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進注：各類“美國衰敗了”的文章很多，有些分析是事實的陳述、邏輯自洽；不過，有些判斷則可能失之偏頗（如最近因涉非法吸儲被捕的某“财經大V”的一系列文章）。恰好我和龐忠甲先生在10年前合著的《美國憑什麼》（2012年出版）介紹了美國的經濟、科技、軍事、教育、營商、民生等方方面面，現在看來并不過時。那就從4月2日開始，特選摘部分内容，和大家分享……）
美國憑什麼：“公司共和國”險象環生
5-1-2 “新自由主義”重塑美利堅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美國财閥寡頭們之是以讨厭富蘭克林. 羅斯福，不是因為他上司經濟複蘇，而是因為他在令經濟複蘇的同時，終結了現存社會秩序，從此以後這些寡頭們必須和貿易協會、工會、大政府和監管機構打交道。無論整個社會多麼富有，他們在其間的作用将會趨于淡化。
三十年代的大蕭條時期，美國政府和美國國會都在檢讨為何會發生如此大規模的世界性經濟危機。最終他們得出結論：美國金融機構在危機産生的過程之中違背了很多經營準則,例如銀行業與證券業的一體化導緻投機風險劇增（商業銀行利用吸收來的儲蓄投資證券）。為此，國會通過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其核心内容是對美國的金融機構進行分業經營、分業管理的監管原則。摩根大通（JP 摩根）銀行的一分為二是其中的标志性事件。自此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美國的金融機構都隻能分業經營，商業銀行業務、證券業務、保險業務分屬不同銀行辦理，是以美國投資銀行一度幾從金融領域消失。
二次大戰後，幾乎所有的西方國家都不同程度地限制上層富裕階級的經濟權力，勞工收入水準有了較大程度的提高。美國收入最高的1%的人占國民收入比例，從戰前的16%下降到8%以下；在資産價值方面，由于股票、不動産價格跌落，資産價值占GDP的比例從1965年的38%跌至1975年的22%。資本積累危機緻使經濟精英與富裕階層明顯感到一種威脅，為了維護在政治經濟中逐漸失去的權力和利益而轉向“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
--- 新自由主義指的是一種政治經濟哲學，反對國家對于國内經濟的幹預，強調自由市場的機制，主張減少對于商業行為和财産權的管制；在國外政策上，支援以政治手段——利用經濟、外交壓力或是軍事介入來打通外國市場。新自由主義支援私有化，反對由國家主導的直接幹預和生産（如凱恩斯主義），卻贊成透過國際組織和條約（如WTO和世界銀行）對他國施加多邊的政治壓力。為了增進公司的效率，新自由主義強烈反對最低工資等勞工政策、以及勞工集體談判的權利。新自由主義反對社會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環境保護主義、以及公平貿易，認為這會妨礙民主的制度。最著名的新自由主義者包括了朗諾. 裡根、瑪格利特. 撒切爾、和阿倫. 格林斯潘。
七十年代以來，在新自由主義理論推進下，美國貿易型的财富積累體系開始向資本自由型的财富積累體系轉換；也就是說，通過産業金融化的方式對财富格局重新配置設定，這被稱之為“金融資本主義”。
當時，企業政治戰略是阻止制定保護消費者的勞動法則，并促使政府制定出有利于公司的稅制等規制立法。繼1971年制定的《選舉資金法》，1976年的《憲法修正案》第一條首次規定了企業有向政黨捐款的權利。結果是顯而易見的，民主、共和兩黨事實上已經依存于巨額的政治捐款而不能自拔。
八、九十年代，傳統政府的規制範式遭到新自由主義抵制，而且這一抵制逐漸成為美國主流的政治過程--從“規制政府”轉向“企業化政府”。
這個過程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裡根政府時期加快了速度。裡根宣稱：“政府本身就是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案；市場力量必須得到解放。”推行“放松管制”“讓市場競争發揮效力”的“裡根經濟學”。很多預防措施被廢除了。
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在《是裡根幹的》（《紐約時報》2009年6月1日）一文中以為：“越深入探究目前危機的源頭就會越清楚地發現，關鍵性的錯誤轉折點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初的裡根執政時期，造成目前金融混亂的罪魁禍首是裡根及其顧問班子。”對于這位總統贊為“50年來對金融機構而言最重要的立法”的《加恩-聖傑曼法案》，克魯格曼批評其“直接影響是把儲蓄機構的難題變成災難”，“使得銀行業--其存款由聯邦給予保障--可以濫用納稅人的錢，最好的情況是用這些錢投機，最壞的情況是幹脆将錢據為己有。”并且“基本上終結了羅斯福新政時期對抵押貸款的限制——尤其使美國家庭不首付一大筆錢就不能買房。 ” （待續）
2011年12月寫于紐約哈德遜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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