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1月，一位叫楊振德的65歲老人在陪都重慶默默離開了這個世界，當時正處在抗日戰争的相持階段，在戰火紛飛的年代，一個老人離世這似乎是一件再普通不過的事情，但楊振德老人的離世，卻引起了很大的關注。
《新華日報》釋出了老人的離世布告，《新華日報》總經理熊瑾玎親自為老人撰寫了祭文，葉劍英、錢之光、吳克堅等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的一百多人都前來參加了葬禮。大家都深深地懷念楊振德，不僅因為她是鄧穎超的母親，周恩來的嶽母，更因為她是一位懸壺濟世的醫生，一位令人敬佩的革命同志。
鄧穎超回憶母親說：“我媽媽雖然是一位平凡的婦女，卻具有反抗封建習俗的勇氣，追求進步的精神，自尊自強的性格，她對我的教育和影響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沒有她就不會有我”。
鄧穎超所說的沒有母親便沒有自己，不僅是指母親對她生命的孕育，更是指母親對她精神上的塑造。
每個孩子生下的時候都像是一張一塵不染的白紙，既沒有好壞之分，也沒有善惡之念，這顆稚嫩的小樹苗以後是否能夠長成一棵獨自面對風雨的蒼天大樹，都要靠父母親的教養，在孩子能夠識别人面部表情的變化，懂得人喜悅和憤怒的差別時，這種教養就已經無時無刻不存在。
所謂言傳身教，楊振德用自己的實際言行教會了鄧穎超許多東西，楊振德對鄧穎超而言，不僅是一位慈祥的母親，更是一個從國小習的生活榜樣，鄧穎超在身體上和母親血脈相承，在精神上獨立自強的品質更是和母親如出一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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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8月，楊振德出生在湖南長沙，她生在國家多災、人民多難的晚清，一生都生活在戰亂頻繁的年代中，十四歲時失去了父母，三十五時又失去了丈夫。沒有歲月靜好，沒有平安順遂，磨難、坎坷、曲折，這些詞語才是她的人生的關鍵詞，面對這樣命途多舛的人生，楊振德作為一個女人，不僅沒有害怕、沒有退縮，反而以不停進取、不斷抗争的精神，靠着行醫和教書的一技之長在社會上立足，将女兒培養成材。
楊振德的一生當中，最安穩的應該是童年時期，她的祖父是一位經商有道的商人，父親的思想也非常開明，三個女兒夭折了兩個，楊振德便成了家中“集萬千寵愛于一身”的獨生女。父親一點都不重男輕女，将楊振德當作掌上明珠，不讓女兒纏足，更沒有像其他父母一樣早早地給她定下一門包辦婚姻，而是親自教她識字讀書，讓女兒學會一門靠自己求生存的本事，楊振德從幼年開始就養成了凡事靠自己的習慣。
可以看出，從楊振德父親的開始，獨立自主、自由解放，就成了楊家教育孩子的一種傳統，楊振德的父親是這麼教育她的，而她後來也是這麼教育女兒鄧穎超的。正是這樣的家庭教育，才讓楊振德有了一顆堅毅的内心，在沒有父母庇佑之時，她也可以獨自面臨生活的狂風暴雨。
楊振德的祖父因為吃錯了中藥過早離世，是整個楊家難以忘懷的痛，為了不再讓家人經曆這樣的不幸，父母就讓楊振德從小開始學習中醫，聰慧伶俐的楊振德學習能力很強，小小年紀就學有所成。隻是人生無常，楊振德跟着父母來到廣西定居後不久，父母先後患了不治之症離開了她，當時的楊振德，才十四歲。
一下子從父母捧在手心的寵兒成了無依無靠的孤女，當時的楊振德有多無助多難過無法想象，但是她并沒有是以一蹶不振，一邊靠着雙手勞動養活自己，一邊繼續潛心研究醫術，逐漸成了當地一名小有名氣的醫生。
25歲時，楊振德嫁給了比自己大14歲的廣西武官鄧廷忠，鄧廷忠出生在河南光山縣，從小習武，最擅長刀、棍等武功，光緒年間中了武進士，點名武翰林，擔任光緒禦前侍衛，之後到廣西擔任南甯鎮台之職，是綠營兵的進階武官。
鄧廷忠之前娶過一任妻子，但不幸早逝，三個兒子也夭折了，楊振德嫁給鄧廷忠做填房，一文一武也算是天作之合。以當時鄧廷忠的官階和社會地位，完全有能力給楊振德提供衣食無憂的富家太太生活，但是楊振德習慣了自力更生，她不想靠着丈夫的權勢享受優渥的生活，而是繼續行醫救人。
鄧廷忠是武官出身，一心想要楊振德給自己生個兒子，楊振德婚後所生的第一個孩子确實是個男孩，但是在出生不久後就夭折了。1904年臘月十九這天，楊振德生下了他們的第二個孩子，鄧廷忠一看是個女兒，大失所望，當時就想把女兒送人，楊振德以死相逼才讓丈夫放下了這個念頭，她跑進廚房拿着一把菜刀對丈夫說：“你想把女兒送走，除非先殺了我。”
同丈夫不一樣，楊振德非常珍愛這個女兒，她給孩子取了個乳名叫玉愛，學名文淑，文淑長大後給自己改名叫“穎超”。當女兒開始咿呀學語時，楊振德就親自教她識字，就像父親當年教自己的一樣，她也要把女兒培養成一個可以靠自己在亂世中生存下來的獨立女性。
當周圍的人跟楊振德說，讓她像當時的很多人一樣，給女兒鄧穎超裹腳，不然以後嫁不出去的時候，楊振德堅決地拒絕了，她說：“我就是不要我的女兒嫁給那樣守舊的人物，我也不會給女兒定包辦婚姻，以後她的婚姻都由她自己做主。”
為人過于剛強，往往就容易折斷，鄧廷忠暴躁的性格最終也害了他。鄧穎超3歲時，鄧廷忠因為太過于鋒芒畢露為上司不容，就以要回河南老家掃墓為由辭了官，跑到雲南的親戚處另謀差使。上司抓住了這個打擊報複的機會怎能放過，告發鄧廷忠犯了欺君之罪，鄧廷忠是以被流放到了新疆，1911年50歲的鄧廷忠在新疆突發暴病身亡，抛下了36歲的妻子和年僅7歲的女兒。
少年喪父、中年喪夫的人生不幸，都被楊振德遇到了，再一次遭遇痛失家人的打擊，楊振德痛徹心扉，但是望着眼前年幼的女兒，楊振德收拾起了隻會讓人看了覺得自己軟弱的眼淚，帶着女兒四處行醫為生，當醫生掙的錢不夠母女倆的生活開銷，她又靠着文化知識去别人家裡當家庭教師，離開廣西後，她們到過廣州、上海等多個城市，直到楊振德在天津的長蘆育嬰堂當了醫生後，才暫時安定了下來。
當時，民主革命家陳翼龍在北京創辦了一所平民學校，專門收留家庭貧寒的學生入學讀書，不收取任何學雜費，楊振德應聘到了平民國小裡當老師，9歲的鄧穎超就跟着母親在這裡讀書。
在那段颠沛流離的歲月裡，不管生活如何艱難，楊振德始終自尊、自強的精神，深深地影響着童年的鄧穎超，雖然生活艱苦，但是鄧穎超從小就和母親一樣勤奮學習、好強上進，學習成績非常優異。
1913年，因為支援孫中山讨伐袁世凱，配合在北京發動起義，陳翼龍被袁世凱逮捕，學校也被查封，楊振德積極聯絡同僚們一起營救校長，恢複學校，最終陳翼龍還是慘遭殺害，楊振德又組織大家一起去給校長收了屍。
1915年，13歲的鄧穎超虛報2歲考入了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鄧穎超憂國憂民，演講口才出衆，在學校擔任學生會主席，雖然隻有15歲，卻被同學們稱為“老學長”。1919年“五四運動”時期，鄧穎超和周恩來、郭隆真等人一起上司了天津的學生運動。
畢業後，鄧穎超在北平師大附小、天津達仁女校任教。走到這一步，母親培養鄧穎超靠本領養活自己的人生目标其實已經達到了，但是經過了“五四運動”的洗禮，鄧穎超的理想早已不能止步于追求個人的現世安穩，而是要為天下千千萬萬受苦的人謀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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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女兒鄧穎超走上了革命這條充滿了荊棘的道路時，作為母親的楊振德不僅表示了絕對的支援和了解，還一直在女兒身後默默地用自己的方式進行着鼓勵和支援，深明大義的母親，不僅将鄧穎超養育成人，也是她人生理想最堅定的追随者，母女二人更是志同道合的革命戰友。
鄧穎超雖然是國小老師，但是她整天忙于革命工作，根本無法養家，楊振德就繼續行醫、教書，維持母女二人的生活，毫無怨言地跟着女兒四處奔波，因為女兒的理想，也是楊振德的理想。
1925年，鄧穎超加入了共産黨，之後調到廣東擔任婦女部長，同年8月，鄧穎超和周恩來在廣州結婚，從此攜手走過了50多年矢志不渝的奮鬥歲月。
鄧穎超對孩子們一直都非常喜歡，曾經不無羨慕地對兒女雙全的秘書趙炜說：“一兒一女一枝花”，以濃濃的母愛來關懷孩子們的鄧穎超，被親切地稱呼為“鄧媽媽”。其實，鄧穎超也曾經有過做母親的機會，隻是在苦難的年代裡，鄧穎超的兩個孩子都不幸夭折。
鄧穎超第一次懷孕是在1925年婚後不久，當時周恩來和母親楊振德都不在身邊，鄧穎超太年輕，覺得工作太忙根本沒有時間帶孩子，就擅自買了打胎藥，楊振德到廣州後聽說了這個消息，又心疼又生氣，責怪女兒不知道愛惜身體，這麼大事情都不同自己商量一下，還好楊振德懂中醫，幫着女兒調養身體，鄧穎超才慢慢恢複了健康。
1927年，鄧穎超再次臨産，周恩來當時調到了上海工作，楊振德特意從學校趕回來照顧女兒，因為胎兒過大造成了難産，三天三夜也沒生下來，當時還沒有剖腹産的條件，醫生和楊振德商量用産鉗将孩子夾了出來，但孩子還是因為頭顱受傷夭折了。
當時正逢“四一二”反革命時間，蔣介石在廣州大規模搜捕共産黨人，鄧穎超的住所被查抄了，母女二人因為在醫院僥幸躲過一劫，在醫生的掩護下，鄧穎超來不及休息片刻，就和母親離開廣州，一路奔波轉移到了上海。
為了找到周恩來，楊振德在報紙上發了一則聲明：“伍豪，你和你的妻子已經很長時間沒有見面了，現在我帶着她到上海來找你，希望你趕緊到旅館來與我們會合。” 伍豪，是周恩來的曾用名。
周恩來看了報紙上消息後，非常焦急，因為鄧穎超所住的那個旅館非常不安全，趕緊派人将母女倆接走了。因為産後沒有得到很好的休息，鄧穎超的子宮沒有收縮好，醫生檢查後說她以後很難再懷孕了，她就這樣遺憾地永遠失去了做母親的機會，周恩來雖然也很傷心，但他對鄧穎超的愛，從來沒有是以減少過一絲一毫。
“四一二”政變後，周恩來和鄧穎超在上海進行地下黨工作，楊振德就用醫生的身份掩護女兒和女婿，用行醫的收入補貼他們的生活，為了躲避敵人的搜捕，他們每隔一段時間就要搬家，在如此緊張危險的環境下，楊振德始終在背後默默支援着這個家庭。
1932年，周恩來和鄧穎超去到江蘇蘇區工作，年近六十歲的楊振德并沒有因為女兒、女婿有地位了就坐下來享福，而是到紅軍中當了一名醫生，為戰士們診病療傷，親自煎藥配藥，像母親一樣給戰士們帶來了無微不至的關懷。
1934年，周恩來、鄧穎超跟随紅軍走上了長征路，楊振德年事已高，不想給部隊拖後腿，就留了下來，1935年被敵人逮捕入獄，在監獄裡楊振德受盡了折磨，敵人逼她寫信讓女兒女婿脫離共産黨，楊振德絲毫不畏懼，從容不迫地回答說：“孩子長大了有自己的想法，我人老了管不了，你們蔣委員長不是也管不了他的兒子嗎？”當時蔣經國正在蘇聯。
敵人逼得急了，楊振德便抱着必死的決心說道：“兒女有思想自由的權利，我不會做勸他們投降的卑鄙勾當，如果你們認為這也是罪過的話，就請殺我的頭好了！”
楊振德不卑不亢，敵人拿她沒辦法，隻好一直将她囚禁在九江，直到1937年國共二次合作時才被釋放出獄。抗戰爆發後，周恩來、鄧穎超在重慶工作，将母親楊振德和其他革命家屬一起，安置在貴陽市青陽鎮居住。兩年的鐵窗生涯嚴重損害了楊振德的健康，她的眼睛已經隻能看清一尺之内的東西，周恩來對嶽母非常孝敬，特意吩咐照顧她的同志說，要經常給她念念書，讓她少看報紙。
在青陽鎮居住期間，楊振德和女兒通過寫信聯系，1940年4月楊振德寫給鄧穎超的一封家書，她一直留在身邊珍藏了50多年，信的字裡行間都展現了楊振德的深沉母愛：
“翔超兒：四月一日接到你們三月十六日由蘭州發來的信并相片三張，看見你們身體胖壯，喜慰之心非筆墨所能言宣。翔之手傷痊愈,尤深欣慰。以前我曾寄你們三封信，來信雲，隻收到一信，想其二信，已浮沉了。你們客歲十月間寄來的信，沒有收到；八月間寄來的信，收到的。我和老太爺一切為恒，均安适。可放心勿念。惟生活程度，較去年上半年，糧物一切，價昂二三倍以上。此地民風，皆習慣勤勞，十之八九，均可自食其力。雖感生活太高之苦，但地方民情，尚稱安靜。你們到渝，望即來信告知，以慰懸懷為盼，餘不盡言，容當後叙。此複，并祝雙福。母 手書 四月二日”
“翔超兒”中的“翔”，指的是周恩來，因周恩來字翔宇，“超”指的是鄧穎超。1939年周恩來在延安因為馬受驚被摔下來導緻右臂骨折，在鄧穎超陪同下到蘇聯療傷，1940年治愈後回國，鄧穎超在來信中告訴母親周恩來的傷已痊愈，楊振德非常欣慰。
“老太爺”指的是周恩來的父親周贻能，楊振德說自己和周贻能的身體都安好，以免兒女擔心，楊振德的信中還寫到了當時物價飛漲，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當中的情形，即使在如此艱難的環境下，當地人民依然勤勞，自食其力。
烽火連連，一封家書顯得尤其珍貴，楊振德寫給鄧穎超的三封信，他們隻收到了一封，鄧穎超頭年十月份寫來的信，楊振德也沒有收到。兒行千裡母擔憂，兒女在國外，楊振德難免牽挂，如今回來了，便可以放心多了，是以在信的最後，她又寫了一句：
“我以前常時這樣想，最好是不曉得信，你們已回國來了，在途中。我少懸一些念慮。今果如此，實慰私衷之願也。”
1940年，楊振德病倒了，在病重之時她依然怕耽誤了女兒女婿的工作，一直不讓人将自己的病情告訴鄧穎超，鄧穎超去看望她的時候，她說：“小超，我要去‘老家’了，你不要難過啊！”
知道母親已經不久于人世，鄧穎超将她接回重慶辦事處照顧，楊振德還是像以前一樣要強，不願給别人添麻煩，她對大家說：“我是不重要的人，你們不要為我忙了！”1940年11月，65歲的楊振德去世，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的同志們在紅岩辦事處樓下為她舉行了莊嚴的葬禮。《新華日報》總經理熊瑾玎為老人撰寫的祭文上是這麼寫的：
“鄧母是一個志行高潔的人，她的思想先進，性格剛強，自食其力，從不懈怠。教育學生，行醫救人，供女兒入學，養女兒成人，引女兒自立，訓女兒明理。獨自在監獄中的兩年，威武不屈，意志堅決，令人敬佩，如今一病而亡，誰人不悲痛異常。”
痛失慈母的鄧穎超，在葬禮上發了言，她說：
“在與慈母訣别的這一天，我不能禁止我的哀泣，但現在不是我哀泣的時候。在敵人飛機的轟炸下，不知道有多少千千萬萬的父親和母親慘死，抛下了他們的兒女，不知有多少千千萬萬的孩子，失去了他們的父母。父母兒女的死别每天都在發生，作為革命者的我們還有着更艱巨的事業。”
楊振德被安葬在重慶小龍坎伏園寺的“紅岩公墓”，兩年後，周恩來的父親周贻能離世後，也長眠在這裡。楊振德一生仇視舊社會的陋習，憎惡女人依附于男人的傳統，向往“世界大同”的新社會，用“潤物細無聲”的教育影響着女兒鄧穎超，用艱苦奮進的精神協助女兒、女婿的革命事業，她既是鄧穎超人生道路上學習的第一個楷模，也是一位勞苦功高的革命戰士，就像周總理評價嶽母說的那樣：“她是一位受紅軍戰士尊敬的革命老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