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我遇到了一個算命先生。
他同我講，這些年，來找他的很多女顧客，都處于一種“站在婚姻門檻上随時準備撤退”的心态。一旦發現婚姻或愛情難以繼續下去，她們就會毫不猶豫撤退，一段姻緣就此消散。
我說，女性有了離婚的條件，自然就有了離婚的勇氣，不委屈自己，這不是很正常麼？
他卻十分不解且悲哀地歎氣：“這不行啊！”他隐晦地笑笑，“得看從哪個角度想。”如果從“維持婚姻完整”的角度，能忍、能寬容，才是人生終極目标裡的“好”。
這種視角當然不會适合今天絕大部分年輕人，尤其是城市裡接受過教育、有自己工作的“90後”“00後”。在他們眼裡，無論戀愛還是婚姻，互相舒适是第一位的。如果需要彼此忍受，甚至相看兩厭，利落分開好過強行綁定。
算命大師的客戶一定包含年輕人，說法不與時俱進，怎麼能生意好？我委婉地表達這個想法，他卻仍然隻是笑笑，“你們不懂”。
他對婚姻的“視角說”，讓我想起前不久在網上刷屏的爆款萬字長文《我妻之死》。準确來說，這是一篇悼詞。
文章作者“喬嘉蘭”記錄了自己結婚13年的妻子從患癌到病逝的全過程。丈夫先花了約2/3篇幅，控訴了加拿大的醫療制度，以及其可能對妻子之死造成的影響。文章剩下的1/3，則用深情與感激的語氣，詳述了妻子的優秀、完美，以及為這個五口之家做出的無微不至的照顧與奉獻。
在作者筆下，自己與妻子相識20年，結婚13年。妻子是一名典型的高知女性。從美國畢業後就嫁給了作者，為了老公放棄了H-1B（美國提供給外國專業人士的工作簽證）回國。後來，為了生三胎，夫妻倆決定移民加拿大。
妻子通過留學簽拿到了加拿大的銀行offer，一面工作，一面生下三個孩子。丈夫則辭了體制内的工作，待在家裡。可家裡的大小事務，仍然是妻子操持得多，比如做飯、鏟雪、打掃院子。
4月29日，喬嘉蘭在公衆号上釋出長文《我妻之死》
文末，丈夫涕零地表達了對妻子之死的哀痛，然後呼籲讀者，給自己的三個孩子“捐本童書錢”。
四月初，文章釋出後迅速突破10萬閱讀量，并引發熱烈讨論。也許作者對妻子的悲痛贊揚與期待，都隻是為了鋪墊對加拿大醫療體系的控訴，但他顯然沒料到，這麼一篇感人肺腑用情至深的悼文，竟遭到了許多網友的質疑與讨伐。
質疑在于，文内花了大量篇幅描述妻子為家裡做的諸多工作，卻看不到身為丈夫的作者在家庭裡扮演什麼角色，做出什麼貢獻。他在加拿大沒有工作，不會開車，英語不好，與醫生交流的時候甚至要自己13歲的女兒來幫忙翻譯。而因為沒有駕照，妻子病發時去急診便不能依賴丈夫，不得不自己打車去。
這些種種看似是為了給歌頌妻子的自陳，暗藏着“妻子挑起整個家庭重擔”的潛台詞，繼而延展到對婚姻内部女性所承擔的母職、妻職之境況。而丈夫先贊揚後索要的行文，也讓讀者感受不到一個剛剛喪妻之人的真誠。
喬嘉蘭在公衆号上釋出的家人照片
5月1日，由于不堪輿論壓力，喬嘉蘭通過媒體采訪回應了自己遭到的争議。
他先列舉了自己為家庭做的種種付出，比如監督孩子的學習，偶爾做做飯。此外，他還着重強調，在與妻子13年的婚姻裡，他承擔了約11年的全家經濟支出。“雖然妻子在外面奔波，我宅在家裡，但我們都對這個家做了同等的貢獻。”
這是一份很有意思的回應，強調“同等貢獻”，強調自己的付出并不比妻子的付出少，重在一種均衡與平等。像一個項目的兩個合作者，都要力證自己沒有偷工減料。
婚姻，與人類其他所有親密關系都不一樣。婚姻的締結，出于感情，但更出于經濟與價值交換。交易自然有不對等的時候，但人們往往習慣性地用愛、犧牲與奉獻來包裹它。
早在十九世紀末，恩格斯指出，随着“專偶制個體家庭”的産生，女性的勞動失去了公共性，變成一種“私人的服務”，這與族群狩獵時代的平等分工是不同的。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寫道，“随着專偶制個體家庭的誕生，“家務勞動失去了它的公共性質，它與社會不再相幹了，而是變成一種私人服務。妻子成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在社會生産之外”。
《82年生的金智英》劇照
如果将“婚姻”作為一個獨立物，身處其中的人，究竟是它的服務者，還是主導者？以前的人以離婚為恥，明顯是将人視為婚姻的服務者。現在，歌頌一個完美、強大的妻子，本質上歌頌的是“妻職”。
這是個近幾年才開始被普遍讨論的概念，它強調一種職業特性。既是職業，就多少對一個人的時間、身體與技能進行了抽成與提取，某種程度對人的一部分進行了異化。
異化不必然是壞事，任何親密關系，從親子關系到戀愛、婚姻，為了一種共享的和諧與幸福，都需要成員各自作出一定的讓步與體諒。
傳統意義上的“妻職”，就是老生常談的“賢妻良母”。周恩來總理曾寫文談論過這一說法，首先給“妻職”祛魅：“做母親的當然要良，做妻子的當然要賢，這猶之做父親的當然要良，做丈夫的當然要賢，一樣成為天經地義不可變易的真理”，他也意識到，在父權社會語境下，如何妻、如何母，成為一種對女性的片面要求與枷鎖。
因為如果一個女性要完美地履行家庭内部的“妻職”“母職”，通常情況下，她便不能更完美地兼顧自己的事業，即外在的社會職業。
《找到你》劇照
回到《我妻之死》，文中的妻子，卻是一個在内與外都盡全力做到完美的女性。
她是一個典型的高知女性。對自己要求高，責任感與榮辱心強，力求在所有身份、所有場合内做到滿分。這也許是家庭教育或社會教育的共同結果，也許是她就是一個天生強硬、獨立的人，有擔當，将自我價值視為最主要的成就感來源。
即便疲憊與勞累，這類女性也往往不會變成那種失控的“怨婦”，而是會以犧牲自己的精力、時間甚至是健康，繼續盡全力做好妻子。雖然，她們也許不知覺，自己無形中也擔起了“夫職”。
一個強大、獨立、無所不能的女性值得歌頌嗎？即便值得，表達贊頌的角色也不應該是她的丈夫。
《三十而已》劇照
不知《我妻之死》的作者是否受到了幾個月前為丈夫寫悼文的耶魯大學博士陳朗啟發，作此以情動人的長篇悼文。可陳朗博士的悼文是以“我”出發，以一個學者之妻的視角，叙述自己在這段婚姻内的位置和感情，引發了一類普遍的、同質的女性經驗共鳴。
與陳朗為丈夫的事業做出讓步不同，《我妻之死》裡，丈夫是待在家裡的那一個。在他眼裡，妻子毫無疑問是一個完美女性，可他并不明白“完美”的來源。
後來，他另行文辯解強調自己也有付出，是因為讀者對交換價值與分工占比的在意程度，遠遠超出了他的想象。
在回應裡，丈夫辯稱，為了給懷孕的妻子補充營養，他特地學會了釣魚。将一種娛樂休閑性質更強烈的活動當做家庭貢獻，這種啼笑皆非的例子，暴露出丈夫對妻子所承擔的角色本質一無所知。
《大考》劇照
一個在婚姻内隻有感激的人是值得警惕的。從後續的回應與解釋來看，《我妻之死》的丈夫并非一個對輿論和外界評價毫不在意的人，并非一個絕對淡泊的，甘願隐于家庭幕後，像那些主婦一樣的無言者。
這樣一來，他的感激就會變得奇怪。
在傳統價值觀下，男性在追逐成功這條路上前進，與成為一個優秀的父親，二者往往是不沖突的。母職卻常常與“成功女人”對立起來。
又由于母職的不可替代性，人們很少贊揚或羨慕一個男人“娶了個強大的老婆”，從此可以安坐在家享清福。是以，女性才是會更多被問及“家庭與事業如何平衡”的那一方。老一輩總是忍讓、包容，更因為她們眼前沒有另一片海洋。
當一代人發現家和并不能萬事興，對婚姻的定位、需求與反思必然發生改變。
如果把“人”放在“完美婚姻/家庭”之前會怎樣？最近的一次思想上的實驗，是前不久獲得戛納最佳影片的法國電影《堕落的審判》。
電影裡，有才有事業的女人在走進婚姻後，并沒有要求自己也成為一個完美妻子。夫妻倆各自都對這段婚姻有所讓步和犧牲，妻子跟随丈夫搬去了鄉村，丈夫為照顧孩子辭掉了工作，可當妻子因丈夫的意外死亡面臨審判時，當所有人都極力将她塑造成一個糟糕的妻子時，她并未為“妻職”的本分作出任何辯解。
《墜落的審判》劇照
《我妻之死》的丈夫認為，自己和妻子都對這個家庭做出了同等貢獻，是以他們是恩愛的，這段婚姻、這個家庭是值得被祝福和紀念的。
可家庭裡的個人，一種幸福符号裡的個體的思想與欲望，是被幸福大局蒙蔽的。洋洋灑灑萬字，像國小生為歌頌好人好事寫的長篇作文，拿去參賽肯定得獎，但作文裡的人，是一個受到膜拜與推崇的道德圖騰，而不是一個有血有肉有力度的人。
還是以陳朗博士對丈夫的悼文為例。妻子的字裡行間，句句不掩對丈夫的愛意與埋怨，二者對立而統一，共同築成了一段複雜的婚姻。帶着深情的哀怨，是一段真實的、複雜婚姻的立體寫照，也方才能與人産生共振。
親密關系是一面鏡子，最能暴露自我，而每一個感受過愛與被愛的人，都能犀利地從他人的自我暴露裡感受到真誠與虛僞。
文首那位算命先生最後語重心長地勸我：“不要想太多”，他說，“在感情裡，難得糊塗”。
在某種意義上，這句話不能說不是真理，無知者無畏也無哀，可換個角度想，正是因為我們有了知覺，那種糊塗的、一以蔽之的幸福和美滿，便不再能成為阻礙個人表達的所謂“大局”。
作者 | 永舟
值班主編 | 黃茗婷
編輯 | 蘇米
排版 | 八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