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袁國祥
孫德富是位老八路，山西文水人，曆經抗日戰争和解放戰争的烽火，早已百煉成鋼，成為一位優秀的指揮員。他原任駐于田的新疆軍區獨立騎兵師第二團政治委員，1952 年部隊整編後曾任四師十二團政委，1953 年奉調到西藏阿裡任騎兵支隊政委兼分工委書記，接替了原支隊長兼政委和分工委書記安志明的工作，全面擔負起了西藏阿裡地區邊防部隊和地方黨委的上司職責。
孫德富發揮了我軍艱苦奮鬥、一往無前的革命精神，騎着戰馬，随着駱駝大隊，頂風冒雪，艱難跋涉，翻越高達 5300 米的昆侖山桑株大坂，越過荒無人煙的阿克賽欽雪原，又爬過新藏邊界上的熊彩大雪山，在繞過班公湖半周後，來到阿裡北部重鎮日土宗(相當縣)。他受到了日土宗本(縣長)為首的僧俗官員歡迎，也受到了當地藏胞和我軍指戰員熱烈歡迎。他了解了地方情況，慰問了第二連官兵後，又匆匆上馬趕路，又走了七天，才到達阿裡首府噶爾昆沙，完成了行程一月才到職的艱苦任務。
孫德富政委到了阿裡騎兵支隊後，除和老戰友安志明親切會見，徹夜相談，交接了工作後，便安排安支隊長和他已失去小兒子的夫人、宣傳幹事王君植，帶着生育不久的小女兒阿裡安全下山。而後便全力以赴投入做好部隊和地方的工作。他以身作則，聯系群衆，吃苦耐勞，處事果斷，和副支隊長溫光生、參謀長賀景福、西藏軍區派來的政治處主任高峰等團結戰鬥，不僅使部隊軍政建設有了長足進步，而且建立了地方黨委的各級工作機構，促進了阿裡藏胞生産形勢的平穩發展。當時，從新疆和西藏都調來了不少幹部，房屋不夠，就發動大家一齊勞動，打土塊修房子。同時也開荒種菜，想法種出白菜、蘿蔔改善生活。1954 年7 月，當我随新疆慰問團走到噶爾昆沙時，曾拍攝下了他們修築房屋和種植蔬菜的照片。也拍攝過他們打柴割草，背回來屯積成山，準奮度過漫長冬季的艱苦情景。
我和孫德富政委真正相識，親密相處，就是在那次慰問活動的一個月中。因為我當時是慰問團的攝影記者，首先參加了分工委書記、支隊政委孫德富關于阿裡情況的彙報會議。這使我打開了知識的閘門，了解了神秘的阿裡，詳細記下了他講的情況：面積 35 萬平方公裡 (含仲巴)，分四宗七本十幾個遊牧區；人口26000 人，喇嘛 2000 餘，尼姑約 500；最高政權是“噶爾本”，正副噶本(專員)是拉薩派來的，有管家兩個，印度電報員兩人，還有11 個兵。宗以下無電台，兵更少，但有金官、稅官，就為官府收稅摟錢。阿裡庫存槍 200 支，子彈 4000 發，最高軍官“如本”(營長)是世襲的，平時隻在每年的賽馬會上發令，有敵情時才調集各地百姓，自帶馬匹、口糧，發給武器去打仗。先遣連進藏後，他們就組織了這樣一隊藏軍，但還未見到我軍大多逃散，至今還未收回全部槍枝。至于阿裡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生産狀況、邊境貿易，他都介紹得生動具體。至于我軍解放阿裡，剿滅土匪，駐守邊防，自建軍營，開荒生産，幫助群衆，和加強軍政建設的情況，孫政委也講得很詳細。接着召開了隆重的慰問大會，新疆海關關長、慰問團團長馬高維亞講活後、孫德富代表阿裡騎兵支隊和分工委同志緻答謝詞，慰問團女演員丁治江向他獻了紙做的紅花。這些情景，包括給戰士們送慰問袋，挂紀念章，以及贈送各連禮品、支隊錦旗，我都拍下了照片。會後我們在噶爾昆沙停留了一周，進一步深入各機關座談通路，征求意見，并由三人組成的演出隊演了兩場節目，一人帶來的放映機放了多次電影。此外，還組織了籃球比賽，甚至開了交誼舞會。這一下，讓阿裡支隊的指戰員和分工委的地方幹部們着實歡樂了幾天。
慰問團還要繼續向南走，不僅要拜訪噶本政府的上司，也還要去慰問普蘭官兵。為此，孫德富政委和賀景福參謀長陪同前往，藏北運輸指揮所參謀長田武也留下了一支小型駱駝隊，馱着送給普蘭的物資、慰問品，仍然保障慰問團一起同行。我們騎馬鑽進了密密地紅柳樹林，先走到那布羅小兵站休息，第二天才到了阿裡首府噶爾昆沙——也即著名中外的噶大克。我們下馬卸馱子，搭起帳篷駐下，自已拾柴草和幹牛糞來燒水做飯。次日上午，走過一條小河，就到噶本政府的那一排石頭壘的土房子中，拜會了當時的代理噶本，也就是阿裡專員。他的住宅兼辦公室也就三間房子大，正面貢着佛像，兩面都是地毯卡墊。孫政委通過翻譯股長土化瑛介紹了慰問團的團長、副團長，并互贈哈達後，慰問團也将準備好的毛主席像、《人民畫報》，以及茶葉、白糖等物送給了噶本政府，并表示了對廣大藏胞慰問之意。接着代理噶本請慰問團吃藏式筵席，在那長條桌上擺滿了 20 多盤各種暈素菜肴，其中有從印度出産的幹果，也有像粉絲一樣的魚翅。我們除吃了一小碗加了糖的酸奶外，就是每人一小碗尖尖的白米飯。飯後，他們還請來了兩位藝人，一男一女像是夫妻，先踏着木闆跳踢踏舞，後表演了藏胞古老歌舞。總之，這次會見氣氛友好熱烈，讓我們開了眼界。
在噶大克我們還看望了在那裡工作的阿裡外事處，記得他們大門上安着大喇叭，可以向來這裡進行貿易的農牧區藏胞和印度、尼泊爾商人進行大陸對外政策的宣傳。同時，我們也慰問了駐守在那裡的支隊特務連一個排，并和他們進行了一場籃球友誼賽。當時慰問團人手不夠，把我也拉上去打了一場球。第三天，我們在兩個藏兵的護送下接着出發，途中休息吃幹糧時，我也吃了藏兵的風幹生羊肉。當晚走到松加沙宿營後，兩位藏兵完成任務回去了。我們有土化瑛股長等藏族幹部帶路，經過門士牧區、巴格草原，仰望了阿裡神山岡仁波欽的晶瑩雪峰，瞻仰了聖湖瑪法木錯的浩瀚風光，也欣賞了鬼湖蘭卡錯的藍天白雲，又經過納木娜尼神女峰的腳下，而後才經噶爾東的佛寺村庒，下到喜馬拉雅深山谷中的阿裡南部重鎮普蘭宗。這次長途跋涉又走了6 天，我們騎馬快，每天都等駱駝隊到來，才能搭帳篷做飯。晚上閑着無聊，便聽文工團演員鄭策說書，大家圍坐在慰問團的大帳篷中，聽他說武俠小說《三俠劍》。孫政委和賀參謀長，還有那個田參謀長都是積極分子，每晩必到。一次說書到十點鐘，大家被熱鬧的武打場景吸引了，孫政委帳篷中的蠟燭倒了，燒壞了被子。大家忙着滅火後，孫政委竟诙諧地說：“鄭策，你說火燒方家集，結果燒了我被子。我今天無法睡覺咋辦？”鄭策則回答：“誰叫您光聽書，未管住蠟燭！今晚您就蓋我的皮大衣睡吧！”由此可見，孫德富平易近人，沒有首長架子。我們相伴來回走了上千裡路，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到了普蘭宗，第一連的戰士們敲鑼打鼔歡迎慰問團，并把慰問團首長和孫政委攙扶着爬上了山頭上的軍營。那裡氣候較好，有新鮮蔬菜，孫政委建議慰問團慢慢進行工作，好好調養一下身體。是以，我們除爬上山頂拜訪了普蘭宗政府和賢柏林寺廟外，還在山下宗本家中參加了宴會，觀看了藏胞表演的熱巴舞。同時還上唐尕國際市場去參觀購物，當時禁止銀圓外流，不許買大件東西。但我還是買了一個香港造的手電筒和一條意大利造的毛毯，因為我很需要用這些東西。以後，孫政委說：“慰問團同志來阿裡不易，可以訂購一塊進階手表和一支派克筆”，我當時參加了登記，但始終未見到東西。最後，我儲存的半年工資 200 塊銀元被田參謀長借走，說給運輸指揮所買了布匹等物，當我們又走了兩個月，回到桑株鎮時，僅還給了我 200 元人民币了事。
1954 年底，孫德富曾騎馬 40 天，沿馬泉河和雅魯藏布江上遊，曆盡艱險到達拉薩，參加了西藏軍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他回來時，乘汽車沿着剛修好的青藏公路，繞道青海和河西走廊又回到新疆。當他向新疆軍區和南疆軍區彙報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議後，又 帶 了 一 批 援 藏 幹 部 ，于1955 年 5 月再次随駱駝大隊傳回阿裡工作崗位。當時，孫德富妻子張降仙，是西南軍政大學配置設定來的女幹部，她也千裡跋涉，忍受風寒，來到阿裡高原支援孫政委的工作，但因身體不适，要生小孩時才調下山去工作。
到了 1957 年，孫德富在阿裡邊防線上戰鬥已 5 年，他被選為中國共産黨“八大”代表。當他得到開會通知，騎着騾子急忙向新疆趕路，大會己經開幕。為此，董必武在代表資格審查報告中說“：還有一位代表正在途中”，說的就是他。當孫德富從喀什乘飛機到達北京時，大會即将閉幕，總算代表新疆邊防部隊的廣大黨員投了毛澤東等上司人神聖的一票。
1962 年冬，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後，他被任命為新疆軍區康西瓦前線指揮部政治部副主任。1953 年，我們曾在葉城一個國小中相處過幾個月，見過幾次面。1954 年前線指揮部撤銷，他又回到四師十二團當過政委。1955 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财貿政治部時，孫德富被調去任主任。他在烏魯木齊工作多年，深入基層，聯系群衆，大力加強政治說服，為地方經濟建設做出了貢獻。以後多年我再未見過他，但他的音容笑貌仍深深留在我的腦海中。
孫德富大約在十年前逝世，因為南疆軍區政治部曾給我來過一個電話，問孫德富在我們部隊任過什麼職務，說他病逝了要發唁電。我告訴了這位老首長曆任的職務後說：“他還是出席我黨‘八大’的代表”時，電話中“啊！”了一聲說：“這個情況很重要，我們要加到電報中去，以表示對孫德富同志深切地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