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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朱小悅愛侃娛
編輯 | 朱小悅愛侃娛
在中國近代史上，鄧世昌是一個響亮的名字他以甲午戰争中的英勇犧牲被世人銘記。關于這位抗日英烈的後代情況，似乎鮮為人知。鄧世昌的後人，曾孫因病早逝，留下的曾孫女生活窘迫在困境中依然心系社會，2008年汶川大地震後，她毫不猶豫地捐出了自己微薄的積蓄。究竟是怎樣的家庭傳承，讓她在極度困難中依然選擇奉獻？鄧世昌的家族故事，隐藏了哪些鮮為人知的細節？下面就由小朱帶大家走進這個故事吧。
鄧世昌出生在廣東番禺一個商業繁榮的家庭，他的父親鄧煥芬，不僅是地方上知名的茶葉商人，還是一位具有遠見的教育先驅。鄧煥芬深知教育的重要性，尤其是在變革的時代背景下，他堅信隻有接受新式教育，孩子們才能在未來的社會中立足。他不遺餘力地将鄧世昌引入學習的殿堂，使他在幼年時就展現出了超乎常人的學習潛力。
鄧煥芬經常帶領鄧世昌走訪廣州、上海等經濟和文化較為發達的沿海城市，讓他親身感受到外界的風土人情及其背後的知識體系。在這些城市中鄧世昌接觸到了西方的現代教育模式，這些體驗對他的成長影響深遠。他在一個由教會營運的學校中學習算術和英語，翻閱西方的書籍，這些書籍開闊了他的視野，激發了他對外部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欲。
1866年，福州船政學堂的成立，标志着中國近代海軍教育的開端。這所學校得到了船政大臣沈葆祯的大力支援，目的是培養一批新式的海軍人才，以應對日益嚴峻的海上威脅。為了吸引來自全國各地的優秀青年，船政學堂不僅在福建本地招生，還特别擴充到了廣東、香港等地區。正是在這一背景下，18歲的鄧世昌在父親的鼓勵和支援下，成功通過了入學考試，成為了這所新式教育機構的一員。
在船政學堂學習的日子裡，鄧世昌對海軍技術與戰術領域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和非凡的才華。他不僅對船舶構造、海上航行等領域進行了深入的學習，而且還積極投身于模拟海戰和航海訓練活動中，展現了他的上司力和戰術創新能力。這一時期的經曆不僅鍛煉了他的身心，也為他未來的海軍事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1873年作為福州船政學堂的傑出學員之一，鄧世昌獲得了随艦實習的寶貴機會，他與同窗好友一同登上了名為“建威”的練習船，開啟了一段探索南洋的遠航之旅。這次實習不僅是一次對海洋知識的深入學習，更是對鄧世昌上司才能和海上生存技能的嚴峻考驗。在航程中，他面對海上的各種突發狀況，如風暴、航道偏離等挑戰，展現出了卓越的冷靜判斷和指揮能力，尤其是在緊急情況下的果斷處理，赢得了船上外籍教官的高度評價和尊敬。
在這段海上實習中，鄧世昌不僅僅是展示了他出色的航海和艦船管理技術，他的上司風範和對團隊的照顧，使他在同學中的聲望日益升高。他對每一個細節的關注，以及對同學們進步的鼓勵，都展現了他作為領袖的潛質。這些表現不僅使他在實習期間成為了一個值得依賴的領航者，也為他未來的海軍生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船政大臣沈葆桢對鄧世昌的表現異常關注。在得知他在實習中的傑出表現後，沈葆桢深感欣慰，認為鄧世昌不僅技術娴熟，更重要的是具備了一名海軍領袖應有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在鄧世昌完成學業之際，沈葆桢特别授予他五品軍功的榮譽，并任命他為“琛航”運輸船的大副，這一職位不僅代表了對他個人能力的認可，更是賦予了他更為重要的使命和考驗。沈葆桢期望鄧世昌在今後的海軍生涯中，能繼續發揮其上司才能，為中國海軍的現代化和強大貢獻自己的力量。
這次經曆，對鄧世昌而言是一次重要的成長和轉變。他不僅在技術上獲得了進一步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獲得了磨砺。他深知自己肩負的不僅是個人榮譽，更是國家和民族的期望。這份責任和使命感，成為他日後在海軍生涯中不斷前進的動力源泉。
在19世紀末期的東亞地區，日本的帝國主義野心日漸顯露。1876年，日本以武力為後盾，迫使北韓王國簽訂《江華條約》，這一不平等條約賦予了日本前所未有的特權，包括但不限于領事裁判權，同時将北韓的傳統宗主國——清朝——完全排除于外。該條約的首要内容宣稱北韓是一個擁有與日本平等地位的主權國家，這一聲明實際上是對清朝在東亞地區影響力的直接挑戰。
随着日本侵略步伐的加快，北韓局勢趨于緊張。1882年，北韓内部因政治鬥争爆發了壬午兵變，這場變故迅速引起了中日兩國的關注。鑒于事件的緊急性和對地區穩定的潛在威脅，中日兩國幾乎同時決定派遣軍隊前往北韓。
中國清朝政府決定派出鄧世昌率領的“揚威”号戰艦前往北韓仁川海口。鄧世昌憑借精湛的航海技能和對目前局勢的深刻了解，指揮“揚威”号全速前進，最終比日本的軍艦提前一天到達仁川，這一迅速反應有效地挫敗了日本試圖利用北韓内亂進一步擴大其在北韓的影響力的圖謀。
在1888年的一次重要軍事行動中，鄧世昌展現出了他卓越的軍事才能，成功平定了台灣地區的叛亂。這一壯舉不僅穩定了地區局勢，還為他赢得了提督的職位。這次勝利後鄧世昌終于獲得了短暫的休息時間，他決定利用這個機會回到久别的家鄉探親。這是自從1871年投身軍旅生涯以來，鄧世昌第二次有機會回家看望親人，整整17年的時間裡，他一直奔波在軍事前線，為國家的安全和利益奮不顧身。
不幸的是當鄧世昌踏上回家的旅程時，他深愛的父親已經離世數年。在軍中時接到父親去世的噩耗，鄧世昌因為重大的軍事任務纏身，無法立即脫身回家奔喪，這成為了他心中永遠的遺憾。當他終于有機會站在父親的靈前時所有的情緒終于爆發，他哀傷至極甚至一度因過度悲痛而昏厥。
這段經曆深刻地展現了鄧世昌作為一名軍人的犧牲和奉獻。雖然個人的親情和情感遭受了巨大的打擊，但他始終将國家和人民的安危置于個人之上，這種舍小家為大家的精神，讓他成為了真正的民族英雄。
在1894年的夏季，緊張的東亞局勢最終爆發為全面的戰争。在北韓東學黨起義被平息之後，日本軍隊卻意外地對駐紮在北韓的清朝軍隊發起了突襲，開啟了一場沒有正式宣戰的沖突。戰事迅速從北韓蔓延至周邊海域，而平壤的失守僅僅是戰争序幕的開始。僅僅三天後，日本海軍在黃海的大東溝附近，對北洋艦隊發起了猛烈的攻擊。
在1894年9月17日這一天，鄧世昌身着軍裝，站在“緻遠”艦的甲闆上，面對着強敵日軍，他激勵着手下的官兵，重複着他平生的信條：“生于世上，每個人終将一死，但願我們能死在值得的地方。”這番話鼓舞了每一個官兵的士氣，随後鄧世昌帶領着他的艦隊在海上英勇奮戰。在與日本海軍的激烈交鋒中，“緻遠”号不幸多處被擊中，火光沖天，船體嚴重傾斜，局勢危急。
正當“緻遠”艦面臨沉沒的絕境時，鄧世昌毅然決定做出最後的決斷。他親自操控着已經受損的軍艦，向日本海軍的旗艦“吉野”号發起了絕望的沖撞，試圖以自己的艦隻與敵艦同歸于盡，展現出了至死不渝的勇氣和犧牲精神。這一刹那清軍艦隊的炮火和日軍艦隻的交火聲響徹海空，鄧世昌在壯烈的戰鬥中被一發炮彈擊中，英勇地墜入了海的懷抱。
甲午海戰的爆發，标志着東亞曆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在戰争的前夕鄧世昌以一名軍人的身份，用自己的行動诠釋了何為“死得其所”的壯志。即便是在絕望的情況下，他也沒有放棄戰鬥，而是選擇了以一種軍人的方式，為國家和民族盡最後的忠誠。
根據1912年由池仲祐編輯的《海軍實紀》所記載，鄧浩洪作為鄧世昌的第二位兒子及繼承了騎都尉世職的身份，曾被派遣至廣東水師的提标營服役。盡管他帶着光榮的家族背景和軍職榮譽，但在廣東水師提标營的日子并沒有如預期般得到重用，反而似乎隻是擔任了一份無甚實權的閑職。
進一步的資料來自于廣東黃埔水師魚雷學堂的一位畢業生陳弘毅，在其遺稿《北洋海軍參加光複及護法之役的一些史實》中提及，鄧浩洪在辛亥革命後期依然留在了海軍之中，可能還參與了一些海軍的活動。據鄧浩洪的孫女鄧立英透露，鄧浩洪并沒有在海軍系統中長期服役，而是在辛亥革命之後不久便離開了海軍，将他的精力和時間投入到家族茶葉生意的經營中，成為了一位往來于天津和上海之間的商人。
鄧浩洪的一生似乎圍繞着兩個世界：軍事和商業。盡管他的軍事生涯并未如他祖輩那般光輝，他在商業領域的努力和成就也為家族的發展做出了貢獻。1947年，鄧浩洪在上海逝世，享年73歲。他的一生，既見證了家族在軍事上的榮耀，也展現了在商業發展上的轉變和努力，是清末民初鄧家人在中國社會變遷中的一個縮影。
在2008年發生的汶川大地震災難之後，鄧立英迅速響應國家号召，前往銀行，将自己省吃儉用積攢的200元捐獻給紅十字會，希望能為災區的重建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鄧立英是鄧浩洪兒子鄧小鵬的第三個女兒，盡管家境并不富裕，但她仍然心系災區人民的痛苦和需要。
九年後的2017年，在四川的一次媒體采訪中，鄧立英老人表達了她對于當年捐款金額的内疚之情。她羞愧地向記者表示，當年隻能捐出200元，她感到十分抱歉，希望通過媒體向遠在四川的災區人民轉達她的歉意，并希望他們能夠了解她的良苦用心。她說：“請代我向四川的老鄉說聲對不起，我隻能盡自己的綿薄之力，200元可能隻夠買些友善面。
這段經曆不僅展現了鄧立英對于國家大義的深刻了解和對同胞的深厚情感，而且也展現了她樸素、真誠的個性。盡管鄧立英隻是捐獻了她所能提供的微薄之力，但這份心意和行動卻代表了她對于家國情懷的忠誠與犧牲精神，是她家族曆史中關于責任、榮耀與奉獻的延續。
參考資料：《鄧世昌家族往事》，王國平，封面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