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許多學者對《詩經》中的具體篇目進行細緻地研讨，或集中在《詩經》類目下的專題研究，或着眼于某一首詩的内容深入挖掘。
部分學者對《詩經》中的一些篇目進行劃分，綜合考釋詩篇。有些學人按照風、雅、頌的分類對詩篇詳加闡述。
專著如張啟成《詩經風雅頌研究論稿》對十五國風、雅詩、頌詩的作者、題旨、思想觀念等内容細緻評述，多有新見。
陳冬梅有意選取同為周王室的“二南”《王風》《豳風》等詩篇為研究對象，探究其地理環境、詩旨、題材、風格等特征。
楊潔從地域文化視角切入，集中對《邶風》《鄘風》《衛風》《齊風》《秦風》《齊風》《豳風》的詩篇進行考證。
圍繞周代自然地理氣候、地理位置、地貌特征、風俗文化、藝術風貌等方面，分層次、有主題地讨論詩篇，思路新穎。
章原結合晉地文化，對《唐風》《魏風》的文本内容進行闡釋。黃松毅從儀式樂歌的角度對《大雅》中的詩作進行系統劃分，以頌祖德歌詩、頌時王歌詩、美刺時政歌詩三個專題展開研論。
何新将雅與頌按照史頌、先袓頌、宗廟頌、農社頌的歸類，逐一解題與注解。姚小鷗以三《頌》為研究對象，結合詩禮間關聯，探論頌詩的文本生成、闡釋與周代禮樂文化的演變。
論文如劉娟《＜詩＞二南再考論》對《周南》《召南》的涵義、性質、地域等相關問題及争論逐漸厘清，明确“南”之涵義，推斷二南的地域與創作時間等，結論中肯。
徐正英結合出土文獻，發現“二南”為周初周公制禮作樂時，在東西兩都的京畿之地采集整理後入樂的城鄉詩樂，并細緻考證了《關雎》《漢廣》《野有死麕》等詩篇内容。
李方元、韓朝重點考察了《詩經》“二南”樂歌的編撰過程，從民俗學角度讨論了“二南”的地域性、民俗性、社會性、政教性等問題。
柯小剛對《召南》前三首詩仔細分析，認為《鵲巢》《采蘩》《草蟲》蘊含着人類對生活的原初思考。他在闡釋詩篇時，不局限于漢、宋争論，能夠摒除經學、理學成見，重新對詩做出解讀。
邵炳軍根據《唐風》的《蟋蟀》《山有樞》《椒聊》等内容，研讨在春秋前期晉國風土下的禮儀制度規範。
馬志林綜合研究《小雅》《大雅》的基本問題，重點讨論了二雅的創作、編次、内容、征引情況、對當時及後世文學的影響等方面，内容紮實。
祝秀權綜合研究《詩經》“三《頌》”的主旨，言明其意非頌神，實質是為頌美時王之盛德、成功并告之于神。
鄭志強對《詩經》中的頌體詩進行考察，将其分為天子郊祭、四時祭祀、巡守告成之祀、農事祭祀等樂歌題材。
他還總結了這些頌體詩的藝術特征，認為除“四言單章”的主流結構外，運用“形容”修辭格、“報告與祈禱”的修辭方式、“疊字”“鑲嵌”修辭手法，獨具特色。
還有一些學人從制度、曆史、思想、文化、音樂等層面綜合梳理并歸納詩篇。專著類如李山《詩經的文化精祌》将《詩》按照農事、燕飲詩、戰争、婚戀等方面統合，分析其中蘊含的文化精神。
張建軍《詩經與周文化考論》、馬銀琴《兩周詩史》采用詩史互證的方式，考論《詩經》中的史詩，見解精深。
劉玉峨在《〈詩經〉與周代社會》重點讨論了《詩經》與周代農業生産生活、周人生命意識與周代哲學思想、婚姻、德教、軍制、服飾、天文等問題，内容宏闊。
江林《〈詩經〉與宗周禮樂文明》，從祭禮、婚禮、雉燕禮、射禮、賓禮、軍禮、兇禮等多方面，考察《詩經》中的禮制内容。韓高年把握《詩經》的思想内容，分為農事詩、史詩、燕飲詩、戰争詩、哲理倫常詩、風俗詩等題材，探論詩體源流、演變與詩學意義。
論文類如李貴生、李天保結合《周南桃夭》《鄘風柏舟》《唐風綢缪》《齊風南山》等篇目内容，考察其中所展現的婚俗文化。
李婷婷從詩樂屬性立論，探究周代五禮中的《詩經》樂章。她認為詩篇是西周曆代樂官和貴族士大夫之作的樂章，擔負起政治化、倫理化的功用。
王政基于軍旅祭俗的現象，肯定《大雅皇矣》和《魯頌泮水》的描述為戰捷後獻俘馘的祭典儀式。
邊思羽主要梳理了《詩經》中的宗廟祭祀詩、農業祭祀詩，讨論詩篇中蘊含的宗教觀，具體分為至上神崇拜、祖先崇拜、以德配天等觀念，一一進行論述。
王瑩整理《詩經》篇目中存在的“屍”之主題，分析這類祭祀詩歌的程式化叙述與詩體變遷。呂樹明通過觀察《豳風七月》《小雅楚茨》《信南山》《大雅雲漢》等十三篇農祭樂歌，探究其叙事結構的形态特征與變動軌迹，并指出此類農祭詩的叙述形态與祭祀儀式關系密切。
值得注意的是，曹勝高師撰寫的《歌哭之辭的形成語境及其理論闡釋》《軍社之祀與〈詩經〉軍征之詩的生成語境》《陰訟于社與〈詩經〉婚怨之歌的生成機制》《山川之祀與〈詩經〉相動樂歌的作成》等文章。
從喪葬歌哭、軍社祭祀、婚姻之禮、山川祭祀、等多方面對詩篇分類考證，綜合傳世與出土文獻，從禮儀、樂制、曆史、文化等多元度綜合闡釋。文章論證詳實嚴密，結論中肯，亦為本論題提供思路。
部分學者關注于具體詩篇或詩中詳細内容的分析與解讀。一些學人對《詩》中某一首詩做出考論。
專著如陳子展《詩三百解題》，具體到每一首詩題旨的深入闡發。書中詳細辯論了諸家對詩旨的論說，并做出判别，邏輯清晰。
劉毓慶《〈詩經〉百家别解考（國風）》系統地梳理了曆代對詩旨、詩中章句的重要解說，并于其後提出己見。這些注解有别于傳統的闡釋，故稱“别解”，作者對諸說的評述精彩深刻。
楊樹郁、許宏偉所著《國風詩旨辨略》，亦對《詩經》中一百六十首風詩逐一探求主旨，征引他說以辨明之，評析細緻。
論文類如邵傑《〈詩經關雎〉“刺詩說”商兌》，将傳統以《關雎》為刺詩的說法概述為刺商纣之政說與刺康王晚朝說，并分類整理研究，探究《關雎》“刺詩說”的涵義與本質。
崔治在《〈詩經國風穋木〉篇考釋及主旨辨析》中，對該詩詩旨的主流解說逐條辨析，通過訓解了詩中的關鍵字詞，找尋詩旨線索。
他還根據詩篇産生的時代、地域等資訊分析論證，指出《穋木》本為頌美君子品德之詩。孔德淩在《〈詩經魯頌泮水〉本義考論》一文中，糾合詩文描述、用語及相關史料，闡明《泮水》之題旨、章句、叙述方式等内容。
除此之外，一些學者細緻精審地對詩篇中的名物意象、字詞章句等内容進行考察。專著類如王其全緻力于《詩經》工藝文化的诠釋。
整理詩中建築、器物、樂器、車輿、兵器、服飾、植物、鳥獸蟲魚、天地人等描寫内容，闡釋其内在的工藝文化與成就，論說詳盡。
吳華亮《〈詩經〉名物的文學價值》，彙集《詩經》中名物的描寫，分析其叙述的特點、反映的時代背景、展現的時代精神、折射的審美特征，以及達到的藝術成就。
李婷婷《〈詩經〉之器樂研究》融合民族音樂學的研究方法，從詩篇中的器樂演奏、詩之器樂應用、詩樂題材性質、詩樂理論等方面展開論述，視角獨特。
朱廣祁主要整合《詩經》中的雙音詞，分析雙音詞的内容分類、詞性搭配、結構方式等情況。王金芳、楊合鳴所著《〈詩經〉虛詞研究》，統計歸納詩篇中的虛詞，開設代詞、副詞、介詞、連詞、助詞、歎詞等章，每章又進行細分，考析其意義與用法。
論文類如江林昌着重探究了《詩經》中的“桑林”意象，分析其來源，内涵，禮制、文化背景，對後世文學的影響等，論證嚴密。孫旭輝深入論及《詩經》中的山水形象，讨論山水内涵及其背後展現的審美意識。
陳明珠、黃新光分别對《關雎》、《七月》的名物進行訓釋與考定，見解精深。對詩中字詞章句進行探研的如馬銀琴針對《周南葛覃》“歸甯父母”，考察“歸甯”的涵義及其禮制背景，同時論述了“歸甯”在後世嬗變的情況。
李炳海以《大雅文王》“無念爾袓”為考察對象，詳細分析“無”的字形、字義、組合詞組詞性，結合《左傳》《國語》等文獻表述，探尋詩句的解讀。
尹海江具體考察《魯頌閟宮》“三壽作朋”中“三壽”的釋義。他在文中辨識舊解、整合文獻，指出詩中三壽應為三老之義。
趙敏俐綜合詩樂、文本、音韻等要素，對詩中的嗟歎詞和語助詞詳加梳理，論述它們承擔着重要的音樂與詩體功能。
曹翠雲發現《詩經》中“明星煌煌”“明星栖栖”等語句與黔東苗語文法的相似規律，并對這些詩句重新闡釋，發人深思。這些對詩篇内容的細緻分析為本論題的解詩研究提供借鑒意義。
綜上所述，可以看到學界對《詩經》使用與闡釋的研究成果是相當可觀的。學者對漢代引《詩》的細密梳理，為本論題研讨漢代解《詩》累積素材。
尤其是他們對于漢儒及論著中征引《詩經》的内容、方式、特征的深刻分析，為論題的展開提供借鑒。
不少學者緻力于四家詩的考察，對四家詩說、著述、源流、演變等情況全面論析。這些豐厚的研究理論為本論題的實踐提供重要的學術思路。
還有很多學者集中對詩篇内容進行考釋，他們多角度、有層次的闡釋與論證，有助于本論題寫作視阈的拓寬與研讨的深入。
尾聲
總之，前輩學者們的學術功績與價值值得肯定與尊重。然從目前的學術成果來看，對《詩經》闡釋的讨論過于宏泛或局限，對“漢代解《詩》”的情況未能充分重視。
正基于此，本文将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漢代解《詩》進行系統深入地考察，通過對解《詩》内容的分類及釋《詩》之例的具體分析。
明晰漢代詩解的诠釋路徑、方式、形态與演變過程，進而觀察漢人的《詩》學認知，以期對《詩經》研究貢獻綿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