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剛相貌并不十分出衆，但是，身材苗條，相貌清秀，英文流利且天資聰穎，全身心地投入文學事業中。
她在自己負責的文學版面刊登散文和詩歌，同時，她自己也寫詩，還發表了很多文章，包括短篇小說、報告文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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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她曾搜集了有關1942年日本入侵浙江的第一手資料，被美國陸軍武官認為，是迄今為止他發現的最好的報道。
她是一名左翼分子，但并不是公開身份的共産黨員，事實上，是一名“編外”幹部。共産黨敦促她保持黨外身份開展工作，避免與共産黨建立任何公開的聯系。
但是，從她給自己改名便可知她對共産黨的忠誠顯而易見，她在離開燕京大學時改名“楊剛”，“剛”字意味着有“鋼”的性格（斯大林的陰魂！）。
對于威爾士《中國的觀點》以及林語堂的《吾國與吾民》的看法，我們首次達成一緻。
正如她在8月份寫給我的信中提到：
“我認為，中國人在生活中的堅持可以解釋一些事情……我們中很少有人自殺……也很少有人有懶惰的習性……我們無法輕易而徹底地西化。
我們适應但不會全盤吸收……我們重‘現實’而輕理論……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追溯到它的經濟背景。
在我看來，如果以上分析都成立的話，他們必須作一些改變……怯懦、麻痹、卑微、缺乏見識，切實講究實際壓倒了富有想象力的現實主義，易妥協而無原則，對傲慢的獨裁主義卑躬屈膝。
在中國人民真正站起來之前，所有這些惡習都必須被革除。這也就是我所說的，複興中國，首先需要掙脫我們身上所有的枷鎖。”
這是1920年五四運動時期的見解，我們可以聽到很多有影響力的思想家的聲音，包括陳獨秀和魯迅。
不論是在文化還是價值觀方面，楊剛都欣然徹底地接受了當代中國革命背景下的文化思潮和價值觀念，因為，她成長于軍閥混戰時期，目睹了舊社會内部的種種弊病。
事實上，她是一名嚴肅認真、專心緻志的觀察員，審視着中國的舊社會，并緻力于對其進行改造。
我們繼續保持着見面、讨論或是書信交流，她從内部為我分析知識分子的複雜性，包括他們對于當權者的習慣性依附，作為道德批評家的職責，他們為保持人格而作出的抗争，以及他們需要一種服務人類的理想。
對我來說，種種這些的讨論，簡直就是上天的恩賜，能有這樣的朋友實在是一件幸事。
在駐外事務處，我最親密的朋友是菲利普·斯普勞斯。他是美國南方人，德行上堪稱楷模，審慎而充滿智慧，是一位心地善良的正派的單身漢。
當我準備為楊剛申請拉德克裡夫獎學金時，菲利普以及鮑貴思女士都寫了相關的證明信表示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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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楊剛獲得獎學金，前往美國學習。《大公報》的發行人、政治學派的中堅分子胡霖幫她辦理了護照。
在與龔澎和楊剛的對話和通信中，我發現，這兩位女士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知識知之甚少。她們都畢業于燕京大學，對于曆史唯物主義了解的程度和對英國文學的了解差不多。
她們關注創新性的表述，同時，也關注物質生活水準的提高。她們是馬列主義者，忠于共産黨并接受其上司。但是，這種信仰在本質上是注重實用的，因為個人單獨行動的力量是微弱的，必須團結起來才有力量。
沒有超理性的奇迹，也沒有與生俱來的教條思想，更沒有超凡入聖的救世主，或是轉世重生的神人，但在我看來，她們是中國“傳教士”，能夠改變更多的人并使其加入她們的隊伍當中。
一旦成為朋友，我發覺自己也受到左翼分子的影響，而我個人也喜歡相應地對其施加影響。這既是個人行為的，也是政治層面的互動。
喬冠華帶來了劇作家夏衍，在孫夫人（宋慶齡）家裡，我結識了她的德國助理安娜·馮·克萊斯特·王（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王炳南的夫人）。
孫夫人十分坦率，她對于近期頒布的中國人沒有護照不準乘坐軍用飛機的規定，表示極大的關注。即使隻是在國内換個環境，她都不被當局允許離開重慶，更不用說去國外了。
她問道，如果特務看到我來拜訪她會怎麼想呢？我對她說，我還知道人民的處境比她更糟。
（我剛出來的時候就發現有個男人蹲在一邊監視我。）
……像孫夫人這樣身份的人，能夠對一位傍晚來訪并天真地希望幫助她的人表露出一種凄婉動人的感謝之情，實在讓人備受鼓舞。
［據說，戰後，她乘坐美國空軍指揮官蘭德爾将軍的飛機傳回上海。］
約翰·戴維斯和埃裡克·塞瓦賴德先是被迫跳傘降落在北緬甸的娜迦部落，後經過長途跋涉傳回阿薩姆邦，最終來到重慶。
在重慶，我們辦了一場晚宴，在晚宴中我們表達對重慶當局的失望。大使館的菲爾·斯普勞斯和吉姆·潘菲爾德、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埃裡克·塞瓦萊德以及我偕同龔澎和喬冠華一行，來到冠生園飯莊，舉辦了一場愉快而鋪張的盡可能公開的宴會。
遺憾的是，沒有其他客人在這裡用餐，倒是很多特務在此蹲點并記錄車牌号。
龔澎和喬冠華夫婦真是令人賞心悅目的一對，但是，他們充滿了宗教式的革命熱情并随時準備為此而獻身。
之後，他們四處被跟蹤，當他們與人說話，警察就會出現，恐吓那個人。這讓我想起了在上海的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由于長期受到警察的尾随跟蹤而神經衰弱。
不同之處在于，這對夫婦某一天可能真的會憑空消失，對此，我們公然表示抗議。
這是美國人對中國國内政治的擔憂不斷加深的症狀。我們中沒有人表示支援共産主義，我們隻是希望可以正常地接受政治的反對派，而不是被迫接受某一政黨的獨裁。
這種此起彼伏的運動，很快使美國的政策發生分裂。但這隻是主要的中國現象的一個分支，天命使然。從本質上看，共産黨并沒有颠覆我們并偷走天命。相反，首先是蔣介石必然失去天命。
1943年，正是蔣介石集團走向末路的開端。
另一處政治示威的地點則是蘇聯大使館，他們在十月革命勝利紀念日舉辦了公開參觀日活動。
重慶蘇聯大使館舊址 圖檔來自網絡
蘇聯大使館位于最高山頂處一座宏偉壯觀的公爵宅邸中。在這裡，有分開的通向鬧市區的南北兩條路。
當你登上頂端俯瞰，景象尤為壯觀，可以看到位于長江中間的沙洲上的中國航空公司的飛機起降跑道。
我們一行人從大使館出發，穿過擁擠的人群來到蘇聯十月革命勝利紀念日的會場。當時，基輔剛剛被攻克（已被蘇軍收複），時間非常巧合，但是蘇聯的新聞參贊嚴肅地告訴我，這一切不是特别安排的。
宴會上沒有傳統的魚子醬，倒是有很多當地的美酒和點心，在一樓的6個大房間裡擠滿了人，大約有1000人，其中很多人是面容憔悴的左翼分子。
這些人激動地互相問候，也和我們打招呼。因為，我們覺得既然都在蘇聯大使館，是以，我們也可以比在重慶市滿是特務的大街上表現得偏左一些。
像這種場合，遠不是一般的社會活動，而是真正的政治活動，每位到場的人士都是政治人物。
周恩來的秘書陳家康，是個極度興奮的小個子，但是思維雪貂般靈活，他不常見地大聲跟我打招呼，因為，當時董顯光正巧從我身邊經過。
孫科博士繞過桌子走過來和我握手，和我聊了很久，并表示明天會給我送去一些東西，但實際上，第二天并沒有送來。他那樣說，大概是因為我當時正和王世傑（另一位國民黨部長）談話。
何應欽将軍也同樣過來和我握手。
随着我離開中國返美的時間不斷迫近，我發現，我在日常工作中也越來越偏向于反對派。我借用羅斯福夫人的專欄标題，記錄如下：
1943年10月25日，星期天，我的一天。起床後我拒絕了廚師為食堂增加5000元膳食費的要求（膳食費如今已經升至每餐95法币）。
随後，我悄悄地溜過泥濘的街道，去拜訪我的共産黨員女性朋友龔澎，她最近出版了一本小冊子，其中記錄了共産黨反抗國民黨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是由極其精美的白紙印刷而成的，在當時如何出版這樣的作品，簡直就是一個秘密。
她給了我幾本小冊子，其中一半内容由她本人翻譯成英文。随後，這位令人敬佩的傳教士解釋道，國民黨特務機構認為，她散發了很多小冊子給外國人，正計劃随時綁架她，是以，她不能經常離開總部。
我向她保證，作為她的追随者，我一定會為她制定保駕護航的措施。
例如，上周，她的姐姐龔普生（1936年獲燕京文學學士學位，于1942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宗教學碩士學位，曾與羅斯福夫人共事）帶着一箱子的藥物和衣服來到昆明。
為了不留下共産黨人士的印記，她将藥物和衣服轉交給恰好也在昆明的《紐約時報》的通訊記者布魯克斯·阿特金森。
随後，布魯克斯·阿特金森将這一大包東西轉交給美國大使館的海軍醫生，這位醫生又帶着這些物品乘坐軍用飛機來到重慶，将其轉交給《時代》、《生活》以及《财富》雜志的通訊記者白修德。
白修德又将這些物品送到美國出版物服務社，之後，會有收件人将其取走，而物品收件人要取走物品必須每一步都要嚴格遵照法定程式。
由于史迪威将軍的一位副官前來邀請她外出用午餐，于是，我便離開了這位年輕小姐的那間飽受老鼠侵害的堡壘，踏着泥濘的道路原路傳回。
路上，我注意到一位年輕而無經驗且穿着制服的特務偷偷從監視我們的茶館溜出來，在我前面閑晃，等着我從他身邊通過。
于是，我作出更加悠閑而無所事事的樣子跟在他的後面走走停停，最終他完全停下來，我也停下來，然後，他轉過身來傳回去找下一個跟蹤目标。
随後，我去見了中央研究院的一位領袖人物，他很堅定地對教育部以及其出台的政策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同時，他希望我不要對局勢完全喪失信心。
王炳南夫婦在重慶舊照 圖檔來自網絡
之後，我及時地趕回來與謝偉思以及王炳南夫婦共進晚餐。他們深入地介紹了小黨派的情況，一直到晚上10點鐘，我用汽車将他們送回家。甘肅産的汽油将金屬制的汽車氣泵腐蝕出一些小洞，于是，我們不得不花4500法币重新換了一個新氣泵（也是二手的）。
這裡生活的主題似乎就是物價與革命。我與菲利普·斯普勞斯一起宴請了國民參政會的共産黨員董必武老先生和周恩來的秘書陳家康。
前者說着令人費解的方言，後者則思維活躍，不時會冒出一個新想法。
為了驗證他們的說法，第二天早上，我又去走訪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戰區黨務處。周三與蔣介石的首席日本問題專家共進晚餐，于是，我在想，周四我應該拜訪共産黨人士，這樣才能保持大緻的公平而沒有偏見。
很不幸的是，我在中國并沒有與謝偉思有太多的接觸。1935年在北京的時候，我們幾乎就沒有碰過面，而在我1942年到達重慶時，他已經離開這裡，一直到1943年末才傳回。
我發現，他是與中國人民接觸最多的一位美國官員。雖然我對其暗中寫給高思和史迪威的報告并不知情，但我們的感受是一樣的。
在1942年至1943年間，我比其他許多中國問題專家在中國經曆了更多的事情，于是，我很快将自己的見聞記錄下來，并當作應提供的資訊，發送給相關人員。
然而，我的經驗還是很不足的。我并沒有單獨面對面地和普通群眾接觸，甚至也沒有和學生有過太多的交談。我在正式場合所結交認識的人都是官員和其他行政人員，交談也必然是流于表面的。
除去我個人的觀察以外，我與朋友們共同的經曆也間接地幫助我對事情作出基本的了解和評估。
而我的朋友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接受過西方教育的追求自由主義的教授們，我們于30年代初期在北京相識，如今是再次重逢的老朋友；
另一類是一些年輕的作為左翼分子的新朋友，他們也是西方教育在中國的産物，而如今則成為共産主義的擁護者并為之奮鬥。
随着1943年的時間慢慢推移，我逐漸意識到，作為老一輩的自由主義者，他們所扮演的角色是權力的輔助者而非掌控者，是以，他們并不能起到上司作用。
而另一方面，年輕的左翼分子雖然不夠強大，但是他們充滿希望且足智多謀，也許有機會在未來有所發展。
我的這兩類朋友都在與當權者進行着殊死鬥争，我将他們視作道德英雄。
令人好奇的是，普通群眾并不是這場鬥争的主力軍。例如，四川的農民通常都過着富足的生活，而河南的農民卻處于饑餓的邊緣。
但在我狹窄的視野内，政治鬥争并沒有涉及他們，而是僅限于統治階層内。
目前問題，在于蔣介石的統治面臨着巨大的困難，比如通貨膨脹，他對此似乎束手無策。當時，法币與美元的官方兌換率是20∶1，而黑市的匯率更是高達400∶1，導緻那些渴望幫助中國的美國人被迫袖手旁觀，而無法施加影響改變什麼。
我們發現，那些本應由國民黨來做卻并未做好的事，如今在共産黨地區得以實作，包括掃盲運動、小型工業生産合作社、農村動員以及婦女解放運動等，所有一切都處于革命的背景當中。
相反，蔣介石信任的是他的組織機構，包括CC系和戴笠上司的軍統機構。他們力圖通過鎮壓反對意見來達成表面的統一，然而未能如願。
其獨裁統治與恐吓威脅的方式毀掉了政府在上層愛國分子心中的合法性。官員的腐敗，并不能赢得同樣腐敗的機會主義者的忠誠。這是一個悲劇的程序，中國的内部已失去控制，外部力量又鞭長莫及。
而極力排外的思想也源于那些過分敏感的愛國人士的羞恥感。對于外國的援助，比如我長期努力幫助西南聯大的教授，他們卻認為是在幹涉内政，是一種新的帝國主義入侵方式，妄圖漸漸地擺布中國。
按照儒家的觀點，受惠于人而無法回報是對一個人自尊心的打擊。一個人需要一種新的超越自我及儒家思想的态度，而不應在意面子問題甚至清高地拒絕互惠互利。
他們是如何看待我們的：《大公報》的文學編輯、一位很好的觀察家曾說，走在中國的大街上，普通老百姓認為，那些外國人是頗受恩寵、生活富裕的一類人，是以，中國人會嫉妒并很容易由于彼此之間懸殊的财富差距而轉為憤怒。
同樣，中國人對于本國的财閥也抱着如此的情緒。然而，作為個人，我很能了解他們的心情，如果我處于同樣的情況也會有如此的反應。
但是，這樣的情況會繼續存在，因為中國的物質水準依然無法趕上美國，長此以往，可以預見一定會出現很多麻煩。
我将整理行裝回國，是以我将自己的見聞，再次整理并寄給阿爾格·希斯。
柯裡并不太關注中國，我沒有得到過他的回複，而亨培克位高權重，總是一副公事公辦的樣子，我也不便直接給他寫信。
作為亨培克的助理，阿爾格顯然是我與華盛頓聯系的最佳人選，同時，我也給威爾瑪發了一份副本：
親愛的阿爾格：
距離我上次寫信已經很久沒有聯絡了，如果現在我不用更寬闊的視野來描述，可能是不得要領的概括論述。
在我來到這裡期間，我逐漸對時局有了更多的了解。同時，我也相信目前的形勢越來越糟糕，而根據我所掌握的情況，恐怕形勢會發展到最糟糕的情況。
就目前而言，我認為中國在戰後極有可以會爆發嚴重的内部政治動蕩，因為如今的政府使其陷入了“原始的法西斯主義”情形中。
他們隻是一個政治小團體，卻頑固地牢牢抓住權力，并希望借助工業化來成為永久鞏固其統治權力的工具。而他們的思想又過于保守，無法保持與時俱進。
例如，顯然工業化将會進一步擾亂作為國家經濟主體的農業的發展，但是我發現并沒有任何政治領袖制定任何有利的土地方案，隻是放任如今的情況繼續惡化。
同時，在工業化的程序中，通訊的發展為農民大衆提供了與新型的西方社會接觸的機會，但是，掌權的政治家根本無暇顧及大衆教育的普及項目，事實上，他們并不相信這一套——如同以往統治過人民的少數統治階層一樣對百姓不信任。
簡言之，中國群眾受到現代工業生活直接而有力的沖擊的日子即将到來，如今的國家上司人，例如掌權的政客根本無法了解這一點，他們僅僅看到工業化促進其權力的一面，而不了解其影響社會的一面。
而且，他們并沒有任何社會規劃。西方科學的公式與古代中國的美德，根本無法應對目前的情況。
由于沒有任何切實可行的想法，他們唯一的選擇，就是依靠武力來維持現有狀況，如今他們就準備這樣做。
遍地的特務和新聞審查制度，就是最好的證明，如果美國的武裝和軍事力量也能被其充分地吸收和利用，他們也一定會利用其作為鎮壓的手段。
笃信獨裁主義的組織者們，還可利用日漸帶有仇外色彩的民族主義作為一種統治手段。
如今，與少數政府職員保持友好的聯系也越來越困難了，我傾向于相信，大概是委員長下達指令反對與外國人有過多的接觸。
目前，在野黨人與國外的接觸使其收獲頗多，而我相信左翼反對派尤其會發現很多他們自己與美國人的共同之處，而大多數美國人也都願意與他們保持聯絡。
左翼反對派包括中共黨員和知識分子。前者公開身份立場并受到國民黨恐吓，後者是大量的不接受共産主義但贊同對新聞審查制度與特務系統持批評态度。
事實上，在過去的一年中，當局正在實施“遺棄知識分子”的計劃，一些曆史學家将其看作大革命爆發的前兆。同時，我也能夠證明，從前很多堅定的反共親美派的自由主義者以及大多數的美國人，如今卻持有與共産黨一樣的觀點。
我并不認為，一向更為客觀的共産黨員會認為他們發起的運動，近期就能取得顯著成效，或是通過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喚醒農民。
但是，他們的重要性遠遠不是以其目前的數量或力量來衡量的，因為他們是唯一有組織的少數派的反對團體。
對于外國人來說，他們将自己描述為理想主義的改革者。而越來越獨裁暴虐的當局，毫無疑問隻會被告知試圖将自身與外國人隔絕。
不幸的是，他們無法阻止外國人與反對派的接觸，最終其仇外的政策驅使我們都投入到反對派的懷抱。
我相信，很多國民黨人士對美國朋友的批評态度感到不快，就像許多德國人與日本人被卷入了一場變革中，而這場變革将其帶入無法預見和不希望看到的處境中。
盡管如此，我對此并不擔心，因為我已經逐漸對中國的政治家性格形成了極低的評價，在我看來，幸好他們隻是一群毫無道德的機會主義者，而非宗教狂熱分子。
目前，這個國家甚至不具備法西斯主義的品質，因為人們一直隻是為了生存而抓着每一根稻草，是以，絕不會輕易放手。
這裡所謂的品質是一種忍耐和頑固，并非我們所說的勇氣，如今我們面臨的情況已經糟糕至極，而這恰恰也是開創新局面的好時機。
我比任何時候都确信，當我們找到這些好人時，應該盡力幫助他們，讓壞人至少不能從我們這裡吸取脂膏而發展壯大。
從以上所述，你應該明白為什麼我并沒指望與華盛頓對話，因為我已經發覺國民黨正努力阻止反對派與美國人的接觸，而讓那些允許接觸美國人的中國人建立起假民主的愛國陣線。
在本質上，文明化的美國士兵的詛咒聲與中國官方代表的裝腔作勢之間，我們很難向美國大衆解釋清楚目前中國的混亂景象。
而一旦我的朋友将我這些秘密的評論完全公之于世，那麼我将很快失去“中國忠實的朋友”的身份。
中國的問題是理念與理想的問題，而不是所謂的經濟學或技術的問題。如果政府或者高層人士能夠擁有一種真正的理想，他們自然可以通過帶領人民而掀起翻天覆地的巨變，但這些變化并不能鞏固加強其地位。
最終的結果是，我們必須等待某天一場偉大的中國革命爆發，不知道17号街的人們，聽到這些會作何感想呢？
我希望你也能來這裡。正如我之前所言，如果相關的負責人無法親臨現場而僅僅是通過個人經驗來開展工作的話，這是很不正确的、不理智的做法，同時，對美國對華政策的成功也有着相當大的危險。
對我而言，這種事情的發生簡直令人難以置信。我認為美國駐華機構的工作開展得很好，但考慮到資源有限且所有戰時機構均由大使館管理的混亂局面，我無法想象，華盛頓方面如何僅憑文字材料而不進行實地考察就能對其有全面而正确的了解。
永遠屬于你的費正清 重慶，1943年11月9日
1943年12月8日，我與多諾萬将軍一同離開重慶，雖然任期已滿，但是想要完全從中國的政治領域中走出來并非易事。
在戰時的旅行者們，常常需要幫助别人捎帶私人信件，周恩來的秘書陳家康找到我，希望我幫忙在印度投遞一封信。
同時，孫夫人也托我将一封信轉交給紐約的卡特夫人。作為朋友的信使，我可以避開審查制度，然而，卻逃不開戴笠機構的注意，因為他們早已在我的辦公室安插了監視我的冒牌服務人員。
事實上，多諾萬早已中斷了戰略情報局與梅樂斯以及戴笠的聯系，盡管如此，他們還是很友善地來到機場為我送行。但我剛離開，就有人謠傳我是因為與左翼關系過于親密，而被遣送回國的。
宋慶齡與史迪威在重慶舊照 圖檔來自網絡
1944年4月，早已回到華盛頓的我也聽到了相關的謠言，我利用研究分析處主任比爾·蘭格的一封信作為反擊：
“這種說法簡直荒謬至極，我們會盡可能地消除這樣的謠言……你在中國的成績卓越非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有效地推進了工作的進展。我并沒有看到你有任何超出指令的行為……你被召回華盛頓也僅僅是由于你在中國任職的期限已到。”
盡管如此，這并不能被戴笠所認同，在他看來，他可以憑空想象而給我編造出一系列罪行。
如今回想起來，我可以看出，我對中國左翼分子的興趣受到我的家庭影響，即傾向于支援受迫害者的自由主義觀點。
我的母親在她的姐夫吉爾伯特·羅伊的影響下，早已成為拉·福萊特一家的忠實朋友。
在我們的政治偉人中，參議員拉·福萊特和他的夫人貝爾·凱絲·拉·福萊特是受人尊崇的人物。他們為普通群眾争取權利和福利，反對大企業的既定利益。
這種反對現有權利而贊同民主權利的平民主義，最終促成了進步運動，而我在紐約的姨媽姨夫以及羅伊一家都參與到運動當中，欽佩埃瑪·戈爾德曼、林肯·斯蒂芬斯都是他們的親密朋友。
我曾于1928年在哈佛的自由社團見到過斯蒂芬斯。社團位于溫斯羅普街的一座老房子裡，如今是信義會教堂的所在地。林肯·柯爾斯坦還曾給在大廳繪制了工業機械主題的壁畫。
1928年，我代表自由社團與來自塔斯克基學院的一個小隊在特萊門特聖殿進行了有關種族雜居的主題辯論。其中的主力黑人發言代表理查德·赫斯特·希爾也成了我的好朋友。
10年後，迪克·希爾曾來到我們位于溫斯羅普街的房子住過一段時間。當時，他正在為揭露南方種植園中黑人染上肺部疾病的情況而鬥争。如果他還活着的話，他應該早成為人權運動的領袖了。
由于受此背景影響，我也準備與反對派一同反抗既定秩序，雖然我并不信奉任何主義學說，但我相信至高無上的法律和個人權利。
我認為，全面的改革是必需的，但并不是要改變包羅萬象的意識形态。然而，在中國，我清楚地看到改革變成愚蠢可笑的事，最終革命成為唯一的出路。
1944年，我回到華盛頓後，帶回的主要信念是：
中國的革命運動是中國現實生活中的内在産物，而CC系和戴笠的特務機構都無法将其壓制。要求解放農民的理想以及20年前五四運動時期繼承下來的科學與民主的理想才是群眾的愛國熱情和活力所在，蔣介石根本無法與其對抗。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信念源于共享真正信仰者的親身經曆，隻不過我并不是組織成員或是參與其中，在我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我對于革命也并無興趣。
在革命中，我隻是一個多管閑事的旁觀者，但我能夠感覺到革命的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