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業大省的後工業化演進 | 微觀視界

謝泓/文 在全球經濟結構調整浪潮中，作為中國制造業大省的廣東，正站在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結構調整，廣東作為“世界工廠”的地位面臨制造業企業“出海”的挑戰；另一方面，中國制造業全面更新也為廣東制造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與此同時，廣東正如火如荼地進行一場前所未有的社會動員——百縣千鎮萬村高品質發展工程（下稱“百千萬工程”）。廣東全省有122個縣（市、區）、1609個鄉鎮（街道）和2.65萬個行政村（社群），在全省領域全方位推動該項工作可謂是集一個經濟大省之力的大工程。

于2022年12月8日啟動的“百千萬工程”，是廣東省推動高品質發展的“頭号工程”。它以高品質發展為主題，以鄉村振興戰略、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主體功能區戰略、新型城鎮化戰略為牽引，以城鄉融合發展為主要途徑，以建構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新格局為目标，壯大縣域綜合實力，全面推進鄉村振興。

廣東的“百千萬工程”旨在拓展發展空間、暢通經濟循環，實作惠民富民、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推進廣東農業農村發展現代化，整體提升新型工業化、資訊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水準。

在經濟轉型的視窗期，“百千萬工程”加速了廣東在經濟與社會兩個層面轉型的探索和社會實踐，是經濟規律使然，還是有更深刻的社會意義與時代發展邏輯？筆者就此作一番梳理。

後工業時代經濟與廣東制造的新趨勢

目前，廣東制造業正全面沿着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綠色制造和數字化方向發展，與全世界工業發達國家的發展路徑大緻相同。這個路徑是全世界工業化國家的後工業化發展方向，除了制造業的高端制造，服務業和高新技術主導了經濟的發展，其特點表現為産業結構優化、創新驅動和可持續發展。

在工業化的經濟結構中，第二産業（尤其是制造業）在GDP中占據顯著比重。在就業結構方面，大量勞動力從事工業生産，工業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例較高。在技術水準方面，随着工業化程序，工業技術水準逐漸提高。

在後工業化的經濟結構中，從商品生産經濟轉向服務型經濟，第三産業（服務業）比重超過第二産業，成為主導。大多數勞動力從事服務業，技術階層崛起。技術邏輯是高新技術産業與資訊技術成為主要推動力，創新能力成為核心競争力。

後工業化是工業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後的産物。而在數字經濟時代，資料成為新的生産要素，随着大資料、雲計算、人工智能等技術的應用，傳統産業也因為數字化逐漸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發展。數字産業成為主導産業，數字經濟也成為後工業化時代發展的新趨勢，并将推動人類社會從工業化時代向後工業化時代，再到數字經濟時代的轉向。

約從2015年起，廣東的第三産業就開始超越第二産業。2023年廣東GDP三産的比例分别為4.1∶40.1∶55.8，意味着第三産業成為推動廣東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而在廣東經濟中領先的廣州與深圳兩市，其第三産業的GDP占比分别達到73.3%與62.3%。2022年廣東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3.2%，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重達29.9%，反映出高端制造業在廣東省經濟中的重要地位。2022年廣東省數字經濟增加值達到6.4萬億元，占地區生産總值的比重達49.7%。這一比重在近年來持續上升，表明數字經濟已成為推動廣東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高端制造業逐漸取代傳統制造業成為主導産業，提高了廣東省經濟的整體競争力。無論是地區生産總值中第三産業的比例，還是高技術與數字經濟在經濟中的主導作用，都在顯示出廣東正處于從工業化到後工業化的發展階段。

後工業時代的社會發展邏輯

後工業化社會有幾個顯著特征：首先，後工業化社會更加注重人的全面發展和生活品質的提升，強調個人價值和社會責任；其次，人才成為社會核心要素，社會尊重創新和創造價值的個體，為科技創新和産業更新提供人才保障；再次是社會文明的進步，社會更加注重社會公平、教育公平、醫療保障等，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和幸福感。

促使工業化向後工業化轉變的物質條件主要包括經濟結構轉型、科技創新和可持續發展等方面。文化條件則包括價值觀念、社會因素和文化創新等。這些條件互相作用、互相促進，共同推動工業化向後工業化轉變。

技術發展推動了生産效率的提升、商業模式的變革、以及管理模式的創新，為後工業文明的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文化創新有助于打破陳舊的封建文化傳統，釋放人們的創新精神，為推動工業化向後工業化轉變提供新的思路和動力。

與後工業化發展相伴相随的是後工業文明的發展。後工業文明被視為對工業文明的反思，它關注并試圖解決工業文明帶來的環境污染、資源枯竭、社會不公、人類異化等問題。

工業文明的發展加劇了社會不公現象，資本的集中、對勞動力的剝削使得社會階層分化加劇，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勞動者在追求效率的過程中，逐漸失去了人性尊嚴，成為生産線上的螺絲釘。人類與自然的關系被異化，人類過度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導緻生态系統失衡，人與自然的關系日益緊張。

後工業文明強調經濟結構、職業分布以及理論知識與創新的重要性，這些都是對工業文明的一種反思和超越。

後工業時代，由于大多數勞動力不再從事農業和制造業，而是從事服務業，社會對服務業需求增加、對制造業依賴減少。佛山市艾樂博機器人股份有限公司有一個工廠中的房間叫“163工廠中的房間”：1個人做6個人的活拿3個人的工資，員工都是90後、00後，工作狀态非常積極活躍，人均工資是普通工廠的兩到三倍；企業優化供應鍊與排單系統，實作靈活制造，競争力全方位提升。

後工業社會中，職業分布以技術階層的崛起為特征。随着服務型經濟發展，工作重心轉向辦公室、教育機構和行政部門，制造業也出現“白領職員”，科學家和工程師等科技人員成為後工業社會的重要支撐。東莞一家做除塵裝置的企業，超500名員工中工程師占比接近60%。後工業時代企業的競争，不再是工廠，而是工廠背後的辦公室。企業老闆講，管勞工簡單，工程師怎麼管？這也是後工業時代企業管理的新挑戰。

這種經濟結構的變化導緻大量制造業生産轉移到了準工業國家或地區，原有工業化體系内部的城市居民擁有了更多的就業和生活選擇，就業機會結構發生變化，産業通常不需要大量的勞動力聚集，是以人們開始尋求更為宜居的地區生活。

從生産邏輯到社會邏輯、生活邏輯，從物質生活到精神生活。在中國現代的語境裡面，這就是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需求的展現。

廣東“百千萬工程”的曆史契機

實際上，在20世紀7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就開始了它們的後工業文明發展與“逆城市化”發展。

逆城市化，也稱為郊區化或反城市化，是指由于城市中心區人口過度密集、居住環境較差，導緻人口向郊區或鄉村地區遷移的現象。這種趨勢不僅涉及人口遷移，還涉及産業、資本、技術等生産要素的轉移。

在德國，“逆城市化”是城市化發展到較為成熟階段後的一種現象。在城市化率超過一定水準（如70%）後，城市人口增長開始放緩，甚至一些大城市的人口出現減少。人口從大城市和主要的大都市區，向小都市區、小城鎮甚至非城市區遷移。這一流動趨勢表現為城市中心人口減少，而郊區和小城市人口增加。

逆城市化是一個複雜的社會經濟現象，它更深入地反映了社會經濟和城市發展的變化。随着全球化和資訊化的發展，城市經濟結構和産業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一些傳統産業逐漸衰退，新興産業則蓬勃發展。這種變化導緻城市中心區的就業機會減少，而郊區或鄉村地區則成為新興産業發展的重要區域。

同時，随着交通和通訊技術發展，人們可以更加便捷地往返于城市和郊區之間，這也為逆城市化提供了物質基礎。

以德國為例，現如今人口超百萬的大型城市（如柏林、慕尼黑）已寥寥無幾，而郊區和小城市的人口占比已超過70%，并且每年還有大量人口流向城市郊區及鄉村。

盡管英國的城市化起步較早，但在近年也出現了逆城市化的趨勢。城市居民為了追求更好的居住環境和更高的生活品質，也開始遷往郊區或鄉村地區。主要原因便是城市中心的環境問題日益嚴重，如交通擁堵、空氣污染等，郊區或鄉村地區則提供了更為宜居的環境。

美國是逆城市化現象最為明顯的國家之一。自20世紀50年代起，美國城市郊區化程序加快，大都市内部的郊區人口增長速度遠超中心城市。據統計，1970年以後，美國大城市人口停止增長甚至減少，人口和其他資源的流向開始轉向中小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周邊的郊區小城鎮。

當然，并非所有發達國家都是“逆城市化”趨勢。日本雖然也提出了“逆城市化”的概念，并試圖通過獎勵機制鼓勵人口向小城鎮遷移，但東京作為首都仍然吸引了大量人口。據統計，日本有1.3億人口，其中3700萬居住在東京，這顯示出東京作為大城市的吸引力。

首爾作為南韓首都人口集中度更高。南韓總人口約5000萬，而首爾人口占全國的20%，即約1020萬。這意味着首爾不僅在經濟上占據重要地位，也是南韓人口的主要聚集地。

顯然，在亞洲文化圈裡面，就業機會、城市文化生活、教育機會、社會保障及為子女提供更好未來的觀念，仍然顯現出大城市的魅力。

筆者曾經在德國考察，發現該國很多企業都願意留在鄉村，很多科研人員更願意留在美麗鄉村從事研發生産。

為了配合後工業文明時代及鄉村振興發展，很多發達國家也充分利用其在工業化的積累，系統地支援鄉村振興。

法國作為歐洲傳統的農業大國，在二戰後實作了快速的工業化程序，為農業現代化提供了有力的技術支撐和物質基礎。法國通過實施“領土整治”政策，利用工業化帶來的資金和技術支援，對農村地區進行整治，促進了農村基礎設施的完善和農業生産的現代化，并通過發展“一體化農業”，将農業與工業、商業、運輸等産業相結合，形成利益共同體，推動了農業産業鍊的延伸和農産品附加值的提高。

荷蘭通過實施“農地整理”政策，對農業用地進行合理規劃和管理，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和農業生産的規模化水準。同時，在農業科技方面投入大量資金，通過科技創新提高農産品的産量和品質，增強了其農業的國際競争力。荷蘭農産品出口額達到1000億美元，居世界第二。

日本提出“六次産業”的概念，以農業為基礎，形成集生産、加工、銷售、服務一體化的完整産業鍊。因“1+2+3”等于6，“1×2×3”也等于6，故名“六次産業”。“六次産業”全方位提升了農業效率，為鄉村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工業基礎、交通設施、資本積累、技術積累、市場化營運是鄉村振興的重要支撐，包括加強農村道路、水利、電力等基礎設施建設。截至2023年年底，廣東全省農村公路通車裡程達18.35萬公裡；農村公路等級率和路面鋪裝率均達100%；超過1.6萬個建制村通雙車道公路，占比達83.5%，實作了村村通公路的目标。廣東全省高速公路通車總裡程達11211公裡，全省高鐵營運裡程約2764公裡，均居全國前列。

在此背景下，廣東省在制造業轉移、産業轉型、社會轉型的視窗期，提出鄉村振興的“百千萬工程”正是曆史的契機。

著名三農專家溫鐵軍教授指出，鄉村振興是應對全球化挑戰的壓艙石，他認為城鄉融合是推動鄉村振興的重要指導思想。

廣東“百千萬工程”與它的曆史使命

廣東在基本完成工業化的同時，城鄉二進制結構問題依然嚴重，城鄉差距仍在擴大，展現在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上。國民收入配置設定結構上的城市偏向，也加劇了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

在破局城鄉二進制結構問題上，“百千萬工程”希望通過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村的生産和生活條件，提高農民的生活水準；提升農村産業化水準，推動農村經濟的多元化發展，提高農村經濟的競争力；促進農民就業創業，增加農民收入來源，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而實質上，廣東實施“百千萬工程”是需要完成曆史賦予它的使命。

第一，就是破解城鄉二進制結構問題。這一問題看起來是城鄉收入差距問題，廣東省也曾經通過大量的扶貧政策、對口幫扶去解決，但存在鄉村振興可持續發展的問題。農村生産關系混亂，農村管理人才、經營人才、生産人才嚴重不足。日本所提出的鄉村振興，首先就是人才振興。如果單從經濟入手，是解決不了鄉村振興的可持續發展問題的。

廣東農村需要一次重大的社會建設。南韓的“新村運動”不僅改善了農村環境和農民生活，還培育了各種農村民間組織，大力興辦文化事業，倡導一種簡樸、環保的生活方式，引領了新的社會價值觀，是一場成功的農村改革運動。

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委書記顧耀輝在談及“百千萬工程”時候講，要聚焦“小落點”、着眼“小切口”、搭建“小平台”、注重“小細節”，通過這些具體行動來加快實作鄉村的全面提升和發展。

鄉村振興非常重要的展現是市場機制進村、人才進村、資本進村、文化進村。

顧耀輝強調鄉村振興要推進城鄉融合發展，注重生态振興和文化振興。他認為鄉村是傳統文化的根脈所在，也是都市人的精神寄托。是以，他提倡在鄉村振興中挖掘和呈現鄉村的美學價值，用美學将城市流量導入鄉村，進而帶動鄉村的人才振興和産業振興。

廣東“百千萬工程”鄉村振興的重點不是資金與資源，而是農村生産關系、村民與村集體主人翁精神問題、管理機制、土地、文化等等。中國農村治理，需要新的頂層設計，廣東可以向中央要政策。中國鄉村的治理，最終還是要從管理回歸自治，需要發揮鄉賢作用，用市場規律辦事，才能可持續發展。而文化究竟是什麼價值主張，需要沉澱和凝煉。

第二，在後工業文明、逆城市化與鄉村振興的趨勢遞進與主觀統籌中，需要引導幾個趨勢結合所帶來的優勢，也要非常注意這幾個趨勢背後的社會發展邏輯、文化邏輯。

從工業化的支配式勞動，到後工業時代人的全面發展，是一種新的價值觀，重視個體的不同選擇與取向，最終展現在對個體價值的尊重和如何發揮個體在技術創新、管理創新、産業創新中的作用上。後工業時代，個體不是被管理的，而是被激發、激勵的。

後工業化與逆城市化也都是一種時代觀念，它絕對不是一種簡單的經濟行為。如果我們的政策制定者，不能在文化價值上了解潮流、了解新的生活觀念與生産方式，僅是在簡單地将其了解為一些消費行為的基礎上開展民宿經營、戶外露營、自駕旅遊等等，就很難為鄉村注入可持續發展的原動力與活力。

浙江嘉興市長興縣的養老旅居産業就是了解了老年人的生活方式後構劃的鄉村振興模式。鄉村振興最重要的是人，對人生活方式的了解，對農村生活與生産方式的了解。每個鄉村，采取什麼樣的模式，一定是一村一策，浙江省提出來的發展模式是“智庫當師爺，市場當主體，村民村集體當主人，政府當店小二”，凸顯智庫策劃在鄉村振興中謀篇布局的作用，這本身也展現了後工業時代中人的重要性。

第三，鄉村振興與共同富裕社會的建設、與國内統一大市場的建設也有着深度的關聯。

首先，鄉村振興是實作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通過推動鄉村經濟發展，可以縮小城鄉差距、緩解社會沖突、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其次，鄉村振興是推動高品質發展的重要途徑。通過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提升農村産業化水準等方式，可以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和更新、提高經濟發展的品質和效益。比如鄉村旅遊與民宿産業的發展，就涉及到裝配式建築産業、泛家居産業、戶外産業、健康産業，可以給廣東的制造業提供更加廣闊的市場。

與此同時，廣東有條件成為國際、國内的消費大省。廣東省的GDP排名可以達到世界國家第十名左右。另據筆者測算，2023年廣東人均GDP大約是1.5萬美元，大灣區人均GDP大約是1.9萬美元，粵港澳大灣區人均GDP大約是2.3萬美元。世界發達國家的标準線是人均GDP2萬美元，發達國家最後一名的葡萄牙的人均GDP大約是2.6萬美元，可見粵港澳大灣區相當于具備了準發達國家的經濟水準。如果“百千萬工程”藍圖實作，廣東的農村将成為更大的消費市場，廣東經濟立足本土，也仍然可以保持中國經濟發展領頭羊的位置。“百千萬工程”也是廣東經濟發展的破局之舉，可以幫助廣東省從外向型為主的經濟體向以國内大循環為主體、國内國際雙循環互相促進的新格局發展，建構廣東省國内區域大市場，推動國内大市場的形成和發展。

套用溫鐵軍教授的話，廣東的“百千萬工程”才是廣東經濟全球化的壓艙石。隻有這樣，廣東才能同時鞏固國内與國際兩個市場，才能夠在全球經濟結構調整的浪潮中迎接挑戰、抓住機會、實作可持續發展。這是制造業大省廣東在工業文明主航道上的遞進，也是廣東在後工業時代經濟發展探索的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