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誰當選：美國都将滑向衰亡

盡管拜登和特朗普都自稱是美國總統的最佳人選，但事實上，無論是誰當選美國總統，都不可能挽救正在迅速走向衰亡的美國。

這是因為，美國的衰落是結構性的：這個偉大帝國的财政體系、人口結構以及意識形态都呈現出明顯的不可逆崩塌，而其備受推崇卻極為僵化的體制則正在無情地加速這一災難性程序。

首先，美國的财政體系正在不可逆的敗落。

自從比爾克林頓就任總統以來，在全球化趨勢的推動下，美國政府的财政收入日趨窘迫。一方面，随着産業的全球化外遷，美國政府曾經的重要稅源的公司稅迅速銳減，根據美國國會預算局的報告，僅2003年，美國的公司稅相比上年度就銳減了11.1%，到了2015年，曾經占據美國聯邦稅收總額近乎半壁江山的公司稅收已經下跌到僅僅10%左右；另一方面，随着資本的全球流通，以及避稅體系的完善，美國超級富豪的合法避稅已經蔚然成風，這嚴重損害了美國政府的财收能力。

在财收能力銳減的情況下，美國政府不得不依靠更多的類債性稅收（如社會保障與醫療保險）來彌補财政虧空。根據美國财政部2015年8月的報告，美國的聯邦政府的社保性稅收已經從不足10%劇增到30%以上——但這無異于寅吃卯糧，同時也意味着随着财收的減少，美國的社保類征稅将持續增加。

而且，随着奧巴馬政府耗資巨大的福利計劃推廣，美國政府的财政能力正在遭受毀滅性的打擊，奧巴馬8年執政期間，在美國經濟整體向好的情況下，美國聯邦政府的債務就從10萬億迅速猛增到20萬億美元，這是一個極其危險的數字（資産僅為2.5萬億）。聯邦政府的停擺和地方政府的破産已經成為一種常态，同時公共項目（如警務、科研）和軍事項目支出也不斷縮減。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美國的财政體系正在呈現出曆史上衰亡帝國的晚期特征：即随着社會經濟趨勢引發的繳稅個體減少，以及既得利益集團憑借體制避稅能力的增強，政府的财政能力迅速枯竭。在奧斯曼帝國晚期，随着大航海引發的地中海商道斷絕，以及貴族免稅采邑的劇增，帝國政府的财政能力瀕臨崩潰，以至于無力負擔軍隊的開支；在明帝國末期，随着外來白銀增多引發的通脹，以及土地兼并的嚴重（即土地大量集中到免稅的王公、士紳手中），使得明政府銳減的财政收入難以承擔日常軍事和行政開支，逐漸變成了日益退化的泥足巨人。

從曆史上看，偉大帝國的毀滅往往開端于财政體系的崩潰，無論是崇祯朝饷銀斷絕的明帝國，還是18世紀初期财政崩潰的西班牙帝國、抑或是晚期負債累累的奧斯曼帝國，以及解體前向西方乞讨的蘇聯，都是以财政瓦解而顯露出衰亡的迹象的。今天，美國的财政體系在全球化趨勢和體制僵化的推動下，正出現不可逆的解體，而這也标志着這個偉大國家的衰敗。

其次，美國曾經穩定的族群結構正在或者已經傾塌。

資料表明，美國過去以白人為主的穩定人口結構，已經開始全面瓦解。2016年6月，《華爾街日報》報紙援引最近最新一次人口普查的結果稱，按人口年齡來看，在55歲以上的美國人中有3/4為白人，在18至34歲美國人中白人僅占56%，在未成年中甚至低于50%；從地域來看，全美36個州和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370個縣非拉丁裔白人人口不到全國總人口的一半。這些地區包括德克薩斯州沃思堡和奧斯汀市、北卡羅來納州的夏洛特市、佐治亞州的薩凡納市、加利福尼亞州的薩克拉門托市等大型城市。

更為糟糕的是，在拉丁、黑人等少數族裔總體經濟處境惡劣的情況下，美國輿論界愈演愈烈的“政治平權”運動嚴重加劇了這些貧困群體的民族意識。實際上，這些貧窮的美國少數族裔最大的問題在于經濟貧窮而非政治弱勢，美國主流輿論單純強調政治上的平權，不但不會改善這些少數族裔的經濟地位，反而會引導其将惡劣的經濟處境扭曲歸罪為政治上的不公，進而引發政治狂熱并加劇族群的自我認同。

事實表明，随着奧巴馬上台後拉丁、黑人等美國少數族裔“政治平權”運動的興起，美國各個族群的民族意識都得到了迅速增強。從某種程度上看，美國社會脫離經濟現實的“政治平權”運動在貧窮少數族裔中産生的政治效應，類似于羅馬皇帝卡拉卡拉不顧國内現實差異，強行推動的帝國“羅馬公民權”普及，這刺激了帝國邊疆族群對意大利财富的貪婪之心，引發了帝國的分裂和動蕩，最終種下了羅馬衰落的種子。

而美國社會族群分解趨勢的加劇，實際上也意味着美國一旦衰落，不但不可能出現中國曆史上的興衰輪回，反而更可能出現類似于羅馬帝國崩潰、奧斯曼帝國分裂和蘇聯解體等煙消雲散。

最重要的是，美國的社會共識和意識形态體系正在全球化的沖擊下崩潰。

随着全球化引發的就業崗位外遷，以及非法移民對工薪階層收入的沖擊，美國社會的階層沖突和族群沖突日益加劇。

全球化的産業外遷和非法移民的廉價勞動力，有利于美國的資本集團攫取高額的利潤，卻嚴重損害了美國工薪階層特别是白人藍領階層的利益。

以制藥行業為例，在美國一個研發人員工資,可以在印度招募五個,還不必負擔福利金。高昂的利潤驅使産業不斷外移，這縮減了母國的就業崗位。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人員RobertScott認為，從2001到2011年，美國至少有50000家制造業工廠遷往他國，超過230萬的就業崗位流失海外。同時，非法移民的大量湧入嚴重沖擊了美國國内勞動力市場的價格，極大程度降低了美國企業的勞工成本。客觀上說，在資本和人力資源全球化流通的過程中，美國資本界獲利匪淺。

不過，美國的工薪階層（以白人為主）卻在全球化過程中損失慘重，淪為被遺棄的對象，生活狀況急劇惡化。2013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發表報告，分析1999至2013年間的美國人口死亡率。結果發現在這14年間，45至54歲美國白人的死亡率每年增長0.5%，同時，其他族裔的死亡率則是逐漸減少；2015年皮尤資料則表明以白人為主的美國中産工薪階層收入占國家總收入的比例，從1971年的62%下降到了2014年的43%。

實際上，在全球化财富再配置設定的過程中，美國社會各階層在意識形态上已經出現了難以彌合的裂痕。全球化過程中攫取的巨額利潤，使得美國上流階層愈發堅持對該程序的推動；而那些在全球化過程中被遺棄的美國工薪階層，則愈來愈抗拒全球化，并産生了強烈的族群意識（他們也是特朗普的主要支援者）。這種利益引發的沖突，實際上是不可調和的，而這也是此次美國大選沖突如此激烈的根本原因。

更為嚴重的是，從美國上流社會對待特朗普及其支援者的态度來看，美國社會的主流精英顯然低估了那些全球化過程中被遺棄者的反抗決心，這無疑為美國政治體系的穩定性埋下了隐患。

在此次大選之中，特朗普無疑看到了部分現實，他備受争議的呐喊并非完全聳人聽聞，而這也是他征服部分人心的關鍵，然而，美帝國的痼疾絕非特朗普這樣生疏的醫手所能治愈（實際上，他更可能造成破壞）。因為，這個偉大國家的财富早已枯萎，人心也早已淪落，那些勵精圖治者最多隻會成為羅馬的埃提烏斯，奧斯曼的恩維爾帕夏和英帝國的邱吉爾，卻絕不可能成為再造國家的執政官西庇阿，蘇丹穆拉德和将軍馬爾博羅。而拜登更像一個裱糊匠而非國家命運的拯救者。

毫無疑問，偉大的山巅之城正在走向崩解。那些沉醉在她美輪美奂文明光輝下的外國崇拜者們，就像羅馬滅亡前夕，無限仰慕意大利城邦的英格蘭的貴族；明帝國臨終時刻，以敬畏的眼神望向北京的北韓士大夫。

然而，再偉大的帝國也終有衰亡之日，古人雲“其興也勃，其亡也忽！”從古至今，孰能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