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玲
這個暑期，卡通片《長安三萬裡》激發了人們對唐代詩歌與詩人的濃厚興趣。唐代一流詩人中，李白、杜甫、白居易各得天地間的靈氣，分别被譽為天才、地才、人才；中唐詩人李賀，因其詩風幽怪驚豔，開辟了另一種筆墨蹊徑，而被稱為“鬼才”。天、地、人、鬼四才之作大體代表唐詩的主流風貌，成就了唐詩絢爛的光環。
作為盛唐詩壇最耀眼的雙子星，李白和杜甫在中唐後就一直引得後人争相折腰、學習。在衆多學習者中，李賀、白居易足稱佼佼。
李賀：筆補造化天無功
李賀繼承了李白的瑰奇想象與飄逸風格，讓浪漫主義氣息持續綿延；白居易進一步拓展杜甫新題樂府的寫實精神，以“詩歌合為事而作”為旨歸，将視野和關懷投注在中唐之後的民生多艱上。
李賀本為宗室子弟，但出生時家境早已破落。不僅如此，更因其父名“晉肅”，“晉”“進”同音，而無法參加進士科的考試。這一沉重的打擊導緻其詩雖源于李白，但面貌截然有異：一狂一狷，一外向一内向。
既然科舉之路走不通，李賀隻得别尋他途，即寫作詩歌。當年的李白就是憑着詩歌的灼灼才華，受到賀知章引薦而昂首走進大明宮，并感言：“仰天大笑出門去，吾輩豈是蓬蒿人。”
不過，詩歌之路也非坦途。李賀經常帶上書僮，騎着一匹瘦弱的驢子，身背一個古破的錦囊，在斜風細雨中、荒山古寺旁、村落林蔭下艱難求索、苦吟覓詩。凡遇所得，立刻寫成零句投入囊中。傍晚歸家時，母親看見累累的詩劄，不由得感歎：這是要把一顆心嘔吐出來才會停止的呀！可以說，李賀在用生命創作。
作為“天才”，李白的飄逸不拘是常态，興之所至，援筆立成。由此也帶來一個不容忽視的缺陷，即詩歌多有重複。明代的大才子王世貞就批評太白詩：“十首以前，少陵較難入；百首以後，青蓮較易厭。”
這類“雷同化寫作”在李白的贈别詩中尤為突出，常表現為尾句以水來表示思念，如“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雲帆望遠不相見，日暮長江空自流”“寄情與流水，但有長相思”“黃河若不斷，白首長相思”，且語意多有相似。
相較之下，李賀可謂“嘔出心乃已耳”的苦吟型代表。等閑的一句一詞都要費心琢磨，豈會自我蹈襲、千篇一律？他以一己的心血，開辟了另一種詩歌風格，即“辭尚奇詭，所得皆驚邁”。
舉個例子，縱觀曆代描寫鬼神的詩文，如“長吟太山側”（陸機《太山吟》）、“天陰雨濕聲啾啾”（杜甫《兵車行》）、“往往鬼哭，天陰則聞”（李華《吊古戰場文》）等，無不是單一的鬼魂吟哭的模式。李賀則以其灼灼才華，以其持續苦吟，在前人的高峰下開鑿出一路新的詩歌風尚與趣味——
從情感上看，他筆下的牛鬼蛇神皆為注入了大量情感體驗的内心投影；以技巧而言，他娴熟地為視覺裝飾上鮮豔的色彩，為聽覺點綴上個性化的啼泣，再“無縫對接”以通感、拟人等修辭技法，營造出一個個陰極、冷極、詭極的鬼神幻境。
比如，“憶君清淚如鉛水”“天若有情天亦老”，将無情之物賦予無限深情：銅仙堕淚，蒼天改容，确實是“古今無此神妙”。
又如，“石脈水流泉滴沙，鬼燈如漆點松花”，石縫、幽泉、鬼火、松花種種凄冷物象，施以詭谲的組合，一片森然鬼氣躍然紙上。
再如，“幽蘭露，如啼眼”“冷翠燭，勞光彩”，仿佛看見蘭露啼痕、綠燭幽冷。不同的是，陰森中多了些許溫度，哀悼的是美人不偶，感傷的是自身不遇。
“筆補造化天無功。”李賀用獨有的“仙才、鬼語、妙手、靈心”，創造出衆多“鲸呿鳌擲，牛鬼蛇神”般虛荒誕幻的意象，令古今無數讀者拍案稱絕。
白居易：書寫一朝“詩史”
與李賀癡情于鬼神描寫不同，白居易秉持的是“達則兼濟天下”，更多關注人世間的民生疾苦。
貞元十六年，28歲的白居易考中進士。在一個言說“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時代，這自然是非同凡響的。貞元十八年，他又應吏部拔萃科考試，入甲等，更是高人一等。
三登科第之後，青年的白居易以一曲《長恨歌》驚豔世人。詩人訴說着“豔質無由見，寒衾不可親”的孤凄。但這一時期，兒女情長并非白居易的本來面目。在擔任中層官階翰林學士、左拾遺後，他開始了“志在兼濟”的實踐與努力，通過大量創作的新題樂府，書寫下憲宗一朝的“詩史”。
白居易在《新樂府詩序》中大聲疾呼：詩當“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他把尖銳的筆鋒，刺進現實的黑暗，并積極為底層的群眾代言——
因為哀傷“農夫之困”，對“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發出控訴；當看到“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時，敢于指責當權宦官“意氣驕滿路，鞍馬光照塵”；即便自己穿上棉衣、享受“穩暖”之際，依然擁有“安得萬裡裘”“天下無寒人”的博大情懷。
在“窮年憂黎元”這一點上，白居易和杜甫是高度一緻的。白居易既發揚了杜詩的現實主義精神，又在藝術層面的章法、句法上有刻意模仿之處。
我們來看《兵車行》（杜甫）和《新豐折臂翁》（白居易）這一組“姊妹篇”：在描寫送别場景時，杜甫說“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幹雲霄”，白居易則言“村南村北哭聲哀，兒别爺娘夫别妻”。不同的是送行的隊伍，相同的是回蕩在天地之間的恸哭哀嚎。
用詩歌來“補察時政、洩導人情”的舉動，讓權貴者變色、執政柄者扼腕、握軍要者切齒。不久，白居易被貶江州。在浔陽江畔，詩人留下了千古名篇《琵琶行》，感懷“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自此，白居易的思想從“達則兼濟天下”轉向“窮則獨善其身”。晚年的他“栖心釋梵，浪迹老莊”，對廟堂争鬥、自身榮辱不再執着，而愈發追求自适、超然。
（作者為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來源： 解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