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護者》于2017年由法國年輕導演澤維爾·勒格朗執導，獲得第74屆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提名，并于今年中國大陸。無論是從藝術的高度，還是價值的傳播，影片都有一種不可忽視的影響力。這部電影聚焦于當下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家庭暴力——講述了米裡亞姆與丈夫安托萬·貝森（Antoine Beisson）離婚的故事，後者分享了兒子朱利安的監護權，以及暴力的丈夫貝松（Bei Song），後者不斷騷擾前妻米裡亞姆和兒子朱利安，并在爆發"赢得孩子的戰鬥"後入獄。
風之守護者海報
電影史上有一部電影無法繞過這種主題，那就是1979年羅伯特·本頓（Robert Benton）執導的《克萊默斯》（The Kramers）。作為一部曾經穩定美國家庭、推動美國社會穩定發展的電影，其社會意義遠遠大于其藝術價值。作為流行文化心理學的投射"機器"，這部電影部分反映了社會風格的變化，正如克拉考爾在《從卡裡加裡到希特勒》中指出的那樣："電影作為一種流行藝術，可以洞察一個國家的無意識動機和幻想。"當然，這種無意識的動機必然包括女性話語在家庭單元中的呈現。
克萊默夫婦海報
從獨立到回歸：克萊默斯的召喚
作為1970年代後期的作品，《克萊默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會的主流文化。随着現代化程序的加快，女性教育越來越高，父權社會的統治和壓迫開始從意識覺醒轉向實際反抗，而在男性女性家庭中，女性反抗也打破了舊的格局和平衡，"克萊默夫婦"就是發生在這種背景下的故事。
克萊默先生忙于工作，以至于忽略了照顧家人，以至于克萊默太太憤怒地離開了。面對無人看管的情況，克萊默先生和他的兒子經曆了一個從忙碌到互相依存的過程。就在那時，已經成為設計師的克萊默夫人回到了她的家人身邊，準備接管她兒子的監護權。從叙事的角度來看，作為女性角色，克萊默夫人一直是故事的推動力，無論是丈夫的厭惡，還是憤怒的離開，還是成為設計師又回來要求兒子監護權，克萊默夫人一直掌握着話語的主動權，表現出一貫的獨立性和力量， 這其實反映了影片的年齡，女性社會地位的不斷提升。從視訊中可以看出，"克萊默一家"以克萊默夫人回家要求丈夫監護權而告終，但當她看到丈夫照顧好兒子時，她的表情發生了變化，眼睛變得柔和，電影結束了。你沒有得到監護權嗎？這就是影片留給觀衆的懸念。雖然視訊表明克萊默夫人很有可能回到她的家人身邊。然而，影片将最終的演繹交到了觀衆手中，尤其是女性觀衆。是以，無論獨立還是回歸，女性的獨立選擇都是第一要務，影片充分尊重女性的主體性。此外，影片本身也涉及社會問題，為那些即将離開"克萊默夫人"的人提供了藝術指導——回歸家庭才是最重要的。
克萊默斯
從被動到無助：守護者的失語症
從1979年《克萊默一家》上映到《守護者》引入中國，時間跨度隻有40年。從兩部電影中女性話語的表達可以看出，女性在西方家庭倫理電影中的地位并沒有太大提升，相反，在近乎偏執的男性角色的"威脅"下，女性的聲音進一步被削弱了。
《監護權》也圍繞着離婚和争取子女撫養費的鬥争展開，但并不是"現代問題家庭"的反映。有暴力傾向的男人，永遠是無辜的女人，是弱小孩子的威脅，在這種不平等的關系中，展現了女性話語的被動和無助。首先，在叙事動機上，面對暴力的丈夫貝松，妻子米裡亞姆選擇被迫離婚;其次，在形象呈現中，Miriam經常失蹤，大部分形象都在展示北松尋找她的過程中，甚至脅迫兒子一起尋找;這種表達很難與一個精神獨立、自強的女性的形象聯系起來。此外，也是《風雨守護者》的結局，最後的畫面是破碎的門慢慢關上，不僅給房間母子留下了無盡的黑暗，也暗示着不可妥協的婚姻沖突和家庭重建的破壞。影片的結局，竟然反映了當今社會女性面對家暴的失語症，隻能作為一個被救出的角色，與40年前"克萊默夫人"的形象相去甚遠。
《風之守護者》劇情
是以，在《守護者》中，女性話語總是被遮蔽，女性形象無助被動，女性面對家庭暴力的聲音也是失語症。就像影片本身，就像揭開了父權社會的傷疤，暴露了一個女人處境的痛苦，讓更多的人思考。
從《克萊默斯》中女性話語的獨立性，到《守護者》中被動的無助，它反映了社會史上女性形象的變化，而影片作為流行文化的晴雨表，反映了形象背後的社會問題，提醒我們在一定程度上關注女性的處境和地位， 并為不公正做出改變。（張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