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柱 | 為國之道 恃賢與民 一一讀《素書》有感

作者 李文柱

《素書》是兩千多年前秦朝世外高人黃石公密授張良的一部很短的傳世之作，被稱為“中國謀略第一奇書＂，全書隻有6章136句1336字。曆史上注釋解讀《素書》的人很多，宋代名相張商英作過釋評，清代王氏作過注解，當代學者陳伉、丁敏翔等人也都編譯出版過不同版本的《素書》。南懷瑾先生說：“《素書》是中國古代縱橫家的奇書，朝夕參研，處世、治事，都會有舉重若輕的奇效。”

我讀《素書》，深感書中充滿智慧和哲理，是中華文明前三千年赢得天下、治國興邦的寶典，也是人們修身處世、完善自我的結晶，它不因時空的久遠而失去對現實的指導意義，也不為篇幅的簡短而影響其普遍指導意義。我贊同有人所說：“書中格言形式表達的智慧，用之修身，可以明智益壽；用之治囯，可以位極人臣；用之經商，可以富埒王侯；用之軍事，可以百戰百勝。＂書中經典名句比比皆是，讀之無不受益多多，特别是對身居高位者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書。

黃石公作為秦漢時期著名的思想家、軍事家，是與鬼谷子齊名的半人半神的隐士，《素書》《三略》是他的代表作，主要為主政、主軍者所著，可謂字字珠玑，句句經典。僅舉一例，書中說：“夫為國之道，恃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則策無遺。＂意思是說，治理國家的最高原則，在于依靠賢人和群眾。信任賢人如心腹，對待群眾如手足，就不會失策。我認為，＂恃賢與民＂這四個字，正是其治國理政的思想精髓和規律總結，也是這部書的點晴之筆。

恃賢，就是依賴賢人。所謂賢人，就是有才有德、德才兼備的人。賢人所愛好、厭惡的情感與人民完全相同，想要選擇和舍棄的事物亦與人民完全相同。《素書》有言：＂安在得人，危在失士。＂可謂至理名言。

得賢人者得天下。一國一家之興衰成敗，歸根結底，是個得人和失人的問題。周朝開國元勳姜子牙是一位“武能安邦，文能治國＂的賢才，他輔佐周王父子消滅商纣，平定内亂，開疆擴土，促成了＂成康之治＂，被後人稱為＂謀略鼻祖，百代宗師＂。稱霸春秋的齊桓公并不是一個十分賢德的明君，隻是有了“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名相管仲的輔佐，使他成為春秋時代第一個霸主。秦始皇當年正是依靠王翦、李斯、白起、蒙恬等曠世賢才，橫掃六國，北擊兇奴，南攻蠻族，一統天下。漢高祖劉邦滅秦興漢得天下，依靠的是張良、韓信、蕭何等濟世之才，正如他自己所說：＂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裡之外，吾不如子房（即張良）；鎮國撫民，供給響饋，不斷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傑，吾能用之，此吾是以取天下者也。＂唐太宗李世民之是以得天下、創盛世，也是靠房玄齡、李靖、魏征等一衆賢人。

古人将賢才稱之為＂國之大寶＂，就是有經國濟世之才。凡為明主，都深知人才是事業的第一要務，無不求賢若渴。公元前309年，燕國内憂外患，兵弱國貧，人才奇缺，燕昭王便找相國郭隗商讨求賢之事，國王聽了相國的話，特地為郭隗修了一座宮殿，象弟子事奉老師一樣恭恭敬敬地聽郭隗講課，而且還親自端茶送飯，以示敬重有才之人，并在宮殿旁邊築一高台（即＂招賢台＂），把黃金堆在上面，準備随時奉送天下賢士，結果天下賢人從四面八方聚集而來，其中有一武将魁首叫樂毅，他親率燕國等5國聯軍攻打齊國，前後征戰5年，連下70餘城，把戰國7雄中軍力最強的齊國打得體無完膚，創造了中國古代戰争史上以弱勝強的輝煌戰績。

古往今來，推薦選拔優秀人才的辦法很多，諸如高人推薦，毛遂自薦；科舉考試，招賢納士；禮義相加，利祿相許等。還有大家耳熟能詳的齊桓公不顧一箭之仇得管仲，秦昭王三跪請教得範睢，劉備三顧茅廬得孔明等。擇其之要，在于“崇禮而重祿。＂時至今日，仍不失為有效之策。

曆史上因用宦官、＂小人＂而不用賢人招至國破人亡者也不勝枚舉。正如《素書》所言：＂親饞遠忠者亡。＂諸葛亮生前最擔心後主劉禅親饞遠忠而亡國，特意在《出師表》中告誡劉禅說：＂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是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人，此後漢是以傾頹也。＂無奈劉禅隻當耳邊風，完全聽信身邊宦官黃皓饞言，結果奸侫小人受寵，忠良賢臣疏遠，使諸葛亮一生心血付之東流，劉禅自己也落個“扶不上馬的阿鬥＂的綽号。唐玄宗李隆基早年英明勇武，頗有明君風度，創立了＂開元盛世＂的繁榮景象，但到了晚年昏庸霸道，隻圖享樂，荒廢朝政，朝中一切權力落入奸相楊國忠之手，終于引發了曆史上有名的＂安史之亂＂，把一個大好的唐朝搞得兵荒馬亂，不能不說與唐玄宗用人失誤有關。明朝朱元璋登基之後，為避免漢唐時的宦官之禍，下令在内宮樹了一塊＂不準宦官幹政＂的牌子，但從明英宗開始宦官漸露頭腳，标志是英宗最信賴的太監王振搬掉了朱元璋在内宮豎的牌子，破了明朝戒律，竊取權力，操縱朝政，最終導緻英宗被北方瓦刺所俘，敲響了明王朝的喪鈡。為什麼曆代王朝君主大都知道選賢任能的重要，而在實際操作中又有那麼多的＂遠賢親小＂呢？這大概是由人的“初心易得，始終難守”的本性所決定。古今英雄，善始者多，善終者少；創業者衆，守成者寡。

與民，就是造福人民。黃石公在《三略》中進一步指出：＂軍國之要，察民心，施百務。＂就是治軍理國的要領在于體察民心之好惡，知民所需，進而采取一系列措施順民心之所好，去民心之所惡。大陸古人深谙＂民為固本，本固邦甯＂，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民心所向，曆來是政治家、軍事家密切關注的晴雨表、“溫度計。”‘《素書》中說：＂根枯枝朽，人困國殘，＂認為腳之于人猶民之于君，人無腳不立，國無民不成，足為人之根，民為國之本。大陸曆史上有兩個很有名的農民出身的皇帝，一個是漢高祖劉邦，一個是明太祖朱元璋，這兩個開國明君之是以能在很短的時間内掃平天下，登上皇位，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深知民間疾苦，勤政為民，厚施于民，終獲天下。劉邦的四公子漢文帝劉恒是一個簡樸守業、一心為民的帝王典範，他在位23年，清心寡欲，率先垂範，不煩擾群眾，不勞民傷财，還帶頭縮減皇室财政開支，開放糧倉赈濟平民，特别是皇家喪事從簡，廢除了很多于民不利的陳規陋習，他以＂敦樸為天下先＂的作風赢得了群眾，進而奠定了漢初強盛的局面，在曆史上留下了＂文景之治＂的美譽。

曆史上，凡不＂以民為本＂者都沒有好下場。秦、隋兩朝盡管在初創時期都顯得強大無比，無敵于天下，但都因為大興土木，傷害群眾，而迅速滅亡了。秦始皇因築長城、建阿房宮和修皇陵，勞民傷财，政權僅維持了15年。隋炀帝在位20年，前後征用民工不下一千萬人，由于大量丁夫死于苦役，就抓婦女充當差役，使社會生産所必需的勞動力遭到嚴重摧殘，他最後被起義軍抓獲用繩子勒死。是以，李世民說：＂舟是以比人君，水是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曆代帝王幾乎無一例外，凡以＂民為國本＂者都盛，凡＂厚斂薄施＂者必衰。在中華五千年文明史中舉凡盛世，言必稱夏、商、周三代，三代都有聖明之君，中興之王，但曆史上最有名的暴君也恰恰産生在這三個朝代，那就是夏之桀、商之纣、周之厲。特别是長達791年的周朝和曆史上任何朝代一樣，兩周早期統治者勵精圖治，出現了政權穩定、經濟繁榮的局面，一掃殷商末期的陰霾景象，但到了西周周厲王執政時期，他是一個财迷心竅、蔑視民意的暴君，施行了很多與民争利的政策，遭到了人民的強烈反對，加上戰事頻繁，賦役太重，便爆發了勢如洪水決壩般的武裝暴動，到頭來落了個倉皇出逃、客死他鄉的悲慘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