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選：我一生中的幾個重要抉擇

王選：我一生中的幾個重要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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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1999/08/17 11:18 　　

　　　王選教授是北大方正的開創者，他以敏銳的市場判斷力緻力于技術與市場結合，遠大的學術抱負與追求産業進步結合，與方正集團的幹部員工一道闖出了一條産學研一體化的成功道路。被譽為“當代的畢?”、“漢字雷射照排系統之父”、 “中國現代漢字印刷革命的創始者”、“中國迎接知識經濟挑戰的先驅”。

　　我在五年前脫離技術第一線，一年來逐漸脫離管理的第一線，我已經61歲了。微軟的董事長比爾·蓋茨曾經講過：“讓一個60歲的老者來上司微軟公司，這是一件不可設想的事情。”是以比爾·蓋茨本人一定會在６０歲之前退休。同樣，讓一個61歲的老者來上司方正也是一件不可設想的事情。我是屬于高峰過去的一個科學工作者。有一次在北京電視台叫 “熒屏連着我和你”這個節目裡，我們幾個人，被要求用一句話形容我們自己是什麼樣的人。李素麗的一句話我記得，她說： “我是一個善良的人。”非常貼切，她是一個善良的人，充滿了愛心，全心為大家服務。我怎麼形容自己呢？我覺得我是“努力奮鬥，曾經取得過成績，現在高峰已過，跟不上新技術發展的一個過時的科學家。”（掌聲）是以我知道自己是一個下午四五點鐘的太陽；各位呢，上午八九點鐘的太陽，這是大學生；碩士生呢，九十點鐘的

　　太陽；博士生呢，十點、十一點鐘，如日中天的太陽。（笑聲）那麼，一個快落山的太陽，跟大家講的，更多的是自己一生奮鬥過來的體會。是以我從我一生中覺得重要的抉擇中，引發出一些話題跟大家來讨論。

　　我第一個抉擇，在大學二年級即1954年進入北京大學的數學力學系。當時北大非常好，教我基礎課的老師都是非常優秀的老師。解析幾何是當時已經是一級教授、中國最早的學部委員江德常先生；數學分析是１９８０年當選為學部委員、科學院院士的陳立本先生，他當時是３４歲的年輕的正教授，從美國回來不久；教高等代數的，就是丁石孫先生，現在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當時他是非常優秀的、出類拔萃的，我們那時候的系主任段學福先生準備拿六個人去到清華把他給換來。是以我受到很好的培養。北京大學應該繼承優秀教師講基礎課的這種傳統，他們是把心思放在教學上的。這第一步很好的數學基礎是我一輩子終生受益的。

　　我們到了二年級的下學期分專業——那時候有數學專業，搞純數學的；力學專業；還有計算數學——是剛剛建立的一個專業，同計算機是關聯的。好的學生當時都報到數學專業去，覺得計算數學這個專業跟計算機打交道沒有意義，很枯燥。當時卡片都是紙帶的，非常煩瑣，就這個煩瑣的東西，不見得有很多高深的學問，是以很多學生都不願意報。我一生中第一個重要的抉擇，是選擇了計算數學，正好趕上了計算機迅速發展的年代，這是我一生中的幸運，這個幸運跟我當初的抉擇有關。

　　我在畢業以後就投身到硬體裡面，在第一線跌打滾爬，滾爬了大約三四年之久。那個時候我忙的程度，可能是你們現在難以想象的。我最近20多年搞雷射照排當然很忙，沒有休息。但那個時候忙的程度更加難以想象，每天工作都在14 個小時以上，一年裡頭都沒有休息的。我們希望為我們國家計算機的發展全身心地投入。在第一線跌打滾爬以後我覺得我懂得計算機了。而我就納悶，為什麼看到國外有好的材料、好的設計，我們隻能停留在欣賞的地步，不能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創新呢？後來發現我不懂得應用，不了解計算機的應用，也就不了解程式。

　　1961年，24歲時，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就是在有了幾年的硬體的基礎上，投身到軟體，投到程式設計、程式自動化——就是編系統——這樣一些領域來。而且是确實做了一個項目，做了一個大的項目，當時是5000行，今天做5000行算小得不得了的程式，在1962年、1963年，5000行的程式的确是大得驚人，好比現在的50萬行差不多——5000行的難度相當于今天的50萬行，因為沒有那麼多工具。

　　我專門投入到軟體領域，而且做硬體和軟體相結合的這種研究，它給我帶來的好處非常大，我豁然開朗，似乎一下就找到了創造力源泉，很多新理論都提出來了。懂軟體的不懂得硬體，他認為計算機生來就是這樣的，不能去動它，沒法動的；而懂硬體的人，他不知道需求。兩者一結合以後，我就能夠在硬體上做非常靈巧的設計，可以使軟體的效率極大地提高。一旦有了兩種背景（跨領域的）以後，一下子就豁然開朗，我體會到美國控制論的提出者維那的一句話，他講：“在已經建立起的科學部門間的無人的空白區上，最容易取得豐碩的成果；在兩個領域交錯的地方，最容易取得豐碩的成果。”我當時跨了這兩個領域，對我一生帶來了很大的好處。

　　當然，我當時設計的一個新的計算機自己覺得非常得意，比IBM的流行的計算機性能要高很多。當時因為我太年輕，不知道哪些事情在中國是能夠做的，哪些事情在中國是不能夠做的。中國工業基礎太差，你做了一個ＩＢＭ不相容的機器，但你不可能花幾十億美元的東西來上自己的作業系統，更不可能花幾百億美元的精力去做應用軟體，是以你一點點創新就變成一種禍害。因為我們沒有能力來搞不相容的東西，也不應該這樣做，隻有在達到美國的水準後才可以做這個工作，才可以在下一代的晶片上來結合做新的機器設定。實際上後來，我差不多同美國人同時提出了某些新的思想，大概中國不能實踐它，也不應該去實踐它，是以我很快就放棄了這方面的工作。

　　（略）

　　第三個重要的抉擇呢，是在我二十多歲的時候，我決定鍛煉英語的聽力。這個在今天毫不新鮮，大家每天耳朵裡面聽RadioBeijing或者别的什麼，但在當時理科裡頭沒有什麼人來鍛煉聽力我為什麼這麼做呢，因為我看英文的專業文獻，有的時候，覺得每個字都認識，每個文法都懂，但是看不快。從１９６２年開始聽RadioPeking（那時候叫RadioPeking，不叫RadioBeijing），後來對中國的事情比較熟悉，不太過瘾，就去聽外國的台，當然那個時候BOA是聽不見的，幹擾得很厲害，因為中文台和英文台是一個台，是以中文幹擾，英文也幹擾。隻有英國的 BBC全部是英語台，沒有幹擾，是以聽得很清楚，聽了好多年，從1962年，聽了整整四年，一直聽到文化大革命。

　　到了文化大革命，英文也懂得了，又很少有人這樣做了——是“收聽敵台”，不得了（笑聲）。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誰都可以揭發，就給揭發出來了——王選收聽敵台。當然，因為我也比較公開。其中在１９６５年發生這麼一件事情，加拿大的總統庫馬到中國來通路，剛到中國的第二天，加拿大國内發生政變，把庫馬趕下了台，一國總統到中國來通路，各種媒體本來是有很多消息的，忽然兩天之内，一點消息都沒有了。我從ＢＢＣ聽到很多這方面的消息，說已經政變，庫馬已經倒台了，我又挺愛說這些事兒，給大家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是以到文化大革命我吃了大苦頭，我還在上海養病就把我揪回來，參加學習班等等，這個就作為一條。

　　第四個抉擇是１９７５年，從事照排這個項目，采用了與衆不同的技術途徑。由于我有數學的基礎，又有軟體和硬體兩方面的實踐，同時我又比較掌握英語。在我作第四個重大抉擇，搞照排的時候，我按照習慣，做一件事情，總是先研究國外的狀況，熟悉一下最新的進展是什麼，是以我就着急看文獻。因為我不是中國最早搞照排系統，最早來從事淘汰鉛的這項工作的，我是第六家，中國已經有五家，他們都用模拟的辦法來解決問題。我去情報所看資料的時候，車費機關不好報帳的— —我正在病休“吃勞保”，拿了勞保工資，隻有四十多塊錢，是以坐公共汽車到情報所就少坐一站，少坐一站就省五分錢。資料影印也不好報帳，就隻好抄，至少是個抄匠。

　　我看到的那些資料，基本上我都是第一讀者，——借雜志都有登記的，是以我知道從來沒人借過。看了以後馬上就知道了美國當時流行的是第三代，數字存儲的，而中國随便一家都是落後的、過時的，也看到正在研究的第四代——用雷射掃描的方法。英語的快速閱讀能力在這裡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用雷射束掃描的這種系統，碰到一個很大的難題：雷射掃描的精度很高，不同的字有不同的點陣，大的一個字要由九百萬個點（3000*3000）組成，這麼多的字型這麼多的字号，每一個都要用點表示，資訊量大得驚人，需要幾十億位元組的存儲量。在美國沒有這個問題，他是26個字母，在中國來講，兩萬漢字是非常突出的問題。

　　由于我的數學背景，很容易想到用一種資訊壓縮的辦法用一種輪廓的描述、一種特征的描述來描述巨大的資訊量。那麼，假如說是一個純粹的數學背景，要是他不懂硬體，也做不成這個事。當時的計算機，中型的，個子很大的計算機，速度還及不上286，如果用這種價格很昂貴的中型計算機把壓縮的資訊恢複成點的話，要算幾萬個帕節，這幾萬個帕節運算量很大的，速度很慢，一個中型計算機隻能一秒鐘采測一兩個字，而我們要求一秒鐘采測150個字以上。如果是一個搞純軟體的人呢，他就會望而生畏，就此止步。而我由于有軟體硬體兩方面的實踐背景，就會想到對這種關鍵性的操作、特别費時間的操作設計一個硬體，把它提高一百倍以上的速度，對于非關鍵性的操作用廉價的軟體來實作。這樣用軟、硬體結合的方法，很容易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可惜當時我是一個無名小卒，别人根本不相信。我說要跳過日本流行的第二代照版系統，跳過美國流行的第三代照版系統，研究國外還沒有商品的第四代雷射照版系統。他們就覺得這個簡直有點開玩笑，說，“你想搞第四代，我還想搞第八代呢！”（笑聲）我從數學的描述方法來解決，他們也覺得難以了解。當時清華大學精密儀器系和長城光學所的一批權威都是在光學上非常出色的，這麼多的光學機械權威，所解決不了的（搞第二代非常複雜，動作啊，精度啊，要求非常高），這麼古老的問題，怎麼可能一個小卒用一種數學的描述，軟、硬體結合一下，就解決了？這不可思議。是以我被批判為“玩弄騙人的數學遊戲”，是不可信的。當時有一個偉大的發明家的一句話，一直鼓勵着我。美國或者世界上巨型計算機之父，西蒙·奎因，曾經說過，他在沒有成名的時候，提出一個新的思想，人們經常回答說：“ｃａｎｎｏｔｄｏ！”——“做不成的！”— —對“ｃａｎｎｏｔ

　　ｄｏ”的最好的回答就是“ｄｏｉｔｙｏｕｒｓｅｌｆ！”——“你自己動手做！”

　　我就從１９７０年自己動手做，一直做到１９９３年的春節。一直做，做了差不多１８年，１８年的奮鬥。１８年裡頭沒有任何節假日，沒有禮拜天，也沒有元旦，也沒有年初一。年初一都是一天三段在那兒工作，上人物春秋午、下午、晚上，是以我能夠體會一句名言，“一個獻身于學術的人就再也沒有權利像普通人那麼生活。”我家裡必然會失掉常人所能享受到的不少的樂趣，但也能得到常人所享受不到的很多的樂趣。當然這個樂趣是難以形容的，看到我們全國的報紙，９９％都用了北京大學開創的這種技術，這種既感動又難以形容的心情，是一種享受。今天，我們的年輕人欣賞到他們的傑作，他們做的漂亮的結果（像日本的這個非常著名的汽車雜志，雙周刊，每期１５００頁，這裡頭非常漂亮的版面，就是我們自動排出來的。我下面可能還要說到）。自己勞動的成果，自己創造的東西的展現，那種享受是難以形容的。

　　第五個抉擇是在８０年代初，緻力于商品化、企業化，堅持不懈的走商品化、企業化的道路。這件事情我們是逆潮流而上，今天人們都講北大方正又有名又有利，不知道當時我們的艱難，到１９８６年也沒人這麼講，說要把技術變商品，當時那種空氣下，看不見前景。但我們認為這是對國家有利的，堅持不懈的走商品化、市場化。到１９９０年才感覺到有了點成績，占領了市場。

　　我覺得我自己能夠有一點貢獻，可能跟我比較“看破紅塵”有關。（笑聲）我從來不把鑒定會當回事，因為鑒定會就是慶功、友好，最後大家弄一個皆大歡喜的結果，鑒定有鑒定的一套辦法，使得既不喪失原則，又讓被鑒定者非常的舒服。我從來不參加鑒定會，因為人家特别願意我去參加一些我不懂的領域的鑒定會，因為我有點名氣，又不懂得，這就特别有利。（笑聲）什麼叫不喪失原則，就是給他加很多限制詞，說什麼“國際領先水準”，其實那個國際領先一點價值沒有，市場上根本不接受。假如我們都相信鑒定會結論的話，我們好多好多是領先世界先進水準，中國早就成為世界超級産品大國了，怎麼會我們的産品就跟外國競争不過呢？

　　是以我覺得要有正确的名利觀，正确的名利觀對人的成就影響非常大，我很贊賞歐美的一句話：“一心想得諾貝爾獎的，得不到諾貝爾獎。”老想去求諾貝爾獎，他怎麼可能會專心緻志去做學術研究，取得成就呢一個人不要為暫時的利益所迷惑。我當時選擇雷射照排作我第四個重要抉擇的時候，在計算機同行裡也被看不起，當時很時髦的項目，什麼資料庫管理系統、作業系統的結構等等，搞這些研究的人就說：“王選怎麼去搞黑不溜秋的印刷。”其實印刷行業中要用到很多計算機方面尖端的技術，而且印刷廠很多，我想不出有什麼廠比印刷廠數量還要多，這麼一個充滿挑戰、前景美好的領域，當時在計算機領域被人看不起。我覺得經常是這樣的，趕潮流往往不行，一個人最可貴的是把一個冷門的東西搞成熱門。我們千萬不要跟潮流，要預見到社會的需要，來鍛煉和培養自己。是以正确的名利觀就是我們不要去追求科學以外的東西，應該把自己的未來，把自己的能力培養跟社會需要結合在一起。我很贊賞北大博士生的一句話：“在大學、

　　研究所學生期間，不要緻力于滿口袋，而要緻力于滿腦袋。”滿腦袋的人最終也會滿口袋，我是相信這點的。（笑聲、掌聲）而且我相信有些現在坐冷闆凳的，将來會物以稀為貴。好比我們當年緻力于商品化、産業化，當時是“物以稀”，很少人這麼幹的，時代轉變了，我們一下子成為了典範。

　　下面我就要談到我第六個重要抉擇，在１９９２年，開始花大的力量來扶植年輕人，讓年輕一代出來逐漸取代我的作用。

　　我覺得世界上有些事情也非常可悲和可笑。當我２６歲在最前沿，處于第一個創造高峰的時候，沒有人承認。我３８歲搞雷射照排，提出一種嶄新的技術途徑，人家說我是權威，這樣說也馬馬虎虎，因為在這個領域我懂得最多，而且我也在第一線。但可悲的是，人們對小人物往往不重視。有一種馬太效應，已經得到的他使勁地得到，多多益善，不能得到的他永遠得不到。這個馬太效應現在展現在我的頭上很厲害，就是什麼事情都王選上司，其實我什麼都沒有上司起來，工作都不是我做的。有時候我覺得可笑，當年當我在第一線，在前沿的時候不被承認，反而有些表面上比我更權威的人要來幹預，你該怎麼怎麼做，實際上确實不如我懂得多。是以多數情況下，了解我的人還相信我，還能說服他，對我不太了解的人我很難說服他，我也懶得去說服他，就采取陽奉陰違的方法，一旦幹到具體活，他根本不清楚裡頭怎麼回事。我現在到了這個年齡，６１歲，創造高峰已經過去，我５５歲以上就沒什麼創造了，反而從１９９２年開始連續三年每年增加一個院士，這是很奇怪的。院士是什麼，大家不要以為院士目前的就是權威，就是代表，這是誤解，現在把我看成權威，這實在是好笑的，我已經五年脫離第一線，怎麼可能是權威？世界上從來沒有過５５歲以上的計算機權威，隻有５５歲以上犯錯誤的一大堆。（笑聲，掌聲）

　　我發現，在人們認為我是權威這個事情上，我真正是權威的時候，不被承認，反而說我在玩弄騙人的數學遊戲；可是我已經脫離第一線，高峰過去了，不幹什麼事情，已經堕落到了靠賣狗皮膏藥為生的時候，（笑聲）卻說我是權威。當然一直到今年６１歲我才賣狗皮膏藥，講講過去的經曆、體會，是以有人講：“前兩天電視上又看到你了。”我說：“一個人老在電視上露面，說明這個科技工作者的科技生涯基本上快結束了。”（笑聲，長時間的掌聲）在第一線努力做貢獻的，哪有時間去電視台做采訪。是以１９９２年前電視台采訪我，我基本上都拒絕了。現在為了方正有些需要，事業需要，有時候就去賣狗皮膏藥，做點招搖撞騙的事情。（笑聲）但是我到６１歲才這麼幹的，以前一直是奮鬥過來，是以現在也是可以諒解的。年輕人如果老上電視台，老賣狗皮膏藥，這個人我就覺得一點出息都沒有。我覺得人們把我看成權威的錯誤在什麼地方呢，是把時态給弄錯了，明明是一個過去時态，大家誤以為是現在時态，甚至于以為是能主導将來方向的

　　一個将來時态。（笑聲）院士者，就是他一生辛勤奮鬥，做出了貢獻，晚年給他一個肯定，這就是院士。（笑聲，長時間的掌聲）是以千萬不要把院士看成目前的學術權威。

　　在我剛過５５歲的時候，我立刻提了一個建議，說：“國家的重大項目，８６３計劃，學術帶頭人，要小于或等于５５歲。”——把我排除在外。這個當然不見得能行，但我還是堅信這是對的。我們看世界上一些企業的創業者、發明家，沒有一個超過４５歲的。王安創業時是３０歲，英特爾的三個創業者，最年輕的３１歲，另外兩個人也不到４０歲；蘋果公司的開創者也隻有２２歲。比爾·蓋茨創微軟的時候是１９歲，雅虎創業者也是不到３０歲。是以創業的都是年輕人，我們需要一種風險投資的基金來支援創業者，要看到這個趨勢。

　　我扶植年輕人真心誠意。我們的中年教師，包括我們的博士生導師，都是靠自己奮鬥過來的，都是苦出身，是以我們一貫倡導我們的年輕人做的成果，導師沒有做什麼工作，導師就不署名。當然，外面宣傳報道“在王選上司下……”我承認我剝削年輕人最多，但是由于大家都知道我并不是主觀上要去剝削年輕人，是以對我也比較諒解，（笑聲）見報以後也不以為然，知道是怎麼回事。扶植年輕人我覺得是一種曆史的潮流，當然我們要創造條件，就是把他們推到需求刺激的風口浪尖上。在這方面我們要創造一切條件讓年輕人能夠出成果，特别要反對馬太效應，尤其在中國，我覺得在中國論資排輩的勢力還是有的，崇尚名人，什麼都要挂一個名人的頭銜，鑒定會的時候挂一個什麼院士，其實院士根本不懂的，我們打破這種風氣是需要努力的。

　　名人和凡人差别在什麼地方呢？名人用過的東西，就是文物了，凡人用過的就是廢物；名人做一點錯事，寫起來叫名人轶事，凡人呢，就是犯傻；名人強詞奪理，叫做雄辯，凡人就是狡辯了；名人跟人握握手，叫做平易近人，凡人就是巴結别人了；名人打扮得不修邊幅，叫真有藝術家的氣質，凡人呢，就是流裡流氣的；名人喝酒，叫豪飲，凡人就叫貪杯；名人老了，稱呼變成王老，凡人就隻能叫老王。（講這段話時一直有笑聲、掌聲）這樣一講呢，我似乎慢慢在變成一個名人了，在我貢獻越來越少的時候，忽然名氣大了。是以要保持一個良好的心态，認識到自己是一個非常普通的人，而且正處在犯錯誤的危險的年齡上，這在曆史上不乏先例。

　　最後我送給大家一個公式，來結束我的這場“狗皮膏藥”式的演講，這是美國心理學家榮格的一個公式，我非常贊賞，就是“IplusWeequalstoFullI”，大家很強調要展現自我價值，展現自我價值，需要把自己溶在 “Ｗｅ（我們）”這個大集體裡面，最終完全展現自我價值。我非常贊賞這個公式，把這個公式奉獻給大家——“Iplus WeequalstoFullI”，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