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納之問”的情感社會學反思

　　人們越來越意識到情感在人類社會秩序的締造、維持和變革中的重要性，然而，以“社會秩序何以可能”為圭臬的經典社會學為何沒有賦予情感“一席之地”呢？

　　以《社會學理論的結構》一書蜚聲于世的美國當代理論社會學家喬納森·特納著作等身，然而，我們不應忽略他也是一位頗有建樹的情感社會學家的事實。自2000年《人類情感的起源：人類情感進化的社會學考察》付梓以來，特納已有多部情感社會學著作相繼問世。作為一位情感社會學家，特納不止一次地“驚訝”于經典社會學思想中情感長期“缺席”的學術異象，進而敏銳地将之問題化，但并未深究其理。沿循特納的缜思，筆者将經典社會學的“情感缺席”進一步概念化為“特納之問”，并将其置于更宏闊的西方社會思想史脈絡中管窺與反思。

　　“特納之問”的緣起

　　在《人類情感：社會學的理論》一書的《自序》中，特納坦誠，該書凝聚了他自大學以來關于情感的全部思考，是其情感社會學研究的“巅峰之作”。他提出17條情感社會學原理，以解釋：第一，微觀、中觀和宏觀層次上不同社會文化條件如何導緻情感發生；第二，情感如何作用于自我、他人和社會；第三，負性情感（negative emotions）如何被防禦機制（defense mechanism）轉換，以及因防禦機制作用而形成的情感又如何反作用于社會文化條件等。特納認為，其情感社會學理論雖不臻美，但也“相當成熟”。毋庸諱言，他的情感社會學理論原創性地自成體系，對情感社會學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這與其個人學術經曆中同情感的邂逅休戚相關，而“特納之問”也邏輯地發乎其中。

　　1960年代，特納在加利福尼亞大學的河邊分校和聖巴巴拉分校接受大學教育。在河邊分校就讀期間，他主修心理學并期望成為一名臨床心理醫生。但在從事長達一年之久的小白鼠實驗後，特納毅然決定轉至聖巴巴拉分校，師從涉谷保（Tamotsu Shibutani）學習社會心理學，機緣巧合地選擇一門專攻情感、社會結構與文化之間關系的課程。可以說，這是特納與情感的初次邂逅。在此期間，他研讀庫利、米德、弗洛伊德等人的著作，後來又在該校的康奈爾研究院主修社會心理學并緻力于宏觀社會學理論研究，而與微觀層次的情感漸行漸遠。直到1980年代，受蘭德爾·柯林斯的影響，特納重拾情感，開始了長達20餘年的情感社會學研究。盡管自1970年代情感轉向以來，當代情感社會學高歌猛進，但學者們對經典社會學思想中“情感缺席”的學術異象視而不見。而在《情感社會學》和《人類情感：社會學的理論》等著作中，特納明确地将之問題化，盡管他未作系統探讨，卻使“特納之問”躍然紙上。需要指出的是，雖然經典社會學家們無一例外地“遺漏”了情感，但仍不乏情感洞見的吉光片羽散落于經典社會學理論之中。

　　“特納之問”的釋疑路徑

　　随着哲學、人類學、曆史學、社會學、心理學、神經科學，尤其是腦神經科學的情感研究越發深入，人們越來越意識到，無論在個體層面還是群體或社會層面，抑或是微觀層次、中觀層次或宏觀層次，情感在人類社會秩序的締造、維持和變革中的重要性，都遠甚于社會學家們甯願承認的程度。正如神經科學家達馬西奧指出的那樣，若沒有情感的參與，個體無法作出任何所謂的理性或最優決策。既然情感如此重要，那麼以“社會秩序何以可能”為圭臬的經典社會學為何沒有賦予情感“一席之地”呢？這着實讓人迷惑不已。為了揭橥“特納之問”的堂奧，筆者拟從西方社會思想史脈絡中探尋釋疑路徑。

　　首先，西方社會思想史源于古希臘，是以，古希臘先哲們的情感觀或者情感本體論的曆史局限性，與經典社會學的“情感缺席”關聯甚密。柏拉圖認為情感是靈魂的擾動，而靈魂又分為理性的“邏各斯”靈魂、非理性的欲望靈魂與激情靈魂，後兩者會被擾動而産生情感，而前者則不然。在此基礎上，柏拉圖區分了受欲望靈魂和激情靈魂激發而追求歡樂的意願（boulesis）和受“邏各斯”靈魂激發而追求德行或善的愛欲（eros），并用“蘇格拉底之死”來例證愛欲相對于意願的優先性，即情感服從于理性，或理性控制情感。作為柏拉圖的學生，亞裡士多德将靈魂分為滋長的靈魂、感性的靈魂和理性的靈魂，認為隻有感性的靈魂受到幹擾時才會産生情感，但他主張通過修辭學來實作理性對情感的控制以達成某種工具目的，而不像其老師那樣認為這種控制是導向更大或更高層次的善或愛欲。從這個意義上說，亞裡士多德的情感觀具有顯著的實用主義傾向。但無論是柏拉圖的道德主義情感觀還是亞裡士多德的實用主義情感觀，二者都在強調理性對情感的優先性或控制。這說明，自古希臘先哲們以降，理性和情感的關系就被錨定為支配和被支配關系，情感是非理性、感性的。這種理性與情感的思想成為西方近兩千年的社會政治基石，認為社會秩序由理性而非情感來締造、維持與變革，或者說社會秩序是理性化的産物。是以，這從本體論上否決了情感與社會秩序的關系。如此一來，這種情感哲學觀深刻影響了以追求社會秩序為己任的經典社會學對待情感的曆史态度。易言之，本體論意義上的古希臘情感哲學觀割斷了情感與經典社會學的第一道血脈。

　　其次，正是受到古希臘先哲們對情感與理性的哲思影響，情感的人類知識充斥着認知偏差或文化偏見，進而矮化了情感覺識的科學性，這種情感認識論的曆史局限性與經典社會學的“情感缺席”同樣關聯甚密。其中，最為人們熟知的情感覺識當屬“情感是非理性”的信念。實際上，将情感與非理性等同進而與理性對立的這種慣用思維，存在着嚴重卻又習以為常的認識論誤區。仔細斟酌，我們不難發現，與理性（rationality）相對的應是不理性（irrationality）或反理性（anti-rationality），而不是情感。這是因為，理性與情感屬于不同次元的概念和現象，而不是同一連續統譜系上的兩個端點。如同理性與情感密切相關一樣，不理性或反理性與情感同樣形影如随，但它們終究不是同一事物。換言之，無論是理性還是不理性或反理性，都與情感交織糾葛卻又彼此相異。需要指出的是，在英語世界，non-rationality直譯為“非理性”，但它指理性範疇之外的事物，或者不直接涉及理性的事物，而不是指不理性或反理性。從這個意義上說，漢語世界裡常被人們用以表征情感的“非理性”一詞，更接近于不理性或反理性，而實際上它們并不相同。這種認識論誤區至少造成兩個重要後果：第一，在人們的認知世界裡，情感被标簽為“非理性”後，它自然被主觀地隔離于理性之外而與其無涉，進而難以與社會秩序的締造、維持和變革形成思想關聯；第二，當古希臘先哲們從本體論意義上錨定情感與理性的關系時，實則啟動了情感的污名化過程，而後續諸多情感認知偏差或文化偏見的紛至沓來，則不斷生産和再生産了情感的污名化本身。易言之，認識論意義上的情感認知偏差或文化偏見割斷了情感與經典社會學的第二道血脈。（社會科學報社融媒體“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見社會科學報及官方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