活跃，每次娱乐晚会，歌声不绝。最受欢迎的是顾以佶同志唱《延安颂》、李琦涛同志唱《夜半歌声》、刘启林同志拉洋片《抗日救国西洋景》。休息时间，有的打排球，有的打篮球。打排球的健将还是以学生方面居多，女将有顾以佶同志，梅益同志个儿高，打起球来很占便宜，陈永箴打得很有水平，刘晓、刘长胜等同志也一起参加。我有时也凑个数，我打出去的球，大家叫做“莫洛托夫面包兰”，以后不少人干脆给我起了个绰号，叫“莫洛托夫”。
这样的学习生活和学习环境，令许多人难以忘怀。可是，一个多月后，却传来消息说，日军要进行大规模“扫荡”，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准备反“扫荡”，淮南根据地各部队纷纷展开紧急动员，决定军政机关一律分散，训练班、学校都要暂时停办。为了白区干部的安全，江苏省委根据华中局的要求，决定大部分可以回到敌占区的一律都回去，一小部分留在华中局建立城市工作部，领导原江苏省委所属范围的城市工作，另一小部分在根据地分配工作。
1943年春，在时任政治交通员张征秉的具体筹划下，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100多位干部相继返回上海及其他敌占区的大、中城市。［11]但顾家圩子干部培训的战斗生活在他们的脑海里留下了永久的回忆。
三、大王庄新四军调查研究室
几乎在顾家圩子干部训练班被撤销的同时，1943年三四月间，华中局正式成立华中局城工部，对外称新四军调查研究室。这是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在新四军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又一个活动平台。
华中局城工部（简称“城工部”）设在大王庄新四军政治部所在地，由刘晓任部长，刘长胜任副部长，张承宗担任秘书兼干部科长。陈一鸣、吴学谦、马飞海、陈慎言等在部里担任研究工作，陈浩担任后勤工作，陈同生、李代耕、贺希明、陈穆和张逸城等在机关附近的政策研究室工作。城工部的主要职能是领导华中地区敌占区的城市工作，包括原江苏省委所属上海、南京等地区的城市工作；同时成立华中局联络部，由潘汉年任部长，徐雪寒副之，负责华中地区，主要是上海、南京一带敌占城市的对敌隐蔽斗争，其办公地点设在附近的小王庄。这两个部虽然都是做敌占区工作的，但组织上严格分开，机关干部和所属单位都互不相关，只是领导上互有联系，各有分工，又有配合。
张承宗是大王庄华东局城工部即新四军调查研究室一个最为主要和最为重要的历史见证人。
根据联络部工作需要，由张承宗经手，曾以江苏省委情报工作委员会的名义调张子良、蒋建忠两位工人党员给联络部当交通员。城工部成立后，又继续调张政秉、徐诚（即徐百辉）和何荦三人去联络部当交通员，他们与城工部交通科一起，在上海、南京和淮南根据地之间，建立了秘密交通线，来往送材料、带干部，从未出过一次差错，安全准确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任务。［12]
张承宗在淮南根据地三年中，除义庄交通联络站和顾家圩子干部训练班两处前后半年时间而外，其余时间都在大王庄城工部。他的职务虽然是秘书兼干部科长，但所任担的任务却是不断在加重。城工部刚成立时，刘晓、刘宁一、张登和王尧山都在根据地，但不久，刘晓、刘宁一分别率领一部分同志去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张登担任淮南区党委宣传部长，王尧山调华中局组织部任干部科长，闵廉调淮南区委任宣传部副部长。城工部实际上后来由刘长胜负总责，日常工作都是经过张承宗具体安排和组织实施的。
“暗战”岁月中的老房子:
在敌我作战的艰苦岁月，有这样一群从事着“地下工作”的党员们，将自己的生命和忠诚奉献给了党的事业。看着一件件“地下英雄”们当年用过的战斗武器等，浏览着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回忆当年特殊战斗的日子，感受到一颗颗年轻又赤诚的心！
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暨刘长胜故居
“刘胖老板”的花园洋房
在愚园路上的久光百货和宏安瑞士酒店之间，夹着一幢三层楼小洋楼，这就是81号的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这所房子也是中国工会的优秀领导人、上海地下党和工会运动杰出组织者和领导者刘长胜同志，在1946年至1949年在沪从事地下革命斗争的居住地。
刘长胜曾领导过上海地下党工作，指导上海10万工人、学生、市民游行示威，为上海解放作出了杰出贡献。1937年前后，他受中央委派赴上海恢复和建设党的地下组织，并与刘晓同志组建江苏省委，并且先后任江苏省委副主席和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抗战胜利后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
居住在这里的时候，刘长胜开着一家小小的烟杂店——荣泰烟号，街坊邻居都叫他“刘胖老板”。依靠这个公开身份，刘长胜没事便和刘晓互相走动，愚园路的这幢房子也就此成为中共上海局的秘密领导机关。如今的陈列馆一楼也有一处恢复了当年烟杂店的模样。
青年学生乐当解说员
愚园路81号的入口处是一间红色砖房小屋，作为陈列馆的入口。整个陈列馆共设有三层展示区：底楼主要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三个上海地下党秘密联络点的场景介绍；二楼、三楼主要为“中共上海地方组织成立”、“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里应外合解放上海”五大内容陈列展示。
也许是受如今走红的“谍战剧”影响，许多前来参观的游客充满了好奇。陈列馆内，几处展示模拟当时地下斗争的细节：地下党秘密联络点之一的“丰记米号”，门前的老虎车，若是正放，表明一切正常，若是倒放，则说明店内已出现情况，有危险；为防止敌人查封，进步图书被镶嵌进了当时的流行小说 《人面兽心德报怨恨》中传播……
陈列馆的工作人员介绍：“周末时，附近高中的学生会主动来做志愿者，把长长的解说词背熟，后来有的学生到外地读大学了、出国了，假期也会回来看看。 ”
刘晓故居
“关勒铭金笔厂副总经理”的家
今天愚园路579弄的中实新村是一条新式里弄，44号是一幢坐北朝南的新式里弄，共有3层楼房。现在这里成为了上海市革命教育基地。这里是地下党领导人刘晓的故居。
1937年5月，刘晓受党中央的派遣来上海恢复和重建地下党组织，先后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华中局城工部部长。 1944年，刘晓与陈毅等人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党的 “七大”，1946年春节回到上海。1947年7月至1949年5月，刘晓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公开身份是关勒铭金笔厂副总经理，搬进了中实新村居住，这里也成了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上海局的领导机关。
在这里，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的刘晓和副书记刘长胜常常借访友之机，秘密会谈。
抗战胜利后的统战工作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镇压和平民主运动，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当时，刘晓以上海关勒铭厂董事长身份出现，参与统战工作。
1947年，上海医学院对学生作体格检查，约有15%的学生因营养不良得了肺病，信息传出后，学生们群情激奋，纷纷打出标语，如“我们饿，上不得课”、“向炮口要饭吃”、“要生存、要饭吃、反内战、反迫害”等标语不断举行游行示威。
刘晓指示学委：上海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决定在上海医学院首先发动，然后推至上海全部国立大学和其他学校。5月14日起，上海医学院及其他大专院校相继罢课，提出“提高公费，抢救教育危机”的口号，上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宣传。上海的学生运动迅速得到北平、天津学生的响应，形成一股强大的洪流。这种形势下，在刘晓等领导下，及时成立了全国学联，由学联出面号召和领导全国学生的斗争。
“五·二O血案”后，刘晓等又进行研究并及时发布指示，在斗争总口号应加上“反迫害”，使“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成为全国学生和社会各界反对反动国民政府的统一斗争。
李白故居
“秘密电台”藏身三层建筑
李白故居位于今黄渡路107弄15号，这是一幢砖木结构的三层新式里弄建筑，为李白烈士生前在上海进行革命斗争的工作和居住场所之一。 1937年10月，李白奉中共中央指示到沪从事地下电台工作，1947年上半年，他迁入该地址三楼，秘密电台也移设此处。
黄渡路上的李白故居共有三层，建筑面积约400平方米。一、二楼为李白生平事迹陈列室，序厅放置着玻璃钢制李白塑像。陈列图片内容分投身革命洪流、战斗在敌人心脏、永不消失的电波三个部分，系统地介绍李白生平和战斗业绩。三楼恢复李白生前住所原样，有他发报用的电台、发报机、电讯器材工具等。
《永不消逝的电波》树榜样
一对革命夫妻，十余年间秘密战斗在“上海——延安”的空中通信线上，他们艰苦卓绝的斗争事迹被拍成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这对夫妻就是李白和裘慧英。他们的革命气节及忘我的奋斗精神也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60多年前，黄渡路上的这栋三层小楼，就是李白和裘慧英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 1945年至1948年，李白和夫人裘慧英携子住在此屋三楼，中共的秘密电台就设在此。
李白1937年从延安来到上海，长期从事中共地下电台工作。在此为党秘密传送了大量的战略情报，一次次及时准确地把国民党军队序列、部署、长江江防计划等极其重要的情报发给中共中央军委，直至1948年12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次年5月7日，李白在浦东戚家庙就义。
数封家信从未吐露我党任何秘密
李白烈士纪念馆相关负责人介绍，2005年，李白烈士纪念馆重新对外开放时，李白烈士的儿子李恒胜从老家带来了父亲的一封家信。
这封60余年前的家信，是李白化名李静安写给父亲的。从依稀可辨的邮戳上可以看出，那是1943年，日军对地下电台疯狂搜捕，上海局势十分紧张。李白的儿子李恒胜介绍，当时李白刚刚出狱，公开身份是良友糖果店当店员。李白在信中说，十分想念远在湖南浏阳的父母、兄妹，自己现在上海做小生意。
其时，李白因电台暴露被关进了四川北路桥北的日本宪兵部，饱受拷打，出来后仍被敌人盯梢。但是老家亲人直到他牺牲，都不知道他在从事秘密电台的危险工作。李恒胜说，父亲生前没有留下多少遗物，这封信是当时年近九旬的叔叔李华庆从阁楼上翻出来的。
李白在上海的生活可以说是“居无定所”，因为要掩护电台，先后搬了6次家。因为被日军逮捕无法寄信回家，受到父亲责怪。他便慌称“自住院后，因医院阻拦不准家属接见，使慧忠（妻子的化名）奔波忧虑……”巧妙掩饰过去，以免家人担忧。
在李白故居纪念馆可以看到，李白的家信都极体贴。 1945年的一封信还欣喜地说：“日本已经投降，回乡之日，当不在远。 ”工作人员介绍，当时组织上本想调他回延安，可他毅然留在了虽无硝烟却被恐怖笼罩的上海。直到他就义，都没有再看到过他朝思暮想的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