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格瓦拉同志
蜀漢後主劉禅以昏庸無能、窩囊無恥著稱，而受其性格影響，他的兒子們也大都碌碌無為，毫無節氣可言。不過，有一人卻是例外，在國家覆亡之際不肯苟且偷生，最終自殺殉國，行為堪稱無比壯烈。此人，便是劉禅第五子劉谌。劉谌之是以自殺，起因還要從蜀漢滅亡說起。
鄧艾
景元四年（263年）秋，曹魏權臣司馬昭命大将鐘會、鄧艾率軍分路伐蜀。結果當鐘會與蜀漢大将軍姜維對峙于劍閣，勞而無功并準備撤軍之際，鄧艾卻率兵偷渡陰平，越過七百餘裡無人煙的險域，襲占江油、綿竹，斬殺負責抵禦的蜀軍大将諸葛瞻（諸葛亮之子），随即率領數千魏軍進逼成都。
此時，成都城内兵多糧足、城高池深，按照常人的設想，後主劉禅理應選擇堅守禦敵。況且，此時姜維已率軍火速入援，如能在成都淪陷前趕到，擊敗鄧艾、扭轉局勢也并非沒有可能。然而這種設想僅具有理論上的可能性，不具有可操作性，原因無非有三點：成都城内的兵馬皆系老弱病殘，軍心渙散，戰鬥力極差；名将凋零，無人能夠主持大局；蜀中百姓仇恨劉備父子已久，不願意做戰争的“炮灰”。
谯周
正因為如此，以光祿大夫谯周為首的益州士人集團，開始在城中散布投降的言論，聲稱圍城魏軍皆是萬裡挑一的精兵，鄧艾又是不世出的名将，蜀軍根本沒有取勝的可能性。如果趁着魏軍進行大規模攻城前投降，那麼成都百姓還能保全性命、财産，若執意守城的話，那麼等到城破之日，便會遭遇玉石俱焚的下場。這種言論一出，成都城内民心、軍心浮動，到處是一片惶惶不可終日的景象。
面對甚嚣塵上的投降論調，此時有大臣提出建議，請求劉禅率衆逃往南中，依靠當地的蠻族對抗魏軍，以圖将來光複蜀中；如果不行，則向東投奔吳國，依托盟友來對抗死敵（“漢主使群臣會議，或以為蜀之與吳，本為與國，宜可奔吳；或以為南中七郡，阻險鬥絕，易以自守，宜可奔南。”見《資治通鑒·卷七十八》）。劉禅此時已是方寸大亂，便将谯周召來，向他詢問這兩條計策是否具有可操作性。
蜀漢後主劉禅
谯周替劉禅仔細地分析時局，稱南中蠻族趨利忘義，毫無忠誠可言，一旦曹魏用金帛、财女引誘他們，必然會對蜀漢反戈相向，若想依靠他們複國，無異于癡人說夢；吳國雖然是盟友，但勢力遠弱于曹魏，一旦蜀地失守，那麼不久後也會被消滅。如此一來，投降吳國已是受辱之舉，若吳國滅亡後再投降曹魏，則是二度受辱，倒不如直接投降曹魏為好。劉禅思慮再三，覺得谯周說的很有道理，于是決定放棄抵抗、選擇投降。
就在劉禅準備向鄧艾投降并獻上玉玺時，皇五子北地王劉谌卻趕來勸阻，聲稱城中兵馬甚多，而且姜維已經全速趕來救援，若與魏軍拼死一戰，未嘗不會擊退敵兵。如果不能取勝的話，那麼按照“漢賊不兩立”的國策，他們君臣、父子理應自殺殉國，唯此才不會辱沒昭烈帝（劉備）一世英名。
劉谌最終自殺殉國
然而劉谌一番慷慨激昂的陳詞并沒有說動劉禅，後者以“諸王不得幹政”為由，命人将兒子轟出去，然後派張飛之子張紹等人為使者，攜帶降表、玉玺向鄧艾投降（“後主将從谯周之策，北地王谌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玺绶。”見《三國志·卷三十三》注引《漢晉春秋》）。
景元四年（263年）十一月，劉禅率太子、諸王及群臣60餘人出城投降，同時又派人曉谕姜維，命他向魏将鐘會投降。至此，立國42年的蜀漢正式滅亡。就在劉禅率衆投降的當天，劉谌跑到昭烈廟中痛哭拜祭一番，随後先将妻、子殺死，然後自殺，以示他們一家誓死不降的決心（“是日，北地王谌傷國之亡，先殺妻子，次以自殺。”見《三國志·卷三十三》）。
成都武侯祠中的劉谌塑像
跟貪生怕死、毫無氣節可言的劉禅相比，誓死不降的劉谌真可謂有血性、有骨氣，即使在兄弟輩當中，也再找不出第二個人。正因如此，劉谌自殺殉國後，蜀中百姓因為欽佩他的氣節，便将其雕像放入昭烈廟中，與劉備、諸葛亮一起祭祀，千百年來一直如此。時至今日，在成都武侯祠劉備殿中依然留有劉谌木刻雕像，以紀念其自殺殉國、甯死不降的高尚情操。
史料來源：《三國志》、《資治通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