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過去幾個世紀的曆史，我們可以觀察到一個顯著的現象：美國在經濟和戰略層面連續三次戰勝了其重大對手。
最初，英國曾是美國的強勁對手，兩國間不乏激烈的沖突，但美國在十九世紀後半葉成功超越了英國的經濟地位。進入二十世紀，美國憑借龐大的經濟體量和盟友的支援，擊敗了德國和日本，進而從歐洲列強手中接過了全球上司權。二戰結束後，美國迎來了最為強大的對手蘇聯，然而克裡姆林宮的隕落标志着蘇聯的失敗，美國再次穩固了其霸主地位。
關于美國的成功，人們衆說紛纭，有人認為是因為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和豐富的自然資源，有人歸因于先進的制度和意識形态，還有人提及了地緣政治的機遇和移民的貢獻。然而，一個常被忽視的關鍵因素是全球三次工業革命對美國崛起的巨大推動作用。
“工業革命”實際上更貼切地被稱為“産業革命”，其背後核心驅動力是技術浪潮。第一次工業革命由蒸汽動力技術引領，美國作為追趕者迅速崛起；第二次工業革命以電力和内燃機技術為主導，美國在這一階段與歐洲列強并駕齊驅；第三次工業革命則以晶片和軟體等資訊技術為核心，美國成為了無可争議的領先者。
第一次工業革命始于18世紀60年代，當時美國仍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盡管曼徹斯特的工廠已經濃煙滾滾，但美國還在向西擴張的征途上辛勤耕耘。然而，獨立戰争後，美國開始系統性地引進和模仿英國技術，雖然英國曾試圖封鎖技術，但最終未能成功。到1870年，盡管美國經濟總量尚未追上英國，但人均産出已接近英國的76%。
第二次工業革命在19世紀下半葉拉開帷幕，電力和内燃機技術成為核心驅動力。這兩項技術的許多重要專利誕生于歐洲，尤其是英國和德國。然而，美國在完成南北戰争後大力發展這兩項技術，并在1900年後加速實作電氣化。到1940年代，美國制造業産能已經超越了整個歐洲。在随後的二戰中，美國工廠以驚人的速度生産戰争物資，如每10分鐘就能下線一架B17轟炸機，最終憑借強大的工業實力擊敗了日本和德國。
第三次工業革命始于1950年代，也被稱為資訊革命。從半導體到PC機，從數字通信到網際網路，美國引領了幾乎所有的創新。在這個過程中，歐洲和日韓逐漸失去領先地位，而蘇聯則全面落後，最終影響了其生産力和軍事實力。1991年，美國利用資訊技術為核心的海灣戰争向蘇聯展示了巨大的差距。
如今，正當美國與中國這一新戰略對手展開博弈之際，OpenAI的ChatGPT等AI技術的突破預示着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到來。全球精英階層普遍認為，AGI技術将成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核心驅動力。雖然這一觀點并非絕對正确，但根據過去三次工業革命的曆史經驗，如果第四次工業革命确實爆發，美國無疑将充分利用這一“新武器”來實作其戰略目的。
在此之前，中國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已經追趕美國數十年，并确立了追趕者的标準：充分吸收前一輪科技革命的成果，并在目前一輪科技革命中緊跟領先者。在大多數誕生于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産業中，如鋼鐵、鐵路、汽車、化工、電力和電器等制造業部門，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生産和出口國；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的新興産業，如網際網路、數字通信、智能手機、移動網際網路和人工智能等，中國也緊跟世界潮流，即使在最薄弱的內建電路領域也在努力追趕。
然而，AGI技術的出現為這場科技競賽帶來了新的挑戰和機遇。曆史再次站在了一個轉折點上。美國作為一個既有過追趕經驗又有過打壓經曆的國家，會如何運用其曆史經驗來應對新的挑戰？而中國又應該如何應對這一突如其來的技術變革？我們将通過一系列關于“技術浪潮與國家競争”的文章來深入探讨這些問題，并重點關注以下幾個關鍵議題：
- 超越之路：技術革命如何助推美國實作三連勝？
- 競争之巅：資訊革命中美兩國的實力對比如何？
- 未來之戰：面對新技術浪潮，美國将如何應對？中國又将如何應對？
本篇文章将首先探讨第一個議題。
01
在1789年獨立建國之後，美國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并非如何追趕英國，而是——是否應該效仿英國的發展模式。
這在今天看來或許有些不可思議，但當時确實存在這樣的分歧。美國國内分為兩派，一派以開國元勳托馬斯·傑斐遜為代表，他秉持“道德治國”的理念，擔憂發展制造業會破壞社會道德，是以主張将美國建設成一個以自耕農為主體的、田園牧歌式的農業國家。
另一派則以美國第一任财政部長亞曆山大·漢密爾頓為首，他描繪了一個工業化社會的藍圖：建立中央銀行、促進市場統一、鼓勵勞動分工、扶持制造業，并通過關稅增加财政收入。按照現代視角，漢密爾頓可以被視為一個堅定的“工業派”，他對美國後續幾百年的國運産生了深遠影響。
這兩位在美國曆史上都享有崇高地位的人物，在私生活方面卻各有瑕疵：傑斐遜雖提倡自由平等，但身為種植園主的他擁有衆多奴隸，甚至與黑人女奴有染；而漢密爾頓則因性格沖動，與副總統伯爾發生決鬥，最終不幸身亡。
盡管漢密爾頓的離世帶有戲劇性，但在他去世之前，已經見證了“工業派”逐漸占據上風。
工業化的誘惑對于美國來說無疑是巨大的。政府渴望工業化帶來的财政和稅收增長，軍隊希望擁有工業化生産的先進武器，商人則夢想通過工業品擷取巨額利潤。除了農民階層外，美國社會的各個階層都被“富國強兵”的前景所吸引，紛紛站在了漢密爾頓一邊。
傑斐遜的路線并非毫無道理，美國當時擁有廣闊的未開發土地，依靠農業确實能讓國民過上相對舒适的生活。然而，工業化的吸引力顯然更大，甚至連傑斐遜本人也逐漸被其吸引。在後來的“路易斯安那購地案”中，傑斐遜利用漢密爾頓建立的國家信用體系，融資購買了龐大的土地面積。
美國早期工業化的路線圖，基本上遵循了漢密爾頓在1791年提出的《制造業報告》。報告中的核心原則包括：通過獎勵或補貼支援本國工業；利用關稅等貿易手段保護本國企業；鼓勵引進海外人才和技術。簡而言之，就是産業靠扶持，貿易靠保護，技術靠引進，人才靠吸引。
這些雄心勃勃的計劃自然引起了工業革命先行者英國的警覺。英國采取了嚴密的防範措施，如禁止紡織業熟練勞工離開英國、限制前往北美的乘客攜帶圖紙和零件、對竊取技術機密者實施嚴厲懲罰等。
作為一個“追趕國”，美國如何突破這一困境？簡而言之，它采取了各種手段，包括利用工農業價格差異增加财政收入、通過高額關稅保護本國産業、鼓勵工廠主模仿和抄襲英國先進技術，并吸引了一批工業間諜前往美國。
其中，被譽為“美國工業革命之父”的薩缪爾·斯萊特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年輕時在英國一家棉紡廠工作，掌握了從機械到工藝的所有秘密。後來，他僞裝成農民，成功躲避了英國海軍的搜查，抵達美國後建立了美國第一家現代化的紡織工廠。盡管他在英國被視為“叛徒”，但這并不妨礙他成為擁有13家工廠的億萬富翁。這種财富效應激發了更多人的熱情，無數人帶着英國的制造業機密橫渡大西洋來到美國。
當時的美國社會充滿了創新和創業的氛圍。1831年，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通路美國時感歎：“整個社會就像一座巨大的工廠。”而《專利法》的出台更是激發了全民的創造熱情。馬克·吐溫發明了自粘便簽本并大獲成功；總統林肯也在業餘時間發明了增強船隻浮力的裝置和一種不太實用的“蒸汽犁”。
馬克·吐溫在《亞瑟王朝裡的美國人》中描繪了那個時代美國人的形象：“我不懂什麼詩情畫意，我父親是鐵匠，叔叔是獸醫，我繼承了他們的手藝。我去了那些偉大的工廠……學會了制造各種東西：手槍、加農炮、鍋爐、引擎。任何能夠節省勞動力的機械，我都學會了。”
當時的美國社會景象可以用一個現代詞彙來形容——“全民創新，全民創業”。在這樣的氛圍下，美國經濟迅速崛起。從1800年到1850年，美國的實際GDP年均增長率達到了3.7%；同時人口也迅速增長，從1790年的390萬增加到1860年的3150萬——這是歐洲人口增速的4倍，全球平均人口增速的6倍。
盡管有人可能會認為，經過一個世紀的狂熱追趕，美國必定能夠超越其昔日的宗主國英國。然而，事實并非如此。
美國在1776年獨立時，其GDP約為英國的三分之一。但經過一個世紀的努力，直到19世紀70年代，美國的GDP總量仍未超越英國，人均産出也僅達到英國的76%。相較之下，中國在21世紀初的經濟追趕則顯得更為迅猛，從2002年GDP僅為日本的三分之一，到2010年便實作了與其并駕齊驅的壯舉。
背後的原因不容忽視：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其影響力之深遠、實力之強大，堪稱恐怖。它憑借工業國對農業國的絕對優勢，在全球範圍内進行擴張，最終僅有22個國家幸免于英國的侵略。19世紀，英國的殖民地遍布全球，面積達3367萬平方千米，占全球陸地面積的四分之一，統治着數億人口。在經濟總量和人均産出上，英國始終保持着對美國的壓制。
此外，一個鮮為人知的事實是，美國的經濟奇迹也離不開與英國的“外部循環”。
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斯（Douglas North）曾深入剖析，指出美國早期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源于英國對原材料的巨大需求，尤其是棉花。具體來說，美國南方的棉花種植商大量向英國出口棉花，這一貿易占據了美國出口總值的半壁江山。随後，他們用賺取的外彙購買東北部的工業品和西部的農産品，進而拉動了整個國家的經濟。
政府同樣嚴重依賴這種“外部循環”。以1812年英美第二次戰争為例，美國試圖通過禁運英國工業品來打擊其經濟，但結果卻适得其反。不僅未能撼動英國的經濟地位，反而導緻自身關稅收入銳減，聯邦财政陷入困境。到了1814年，美國政府甚至出現了違約情況，連軍饷都無法按時發放，最終不得不依靠國際借貸來維持國家運轉。
為了擺脫對英國的依賴，美國需要進一步解放生産力。幸運的是，在19世紀最後幾十年，美國迎來了第二次工業革命。這次革命中的三大創新——電力、鋼鐵和内燃機——成為了推動美國崛起的最後動力。
02
今日，愛迪生的照明技術、卡耐基的鋼鐵帝國以及亨利·福特的T型車在全球範圍内享有盛譽，但值得注意的是，電力、鋼鐵和内燃機等關鍵技術的誕生地并非美國，而是歐洲。
在電力革命的浪潮中，英國人詹姆斯·焦耳為機械能與電能的轉換奠定了理論基礎，意大利人亞曆山德羅·伏特發明了電池，而英國科學家邁克爾·法拉第則在1831年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發電機。法國的皮克西進一步推動了交流電發電機的發展。
内燃機的曆史同樣充滿歐洲的智慧。從早期的發明到最終的完善，英國、法國和德國在其中發揮了主導作用。德國工程師卡爾·本茨在1879年末成功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汽油内燃機，并在1885年推出了搭載内燃機的現代汽車。這一創新标志着現代汽車時代的開端。
在鋼鐵行業，1856年英國人亨利·貝塞麥發明了轉爐煉鋼技術，而德國的卡爾·西門子則發明了蓄熱爐工藝，後被法國人皮埃爾-埃米爾·馬丁改進并投入規模化生産，形成了著名的“西門子-馬丁”工藝。這一創新引領了鋼鐵行業進入廉價鋼鐵時代。
盡管歐洲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貢獻了大量的基礎創新，但最終最大的受益者卻是美國。以鋼鐵行業為例，1870年，美國的鋼鐵産能還相對有限，但美國企業迅速引入歐洲先進的冶煉方法，并敢于大規模擴大産能，使得克利夫蘭、伯利恒、芝加哥、匹茲堡等城市成為著名的鋼鐵生産中心。到1913年，美國的鋼鐵産量已經超過了歐洲的總和，占全球份額的近一半。
汽車行業也展現了相似的趨勢。盡管法國和德國的汽車工業與内燃機一同誕生，擁有奔馳、标緻、戴姆勒等知名品牌，但在大規模生産制造方面，福特、通用等美國公司更勝一籌。到了1920年，美國生産的汽車數量接近全球總量的九成，平均每五個美國人就擁有一輛汽車，而英國和法國則遠遠落後。
在電力領域，美國不僅擁有一批傑出的科學家和發明家，如愛迪生、威斯丁豪斯等，而且更擅長将新技術轉化為消費品。白熾燈、冰箱、空調等電力應用産品在美國得到了廣泛應用，催生了GE、西屋等電器巨頭。同時，美國還擅長将電力技術應用于工廠，大幅提升了制造業的效率。
進入電力時代後，工廠的動力源從蒸汽機或水力轉變為電動機，使得生産環境得到了顯著改善，同時也降低了工廠的複雜度。美國在電力技術的普及和應用上取得了顯著成就，從1902年到1929年，美國人均發電量增長了11倍，電價下跌了80%，電力驅動的工廠比例從5%飙升到1939年的90%。
電力、鋼鐵、汽車等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核心技術都具有明顯的“規模效應”特點，即規模越大，成本越低，效率越高。美國通過對這些新技術的瘋狂投資，大幅提升了制造業的效率，使其在全球制造業中的份額從1870年的23.3%提升至1910年的35.3%，而同期的英國則從31.8%降至14.7%。
英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的落後并非偶然。多年來，英國享受了工業革命的榮光，其工業資産龐大，既得利益集團頑固，導緻對新技術的擁抱力度遠不如美國。英國固守于舊的“煤炭-蒸汽”技術路線，未能及時将發展重點從紡織、煤炭等舊産業轉移到汽車、電氣、化工等新興産業上。例如，1865年英國通過的《機動車法案》嚴重阻礙了汽車工業的發展，直到1895年才被廢除。相比之下，美國的企業家們則更加敏銳地捕捉到了市場的新趨勢，勇于創新，推動了經濟的飛速發展。
在電力技術的運用上，英國顯然遠遠落後于美國。電動機相較于蒸汽機所展現出的顯著優勢，使得美國迅速采用電力技術來革新其工廠。以福特在1908年在密歇根州建立的高地公園工廠為例，這座工廠自建發電廠，工廠中的房間内布滿了電動機，實作了“能源電力化”的革新，極大地提升了生産效率。這座工廠的年産量甚至超過了美國其他所有汽車公司的總和。
相比之下，英國的工廠仍然充斥着各種蒸汽機。并非英國工業界不願擁抱電力技術，而是其國内電力基礎設施的建設嚴重滞後。諷刺的是，盡管英國當時是全球資本最為充裕的國家之一，但海外殖民地的高回報率吸引了大量投資，導緻對國内基礎設施的投資不足。然而，電力、鋼鐵、汽車和化工等行業恰恰是需要“規模經濟”效應的産業。
英國經濟學家Leslie Hannah在回顧曆史時深感痛心，他指出：“在1914年，英國最大的三家制造業公司均為外資企業：位居榜首的是英國西屋電氣，它是美國西屋公司的子公司；緊随其後的是湯姆森—休斯敦公司，它是美國通用電氣（GE）的子公司；而位居第三的西門子兄弟公司，則是德國西門子的分公司。德國西門子雇傭了超過8萬名勞工，而當時沒有一家英國制造業企業的員勞工數超過1萬。”
美國鋼鐵大王卡内基在通路英國後寫道：“舊有的帝國如蝸牛般緩慢前行，而新生的共和國則像鐵路快車一樣疾馳。”
在歐洲國家中，德國和蘇聯在電氣化方面取得了相對較好的成績。尤其是德國，它也成功抓住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機遇，實作了工業實力的快速崛起，在一戰前便超過了英國。盡管一戰後德國工業遭受了協約國的嚴重削弱，但納粹上台後德國再次暴增産能，鋼鐵、煤炭、鋁、電力和汽車等産量均僅次于美國。
然而，德國面臨的最大問題在于與美國和蘇聯這兩個工業巨頭對抗。最終，所有的積累都在波音B-17轟炸機的轟炸下化為廢墟，日本的結局亦是如此。在1945年之後，無論是戰略對手還是地緣盟友，美國産業的所有競争對手均被清除，隻剩下蘇聯這一最後的對手。
曆史總是充滿戲劇性：在冷戰鐵幕拉開的兩年後，世界上第一根半導體在貝爾實驗室成功點亮，開啟了全新的電子時代。
03
1976年9月，一個震驚全球的事件發生了：一架蘇聯的米格-25戰鬥機，原本是用來截擊美軍轟炸機的頂尖戰鬥機，卻意外地從海參崴起飛後，降落在了日本的函館機場。這架被譽為“狐蝠”的戰鬥機，曾以其卓越的高空高速性能聞名于世，但令人驚訝的是，在對其進行深入拆解研究後，美軍發現其内部航電系統竟鮮有半導體，取而代之的是大量陳舊的真空電子管。
這一發現不僅揭示了米格-25在航電技術上的滞後，更映射出蘇聯在半導體及內建電路工業領域的顯著落後。這種技術上的滞後不僅局限于軍事領域，民用領域同樣如此。例如，蘇聯生産的電子管彩電，相較于西方同類産品，體積龐大、發熱嚴重，甚至到了連小偷都避之不及的地步。
然而，回溯到冷戰初期的1950年代，蘇聯的科技實力并非如此不堪。1957年，蘇聯成功發射了世界上第一顆人造衛星“斯普尼克1号”，這一壯舉令全球震驚，尤其是美國，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和挫敗感。這一事件被稱為“斯普特尼克危機”，它讓美國決策層深刻認識到，如果不集中力量發展科技，隻依賴商業公司，未來将難以與蘇聯競争。
面對這一挑戰，美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形成了一套獨特的科技創新體系。一方面，政府積極介入前沿科技的探索，成立了如NASA（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和DARPA（美國國防部進階研究計劃局）等超級機構，投入巨額資金，推動了一系列重大科技項目的實施。這些機構不僅專注于航天領域，還涉足了衆多能夠捍衛美國霸權的技術領域。
DARPA的成立尤為引人注目。其使命是防止類似斯普特尼克發射的科技突破再次發生，同時針對美國的敵人創造科技突破。DARPA在推動科技創新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如GPS、氣象衛星、語音界面、網際網路、個人電腦等衆多技術突破，都直接或間接得到了DARPA的支援。這些技術不僅塑造了現代世界，也為美國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除了政府的積極推動外，美國還充分發揮了市場經濟的優勢，鼓勵科技成果向消費市場轉化，培育了一批商業巨頭。從半導體到個人電腦，再到網際網路和人工智能等領域，每一次技術突破都催生了新的商業機會和巨頭企業。這些企業不僅推動了美國經濟的繁榮，也為全球科技進步做出了巨大貢獻。
相比之下，蘇聯在科技創新和商業化方面則顯得力不從心。雖然蘇聯在某些科技領域取得了顯著成就，如航天和核能等，但在将科技成果轉化為實際産品和商業應用方面卻存在明顯不足。這導緻了蘇聯在科技領域的領先地位逐漸喪失，最終無法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競争。
總的來說，美國在科技創新和商業化方面的成功，得益于其獨特的科技創新體系和市場經濟優勢。而蘇聯的失敗則暴露了其在科技創新和商業化方面的不足。這一曆史經驗對于今天的科技發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在科技發展的浪潮中，內建電路的崛起催生了美國的Intel和德州儀器；大型機的繁榮讓IBM成為了行業的領軍者；PC機的問世推動了蘋果和微軟等企業的興起；企業軟體的蓬勃發展孕育了Oracle和Adobe等市值超千億美元的巨頭；數字通信的革新讓高通、思科和摩托羅拉站在了行業的前沿；網際網路的普及則讓雅虎、亞馬遜、Google和Facebook等公司各自引領風騷；智能手機的革命再次讓蘋果煥發生機；而人工智能的崛起則讓英偉達和OpenAI成為了全球矚目的焦點。
每當一個科技巨頭嶄露頭角，美國的科技“夢之隊”便增添了一員大将，其整體實力日益增強。然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蘇聯的科技“精英隊”始終未能實作突破，其名單上的名字寥寥無幾。
在1980年代初，蘇聯的科研人員總數高達143萬，規模位居世界之首，研發經費占GDP的比例更是高達4.7%，遠超美國、日本和歐洲國家的2～3%水準。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的市場機制以及海外市場的封鎖，這些投入并未能孵化出能夠自給自足的科技巨頭。随着時間的推移，蘇聯的科研投入逐漸成為了财政的沉重負擔。
商業公司的科研實力能否與國家機器相媲美？以大型機為例，美國在1960～70年代主導了使用半導體的大型計算機市場。IBM憑借其System/360項目，投入了巨額資金和人力資源，最終成為了行業的領頭羊。而蘇聯在嘗試仿制IBM的System/360時，不僅硬體上照搬，連作業系統也進行了逆向工程。然而，這一努力并未能帶來預期的成果，反而使蘇聯在科技領域的差距越拉越大。
回顧曆史，我們可以發現，美國在追趕英國工業革命時采用的政策，蘇聯在追趕美國時幾乎全部照搬，包括仿造、抄襲、技術間諜、國家法案、财政補貼、貿易保護和人才引進等手段。然而，蘇聯在追趕美國的過程中，卻忽略了最關鍵的一環——市場。正如米塞斯所言：“在沒有市場的地方，即便是最出色的計劃和指令，也不過是空洞的文字。”
面對蘇聯的追趕，美國果斷加強了政府的财政投入，學習了蘇聯的“計劃”手段。然而，蘇聯在追趕美國時，雖然加強了政府的投入和計劃，卻無法模仿美國的“市場”手段。最終，這導緻了蘇聯在資訊科技領域的全面落後。
曆史對失敗者的評判是苛刻的。蘇聯在資訊時代留給世界的印記，幾乎隻有一款名為“俄羅斯方塊”的遊戲。這款遊戲誕生于1985年，其背後蘊含的隐喻深刻：正是那些一點一滴積累起來的錯誤，最終導緻了蘇聯的失敗。
04
回顧1780年的美國，僅有三台蒸汽機，而現今，這片年輕的大陸已躍升為全球科技領域的翹楚。經過兩個多世紀的演進，美國經曆了從“追趕者”到“領跑者”的華麗轉身，期間不乏與競争對手的較量與超越。
作為一個曆史短暫的新興帝國，美國既有過奮力追趕的曆程，也有過打壓追趕者的經驗；它曾在直道上領先，也在彎道中實作了超車。在這個過程中，美國積累了豐富的戰略智慧，對于如何應對下一個挑戰者，其工具箱裡的政策已然駕輕就熟。
每當美國面臨戰略對手的關鍵時刻，技術革命似乎總能為其送來“及時雨”。在内燃機和電力技術的推動下，美國成功追趕了英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美國構築了龐大的産能，應對了德國和日本的挑戰；而當蘇聯成為其主要對手時，資訊革命又恰逢其時地拉開帷幕，為美國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
在AGI（人工智能通用化）似乎即将開啟第四次工業革命之際，我們能從曆史中汲取哪些智慧？
首先，市場經濟和商業創新是推動科技發展的關鍵動力。商業公司在每輪技術浪潮中都扮演着主力軍的角色，而美國無疑是培育商業巨頭的佼佼者。作為追趕者，堅定走市場經濟之路，鼓勵技術創新和财富創造，是邁向成功的必經之路。
其次，政府對于科技的扶持和投資同樣至關重要。美國政府在科技發展中始終發揮着重要作用，無論是作為追趕者、并進者還是領先者，都毫不吝惜地對科技進行投資。然而，随着蘇聯解體，美國對于政府補貼研發的态度發生了變化，但這種變化不應成為追趕者模仿的模闆。
第三，對于潛在的技術革命，我們不能抱有僥幸心理。英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被美國超越，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新技術的不夠重視和存量資産的束縛。雖然AGI的突破尚未完全證明，但我們不能是以放松警惕，應提前做好應對和準備。
最後，堅持開放和學習的态度是不可或缺的。美國在其發展曆程中，始終保持着對外部世界的開放和學習态度，無論是引進先進技術還是借鑒他國經驗，都為其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援。作為追趕者，我們更應如此，積極向西方學習，不斷提升自身實力。
當然，這些經驗要發揮作用的前提是追趕者本身具備足夠的戰略實力。中國在資訊革命的前半場雖然有所落後，但經過改革開放和多年的努力，已經逐漸縮小了與美國的差距。在AGI浪潮中，中國需要繼續緊跟死咬，避免在關鍵時刻被對手拉開技術代差。同時，我們也需要了解美國在科技領域的實力，以便更好地制定應對政策。這将是我們在未來文章中要探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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