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峰哥
引言
儒釋道三教融合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主體，元代是儒釋道文化深入互動交融的時期。
元代相容并包、兼顧儒釋道各方利益的經濟、政治及文化政策是儒釋道文化深度交融的重要推動力。
具體措施主要表現在國家稅收政策的優待、政治集團構成的均衡、禮樂祭祀制度的三家兼用等方面。
文學藝術是社會現實和曆史文化的載體，元雜劇是元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學藝術樣式，在部分元雜劇作品中可以看到元代儒釋道三教融合的曆史遺存和文化印迹。
一、元代儒釋道思想融合的曆史原因
元代統治者對儒釋道三家均有不同程度的經濟政策方面的優待。以國家稅收政策為例，據《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載。
“1219年，禅宗和尚海雲為他的佛教僧徒争得了一項免稅許可。1223年，蒙古宮廷又把這項特權授予道教長春派，後來，又授予其統治區内的主要宗教集團。”
在耶律楚才的建議下，1238年，元代戶籍制度中增加了“儒戶”一項。
“在這之前他就為儒士争取到了免除賦役的規定，同樣是以佛教徒和道士所受優待作的類推。這個新的戶籍類别劃分确實是給了他們好處，在當時是一個重要的政策上的巧妙考慮。直到一百三十年後元朝滅亡，這一規定一直在起作用。”
雖然這項政策未能徹底改變儒家知識分子在元代科舉廢止時所面臨的窘境，但卻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元代統治者意欲協調儒釋道三教關系的基本态度。
從元朝政治集團的構成來看，元朝統治者注重籠絡來自儒釋道三教的高參和謀士。例如，成吉思汗所信任的儒将耶律楚才、禅師海雲印簡、全真教道長丘處機等，都是融通儒釋道三教之人。
再如，忽必烈汗在未登上汗位之前，早在潛邸時期就已儲備了大量儒釋道三教人才。
除了儒釋道三教，忽必烈的潛邸中還有來自薩滿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猶太教、摩尼教、襖教等宗教的高參，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忽必烈汗的幕府彙聚交流，和諧共處。
從禮樂祭祀制度來看，盡管元朝的蒙古族統治者始終保有本民族原始薩滿教的信仰及祭祀儀式，但同時也吸收和接納了中原地區由宋朝延續下來的禮樂文化和祭祀儀式。
此段文獻中提到的忽必烈汗的寵臣劉秉忠，早年初學儒典，又學全真道，青年出家學禅，會通儒釋道三教，博學多才。
《元史》：“秉忠于書無所不讀，尤邃于《易》及邵氏經世書，至于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世祖大愛之，海雲南還，秉忠遂留藩邸。”
在海雲禅師的推薦下，劉秉忠先以漢傳佛教僧侶的形象随侍忽必烈汗左右，參與軍國大事。
後又奉命還俗，拜為光祿大夫、太保，參與上司中書省政事，為元代初年的建章立制做出了突出貢獻，被譽為“元朝的總設計師”。
元朝的祭孔儀式也是在劉秉忠的建議下得以恢複的。
忽必烈汗欣然采納了他的建議，從此使祭孔成為元朝的定制。
元成宗時，又加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在京師建立宣聖廟祭奠孔子，以顔子、曾子、子思、孟子等人配享，進一步提升了儒家在元代的社會政治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佛教儀式也曾走進元朝的廟堂宮廷。
1254年，忽必烈汗在潛邸接受藏地僧人八思八的灌頂，成為一名藏地密宗信徒。1260年，忽必烈繼承汗位，任命八思八為帝師。
“八思八把忽必烈汗等同于智慧佛文殊菩薩，并且按照佛教傳統歌頌他為宇宙之王。為提高他的派别和皇帝的聯系，八思八建議在宮廷儀式開始時采用佛教活動。”
雖然藏傳佛教隻是在元朝貴族階層流傳，中原群眾的佛教信仰依然延續着宋朝以來的以禅宗和淨宗為主的趨勢。
但藏傳佛教深入内地，也勢必與中原地區儒釋道三教文化發生一定碰撞和融合，進而使其中國化程度進一步深化。
元代的儒釋道三教也常有沖突和鬥争，但統治者對此多持調和的态度。例如，在忽必烈汗主持下，佛道二教曾圍繞《老子化胡經》的真僞展開辯論。
盡管道教因落敗而被下令焚燒除了《道德經》以外的所有經典，将之前強占的佛教寺廟歸還給佛教。
但忽必烈汗并沒有要求道教按照廷辯之前的約定，讓所有道士改信佛教，而是允許道教繼續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
廷辯慘敗後的道教，為了自身的生存，開始積極地向佛教示好，也更加主動地推動着儒釋道三教思想上的融合。
二、元雜劇置于三教合一背景下的研究
藝術是文化的載體，元雜劇是元代留給世人的藝術瑰寶，研究元雜劇中具有儒釋道三教合一因素的戲劇作品，有利于了解元代儒釋道融合狀況在戲劇領域的遺存和表現。
國内外關于元雜劇的研究成果頗豐，但關于元雜劇與儒釋道三教合一思想關系的研究成果甚少，僅有數篇論文對此進行了側面論述，尚未出現主旨鮮明的研究專著。
雖然直接相關的資料較少，但間接相關資料卻非常豐富。
學者們從元雜劇與儒家、理學、道家、道教、佛教、禅學、社會文化等方面的關系入手進行研究，并取得了相應成果。
代表性專著有周育德的《中國戲曲與中國宗教》（中國戲劇出版社，1990年版）、郭英德的《元雜劇與元代社會》（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康保成的《中國古代戲劇形态與佛教》（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等。
學者們分門别類的論述，為儒釋道融合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由于長期以來，元雜劇研究領域對元代儒釋道思想高度交融的文化背景的忽視，使得已有成果在研究内容上交叉重複，在作品分類和思想内涵上莫衷一是。
如今，将元代文學置于廣闊的思想文化背景中進行研究已成為元雜劇研究的現實需求。
在學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綜合哲學、文學、社會學、曆史學、文化學、美學等學科的知識。
對元雜劇中的儒釋道三教合一思想進行跨學科、綜合性研究，繼續豐富和拓展元雜劇研究領域，已經成為元雜劇思想内容研究的一種内在需求和研究趨勢。
将元雜劇作品置于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曆史文化背景中進行研究，有助于發掘蘊含儒釋道三教合一思想的元雜劇的文化價值及美學價值，實作此類作品的當代價值轉換。
若從文化符号學研究視角，則有助于深入挖掘此類雜劇作品的文化價值和美學價值，為中國傳統戲劇文化傳承及當代戲劇創作提供一定啟示。
三、元雜劇作品中的儒釋道思想融合印迹
元雜劇文本主要包括曲詞、賓白和科介三部分，而這三部分都是以人物形象塑造為中心的，分别是對戲曲人物的心理活動、語言場景、動作神情的刻畫和表現。
科介有時也用來提示舞台效果。因而，分析劇中具有儒釋道三教合一特性人物形象是探尋元雜劇中的儒釋道融合思想交融印迹必經之路，現略舉幾例，概述如下。
首先，元雜劇中具有儒釋道思想融合特點的儒家人物形象有《西遊記》雜劇中既是儒士文臣又是虔誠居士的虞世南，既慕道修仙又參禅修佛的武将尉遲恭。
《龐居士誤放來生債》中既是落榜書生又是道教中的注祿神李孝先。《花間四友東坡夢》中既有儒家入世理想又有佛教出世思想的蘇轼。
《山神廟裴度還帶》中因積德行善而改變橫死命運，最終成為宰相的裴度。
又如，元雜劇中具有儒釋道思想融合特點的佛教人物形象有《西遊記》雜劇中佛道二教共尊的觀世音，以“一半為國、一半為民”為取經目的的唐玄奘。
《龐居士誤放來生債》中學佛修禅而最終位列道教仙班的龐蘊。
《陳季卿誤上竹葉舟》中先習儒業，後又出家，禮敬道教仙人呂洞賓的終南山青龍寺和尚惠安。
再如，元雜劇中具有儒釋道思想融合特點的道家人物形象有《西遊記》雜劇中道教佛教供奉的華光天王，對佛教僧侶熱心相助的采藥仙人。
《龐居士誤放來生債》和《看錢奴買冤家債主》中的具有佛教思想的道教神仙增福神。
《邯鄲道省悟黃粱夢》中自幼攻習儒業，先是追求功名利祿而後一夢悟道的書生呂岩，即呂洞賓。
以上人物形象雖有自身主體文化特征，但均在不同程度上展現出了儒釋道身份兼具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由此，我們不妨來修正一下唐納此前的表達。
“這不僅僅是符咒才具備的能量，超越所謂詩，亦在所謂的詩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