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兼程走客鄉，瞻思代遠拜麻陽。平江起義興軍旅，湘贛籌謀鬥敵方。坐鎮延安良将統，調停中美智才強。紮根鐵道創基業，耿耿忠魂憾上蒼。今天，到驅車到麻陽，冒雨瞻拜了縣城中的滕代遠紀念館，和岩門鎮王代瑁坡滕代遠故居，收獲頗多。滕代遠是中國工農紅軍早期創始人，新中國鐵路創始者。畢生精力奉獻給了中國人民的解放和建設事業，功勳卓著。特賦小詩一首以示杯念。
湖南麻陽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産黨。1927年參加湘贛邊界秋收起義。1928年參加上司平江起義。曆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黨代表、紅一方面軍副政委、中共中央軍委參謀長、抗日軍政大學副校長、八路軍總部參謀長、晉冀魯豫軍區和華北軍區副司令員、鐵道兵團司令員。建國後，任鐵道部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是中共第七至十屆中央委員。
一，滕代遠：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首任主任
滕代遠，先後兩次進入新疆，曾任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首任主任。如今，座落于烏魯木齊市勝利路的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紀念館，已成為新疆著名的紅色旅遊景點。在中蘇合璧建築風格的紀念館内，俄式鐵床、木質沙發等陳設還保持着原有的布局，展室内陳列的一件件展品，見證了包括滕代遠在内的早期中共黨員們在新疆積極開展抗日救亡運動、支援全國抗戰等各方面做出的重大貢獻。
第一次入疆：接應中共代表
1935年底，由于種種原因，中共中央和共産國際的通訊聯系中斷。為了向共産國際彙報中國政局與黨的情況，得到共産國際的支援和幫助，中共中央于1936年初決定派鄧發代表中共中央去共産國際。4月13日，周恩來将這一決定電告在前線指揮作戰的毛澤東、彭德懷征求意見。4月20日，毛澤東、彭德懷回電說：“鄧發同志去蘇聯以快些動身在夏天到達并取得結果為好。”
1936年6月初，鄧發化名楊鼎華離開瓦窯堡去西安，于6月27日到達甘州。此後到9月上旬的兩個多月中，中共中央與鄧發失去了聯系。9月8日，洛甫又緻電王明說，鄧發已出玉門關到了安西，爾後又轉到敦煌。由于敦煌到哈密千餘裡無人煙，需要由哈密派汽車去接或寄入新疆的證件給他。後鄧發以甘肅民政廳委任的查災專員身份繼續前行。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團接到電報後即複電中共中央，派人到新疆去接鄧發。1936年9月，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團通知正在蘇聯學習的滕代遠準備回國，要他從蘇聯回新疆去接鄧發。
滕代遠接受任務，由蘇聯秘密赴新疆。先乘火車又改乘汽車，又托司機帶路，抵達中蘇邊境。在蘇聯紅軍的幫助下，由一位維吾爾族老人趕馬車送他到塔城。經蘇聯駐塔城領事打招呼，坐汽車到了迪化（今烏魯木齊），找到事先聯系好的一個民政廳長住下來。随後他找了新疆當局的外事處長王寶乾（又名趙實），打聽鄧發的情況。滕代遠在迪化住了一個多月，到約定的地方，不見鄧發到來，隻好又傳回蘇聯。原來鄧發到了甘肅邊境地區，不幸身染重病，不能繼續前進，待病稍好後，于10月16日由安西啟程繼續西行，一路曆盡千辛萬苦，于11月上旬才到達迪化，後轉赴到了莫斯科。
第二次入疆：援接西路軍
滕代遠回到莫斯科已是1936年10月中旬，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團又讓他再次赴新疆參加迎接西路軍的代表團。團長是陳雲，讓他擔任副團長，團員有李春田、馮铉（即何曉理）、段子俊。陳雲總負責，滕代遠協助之，馮铉作翻譯，段子俊負責電台，李春田管譯電。他們五人從莫斯科出發，坐火車到阿拉木圖，脫下西裝，換上蘇聯軍隊的棉襖，換車到霍爾果斯。這時，“西安事變”發生。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團讓他們停下來等候訓示。滕代遠等人住在蘇聯邊防軍一個營長家裡。正值隆冬季節，他們不能随便外出，每天便由馮铉給他們讀讀俄文報紙，聊聊天。當聊到西安事變時，段子俊、馮铉、李春田認為這一次抓住了蔣介石可大快人心了。可是滕代遠和陳雲認為，為了防止挑起新的内戰，團結一緻抗日，蔣介石不能殺。
1936年10月25日，徐向前、陳昌浩率領西路軍從甘肅省靖遠縣河包口（虎豹口）西渡黃河天險，向河西走廊進發，執行中央軍委打通國際交通路線，建立河西走廊根據地的戰鬥任務。1937年3月23日，中共中央電示左支隊：“團結一緻，儲存力量，前進方向是新疆或蒙古，設法去新疆。并将派陳雲和滕代遠去迎接。”4月下旬，李先念等率領西路軍左支隊餘部轉戰到新疆的星星峽。這時，在邊境等候四個多月的陳雲、滕代遠等人，由蘇聯進入新疆，以營救西路軍餘部為契機，多次與新疆邊防督辦盛世才接觸，正式建立了我黨與盛世才的統一戰線。
4月28日，陳雲、滕代遠帶着五十多輛大汽車，車上滿載着武器、服裝和各種食品前往星星峽。同行的有蘇聯軍事顧問、一個營的武裝部隊、一位邊務處科長、一位譯電員。在途中休息時，盛世才的顧問提出要解除西路軍左支隊的武裝，以免出事。陳雲、滕代遠商量後堅決不同意，說我們是去訓練幹部，是經過盛世才同意的，我們不幹涉其他事務，西路軍不能放下槍，放下槍不成了投降！經過鬥争，同意不交槍。
在星星峽，見到了李先念等西路軍的指戰員。繼陳雲講話後，滕代遠對大家說：我們是代表黨中央、毛主席來迎接你們的，你們辛苦了，受罪了，現在你們回到自己家裡了。當滕代遠和呂黎平（西路軍總部情報科長）握手時，站在一旁的李卓然向滕代遠介紹了呂黎平。滕代遠松開手後退一步，上下端詳着呂黎平說“:呂繼熙？不是呂繼熙嗎？”原來呂黎平叫呂繼熙，在滕代遠任中革軍委總動員武裝部部長時，呂黎平在軍委作戰科，經常接觸。
5月1日下午，西路軍左支隊四百餘人在陳雲、滕代遠帶領下，坐車出發。5月7日晚到達迪化，先住在西大橋的一個工廠裡。7月下旬，又遷移到東門外營房裡，對外稱“新兵營”。滕代遠和陳雲組織西路軍左支隊指戰員學習軍事技術、政治理論和科學文化知識。由于西路軍左支隊的大部分同志文化水準比較低，學習起來困難不少。滕代遠告訴他們，現在學習文化知識，是為了更好地掌握軍事技術，也是為了革命勝利。号召大家要像在戰場上沖鋒陷陣那樣，向文化進軍。
首任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主任
1937年前後，中國共産黨先後在南京、武漢、西安、蘭州等地公開設立八路軍辦事處。為進一步加強新疆工作，中共中央決定在新疆迪化設立八路軍辦事處。10月10日，八路軍總部代表周小舟自陝西乘飛機經蘭州飛抵迪化，同盛世才進行了多次商談，于1937年10月間在迪化南梁正式設立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中共中央決定滕代遠出任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主任。
1937年11月27日，陳雲和王明、康生同機離迪化回延安。滕代遠接任陳雲職務，擔任中央代表，主持八路軍辦事處工作。滕代遠除了辦好新兵營外，還幾次與盛世才和省政府進行聯絡、交涉，協商同意支援我八路軍羊皮大衣五萬件，汽車十輛，高射機關槍十二挺，子彈十二萬發。
1937年12月，黨中央令滕代遠傳回延安。12月底，滕代遠同西路軍的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煥、曾傳六、郭天民等從迪化坐飛機到蘭州，然後坐汽車，帶着4挺高射機關槍、2萬發子彈和400公斤西藥經西安回到延安。
二，陳雲滕代遠新疆星星峽迎接西路軍
通過學習滕久昕先生的《撲不滅的火焰》，使我對滕代遠同志的生平事迹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對革命先烈那種不屈不饒的革命精神産生了深深的敬意！
在北京參加一個西路軍“新疆新兵營”後代的聚會中，見到當年曾在新兵營汽車隊學習生活過的老紅軍李春林同志，身體依然健康，頭腦依然清晰，雖然年歲大了，仍然坐在輪椅上興緻勃勃的參加聚會，他給了我們年輕一代人巨大的鼓舞。
1936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會甯勝利會師，四方面軍的五軍、九軍、三十軍及總部兩萬餘人奉中央軍委訓示，西渡黃河。11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組成西路軍，并同時成立西路軍軍政委員會。成員有陳昌浩、徐向前、曾傳六、李卓然、李特（以上為常委）、熊國炳、楊克明、王樹聲、李先念、陳海松、鄭義齋等11人。陳昌浩主席兼政委，徐向前副主席兼總指揮，王樹聲副總指揮，李特參謀長，李卓然政治部主任。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正式成立。
西路軍在甘肅河西走廊一帶，同河東的紅軍主力之間的聯系被國民黨軍隊隔斷，行進中粉碎了國民黨二馬（馬步芳、馬步青）等部的圍追堵截，舍生忘死，奮戰頑敵，殺傷敵軍兩萬餘人，在彈盡糧絕、力竭無援的情況下，依然不屈不撓，英勇奮戰，為中國革命曆史譜寫了可歌可泣的壯麗詩篇。最後終因寡不敵衆，由西渡黃河時的兩萬餘人，銳減到二千餘人。
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對西路軍的狀況十分着急，早在1936年11月底，蘇聯首都莫斯科中共代表團駐地，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通知陳雲：“我們剛接到中央發來的一份緊急電報，紅軍西路軍在河西走廊遇到國民黨軍的重兵阻擊，連續作戰，部隊損失很大，形勢嚴峻，現正向新疆方向前進。中央訓示我們迅速設法從新疆接濟”。王明接着說：“中共代表團決定組織一個代表團前往新疆，負責接送武器和人員的任務。任命你為團長，有軍事才能的滕代遠為副團長，成員包括電台報務員段子俊、譯電員李春田和翻譯馮铉”。行前，共産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設宴招待了陳雲、滕代遠等代表團成員，并問他們有什麼困難，需要點什麼？陳雲和滕代遠提出西路軍進入新疆後缺少武器、彈藥。于是季米特洛夫通過聯共中央上司，答應送給他們九十輛坦克和九十門大炮。這個決定讓中國同志十分高興。
1936年12月8日，陳雲、滕代遠一行五人離開莫斯科高爾基大街的留克斯國際較高價的電梯大廈，乘火車前往阿拉木圖，與當地克格勃系統的軍人接上頭。在這裡脫下西裝，換上蘇軍的棉襖與皮衣，秘密到達蘇聯邊境霍爾果斯，等待進入新疆。父親在《我的回憶》裡寫到：我們乘火車到阿拉木圖中蘇兩國邊境，在蘇聯紅軍一個營長家中住下，過了四個月，不能出門，不能理發。陳雲這時鼻孔出血很厲害，送到醫院去住了半個月。回來後，陳雲發現大家很不習慣吃每天從駐軍食堂打回來的飯菜，商量後決定自己動手做飯。請房東夫人幫助外出買菜，滕代遠負責掌勺炒菜，偶爾還炖一鍋紅燒肉改善一下，李春田負責焖米飯，段子俊燒火，馮铉洗碗。不僅使大家改善了夥食，而且使這個小集體充滿着革命家庭的氣氛。時間長了有時也想看看電影，蘇聯内務部就派人接上他們五人去看電影，為了保密，偌大的電影院裡隻有這五位中國人。就在等待的時間裡，國内發生了“西安事變”，蔣介石被愛國将領張學良、楊虎城扣留。

1937年2月20日，毛澤東給彭德懷、任弼時、周恩來等人電報中指出：“西路軍已至極危險時候，其原因正如彭、任所述。如該軍失敗，則影響甚大”。1937年3月14日，西路軍軍政委員會由陳昌浩主持，在祁連山的石窩山召開團以上幹部會議，經過認真讨論，作出決定：（一）陳昌浩、徐向前離開部隊回陝北，向黨中央彙報西路軍情況；（二）所餘部隊分散在祁連山區打遊擊，儲存現有力量；（三）成立西路軍工作委員會，由李先念、李卓然、王樹聲、李特等7人組成，李卓然任書記。将三十軍餘部編為左支隊，由李先念、程世才、李卓然率領向西遊擊，總隊直屬部隊所剩的幾十名上司幹部随左支隊行動。将九軍和騎兵師餘部編為右支隊，由王樹聲、朱良才率領向東開展遊擊行動。當晚，西路軍左支隊在李先念、程世才、李卓然同志率領下繼續向西行動，23日到達一個叫塔實的村子，無線電老戰士宋侃夫、王子綱、劉寅、荊振昌、徐明德、賈善等人用手搖發電機發出微弱電波，千方百計和延安聯系，使用當時僅有的一部電台向黨中央請示：說目前剩下幾百人了，是進新疆還是到蒙古去？巧的很，電報一叫就通了。與黨中央取得了聯系，彙報了情況。這真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當日中共中央回電訓示左支隊：“團結一緻，儲存力量，前進方向是新疆或蒙古，設法去新疆，并将派陳雲和滕代遠去迎接”。消息傳開，全軍歡騰。左支隊研究後立即決定向新疆前進。3月27日，毛澤東、朱德、張聞天又緻電周恩來、彭德懷、任弼時，指出：“西路軍情況萬分緊張，他們東進西進都成不可能，有被消滅危險”。4月中旬左支隊出甘肅跨出祁連山，4月18日，在蘇聯邊境焦急等待的陳雲、滕代遠突然收到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團電報，要他們五人“急速前進，立即按原計劃到新疆接救西路軍”，“去趕上到星星峽的隊伍，以便回轉國内”。他們即刻整理行裝，準備出發前往新疆省會迪化（今烏魯木齊，後同）。

事情已經發生變化，從開始在莫斯科共産國際接收中央電報時訓示他們迅速設法從新疆“接濟”，到現在的“接救”表明情況十萬火急。父親回憶說：“接到訓示後和陳雲同志一同晝夜兼程向迪化進發。盛世才派了一個顧問，給了一輛汽車，給我們每人一件牛皮大衣穿在外面，羊皮大衣穿在裡面，共六個人一同到了迪化”。4月20日西路軍接到毛澤東、朱德同志訓示：“遠方（指共産國際）對于西路軍進入新疆轉赴遠方求學問題已決定了。為此，目前西路軍必須到達星星峽，他們（指陳雲、滕代遠等人）在該地迎候你們”。4月24日李先念、程世才等率領左支隊攻打安西縣城，與敵激戰一夜未果，逐退向紅柳園子時，途中又遭敵人騎兵的堵擊，一直尾追不放。西路軍在紅柳園與頑敵進行了一場最後的厮殺，部隊被敵人打散了，到26日晚僅有420人突圍。戰士們夜晚沿着電線杆一直往西走，忍饑挨餓于月底先後到達星星峽。
這些人員中有軍、師幹部十多人，團營連幹部約七十人，班排幹部很多，戰鬥員都是三年以上的老兵，黨團員有二百六十人左右，還有無線電專業人員、譯電員和醫生等技術人才約五十人。
星星峽位于甘肅、新疆交界處，是群山中間的一個峽口，自古以來這裡就是新疆通往内地的重要關口，也是古代絲綢之路的必經路口，到了星星峽就算進入了新疆。雖然是重要之地，實際上隻有幾十間黃泥土房，居住有二十幾戶農民。雖然是五月份了，天空不時還飄着雪花。
說到這裡有必要介紹一下新疆督辦盛世才。他曾留學日本，是東北軍的軍官，受到張作霖部屬郭松齡的賞識，再次被派往日本陸軍大學深造，回國後擔任蔣介石總司令部的作戰科長。1930年受聘進新疆，開始是個上校參謀，後任新疆邊防督辦公署參謀處長。1933年4月，使用武力奪取了新疆最高權力，自封為新疆“督辦”，當上了土皇帝。為了保持在新疆的統治，他僞裝進步，向蘇聯尋求援助。1936年，盛世才提出“反帝、親蘇、民平、清廉、和平、建設”六大政策，鞏固了他對新疆的統治。陳雲同志說過：“盛世才是個軍閥，而且有很大的野心。他與蘇聯及我黨建立聯系，在他是想借助蘇聯來鞏固、擴大自己的勢力，向國民黨鬧獨立性；在蘇聯是想穩住他，求得那段邊界線的平安；在我們是想擴大抗日統一戰線，并保持一條和蘇聯之間物資與人員往來的通道”。父親在回憶迎接西路軍情況的文章裡也對盛有所評價，他說：“也可能對盛估計過高了，我們一直認為不能對盛估計過高，那人就是個政客、軍閥”。
出發前，盛世才提出：進入新疆的西路軍餘部要放下武器，以免出事。父親回憶說：“陳雲同志為此堅持鬥争很久……（西路軍）到這裡不容易，放下槍不成了投降？最後我們勝利了”。這一鬥争的勝利，為西路軍餘部在迪化開辦新兵營奠定了十分有利的基礎。
1937年4月29日淩晨，陳雲和滕代遠以及代表團成員馮铉、段子俊、李春田，還有一位盛世才派給的蘇聯顧問，帶領盛世才手下一個營的部隊分乘四十多輛汽車，滿載着服裝、食品和藥品，前往星星峽迎接紅西路軍。車隊途經哈密時，同當地軍閥堯樂博斯（哈密地區警備司令）的部隊發生過戰鬥，将他們擊潰，掃清了前往星星峽的道路。
原西路軍戰士呂黎平（西路軍總部情報科長）回憶說：“我們剛一到村口，就見到兩個穿便服的人快步走了過來，定神一看，原來是陳雲同志和滕代遠同志。大家象虎口餘生的孩子回到母親的懷抱一樣，一齊擁上前去熱烈地和陳雲、滕代遠同志握手，一時百感交集，熱淚盈眶，嗚咽着說不出話來”。
陳雲同志告訴大家，黨中央從延安給他發去急電，訓示他和滕代遠等五位同志火速由蘇聯進入新疆，接應突圍的西路軍同志們。滕代遠高聲說：“我們是代表黨中央、毛主席來到這裡迎接你們的，你們辛苦了，受罪了，現在又回到自己家裡了”。
當滕代遠和呂黎平握手時，站在一旁的李卓然向滕介紹了呂黎平。滕代遠松開手後退一步，上下端詳着呂黎平說：“呂繼熙？不是呂繼熙嗎？”原來呂黎平叫呂繼熙，滕代遠1934年任中革軍委總動員武裝部部長時，呂繼熙在軍委作戰科，經常接觸。此時在這種特殊場合見面，心中五味雜陳，父親緊緊樓主了呂黎平說：“小呂，你受苦了，你們都受苦了。”
老紅軍戰士楊南桂回憶：“陳雲同志和滕代遠同志從迪化來到了星星峽，他們微笑着向同志們招呼，并親切地握着每一個同志的手，戰士們跳躍着，歡呼着，真象一群被引入了歧途，曆經了艱難危險，忽然撲入母親懷抱的孩子一樣。很多幹部和戰士在緊握着陳雲同志和滕代遠同志的手時，一邊笑一邊眼眶裡流着淚水”。
這一天，正好是五一國際勞動節。西路軍部隊集合後整齊地站成方陣，請陳雲同志講話。陳雲同志壓抑着激動的感情對大家說：“革命鬥争中有勝利也有失敗，隻要我們儲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我們就會發展和壯大起來。你們現在的幾十幾百人，将來可以擴充到幾千幾萬人，争取革命更大的勝利！”這些身經百戰的将士熱淚滾滾，歡呼雀躍。原紅四方面軍政治部敵工部部長黃火星回憶：“黨中央的關心對我們是很大的鼓舞。陳雲同志在五一勞動節大會上的講話，大家聽了更是興高采烈，使我們這些從祁連山荒原僻野中曆盡艱辛長途跋涉出來的紅軍戰士，精神上得到極大慰藉。”
原三十軍政治部主任李天煥回憶說：“陳雲同志講完話，我們卸下車上載來的東西，這都是我們所最需要的，每人一套夾衣，一套襯衣，一個碗，一雙筷子……還有大批的哈密瓜，我們立刻分發下去，穿戴起來，并剖開哈密瓜歡樂的大嚼。”随後，為這些紅軍戰士就地補充了二百支步槍、二十餘萬發子彈和兩挺輕機槍。路上又發給每人新疆币一萬兩（相當内地一千個銅元）作為零用錢，大家非常高興。針對西路軍官兵身體十分虛弱的狀況，陳雲同志要求他們：“有什麼話，有什麼事，以後慢慢再講，你們先給我執行兩個任務：第一要吃好飯，第二要睡好覺。”父親和馮铉、段子俊、李春田幾個人則到處張羅米飯、蔬菜、雞蛋和設法買來新鮮的牛羊肉，盼望着戰友們的體力得到恢複。
1937年5月1日下午，西路軍左支隊四百餘人在陳雲、滕代遠帶領下，坐車向迪化駛去。經過幾天的行軍，5月7日到達迪化西南十餘公裡的紅雁池。暮色徐徐降臨大地，四十輛軍車趁着夜色駛進市區，停在西大橋附近一個名叫阜新紗廠的院子裡。這是盛世才的一家新落成紡織廠，裡面各項裝置、條件都不錯，建成後尚未啟用，先給西路軍的同志們當營房。（七月下旬轉移到東門外，今五星路）。西路軍進疆是秘密的，既沒有搞群衆迎接，也沒有開歡迎會。陳雲同志請示中央同意，取消左支隊番号，成立總支隊，隊長楊秀坤，政委劉慶南，參謀長饒子健，政治處主任姚運良，下轄四個大隊，對外稱“新兵營”。從外表看，這個營幾乎都是二三十歲的小夥子，一多半是南方人，個子都不很高，确實象一營“新兵”。可是，他們雖然年輕，大部分人是久經沙場、身經百戰的老戰士。三過雪山草地，轉戰河西走廊，攀越祁連山，跨過冰山絕壁的紅軍西路軍一部分。入住營房後，主要的工作是休息，檢查身體，治療傷病，逐漸恢複健康。在夥食方面，每天都有大米、白面，盛世才還關照副官每天送來七、八隻肥羊。當時的夥食标準是每人每天五十兩新疆币，陳雲同志認為：這點菜錢是不夠的，和滕代遠商量後，決定拿出他們倆的津貼，又給每人每天增加菜金一百五十兩新疆币，還要求保證每餐能吃到新鮮豆腐。在生活上每人又發了兩套衣服，每人每月再發五千兩新疆币作為零用錢，可以自己購買襪子、牙粉、肥皂等物品。過端午節時，又給每人發了一萬兩新疆币作為零用。天氣變冷後，每人又發放了皮大衣、皮鞋、皮帽子、長短毛氈靴。
部隊休整期間，陳雲和滕代遠特别注重對部隊的思想政治教育。開始，部隊的情緒不很穩定。他們深入到幹部、戰士宿舍裡，與這些同志談心，了解思想狀況，分别找了三十多位團以上幹部進行個别談話，初步摸清目前的主要問題。陳雲、滕代遠決定：在迪化不讨論西路軍失敗的原因，而“把黨的新政策及季米特洛夫同志和曼努伊爾斯基同志的七次大會的報告，先向他們傳達，以便首先在黨的政策上面去團結他們”。這種辦法的實施，在指戰員中起到良好的作用。原三十軍政治部組織部長喻新華回憶說：陳雲同志“做說服，常用擺龍門陣的方式。有時他提出問題，同志們答不上來，他做解釋或答問。”
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非常重視和關心西路軍這隻隊伍，開始由陳雲同志和滕代遠同志負責組織學習，每周給幹部作兩三次政治報告，以後就是鄧發同志，再後是陳潭秋（化名徐傑）同志。學習期間，鄧發、徐傑同志不止一次宣讀過毛澤東同志從延安給西路軍同志們寫來的信，每封信充滿着對西路軍戰士的親切關懷和巨大鼓舞。根據黨中央訓示，要求這些同志要學習飛機、坦克、火炮、騎兵、無線電、文化等知識。文化方面在“新兵營”開設了國文、算數等基礎課程，後來還增加了中國近代史、地理、實體等課程。當時師資缺乏，為了解決困難，陳雲同志和父親都親自給部隊上課，陳雲上政治課，滕代遠上國文課，馮铉和段子俊也都擔任教師講課。
原二六七團衛生隊隊長袁彬在回憶文章裡寫到：“滕代遠同志當時看上去不過三十多歲，中等個兒，稍有些胖，着一身西裝，臉上露着笑容，隐隐挂着幾縷軍人的威嚴。……當看到我們這些經過長征、刺刀見紅的青年戰士，竟連一些常用字還都不會寫時，顯出一種難以察覺的庝愛和心焦。…… 滕教員每天在我們三大隊講一小時國文，爾後到其他大隊去講課。從認字、寫字，到文法修辭和寫作、讀報，他都細心講解，直到我們聽懂為止。晚上，他還要為我們批改作業，對的劃個紅圈，錯了的打個叉，并在旁邊注上正确的，我們常見到他窗前的燈光夜深不熄。”
原西路軍戰士冉正全同志回憶：“經過學習，同志們的政治思想覺悟提高很快，學習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大家在文化學習中比較認真，比着學、賽着學，白天黑夜都在學。營房的牆上、食堂裡貼滿了生字，甚至在沙土地上都用樹枝寫上了不少生字。那種熱火朝天的勁頭真象戰場上沖鋒陷陣一樣。”
1937年10月，中共中央決定在迪化設立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八路軍總部代表周小舟前來迪化跟盛世才商談設立辦事處事宜。征得盛世才同意後，10月10日，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在迪化南梁成立，對外稱“第三招待所”。辦事處由中共駐新疆代表主持，陳雲擔任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是第一任主任。11月29日，陳雲和王明等人傳回延安，接替博古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之後由滕代遠接任，擔任中央代表和辦事處主任。父親在擔任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主任期間，除了辦好新兵營外，還幾次與盛世才和省政府聯絡、交涉，努力争取到支援我們八路軍羊皮大衣五萬件，軍用卡車十輛，高射機關槍十二挺，子彈十二萬發。
1937年12月，黨中央令滕代遠傳回延安，中央代表和八路軍辦事處的工作由鄧發接任。
“我很想回延安。”這是父親發自肺腑的心聲。1934年7月父親受黨中央委派作為中共代表團成員，到蘇聯莫斯科出席共産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到如今已經過去了三年零五個月。國内發生了許多變化，父親在蘇聯學習到豐富的革命鬥争知識與先進的軍事鬥争本領，迫切地想把學到的知識運用到實踐中去，他不願意學俄文俄語，不願長住莫斯科的高樓大廈，也不願意吃面包、穿西服，更不願意在那裡找對象結婚。和陳雲同志一起默契配合，完成迎接西路軍同志的任務後，他确實想念延安，想念在那裡的革命戰友了。依依不舍的與西路軍“新兵營”的戰友和同志們握手告别，向接替他的鄧發同志交代了工作，随後與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黃火青、李天煥、曾傳六、郭天民、宋侃夫、王子綱等人登上了迪化至蘭州的飛機。盛世才表現很客氣，還到飛機場送行。安全到達蘭州後，轉乘汽車途經西安回到延安。
從新疆回到延安，正好趕上1938年的春節。毛澤東同志親切接見了這些同志。根據1987年通路宋侃夫同志談話記錄中記載，毛澤東同志說：“四方面軍是黨的軍隊，四方面軍的指戰員是好的，是跟着黨走的，是為黨英勇犧牲奮鬥的，是為中國革命做出了很大貢獻的，我們一定要承認這一點，不承認這一點是不對的。”現場安靜極了，掉根針都響當當的。頓了一下，毛澤東同志又講到：“張國焘在四方面軍、鄂豫皖蘇區、川陝蘇區的工作上犯了錯誤，那是張國焘的責任，主要歸罪于張國焘。中央也有責任嘛！……你們沒有責任。當時，你們不聽張國焘的話，聽誰的話呀？”被接見的西路軍同志聽到此處，已經淚眶滿盈。毛澤東點燃一顆香煙，話鋒一轉高聲說：“那種所謂張國焘路線的殘餘的提法是不對的，是錯誤的。我們絕不能這樣看問題。……責任在張國焘，有錯誤也是張國焘的，同你們沒有關系。你們是好同志，到延安後不要背包袱，要好好學習，好好工作，為黨為革命做出更大的貢獻。”
随着毛澤東向前一推的手勢，在場的西路軍上司同志激動的鼓起掌來。
這次接見前，毛澤東同志還單獨接見了滕代遠，認真聽取了父親的彙報。父親是這樣回憶的：“我見到了毛澤東同志，感覺特别親切，心情也特别快樂。主席先問了我一些情況，就當面要我就任中共中央軍委參謀長的工作。我當時向主席聲稱，我做不了參謀長的工作，主席還是決定要我幹起來，參謀長前面不要‘總’字，和他分管八路軍和新四軍。我就再沒有說什麼話了，表示服從指令。”父親回憶中的字裡行間，顯示出在井岡山根據地建立過程中戰友間的信任與支援，同時也是對圓滿完成迎接西路軍同志任務的肯定。
随後，父親走上責任更重大的崗位，擔任中央軍委參謀長，在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上司下，投入到抗日戰争之中。西路軍回到延安的同志們經過短期學習、休整，委以重任後相繼走上上司崗位，繼續發揮着革命作用，編織出一幅“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壯麗畫面。
三，滕代遠為毛澤東首次訪蘇專列添乘
毛澤東酷愛走動，全國各地都喜歡去看看，但卻不喜歡出國。許多友好國家的上司人，像北韓的金日成、印尼的蘇加諾、高棉的西哈努克以及非洲、歐美等國家的元首不止一次地邀請他去通路，都被婉言謝絕了。
他一生隻出過兩次國，都是去蘇聯。一次乘火車，是在1949年12月6日至1950年3月4日，去了89天。另一次是1957年11月2日，乘飛機去蘇聯。毛澤東第一次通路蘇聯之是以能夠成行，一方面是蘇方的盛情邀請，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毛澤東的堅持不懈的努力。按照毛澤東的性格，隻要是他想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反之，他不想做的誰說也不一定行。
1948年4月，斯大林邀請毛澤東通路蘇聯。又派特使蘇共中央資深的政治局委員米高揚通路中國，專程到西柏坡見毛澤東。他們二人會談了好幾次，雙方介紹了本國的情況，并對目前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進行了分析，彼此之間交換了各自的看法。這次與米高楊談得并不順利，在一些重大原則問題上蘇聯人沒有明确表态，毛澤東為此十分生氣。這次米來中國，一是摸我們中國共産黨的底，二是代表斯大林邀請毛澤東訪蘇。毛澤東接受了斯大林的邀請，鑒于當時正忙于指揮國内三大戰役，中國農村的土地改革正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他對米高揚說：“請你回國轉告斯大林同志，當我們把蔣介石軍隊消滅得差不多了，大概在斯大林同志七十大壽時，我們再前往蘇聯通路比較合适。”
1949年3月，斯大林派蘇聯交通部副部長柯瓦廖夫和蘇聯駐北平總領事館負責人齊赫文斯基來華見毛澤東，再次轉達了斯大林邀請毛澤東訪蘇的口信。毛澤東當即決定先派劉少奇率團通路蘇聯。
決定親自出訪後，毛澤東向警衛處長汪東興交待說：“新中國剛剛成立，社會情況很複雜。這次出訪蘇聯一定要保密，不要做宣傳。沿途的警衛工作你去找聶榮臻、滕代遠、李克農、羅瑞卿等同志商量着辦。”
一)
1949年初冬的一天，夜幕籠罩着北京城。建國伊始，百廢待興中南海西花廳周恩來辦公室内的燈光明亮。周恩來這些日子除了處理繁重的日常工作外，還在策劃着一個重大行動——毛澤東首次出訪蘇聯。
1949年11月1日，北京至滿洲裡間開行了直達列車，這為毛澤東的出訪奠定了基礎。這次出訪是新中國成立後黨和國家最高上司人最重要的外事活動，也是毛澤東平生第一次出國。毛澤東和斯大林将在莫斯科會晤，全世界都把焦點集中在這兩位巨人的身上。是以，更為世人所矚目，必須做到萬無一失。
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和副部長楊奇清推門進入周恩來辦公室，周恩來一指沙發：“請坐，坐下談。”
“怎麼樣？把情況湊湊。”
羅瑞卿随身取出一張地圖鋪在茶幾上，語氣莊重的彙報到：“東三省解放早，日本人在那裡統治時間長，有不少土匪在鐵路沿線出沒。河北省相對安全一些，畢竟是老根據地嘛。”
周恩來問：“采取了哪些防範措施？”
“根據總理訓示，我們一個省一個省抓落實。先組織部隊對東三省沿途匪徒進行了清剿，已經搞了幾個回合。同時，從總參調動了三個軍的部隊保護鐵路，專列經過的鐵路沿線每隔幾米就有一個部隊哨兵。還加派了巡邏部隊沿線巡視，不許外人接近鐵路。可疑人員哨兵要進行盤問，必要時予以扣留。”
“好！”周恩來聽後誇獎到。
接着他又語重心長地說：“對主席的安全保衛我們要一絲不苟，千萬不能有絲毫馬匹大意。同時也要相信、依靠、發動人民群衆。”
楊奇清說：“請總理放心，我們一定做好主席出訪的安全保衛工作！”
周恩來最後說：“國家安危系于一身啊！一定要做好主席訪蘇的安全保衛工作，這是中央的指令。”
羅瑞卿多年的公安工作生涯中，有一項十分重要的内容，那就是保衛中央上司同志，首先是毛澤東的安全。在這項工作中，羅瑞卿傾注了大量的心血，花費了巨大的精力，經常達到廢寝忘食的地步。羅瑞卿這個人考慮問題細緻，很有魄力，解決問題快，該辦的馬上就辦。特長是幹脆果斷，不拖泥帶水。為了保衛毛澤東的絕對安全，他事必躬親，不遺餘力，務求缜密無懈，做到了萬無一失。人們都說羅瑞卿就是毛主席的一個大警衛員。毛澤東曾風趣地說：“羅長子在我身邊，天塌下來有他頂着。”這充分表明他對羅瑞卿的信任。
在毛澤東出訪前夕，台灣國民黨保密局在其頭子毛人鳳主持下，精心策劃了一個颠覆專列的詳細計劃，企圖暗殺毛澤東。
毛人鳳精心策劃的這場陰謀中，有一個關鍵人物——保密局北平潛伏電台特務、剛被提升為少校的計兆祥，情報反映最近他們的活動十分頻繁。
周恩來沉思片刻說：“那個國民黨潛伏電台偵破了沒有？這個案子我已經向主席作了彙報。主席批示：‘在我回國之前，鎮壓這個反革命。’”
“請總理放心，我們保證在主席回國前清除掉這個隐患！”羅瑞卿、楊奇清兩位部長一起回答。
彙報結束臨走時，周恩來又叮囑說：“你們二人和滕代遠要随衛主席到滿洲裡。平常每隔四個小時向家裡通報一次，遇有重要情況随時向我報告。”
時隔不久，一架無國際無标志的飛機低低盤旋于離哈爾濱不遠的山村上空。兩隻降落傘從飛機尾部緩緩落下。他們剛一落地，就落入我方監視人員的槍口下，束手就擒了。這二人就是由毛人鳳派來上司東北技術縱隊進行破壞暗殺活動的特派員。從他們随身攜帶的行李中，搜出了美制卡賓槍，無線電台，氣象預測儀和炸藥等特務用品。
這兩個人名叫張大平、于冠群。
就在公安部長的轎車駛出中南海的第二天，鐵道部長滕代遠應召而至。轎車還未停穩，性急的滕代遠開門下車，快步登上西花廳台階。周恩來已在門口迎接：“滕代遠同志，快到屋裡坐。”滕代遠進門一邊脫大衣，一邊關切的對周恩來說：“總理，你可要注意身體呀！”
周恩來揉揉眼睛岔開話題：“羅瑞卿和揚奇清昨天來和我商量了沿途的保衛工作，他們會同總參作了妥善的安排。鐵路方面的安全保衛工作可要由你唱主角喽！”
“我們研究制定了一些方案，不知是否妥當？”
“你來說說看。”
滕代遠開始彙報：“首先，要純潔内部，對沿線鐵路職工進行大審查，大調整，大清理。參加專列工作的所有人員必須是政治上絕對可靠的黨、團員，不允許有一個可疑分子。這次行動，由鐵道部直接向北京、東北兩個鐵路局具體部署，各地黨委、省市委一把手統一執行，統一行動，向部裡直接報告。”
周恩來點點頭說：“好，我再送你幾句話：黨委挂帥，全黨動員，精心部署，分段負責，嚴格保密，内緊外松。”
滕代遠記錄下内容後，繼續彙報：“其次是整頓裝置，對全路一切裝置包括車、機、工、電、輛，動員全體幹部、職工進行大檢查、大維修、大保養，指定專人負責，嚴格交接班制度，使列車随時處于完好狀态。第三，專列由我們負責檢修，請部隊派工兵用雷達掃描探測易燃易爆物品，然後實行封閉式警衛，印制《特許通行證》，由鐵道部派人驗收合格後方準使用。”
周恩來插話：“代遠同志，這一兩天你抽個時間陪我到車庫看看車。主席在車上要呆幾天幾夜，一定要搞得舒适一些。”
聽說車上給主席準備了軟床，周恩來說：“你們不了解主席的生活習慣，他一生睡不慣軟床喲！趕快換一張藤床，要平直又有彈性才行。這件事你要親自去落實。”
“是！”滕代遠以軍人的口氣回答，然後繼續彙報：“第四，鐵路沿線及橋梁、隧道内外由總參派部隊負責警衛。地方駐軍派出警衛部隊，每一個電線杆設武裝崗哨一名，實行崗、哨聯防。并派出機動巡邏隊加強沿線的巡邏，不準任何人接近鐵路；第五，專列由三列火車組成，可根據情況随時調整發車秩序和時間，各列車之間裝有軍用無線電話，與專列指揮台保持聯絡。”
“這些措施很必要，兵不厭詐嘛！”周恩來贊許道。
“第六，為預防事故發生，在運輸排程上作到專列未通過之前，停開一切客、貨列車，必要時就近入站待避，專列過後，重新編組開行。”
聽到這裡，周恩來又叮囑道：“還是要相信、依靠群衆。不能一說提高警惕，眼裡處處都是敵人。不然的話，我們的車剛開過去，老百姓就在後面罵娘。這是個政策很強的問題，一定要掌握好。”
滕代遠點點頭說：“我們一定按總理的訓示辦。”接着繼續彙報：“第七，要嚴格保守秘密。鐵道部規定專列代号為9002，公安部羅部長他們規定專列為李得勝專用列車，在電報電話上使用，便于上下聯絡。沿途各站規定旅客不準進入站台。”
周恩來鄭重補充：“為了做到高度保密，各地黨政軍負責人一律不許進站迎送。從北京出發時，中央上司也要減少送行人員。”
滕代遠最後彙報說：“第八，在保衛工作上由公安部統一上司，統一指揮。鐵路公安部門由鐵道部警察局全權負責，随時向公安部請示報告。出發後聽從揚奇清副部長的指揮。”
周恩來對滕代遠的彙報感到滿意，強調說：“代遠同志，鐵道部由你親自挂帥，直接向北京、天津、東北鐵路局具體部署任務。地方各級黨委書記向各中央局、省市委第一書記親自報告，你是中央委員，各地要将執行落實情況統一向你報告，由你向我彙報。”
二)
1949年11月下旬，滕代遠召集鐵道部警察局副局長馮紀和政治保衛處處長任遠二人開會，傳達了毛澤東訪蘇專列安全保衛工作的整體部署和周恩來的訓示，要求在一周内完成全部準備工作。為了做到保密，不再召開專門會議，利用鐵路高度集中統一的通訊裝置，開始各項準備工作的貫徹落實。
一天，北京列車段張志英突然接到一個通知，立即到西城區六部口一個大院開會，接受一項重要任務。張志英和列車段的有關同志按時赴會。會議在大院内的一間平房召開，到會的有北京鐵路管理局副局長劉英才、北京鐵路分局和幾位列車段的上司。分局黨委組織科科長言兆主持會議，他說：“有個專列任務由在座的各位擔當。這不是一般的任務，我們一定要完成好。”
言兆開始布置任務：“這次專列任務的運轉車長和客運車長由張志英一人擔任；餐車主任由北京站人事主任孔福增擔任；廚師由旅行服務所王玉林擔任；行李員由北京站客運主任王英賢擔任……。”會議室裡一片寂靜，隻有布置任務的聲音。任務宣布完畢，人們低頭輕聲議論起來，平常專列任務由列車段上司布置，由列車員和列車長擔當。這次是路局、分局上司直接布置，從業人員都是各機關的中層幹部，此事實屬罕見！
“大家安靜一下，我再宣布幾條紀律。”言兆向大家擺擺手說：“不準單獨外出活動，外出一律請假；在備勤的時間裡不能回家，統一住在珠市口行車較高價的電梯大廈待命；吃飯、睡覺和洗澡都要統一行動。”
散會後，言兆找到張志英十分關切地問到：“東北方向最遠的去過那兒？”“山海關。”聽了張志英的回答，言兆拍拍他的肩膀關照說：“這次道兒遠，多穿點衣服。”
這些人不愧是在鐵路幹了多年的老同志，他們懂得“知者不說，不知者不問。”的規矩。雖然大家感到莫名其妙，一頭霧水，但回去後都在默默地做好各自的準備工作，等待着出發的時刻。
這趟編号為9002的專列，是美國送給蔣介石的禮物。裝置十分進階，蔣介石還沒有坐過，就在解放戰争期間被我人民解放軍繳獲。專列備有一節嘹望車，挂在列車尾部，鑲有落地的大玻璃窗，四周挂有墨綠色的窗簾，拉開窗簾，車外的風景一覽無遺。還有一節會議室式的車廂。除了幾節軟卧車廂和進階餐車外，毛澤東乘坐的車廂裡，會客室、卧室、浴室一應俱全，還可以随時在行車中洗浴，可謂十分舒适。
在滕代遠的監督下，為了防寒保暖，鐵路技術人員加強和改造了專列的保溫裝置，配備了專用取暖鍋爐，檢修了各類暖氣和管道，車廂内溫度可以自由調整。地上鋪了加厚純毛紅色地毯。根據毛澤東的生活習慣，取消了原來的軟床，換上了一張既有彈性又平直的單人藤床。會客室放有一張既可辦公又可當餐桌用的四方桌子和一套沙發。
11月26日，任遠帶人到北京鐵路局東郊車庫，同部隊派來的工兵一起用雷達探測器對車廂進行了逐個檢查，然後貼上封條，派警衛部隊武裝看守。
車輛檢查完成後，又對選好的乘務人員逐個審查。審查完由北京鐵路公安處和北京鐵路局黨委負責人簽字，報鐵道部備案等待最後準許。主要從業人員均由任遠進行個别談話，告知注意事項與行車紀律，強調了此次任務的重要性和高度保密的必要性。經過談話和開會讨論，大家鬥志昂揚，個個争取立功，一緻向黨表示決心：堅決完成任務！在出發前兩天，還進行了任務預演，鐵道部、鐵路局來人檢查後，都感到比較滿意，整個專列的準備工作已經全部完成，進入了一級待命狀态。
11月底，滕代遠親自向周恩來作了詳細的彙報。一天傍晚，滕代遠陪同周恩來一起到車庫進行視察。周恩來認真地檢查着車上的各項設施，甚至到為主席登車時準備的一塊木闆都站上去試了一下。
周恩來對鐵路方面的準備工作感到很滿意。
12月21日，是斯大林70歲壽辰。毛澤東此次通路蘇聯，一個主要任務是為斯大林的70歲祝壽。有關部門精心準備了一些禮物包括工藝品有：湘繡斯大林元帥全身像、杭州絲織斯大林像、江西瓷燒斯大林像、江西景德鎮24頭西餐具、福建的漆器、北京銅底烤瓷壽盤、康熙青花大瓷花瓶、景泰藍五件套茶具、紫銅火鍋、杭州刺繡、湘繡被面、枕套及各種紡織品、布料等；
象牙制品有雕刻寶塔、女英雄像、龍船、象牙球、八仙造型像、筷子等；
還帶有一些當時蘇聯緊缺的蔬菜、水果。有山東黃牙大白菜、蘿蔔、大蔥、鴨梨各5000斤；西湖龍井、安徽祁門等名茶2000斤；江西南豐蜜桔1000斤，冬筍500斤；貴州茅台酒及上海名牌香煙。
由于正值冬季，這些東西很難找到，且要的量又大，還要保證品質。毛澤東身邊的從業人員跑前跑後，忙得不亦樂乎。
在北京局和列車段上司向從業人員布置任務的同一天，前門火車站運轉室接到“代号某某号和某某号行李車在你站停留待命，由你站負責車内保溫”的指令。
新中國誕生前後，前門火車站多次擔當重要列車的接送任務。車站員工對此習以為常，但這次有所不同。車站各股車道中隻有第二道有保溫裝置，調車人員每天淩晨五點将裝有白菜、大蔥的行李車從第二道拉出去，為當日營運騰出車道。晚上，一天的營運結束後，再将兩車調回二道。一天最少一出一進，遇到運輸緊張時，調車機要往返數次作業。調車員平時調運的車輛，一般幾個小時後就由機車牽引走了，而這兩節行李車整整放了一個星期，又調出又調進，不免引得職工發些牢騷。
三)
1949年12月6日，北京一連幾天都下起鵝毛大雪，天氣顯得很冷。下午，周恩來向鐵道部長滕代遠發出指令：專列于當晚9時由北京出發。各級上司和從業人員、鐵路職工立即開始了緊張的準備工作。
下午4時許，馮紀和任遠首先進入停放在大庫内的專列，向從業人員傳達了出發指令。
晚6時，在前門火車站的站台上分别靜靜地停放着三列火車。
第一列是前驅列車，由5節車廂組成，車上有50名警衛部隊的幹部、戰士和一部分鐵路從業人員。
第二列是本務列車，由10節車廂組成，上面有一個連的警衛部隊随衛。
第三列是後衛列車，也是由5節車廂組成，除有50名警衛部隊戰士外，在兩節行李車上裝有各種禮品及蔬菜、水果。
各列車均裝有大功率軍用無線電台，随時保持聯絡。
滕代遠在晚7時先到車站，随即上車進行檢查，認為很好。
晚8時，周恩來在羅瑞卿陪同下上車視察，認為滿意。
12月6日晚飯後，毛澤東帶上随行人員陳伯達、師哲、葉子龍、汪東興以及醫生、廚師、警衛人員陳秉承、沈劍心、李家骥、田樹彬共九人，晚8時由駐地中南海豐澤園分乘三輛汽車出發，8時30分到達前門火車站後，随即登上列車。陪同毛澤東訪蘇的還有蘇聯駐華大使羅申，蘇聯交通部部長、蘇方總顧問、鐵路專家柯瓦廖夫。護送毛澤東到邊境線的中方同志還有李富春、李克農、餘光生、毛岸英等同志。
到車站送行的中央上司同志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及北京市長兼軍管會主任、平津衛戍區司令員聶榮臻，他們送後随即乘車迅速離去。
毛澤東身穿皮大衣，頭戴皮帽，走下汽車，健步走向專列，微笑着向守衛在車廂門口的同志頻頻緻意，而後由周恩來、滕代遠引導登上列車。車門兩側分别由羅瑞卿、揚奇清、馮紀和任遠守衛，使别人從側面無法看清毛主席登上了哪節車廂。整個車站站台上異常肅靜，沒有一個閑人和走動的人員。
周恩來向毛澤東報告說：“代遠、瑞卿和奇清、克農同志随你到滿洲裡。還有鐵道部警察局副局長馮紀和政治保衛處的任遠，也要一路送你到滿洲裡。要不要認識一下？”毛澤東笑着說：“是不是剛才在車門口見到的兩位？我們已經認識了嘛！”周恩來請示毛澤東還有什麼訓示，毛澤東高興地說：“看來萬事俱備，隻欠東風喽。”
毛澤東點燃一支香煙，望着周恩來深情地說：“家裡的事你要多辛苦了！”
“主席，請放心。家裡的事我們會及時發電報向您請示，請您一路保重。”
“我們莫斯科見！”毛澤東以這句話結束了談話，兩雙手緊緊握在了一起。
周恩來走下專列，又把滕代遠、羅瑞卿等人叫到一起語氣嚴肅地說：“主席可就交給你們了。一路上要小心，不能有絲毫的馬虎和松懈啊！”坐上汽車後，周恩來又搖下車窗對他們說：“我在北京等着你們勝利的消息！”
周恩來的汽車悄悄駛出車站。
忽然，站台另一端傳來一個女人争吵的聲音，任遠聞訊後立即趕過去。原來是江青此時要進入站台送行被阻，正在十分生氣的同警衛戰士争辯。任遠向哨兵出示了《特許通行證》後說：“讓她過去，有問題我負責。”衛兵這才放行了。
任遠陪着她來到毛澤東的車廂。江青一上車就抱怨說：“主席，你走也不說一聲，我正在開會。”毛澤東答：“今天上午規定誰也不來送行，是以就沒有給你講。多有冒犯，恕罪，恕罪。”
10分鐘後，江青從車上下來，已經是雨過天晴，笑容開綻了。走到出站口時，還不忘用眼瞪一眼剛才站崗的那個衛兵。
12月6日21時，毛澤東乘坐的代号為9002的專列從前門火車站第一站台正點出發。就在半個小時以前，停在第二站台的前衛列車已經發車。專列機車司機應由天津機務段段長邊光輝擔任，但從北京開車時，北京鐵路局機務處處長郎覺民親自擔當值乘任務，他憑着熟練的技術駕駛着“毛澤東号”蒸汽機車，牽引着毛澤東乘坐的專列，穩穩當當地以時速80公裡速度行駛在北甯鐵道線上。
這是毛澤東第一次出國通路，也是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次最重要的專運任務。毛澤東乘坐火車出國，是鐵路職工最崇高的榮譽。鐵路沿線保衛工作做得很嚴密，沿途鐵道兩側，每一個電線杆旁都站着一名全副武裝的解放軍戰士，背向鐵道站崗，因為北平剛剛解放，保衛部門心裡沒底，安全保衛工作實行的還是人海戰術。許多地方都是由縣委書記、縣長親自出馬，站崗放哨，護路護橋。
毛澤東乘坐的本務列車由10節車廂組成，葉子龍、汪東興、李家骥三人同毛澤東乘坐一節公務車，其實這輛車也是一輛嘹望車，一般都挂在列車的尾部，這次為了安全起見，加挂在倒數第3節。這節車共有4個房間，毛澤東用中間的一間，前面一間稍微寬敞的是會客室，葉、汪、李3人用後面的兩間。
陳伯達和師哲共用一節公務車；
滕代遠和羅瑞卿共用一節公務車；
其他人員都分别乘坐頭等卧鋪車，主列還包括有餐車和行李車等。
按規定為了保密，事先讓列車員将毛澤東車廂整理就緒，一切物品均安放妥當，沒有按叫人鈴不必進去。
馮紀和任遠敲門進入車廂，請毛澤東準備休息，他們舉手敬禮說：“報告主席，我是……。”毛澤東一揮手，微笑着說：“你是馮紀，你是任遠，我們已經認識了麼。”稍頓，毛澤東自言自語地說：“任遠，任重道遠。好啊！剛才還是你給江青同志解圍的呢。”任遠不好意思地笑着說：“天不早了，請主席休息吧！車上備有一切用具。”
毛澤東看見列車上專門備有毛巾、香皂、牙刷、牙膏等，立即叫他們把公家的東西好好收起來。他從自己随身帶的一個小布袋裡取出洗漱用具，掂了掂說：“我自己有，不需要公家另準備。”毛澤東對生活瑣事如此認真，公私分明，使得從業人員對他肅然起敬。
列車前方到達天津車站，停車後警衛的同志上來報告：“在專列要經過的鐵軌中間發現一顆手榴彈！”
羅瑞卿聽後大怒，“簡直亂彈琴！”
楊奇清也說：“怎麼才發現？不是早就清理過了嗎？”
羅瑞卿嗔怪說：“你們的保衛工作是怎麼搞的？出了問題，我們怎麼向中央和全國人民交待？”
這時，站在一邊的李克農叫人把那枚手榴彈拿來看看，原來是顆長滿鐵鏽的舊彈，鏽成一個鐵疙瘩，不可能再爆炸了。後來查明是一個白俄籍“職工”所為。在鐵路内部嚴格的檢查中，天津鐵路局管内的楊村鐵路大橋的橋墩上還發現了一個炸藥包，這些都已及時被排除了。
羅瑞卿當即和楊奇清商量一下，決定臨時在天津站下車，對此事進行徹查。離開時，羅瑞卿說：“我下去後，車上的警衛工作你多費心，有什麼情況我們随時聯系。”“羅部長你放心吧！”楊奇清頓時感到責任重大。
羅瑞卿帶人在天津下車後作了認真的追查，沒有發現什麼可疑的情況，認定是無意丢棄的。這是後話。
列車在唐山站停車，進行加煤上水作業。鐵路從業人員都在緊張有序地忙碌着，站台上三步一崗，五步一哨。旅客和當地老百姓頭一次看見這麼漂亮的車廂，還挂着墨綠色的窗簾，許多人在候車室通過玻璃窗向站台觀望着。
運轉車長張志英像往日一樣走下車，從列車尾部朝車頭方向檢查過去，走過兩節車廂，他無意中擡頭看見一節車廂的車窗裡有個熟悉的面孔正在依窗而望，好像在哪兒見過？一時又難以想象來。再定眼一看，啊！他驚喜的差點喊出聲：“毛主席，是毛主席！”此時此刻，多日不解的疑團煙消雲散，周身的熱血在沸騰，有一種無形的力量在推動着這位年輕的共産黨員。他暗想：一定要認真仔細，一絲不苟做好專列的運轉工作。
車外的氣溫已經相當低了，由于車上設定了專用煤爐供暖，車廂内仍然溫暖如春。為了檢查車廂的溫度，張志英輕輕拉開車門，走進毛澤東的車廂，看到毛澤東正在看報，本想盡量不驚動主席，但主席還是發現他進來了。張志英馬上立正，向毛澤東敬了一個禮。毛澤東望着這位年輕英俊的列車長點頭示意。為了不打擾主席看報，張志英查完溫度後依依不舍走出車廂。
四)
清晨，一輪紅日從東方地平線升起。列車經過一夜的運作，到達山海關車站停車，加煤上水并更換機車，機車乘務人員在此換乘，從北京到山海關這段的專列任務圓滿完成，下一段是由天津機務段段長邊光輝擔當司機了。
毛澤東早已起床。打開窗簾，見窗外冰天雪地，朝霞滿天，他的心情好極了。聽說專列要停車半個小時，就要下車看看有名的“天下第一關”是個什麼樣兒。警衛人員根本沒有想到毛澤東會在這裡下車散步，是以沒作任何警衛部署。
一轉眼的工夫，毛澤東頭戴皮帽，披着皮大衣已經走下列車來到站台上。滕代遠、李克農、楊奇清等人趕忙走上前去，問主席冷不冷？毛澤東見到天橋就說：“天下第一關在什麼地方？到天橋上看看去。”邊說邊走，大家緊跟在他的後面。毛澤東那高大魁梧的身體一出現在天橋上，立刻引起了人們的無限歡樂！“毛主席坐我們的火車出國啦！”“我們給毛主席開火車哪！”專列上的同志們此時才知道是偉大領袖毛主席乘坐火車出國通路，一股無法形容的暖流傳遍周身。
因為山海關是關内外鐵路分界線，全部機車都要換乘，早些時候開出的前驅列車也停在前面。警衛部隊戰士們一個個從視窗望見毛主席，心情真是無比的幸福和激動。
毛澤東站在天橋上，迎着微微的北風随口吟出：“山海關，北依燕山，南臨渤海，因關在山海之間而得名。”說罷，他看見不遠處的城樓上寫有“天下第一關”的大字時，馬上向滕代遠提出：要去那裡看一看。因為毛澤東知道傳說是康熙親筆寫下的字迹，同時也是一處名勝古迹。“天下第一關”始建于明初，是萬裡長城的名關險隘。雄偉的箭樓聳立在關城東門高大的城台上，南側建有牧營樓、靖邊樓，北側建有臨闾樓、威遠堂。這些建築在古長城上互相守望，氣勢恢弘。因為事先對此毫無準備，滕代遠頗為猶豫。主席的心情甚好，要去看一看也不好勸阻。同意去吧又怕不安全，滕代遠問任遠：“有沒有小汽車？”任遠回答：“沒有準備汽車。”毛澤東說：“那就算了。”毛澤東又問：“聽說孟姜女墳也在此地？”任遠報告說：“沒有墳。在城外有段城牆塌了，傳說那就是孟姜女萬裡尋夫哭斷長城的地方。”“原來如此！”毛澤東笑了笑說。遙望大海和古長城後，一行人下了天橋傳回到列車上。
專列重新啟動，邊光輝緊握操縱杆手把，駕駛着機車平穩駛出山海關站台。
筆者在采訪中，從當時在鐵道部工作後來曾任北京鐵路局黨委第二書記的林一同志那裡了解到：毛澤東的專列從前門車站發車前半天，她和同志們都從辦公室到車站看守道岔，每一組道岔都上了鎖，并派專人看護。把各種有問題的舊鐵路留用人員集中在一間屋裡進行學習。她還回憶到：當大家聽到毛主席的專列平安駛出山海關分界線後，在站長室裡值班的各級上司都十分高興和激動，大家都松了一口氣，不約而同歡呼起來，有一個叫郭恒順的副站長甚至在地毯上還翻了一個跟頭。
毛澤東回到車廂坐定，問翻譯師哲：“羅長子怎麼不見了？”師哲把楊奇清通報的情況向他報告，毛澤東聽後說：“羅瑞卿還是很負責的嘛！”過去，毛澤東曾風趣地說過：“羅長子在我身邊，天塌下來，有他頂着。”這句話充分表明他對羅的信任。
過了一會兒，毛澤東有些神秘地看着師哲：“我發現了一個情況。”
“什麼情況？”師哲聽後一楞。
見師哲一臉疑惑，主席慢慢道來：“怎麼岸英也在車上呢？誰帶來的？”
師哲知道毛岸英是李克農部長帶來的。因為岸英小時在蘇聯呆過，俄語講得很好。有他在身邊，工作起來會友善些。師哲把毛澤東的問詢直言告訴李克農，李克農用手一指說：“你沒看見蘇聯的大使和顧問跟車來了，有岸英在，工作起來友善。” 但是，李克農心裡也打鼓：毛澤東率中共進階代表團訪蘇，帶上自己的兒子這算怎麼回事兒？
他倆一同走到毛澤東面前，毛澤東語氣嚴厲地說：“不管是誰帶來的，總之，不許讓他過界。”就是這個毛岸英，回來不久就報名參加了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作戰，在這一天之後的11個月零18天，即1950年11月25日10時，敵機空襲北韓大榆洞鎮的志願軍總部機關。防空警報剛一解除，他不顧敵機再次轟炸的危險，第一個沖進作戰室緊張工作起來。這時，狡猾的敵機突然調轉機頭，扔下大批凝固汽油彈，洞内刹時被八百度的高溫覆寫，變成一片火海，烈焰一時難以撲滅，偉大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戰士、中國人民志願軍作戰參謀、俄文翻譯、毛澤東的好兒子毛岸英英勇獻出自己的生命，年僅28歲。
山海關開車後不久，滕代遠對剛上車添乘的錦州鐵路局局長廖詩權說：“這一段車開的最平穩。”廖詩權說：“别的局都不讓老司機來，而讓幹部來開主席的專列。”滕說：“為什麼？”廖說：“幹部心情緊張，技術也不行。”“何以見得？”滕代遠疑惑的問。“我讓技術好的老司機開車，由我親自做動員，老司機認為這是政治上信任他們，是以車開得很穩。如果由公安部門動員他們，他們肯定心情緊張，當然開不好車啦。”滕代遠聽完哈哈大笑，說：“廖瞎子，你膽子真大！”
李克農和毛澤東在車廂裡閑聊。
李克農說：“主席，你知道美國總統每天上班後做的第一件事是什麼嗎？”
毛澤東：“哦”了一聲，沒有應答，好像在等李的下文。
“第一件事就是看《情報要點》，不然這一天就不知道該怎麼辦了。”李克農不緊不慢地說。
毛澤東哈哈一笑，說：“你呀，給我上起課來了。我和他不同，随來随看，不怕多，隻怕少。這回去莫斯科，我還要和斯大林談談你們情報方面的事情呢。”
車過山海關不久，氣溫已下降到零下42度。毛澤東乘坐的車廂因為天氣寒冷，凍裂了暖氣管道，把幾組暖氣都凍壞了。這可急壞了鐵道部長滕代遠，他指揮列車段段長張宇，把地毯卷起來，發動餐車燒開水，想用熱水從兩頭把凍壞的管道燙通，折騰了半天不見效果，隻好請毛澤東到另一節車廂休息。由于在行駛中不具備搶修條件，隻好等到沈陽再修。
毛澤東換了車廂後，一面乘車還要一面工作。除了處理國内的一些電報外，他提出搞些調查研究，找幾位沿途黨政負責同志上車談話。秘書葉子龍馬上将毛澤東的訓示通過電台傳達到有關縣市。
綏中縣委書記上車向毛澤東彙報情況，談話結束後，縣委書記風趣地說：“我在綏中工作幾年了解的情況，都讓主席掏走了。”錦州市市長也深有體會地說：“主席考的題目太多了，問得太細了，連統計數字包括百分比都不放過。”
滕代遠見毛澤東找沿線黨政負責人了解情況，就提前電令沈陽、哈爾濱鐵路局的局長做好準備，并轉告了餘光生、莊林等人（分别擔任東北鐵路總局第二總局長和哈爾濱鐵路局局長）。
7日晚，列車到達沈陽車站。高崗一行人上車看望毛澤東，他提出要陪送毛澤東到滿洲裡，主席沒有同意，隻好又下車了。
凍裂暖氣管道的車廂到沈陽後，立即組織人員全力搶修。結果因為沒有配件，無法修複，隻好挂車繼續前行。
專列在沈陽站停留更換機車，換上了1861号蒸汽機車擔當牽引任務。這是一台1940年由日本制造的機車，在當時算是比較新的。現在，這台蒸汽機車儲存在滿洲裡的火車頭廣場供遊客參觀。
沈陽鐵路局機務處處長馮雅齋奉命擔當值乘司機。開始他并不知道專列上是哪位首長。在檢查機車時，他見幾位首長陪着一個穿皮大衣的人在站台散步，聽别人說這就是毛主席。這是他第一次這麼近距離見到毛主席，心裡萬分激動。他緊握氣門手把，穩穩的開動機車。這一次車上的人們都沒有感覺到火車開了。
從沈陽開車後，毛澤東召鐵路局局長黃铎上車談話。由于事先接到滕代遠的電令，黃的心裡有了準備。毛澤東詳細了解沈陽鐵路局運輸生産、管理以及職工生活等方面的情況，特别是重點了解了中長鐵路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建立了一套比較完整的科學管理方法的經驗。毛澤東聽後比較滿意，訓示滕代遠：“要很好地總結一下中長鐵路的經驗，可以在各鐵路局推廣。”
車到長春站時，彙報結束。黃铎向滕代遠請示工作，滕代遠說：“你們立即根據主席訓示，認真進行總結，黨委先好好讨論一下，然後發動幹部職工一起動手，把經驗集中一下，整理出來上報鐵道部。”“是！”黃铎向滕代遠敬禮後，轉身離開。
專列駛過長春繼續向北開進，一派千裡冰封的景象映入眼簾。從寬敞明亮的玻璃窗向外看，皚皚白雪覆寫着松嫩平原的黑色土地，銀妝素裹，朔風呼嘯。再向遠處看，到處是一派“山舞銀蛇，原馳蠟象”的北國風光。
在哈爾濱鐵路局分界站陶賴昭站，莊林奉命登上專列，向滕代遠報到後，兩人一同來到毛澤東面前。
滕代遠報告說：“主席，這是哈爾濱鐵路局局長兼書記莊林同志。”
毛澤東與他親切握手，打招呼。
滕代遠：“他原來也是八路軍，後來改行搞鐵路。”
毛澤東說：“許多同志都要搞他們過去不熟悉的東西，這是目前和今後工作的需要。代遠同志，你要帶頭學習。”
毛澤東向莊林了解了哈爾濱局的運輸生産情況和學習蘇聯鐵路先進經驗後，滿意地說：“我曾說過，關鍵在于學習嘛！”
列車駛到局分界線安達車站，莊林下車前，滕代遠叮囑道：“毛主席的話你要牢牢記住，我們都要加強學習。”
沿線的車站、橋梁、涵洞、制高點、居民點、及所有易于隐蔽的樹林、土包、暗道，都布置了崗哨。鐵路沿線兩側的每一根電線杆下都站有一名全副武裝的解放軍戰士，鋼槍閃着亮光，他們背朝路基，警惕地守衛在專列經過的地方。毛澤東的專列出國和傳回兩次經過，警衛部隊都是提前6小時到現場布控，車過去一小時後沒有情況才撤崗。
列車經過3天3夜運作，于12月9日到達中蘇邊境的滿洲裡車站。
1900年4月，俄國西伯利亞鐵路從薩拜戈爾延伸進大陸國境，俄國鐵路人員跨過國境，他們把踏上中國土地稱為“滿洲裡亞”。1901年火車站建成後，即取名為“滿洲裡亞”。後譯成中文，逐将俄語尾音的輕音“亞”去除，即成為滿洲裡，屬于内蒙古自治區管轄，是大陸陸地與蘇聯相通的唯一接口處，也是大陸最大的陸路口岸城市。車站南面是中國的長春鐵路，北面是蘇聯鐵路，因為兩國軌距不同，是以在這裡要轉乘蘇方派來迎接的專列。
我們看到，一列墨綠色的蘇聯進階專列已停在站内待命。
滕代遠進入車廂向毛澤東報告：“主席，滿洲裡到了。外面太冷，請你在車上休息。我先與蘇聯同志見面辦理交接。”
毛澤東點點頭，說：“好嘛！”
滕代遠、楊奇清分别與蘇聯鐵道總局負責人和蘇方保衛部門負責人通過翻譯進行交接，随即登上蘇方列車，認真仔細進行檢視，直到全部看完放心後，走下列車。指令我方人員馬上開始搬運作李等物品。
滕代遠、楊奇清再次進入主席車廂，請毛澤東換車。滕代遠報告說：“準備工作完畢，請主席換乘蘇聯列車。”“啊！終于到了。”毛澤東站起身來說。随後在葉子龍幫助下，穿好皮大衣，戴上帽子，與秘書、翻譯、警衛處長等人一同走下車來。此時，蘇方專列的車門正好對準我方車門，毛澤東微笑着與在場送行的同志們親切握手，說道：“一路上辛苦了，謝謝你們。”外面的氣溫已經是零下50度，但大家和毛澤東握手時，還是感到一股暖流頓時傳遍全身。有人提議：“我們和主席合個影吧！”毛澤東高興的說：“好啊。”大家懷着興奮的心情，在毛澤東乘坐的車廂前站成一排，留下了一張珍貴的合影。
毛澤東在蘇聯駐中國大使羅申的陪同下，登上蘇方列車，并不急于走進車廂。一直站在車廂門口向中方送行的同志揮手示意。李富春、滕代遠、李克農、楊奇清，還有餘光生、毛岸英、馮紀、任遠等人一字排開，向毛澤東舉手敬禮，請主席進去。毛澤東望着大家，依然沒有動。直到蘇方列車長長鳴了一聲笛，緩緩啟動向北開出，大家把手高舉過頭頂，祝福毛澤東訪蘇順利。毛澤東在關了車門的玻璃窗裡不斷向大家揮手告别。同志們站在原地未動，一直目送列車遠去，直到消失在地平線上。
滕代遠随即向鐵路部門從業人員布置任務：要求有關鐵路局做好充分準備，随時迎接主席專列傳回任務，確定回國時的行車安全。
五)
周恩來率領頗為壯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于1950年1月9日從北京啟程，到蘇聯莫斯科參加與斯大林的談判，于20日抵達莫斯科。随團到達的有李富春、葉季壯、呂東、張化東、伍修權、賴亞力、歐陽欽等人。
從周恩來托人帶給鄧穎超1950年1月12日寫的信中，可了解當時的一些情況：“途中并不太冷，我的大衣有點太沉重了，且顯得臃腫，但既穿身上，就不必再改。過哈爾濱後，北滿高原，氣候轉暖，且未下雪，于今春生産，恐大有影響。聞興安嶺北，則氣候特寒。現已入夜，不能探知雪景如何了。”
中國和越南是唇齒相依的鄰居。1950年1月初，中越兩國正式建交不久，胡志明主席就動身來中國進行秘密通路，請求中國在經濟上和軍事上援助越南。周恩來在北京親切會見胡志明後，二人分别以“大胡”和“小胡”的化名分别乘專列赴蘇聯莫斯科，與毛澤東、斯大林會晤。
這期間，毛澤東還要抽出時間處理國内的電報，參加一些重要檔案的修改和批示。陳雲和薄一波在1949年12月27日至1950年1月7日的《财經旬報》中，向毛澤東報告了鐵路建設的計劃和鐵路的修複情況，毛澤東看了頗為滿意，他在給陳、薄的電報中寫到：“各項計劃均好，用軍隊修築天蘭、天成、成渝、滇黔、黔桂、湘桂諸線甚為必要，望即着手布置進行。”
主席有時還要通過女翻譯孫維世來與斯大林進行電話交談。一次，孫維世接到斯大林給毛澤東打來的電話，她很緊張，連說：“我聽不懂，聽不懂。”斯大林這回沒有發火，派人去叫正在克裡姆林宮陪周恩來與蘇方談判的翻譯師哲到自己的辦公室。斯大林說：“我在這裡講，你譯給毛主席聽。”斯大林說一句，師哲翻譯後通過電話告訴别墅那邊的孫維世，再傳給毛澤東，這電話打的挺費勁。
2月14日，在克裡姆林宮舉行《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字儀式。同時還簽訂了《關于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協定明确“締約國雙方同意蘇聯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國長春鐵路的一切權利以及屬于該路的全部财産，無償地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此項移交不遲于1952年末。” 中蘇兩國簽訂友好條約的消息，随着電波傳向全世界。這是一件震動世界的大事！當大家從次日廣播中和報紙上得知此事後，除了激動和高興外，同時也意識到主席、總理即将動身回國了。滕代遠訓示：争取主動，不必等候指令，立刻做好全盤準備工作。鐵路員工又投入了迎接專列傳回的光榮任務之中。
2月17日，是中國傳統節日 —— 春節。毛澤東結束對蘇聯的通路，于莫斯科時間晚上10點30分登上蘇聯列車，離開莫斯科回國。為他們服務的許多蘇方從業人員知道消息後顧不得穿上大衣，站在冰天雪地裡送行。後來才知道，這些服務人員都是在斯大林身邊的人。瓦利娅雙手捂住自己的臉，哭得淚流滿面。蘇聯服務人員稱贊中國領袖親切、平易近人。毛澤東以他的德高望重，慈祥可親，博得從業人員的敬重與愛戴；周恩來則以他特有的生動活潑和忠厚的長者風度征服了大家。毛澤東訪蘇結束後，斯大林曾對身邊的人說：“想不到毛澤東是這樣的年輕與健壯！”
2月22日，毛澤東、周恩來在回國途中的列車上會見了越南國家上司人胡志明同志。
列車經過在蘇聯境内十天的行駛，于26日抵達蘇聯邊境城市奧特堡爾站，胡志明同志也同車抵達。蘇方警衛人員一直護送專列到大陸境内的滿洲裡車站，幫助中國同志進行換車、裝車等工作後才離開。
由于蘇方為我們提供了認真負責的安全保衛工作，使毛澤東這次出訪十分順利。他吩咐秘書葉子龍、汪東興代表他本人及周恩來，向蘇方列車上的保衛人員和從業人員緻謝并告别，還送了20箱桔子、香蕉等水果表示謝意。
斯大林送給毛澤東、周恩來各一輛“吉斯”牌進階轎車也随專列抵達滿洲裡。因為天氣寒冷，其中一台車由于沒有放水，把水箱凍裂了。
據筆者查找有關資料，為歡迎毛澤東、周恩來訪蘇回國，中央決定：加派中共中央副秘書長、中共東北局副書記李富春代表中央随車前往滿洲裡迎接；并決定由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朱德另乘專車到沈陽迎接。
滕代遠在回憶材料中寫道：“1950年2月17日，毛主席又坐蘇聯火車傳回，在蘇聯首都莫斯科車站發表了講話，公布了新聞消息，比出發時更為公開了。更增加了我們保衛偉大領袖毛主席安全返國的責任。我親自布置有關工作外，還組織專列到滿洲裡車站迎接。”
2月26日下午專列抵達滿洲裡車站後，“毛澤東與專門前來迎接的高崗、羅瑞卿、滕代遠、張策、楊奇清、汪金祥等見面時非常高興，和他們談笑風生，從精神上看輕松不少。”汪東興在日記中如是說。
随專列傳回的還有越南上司人胡志明主席以及中國青年代表團的女翻譯孫維世。
六)
國内外的階級敵人沒有放過這次難得的機會。2月下旬，他們在一個深夜扒開了長春市郊外的一段鐵路線，妄圖制造列車颠覆。被我地方公安部門及時發現，立即組織人員将線路修複。
2月26日深夜，毛澤東的專列由滿洲裡車站出發，為了確定行車安全，迷惑敵人，做到“萬無一失”，第一列車内全部是空的，任務是壓道開路；第二列才是擔當警衛任務的前驅車；毛澤東、周恩來、胡志明和所有回國人員均在第三列的車上，主席的車廂挂在最後一節。
2月27日上午10時，專列到達海拉爾車站，由于是在山嶺上面，氣溫比平地更為寒冷。當時萬裡無雲，陽光明媚，周圍望去都是皚皚白雪。列車在此要更換機車，除了胡志明主席沒有下車外，其餘同志紛紛随着主席、總理緩步走下列車，到站台上一邊呼吸新鮮空氣，一邊觀賞祖國北部絢麗多彩的風光。大家随意圍繞在毛澤東周圍邊走邊談。
滕代遠緊跟在毛澤東身旁，邊走邊向主席介紹車站的情況。當他們走到一組道岔前面，毛澤東把右手從皮大衣内伸出，用食指指着道岔問滕代遠：“這是什麼東西？幹什麼用的？”
滕代遠立即報告說：“這是道岔。專門用它來撥開鐵軌，使列車不會撞頭。”
“是嗎？”毛澤東仔細看了一眼。
滕代遠說：“扳道岔的叫扳道員，工作時很吃力，勁小的還扳不動。”
“啊，這個玩藝還不簡單呢！”毛澤東微笑着說。
滕代遠笑了笑接着說：“鐵路上這一套東西名堂不少呢！”
“是啊！”毛澤東點點頭。
他們兩人的談話被跟在主席身後的馮紀、任遠聽得十厘清楚。當時，東北人民政府公安部的汪金祥手握照相機，懷着激動的心情把毛澤東指問滕代遠的情形，逼真地抓拍下來，為我們留下一幀十分寶貴的照片。
筆者在搜集素材過程中，還發現一個過去不為人知的情況，現摘錄在這裡：滕代遠在回憶材料中寫道：“在傳回途中，當時的中共黑龍江省委負責同志，沒有和我商談，擅自決定要專列開往齊齊哈爾去，被我發覺後加以制止了。并當着中共東北中央局書記、東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崗，旅大市委書記歐陽欽，（東北人民政府）公安部長汪金祥等人的面，我嚴肅批評了他無組織無紀律的行為。緻使專列在昂昂溪車站稍有延誤。”随後，滕代遠立即向車上的周恩來彙報了此事。周恩來對此事的處理表示同意。
專列于2月27日晚上抵達哈爾濱，省市負責同志到車站迎接，并邀請主席、總理下車休息一下再走。毛澤東等人同意下車休息過夜。葉子龍為他買了一些東北特産熏肉大餅。毛澤東很久沒有吃到中國飯了，邊吃邊說：“好吃！好吃！”同志們分别下榻在哈爾濱兩個最大的飯店，痛快地洗了澡，好好睡了一覺。
28日，在哈爾濱，毛澤東、周恩來接見了省市上司，為黑龍江省幹部題了詞：“不要沾染官僚主義作風。”下午，由滕代遠陪同，毛澤東興緻勃勃地參觀了鐵路工廠，與工廠的幹部職工見面，親切握手，連連說：“同志們好！”勞工們喜出望外，激動地眼含淚花高喊：“祝毛主席身體健康！”。隻是這次參觀事先沒有計劃，安排不周，由于下班有的工廠中的房間空無一人，毛澤東沒有盡興。
3月1日一大早，毛澤東起床後，叫來汪東興說：“你去通知滕代遠、羅瑞卿兩位部長準備專列，一小時以後上車出發。”
列車于當日到達長春站，吉林省和長春市負責同志到車站迎接，主席、總理下車後直接去省委辦公樓。吃過午飯，就乘汽車參觀市容。大家參觀了長春電影制片廠和僞滿皇宮及日本人蓋的銀行。當時長春剛解放，社會治安不好，為安全起見，部分地區實行了戒嚴，汽車經過市區時，大街上顯得非常清靜。
毛澤東向市長提問：“長春市老百姓很少，人都哪去了？”
長春市長一時語塞，應付的回答：“現在是吃午飯的時間，人們都在家裡。”
毛澤東幽默的說：“老百姓吃飯比軍隊紀律還嚴？吃飯時一個人也不出門？”
市長無言以答，滿臉羞色。
毛澤東說：“不要怕老百姓嘛。”看來他對這種安全措施有所不滿。
3月2日到達沈陽，在此逗留兩天。由北京專門來沈陽迎接的朱德副主席以及中南海警衛處處長李樹槐到車站迎接。中共中央東北局、遼甯省、沈陽市的負責同志均到車站迎接。
毛澤東一行人住在沈陽鐵道飯店（大和旅社）。晚上，高崗等人來向毛澤東彙報有關工作。與此同時主席還抽出時間專程看望了在沈陽工作的蘇聯專家，并在當地召開的黨的代表大會上講了話。
為了慶祝“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勝利簽訂，歡迎主席、總理安全回國，東北局于3日中午舉行隆重的“内部宴會”，除了胡志明同志未露面外，凡是随同毛澤東出國的人員全部參加。以李富春為首的全體迎接人員及随同朱德副主席來沈的中央從業人員一起應邀出席。毛澤東的心情顯然放松了許多，在大家的祝願下，喝了不少酒，更顯得滿面春風，神采奕奕！
當日晚，東北局在機關禮堂又舉行了小型舞會。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和李富春、羅瑞卿、滕代遠等人參加。
3月4日晚10時，毛澤東、周恩來一行安全抵達首都北京，在樂隊高奏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後，他們檢閱了儀仗隊，并與到車站迎接的朱德、劉少奇、李濟深、張瀾、林伯渠，副總理董必武、陳雲、郭沫若、黃炎培等人一一握手。到車站迎接的還有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李立三、吳玉章、彭真、薄一波、羅榮桓、徐特立、蔡暢等人。
從1949年12月6日到1950年3月4月曆時89天，毛澤東率領中國共産黨代表團完成了這次具有重要曆史意義的通路，并永遠載入了史冊。
回顧毛澤東首次訪蘇的全過程，可以用“一路平安”來形容。黨中央高度重視，周恩來親自挂帥，中央社會部、公安部、鐵道部首長直接參與上司，各地黨政軍民上下一緻，團結合作。采取群衆路線與公安機關互相配合，軍民結合，動員了千軍萬馬，全體參戰人員同心同德，夜以繼日地操勞，保證了毛澤東訪蘇的順利圓滿！
今年，是中國共産黨成立93周年，我們的黨戰勝各種艱難險阻，帶領中國人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屹立于世界的東方。
月缺月圓，鬥轉星移。毛澤東首次出國通路蘇聯，至今已過去了65個春秋。中國依然是偉大的中國共産黨上司下的社會主義國家，而蘇聯已在1991年正式解體，分裂為獨聯體15個國家。
四，憶先父滕代遠(滕久翔口述， 滕明瑞整理)

滕代遠簡介：
先父滕代遠是1923年秋去常德省立二師讀書的，後投身革命，十多年與家中沒有聯系，祖父祖母十分想念他。1938年4月的一天，家裡來了一位鄉親，他曾在國民黨軍隊當過連長，因兵敗厭戰，離隊回家，帶來了滕代遠在延安的消息。祖父知道後很興奮，決意去延安看望代遠。于是将家中好田當出兩畝作盤纏，與那位老鄉結伴同行。在武漢、西安等地八路軍辦事處的幫助下，經過近一個月的長途跋涉，終于到達延安，見到了久别的親人滕代遠。
那時正是抗戰時期，延安已成為中外注目和全國人民向往的革命中心。據祖父回鄉後對家裡人說：從各地投奔延安的人相當多。延安人興住窯洞，毛主席、朱總司令都住窯洞。龍兆（代遠小名）已不是十幾年前穿粗布短衣的農家娃，而是一個威武的八路軍将領了。他的工作十分繁忙，每天天蒙蒙亮就騎着馬出去操練，有時工作到深夜才回來。不論是吃飯還是晚上睡覺，一接到電話通知，就急忙騎上馬走了。祖父感慨地說：“戰争年代，龍兆的薪水很低。頭天，他要警衛員買來一隻母雞，親自辦好為我‘洗塵’，他先敬雞頭雞尾，然後把雞腿、雞胸脯肉都夾給我吃。龍兆雖然當了大官，可他的脾氣秉性還和小時候一樣，總是把好的東西孝敬老人。”祖父說：“從到延安的第二天起，我就和他們一起吃夥房份飯。龍兆和其他官兵都吃雜糧，唯獨我一個人吃大米飯，隔三差五還為我炒一點辣椒，泡一點酸菜，盡量使我的生活過得稍好一點。後來毛主席知道我遠道而來，親自寫請柬請我吃飯，後因臨時有事，特地委托李富春作陪。席上李富春代表毛主席問長問短，聽不懂的，由龍兆當翻譯。在毛主席家作客，感到無比溫暖。”祖父說到這裡，嘴角露出丁幸福的笑容。由于戰事頻繁，祖父在延安隻住了二十天就回家了。臨行前，毛主席批了十元光洋做路費，又送了一件舊狐皮袍子。父親則将身上僅有的四張五角的紙币和一個紅布鎖口袋給了我祖父，還請來參謀部一個同志，在他住處窯洞前照了一張像。祖父安祥地坐在藤椅上，父親全身戎裝端端正正地站在祖父的左邊，右邊是陪同祖父去的那個老鄉，這是祖父和他兒子唯一的一次合影，現在陳列在滕代遠紀念館裡。送别時，代遠還特地提醒他父親說：如果有多餘的糧食，千萬别忘記分給周圍缺糧的老鄉。祖父回到家鄉後，記着兒子的話，與鄉親們的心貼得更近了。
第一次去北京看望父親
1950年9月，麻陽的許祥政委從省城開會回來，把一張乘車免費證交給我，親切地對我說：“這是省委書記黃克誠同志在北京開會時滕部長托他捎來的，你父親很想看看你啊！”
父親滕代遠1923年離家時，我剛滿十個月。當時時局多艱，内亂不止。大祖父管家，就是不讓我父親去常德，說是兵荒馬亂的還讀什麼書呀。又說，一家老小八口，你去上學，哪個養家？并向我父親發難：“如你執意要去，可以，但必須分家。”無奈忍痛和大祖父分了家，父親才得以脫身去常德。他在常德讀書時，參加了進步學生運動。後走上革命，戎馬倥偬，輾轉南北，多年信渺音乖，偶爾傳來一點消息，也都是“滕代遠死了!”“滕代遠犧牲了!”的壞音信。祖母想到出遠門的兒子生死不明，常常凄然顧影，暗自悲泣，逢年過節，免不了燒些紙錢，口裡不住地念叨代遠的乳名：“龍兆兒呀!你也來領受些錢财吧。”祖母思兒心切，流淚過多，後來落得雙目失明……
1950年2月的一天上午，我正從地裡回來，鄉郵員送來一封信，信皮上印着紅形彤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鐵道部”字樣。原來是父親從北京寄來的親筆信，從此我與久别的父親溝通了聯系。此後，我經常把我的說服學習情況寫信寄到北京，博得父親的歡悅。父親把關懷和希望鴻雁相囑，勉勵我要聽毛主席話，學做正直人，切勿自誇自诩，免得人家講閑話。但這隻是一張白紙寫的黑字，紙短話長，聽不到聲音見不着笑貌，祖母放心不下。這回既有許政委帶來口信，正好可到北京請安，也好看看離别二十八年的父親究竟是個什麼樣子。于是家裡湊齊了路費，9月20号由縣工商聯副主席阮紹堂帶我登上帆船，是晚歇在辰溪。翌日搭汽車經常德于23日到達長沙。我們在西牌樓旅社住了兩天，第三天到小吳門火車站乘車。火車站有個聯絡處，我拿出一張免費證和一張照片，照片是父親的近照，聯絡處一位同志接過照片一看，認出是他的頂頭上司，就歡快地叫道：“是滕部長！是我們滕部長!不過……”聯絡處的同志為難地說：“這張免費證是坐普快的，你得再花八千元(舊币)補張特快。”我掏出八千元錢補了特快票，便由阮紹堂送我上了火車。
火車風馳電掣，穿過茫茫原野，于9月26日上午正點到達北京。我在火車站打電話找到父親的住處，是一位年輕人接待我（後來才知道是楊秘書）。盤問了半個多小時，然後才用電話報告我父親說：“真老包來了。”吃了中飯，洗了澡，下午兩點才與正在頤和園度假的父親見面。父子相見不相識，當時我隻是流淚，把原來想好的話都忘了，最後還是父親先開口：“你不簡單，山溝裡的娃娃跑到皇城來了。”接着是問長問短，父親講了很多。他的每一句話聽起來都很新鮮，很有道理，也很有人情昧。
時值秋天，北京天氣變得冷起來了。父親怕我受涼，給我做了一套新棉衣，又做了一套蘭布中山裝單衣，還送了我一根皮帶。當時我看到是根舊皮帶，順口說了句不好聽的話，遭到父親訓斥。原來這根皮帶還是父親在南泥灣大生産時上面獎給他的，我自知理虧，笑着捆上皮帶。那天正是國慶節，我在鐵道部二樓觀看慶祝遊行，老遠看見了朱總司令乘着敞蓬轎車莊嚴地檢閱三軍，聽到了億萬群衆發自肺腑的歡呼聲，真使我感慨萬千。這是開始了幸福曆程一周年的國慶節，我怎能不興奮不激動呢。
我在北京住了十來天，有件心事一直不敢講。一天晚上，我試探着對父親說：“爸爸，你曉得，麻陽是個窮山溝，生活苦，交通又不便。我……我想在北京找個事做做，您看行嗎?”
父親停了一會，感歎地對我說：“是呀!我們麻陽是個山溝，窮呀!”說到這裡，父親的話頭一頓：“可是正因為它窮你才應該回去，去幫助它、建設它，去為它出力。再說，家裡還有老小一屋人，你總不能把這副擔子交給政府吧。現在美國已發動侵朝戰争，北韓人民正在受苦受難。我們國家才解放一年，還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搞建設，建設也如同打仗，這兩仗打得如何，都不可預測。是以從哪方面講，你都不應該留在北京。”
聽了父親的話，又是怨又是激動，心想不能安排工作，回家就回家。楊秘書問我來北京走了幾天路，坐了幾天車，他把我回家的路費和路上開銷都算好了。10月16号，父母親送我到大門口，再三叮咛：“你回去要好好生産勞動，不要脫離群衆，不要打我的招牌向政府伸手。”父親又遞給我一個大布包，說：“裡面是我過去化裝用過的舊衣服和一些破破爛爛，你拿到家裡就是好東西了。”
像去時一樣，經過幾天幾夜的旅途勞頓回到家裡，我打開包袱一看，真是一包破破爛爛，祖母看了十分生氣，問道：“久翔，你爹把你多少錢?”
我說：“到辰溪下車，隻有一萬五千元(舊币)了，路再遠一點，你孫就要餓着肚子回家。”
“唉——”祖母長歎一聲：“真是胡椒沒得一粒，倒找三斤姜！”
“共産風”刮不得
在大躍進的1958年，縣文教科按照上級的訓示，派出三個代表（我和一中二中兩位上司）到北京參觀教育與生産勞動相結合成果展覽。不料到北京的第二天，我患了急性闌尾炎，住進鐵路醫院，手術後醫生囑我再住一段時間才能出院。當時父親正在杭州休養，母親林一征得父親的同意把我送到杭州和父親住在一起。有天父親很嚴肅地問我：“你這次幫助我們共産黨整風，有些什麼感想?有什麼議論?”我回答說：“大會小會提了一些意見，對中錯，錯中對，這很難免。不過我相信黨相信群衆，不會随便冤枉好人的。”
父親聽了沒有吭聲，停了一會，父親要我講講公社化的情況。我說：農村形勢表面上是好，但确實存在着華而不實的作風。就說公社吧，大兵團作戰，人多熱氣高，工效快，但品質差。父親說：這是“一窩蜂”，浪費勞動力。我說：現在實行田土深耕一兩尺、兩三尺，小麥生産打倒行播，消滅點播，越密越好。父親說：那是“瞎指揮”，反科學。我說：大躍進各行各業都在放衛星，糧食畝産超千斤，超萬斤。雞蛋，放在禾穗上也掉不下來。父親說：那是“浮誇風”，吹牛皮。我說：公社實作了集體化，到處辦公共食堂，兩個大師傅辦幾十人百多人的飯，一個老婆婆帶幾個孩子，擠出勞力搞生産。縣社隊三級可以随便平調，社員吃飯不要錢，看病吃藥有醫生，上學讀書有共大。父親說：這叫“共産風”，有些人隻知道從下面刮，不花錢，實在是要不得。
又過了兩天，父親帶我來到西湖附近的肖山大隊參觀公共食堂。正趕上社員們吃午飯，老的老小的小，有的吃幹飯，有的吃稀粥，吃稀粥的外加兩個饅頭。桌上擺了一滿桌，有白菜蘿蔔絲，還有海帶豆腐湯，八人一桌，也還顯得熱鬧。父親看了問我：“久翔，家鄉的食堂怎麼樣?比這裡好還是差?”我回答說：“我們的食堂單一化，炒菜不打湯，打湯不炒菜。飯定量供應，老人小孩一個樣，社員吃不飽，幹活沒勁頭。”父親聽了十分冒火，他說：“這是窮過渡，長期下去要死人的!公共食堂不可長，‘共産風’刮不得了啊！”
還是不回去的好
1960年9月12日，祖母以八十高齡謝世。當天，我給父親發了急電，懇求他立即回老家奔喪。父親離開麻陽已有三十七年了，兒孫們都艱巴巴地盼着他回來。可是左等右等，到了出殡那天，等來的卻是一張回電，回電是打給我的，大意是：
翔兒：聞你祖母去世，悲痛萬分。請代我送祖母上山，一切從簡。謹緻哀悼！代遠。
後來我去北京，蔔占穩秘書對我說：“你爸爸接到你祖母去世的電報後，原準備回家，我們幾個從業人員也确實為他忙呼了一整天。但到了第二天早晨，他突然改變了主意，說是不去了，要我給你發個回電，彙一百元錢作喪事開支。你爸爸說：母親病故，理該回家奔喪，以盡做兒子的一點孝心。經過再三考慮，有兩個問題不好解決，一是咱們請假，要經中央和國務院準許，我現正在病休，怎麼又好請假呢。二是現在全國人民都在過苦日子，我一回去，必然要給當地政府增加很多麻煩，加重他們不必要的負擔。我是一個共産黨員，又是上司幹部，應該帶好這個頭。是以我還是決定不回去的好，不要去驚動他們嘛。我們幾個從業人員聽了這番話都很受感動，隻好把原來訂好的車票退掉。”
你做的臘肉味道很好很好
1964年5月父親的病情加劇，經黨中央和國務院準許，離職來到北戴河休養。一天，天氣晴明，惠風和暢，父親病體若失，便要我和警衛員、秘書一道去打獵。我們三人興緻勃勃地到了飛機場跑道邊的小山上，大約三四十米遠望見一隻野雞在覓食，它好像發現來人，正欲展翅飛起，警衛員眼尖手快，“砰”一槍，野雞落地，撿起一看是隻花花綠綠的野公雞。拿回家中，父親高興地對廚師說：“這是山珍，好吃得很哩。”不料廚師按照家雞烹調，就是把野雞切成幾大塊，和水加鹽，放入缽蒸熟，既無色又無味。父親隻吃了一點點，大聲說道：“不好吃!不好吃！炒得不好，可惜一隻好野雞！”
第二天快吃午飯時，警衛員笑眯眯地拎着一隻斑鸠走進來，父親問道：“斑鸠從哪裡搞來的?”警衛員答道：“屋後，我出門剛到屋後，正好碰上這隻倒黴的斑鸠。”父親生怕廚師辦不好，對我說：“久翔，斑鸠還是你幫我去炒。”我按照家鄉風味做，将斑鸠去毛除雜洗淨，肉和骨頭分開切好剁碎，炒時先用油酥香骨頭，再和斑鸠肉一起煸炒。快出鍋時放入辣椒、花椒、酒、醬油、鹽、姜末、大蒜等。最後焖一點熱水，一盤香噴噴的斑鸠肉就炒好了。我把菜端上桌面，真是色香味俱全。父親一邊吃一邊贊不絕口：“炒得好！炒得好！和你前面搞的臘肉一樣，很好很好!”
怎麼父親又提到做臘肉的事呢？這要追溯到幾年以前我從長沙開完會到北京去看父親，順便帶了幾斤湖南臘肉。他見了十分高興，吩咐馮師傅中午把這臘肉搞給他吃。吃午飯的時間到了，馮師傅把做好的臘肉送到父親跟前，馮師傅守在一旁，等着讨個“好”字。誰知父親吃了兩片，卻不以為然。馮師傅急着問道：“首長，這菜口味如何?”父親搖搖頭說：“味淡了，不好吃。”馮師傅乃國廚高手，技術超群，莫說臘肉，就是國宴他也做得多了，看得膩了，可今日偏偏失手，卻不知道是何道理。還是父親了解馮師傅的心情，連忙對我說：“久翔，晚上你幫我弄，請馮師傅也來領略一下湘西風味。”我想了想，馮師傅弄的臘肉為什麼不好吃?主要是他用碗蒸臘肉，碗裡滴進好多汽水，把味道給沖淡了。加上臘肉片子切小切得薄，像吃牛肉巴子一樣，一口要夾好幾片，當然不過瘾啊。我搞的和馮師傅不同，我是先把臘肉皮用火燒松，洗淨後，切成兩大塊，不用盛碗，就放在蒸籠裡的竹搭上去蒸，蒸熟後再改刀，切成大塊大塊的片子，馮師傅見了簡直不敢相信，說：“這麼大塊大塊的臘肉能吃下肚去?”我不禁笑道：“咳！馮師傅你不曉得，臘肉就是要切這麼大這麼厚的塊子，又不沾汽水，不走元氣，吃起來才能覺到臘肉香得濃烈，細細嚼來，便又覺到臘肉回味綿長。”果然父親吃了臘肉連聲叫絕：“很好！很好！”馮師傅驚喜地望着我說：“我工作一年到頭，好客易得一個‘好’字。你做的他吃了，好字前面還加了個‘很’字，真是難得啊！”
從此，我每次去看父親，不管住在什麼地方，一有機會，我總要給他辦一兩個“正宗湘味”。如臘狗肉、粉蒸肉、紅燒肉什麼的，使得老人家高興滿意。
溫泉探父
黨的“九大”開過不到一年，即1970年3月，我所在的錦和水輪泵站派我們三人前往廣東參觀學習羅定縣水輪泵發電抽水建設船閘等方面的先進經驗。事先我給當時住在廣東從化的父親寫了信，征得他的司意，并請他與有關機關聯系，找一些關于建設水輪泵的資料。
我們一行三人3月8日到達廣州，住省水電廳招待所。我稍事休息後，即抓緊時間趕到從化。從化是廣州附近的一個縣，地處山區，綠樹蔥茏，風景宜人，沿山坳延伸，露出一個偏僻而又甯靜的山村，村裡修建了一幢幢别緻昀小樓，這是專供進階幹部療養的處所。父親就住在溫泉飯店的翠溪二号樓。我在溫泉辦公室辦完手續後，經服務人員指點，過了石橋，繞過一塊小操坪，便到了父親住處。父親見我來了，放下手中沒有讀完的一本很厚的書，問我說：“你們來了幾個人?參觀幾天?”我回答：“來了三個人，他們留在市内招待所，參觀的日期沒有定。”父親一邊聽我說話，一邊把他最近為我們找到的一大疊資料遞給我，語重心長地說這些資料都是已經推廣或正在推廣的先進典型和先進經驗，帶回去要好好學習研究，通過實踐上升到理論，要使精神變成物質，那你們的工作就會是很有成績的了。我表示一定照父親的話去做，父親說話很沉重，我好像有一種不安的預感，對父親說：“我在石橋邊的小坪裡看見朱德同志在曬太陽。”“你認識他?”父親反問一句。随後，憂心忡忡地告訴我說；“你到這裡來可以看，不可以問，回去也不能講，沒有你的彙報任務。”下午我到房子外面轉轉，所有小樓附近不太遠得地方都設有哨位。我覺得很不是滋味，心裡琢磨，像朱總司令和我父親母親這樣的人犯了什麼罪?為什麼需要這麼多武裝部隊像監視特務似地監視他們?這些老幹部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恢複自由?一連串的問題就像冰雹襲來，使人顫抖而百思不解。
林彪反革命集團被徹底粉碎後，1972年5月，根據周總理訓示，父母親回到北京，我才得知父親繼續被選為黨的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在這之前，林彪出于“搶班奪權”的需要，以中蘇邊境的局勢緊張為借口，于1969年10月下達了“第一号指令”，調動全軍進入緊急戰争狀态。首都實行“戰備疏散”，在這個指令下，父母親和一大批對革命有貢獻的老同志被“疏散”到各地。這是林彪玩弄的新的政治迫害。父親後來告訴我說：“當時他們住在溫泉是受監視的，活動地區也有明确規定，要我們散步不能過河東。如果要經梅村散步，也不能過河西梅村的哨位，名曰保護我們安全，實際上是限制我們自由。”
聆聽父親最後一次教誨
父親逝世的噩耗從北京的電波中傳來，我悲痛欲絕，淚水滾滾。我懷着無限的哀思帶着他的孫子孫女匆匆趕到北京，參加黨和國家為滕代遠舉行的隆重的追悼會。追悼會由葉劍英主持，鄧小平緻悼詞，高度評價了滕代遠為革命、為人民建樹的卓越功勳。母親和我們五兄弟靜立在父親靈旁，聽着鄧小平那深沉的悼詞，那金石落地的聲音，把我的思緒又帶到了1973年的8月。我去看望他老人家的時候，他正當選為十屆中央委員會委員，雖然病情比以前加重了，說話也不夠清楚，但依然堅持過艱苦生活。他每餐除進食小半碗米飯外，總要搭配一個黑窩窩頭。我見了真為他擔憂，想起他幾十年南征北戰，老年又遭坎坷，于是我勸他不要吃這種粗糧了，吃了不容易消化，要吃等病好了以後再吃，父親默默不語，臉包也變得嚴峻起來。良久，他用一種斷續續的聲音說：“久翔，你痛我，爸爸心裡明白。可是你知道從1960年起，我們毛主席和周總理就開始吃窩窩頭了，并且很少吃肉。他們能夠和全國人民一起過苦日子，難道我們就不能夠嗎?我吃窩窩頭已有十幾年曆史了，是跟主席、總理學的，吃了窩窩頭，就會使你想到現在的幸福生活來之不易，這是我們共産黨人的本色啊!”父親說到這裡，反而振作起來，他繼續教導我說：“是以咱們共産黨的官不是國民黨的官，他們隻是為官僚地主階級服務，而我們則是為人民服務的，應該永遠是人民忠實的勤務員。”我被父親的精神感動了，我懂得這不僅是吃幾個窩窩頭能飽肚子，而是告誡自己不要忘記黨的艱苦奮鬥的好傳統。這時我發現父親有說不完的話，但一時不能盡言。我抑制住自己激動的心情，輕聲地對父親說：“爸爸，我一定記住你老人家的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您放心休養吧。”
時間僅過去一年零四個月，父親就謝世了。我卻萬萬沒有料到，這次相見竟成永訣，這次談話竟是父親對他的長子的最後一次教誨。
父親雖然離開了我們，但是他的精神，他的音容笑貌卻深深地印在我們的心裡。
五，滕代遠：曾與彭總平起平坐，開國授銜沒他的名，部下出了3個元帥，為何他卻沒有軍銜？
“孩子讀書，上大學，靠父母或私人關系上去是不行的，為人民服務的工作很多，當勞工，當兵，種田都可以……”
一個老部下給滕代遠寫信，希望他能動用關系，安排其子女進“哈軍工”時，被婉拒了。
或許正是這樣的看淡一切的心态，覺得做什麼工作都可以，滕代遠才不在意一件事：部下出了三名開國元帥，自己作為紅軍創始人之一，沒有獲得軍銜。
部下出了三個開國元帥
滕代遠與粟裕一樣，都是少有的少數民族将領之一，粟裕是侗族人，而滕代遠是湖南麻陽縣的苗族人。
1924年，滕代遠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後又加入中國共産黨，正式參加革命。
馬日事變後，滕代遠與其他黨員一起脫離國民黨，轉入地下鬥争。
1928年夏，滕代遠被任命為湘鄂贛邊特委書記，不久同彭德懷等人上司“平江起義”，建立紅五軍，彭德懷任軍長，他出任黨代表。因而，滕代遠成了紅軍的創始人之一。
1930年5月，中央将紅五軍改編為紅三軍團，滕代遠任軍團政委。不久，為協同作戰，彭德懷提出建立紅一方面軍的想法，滕代遠深表贊同，也參與到了紅一方面軍的建立之中。
同年8月，紅一方面軍誕生，朱德任總司令，彭德懷任副總司令，毛澤東任總政委，滕代遠則任副總政委，成了毛澤東的副手。
當時，紅一方面軍往下面頒布指令，大多都用“朱、毛、彭、滕”字樣，滕代遠的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僅次于朱德、毛澤東和彭德懷三人。
不僅如此，林帥、羅榮桓、陳毅這三個後來開國元帥，也是紅一方面軍的人，曾聽命于滕代遠。
然而，長征的前一個月，滕代遠去了蘇聯，直到1937年12月才回到延安。
滕代遠和三個元帥的命運，在這一期間也就出現了重大分岔。
長征期間，林帥、羅榮桓等人的地位慢慢得到凸顯，深受重用，成為一支強大武裝的進階将領，滕代遠則繼續幹政治工作。
1940年，中央讓滕代遠出任抗大副校長和副政委，兩年後左權将軍去世，他被調離抗大，出任八路軍參謀長，再次與彭德懷組成搭檔。
解放戰争期間，滕代遠主要在華北局和中央鐵道部工作，曾被任命為鐵道部長、鐵道兵團司令員等。建國後，滕代遠繼續出任鐵道部長，管理着全國的交通大動脈。
1955年全軍大授銜，林帥、羅榮桓、陳毅被授予元帥軍銜，而滕代遠作為紅軍創始人之一、人民解放軍的重要上司人，沒有參與此次授銜。
滕代遠的地位這樣高，在軍中有很大的影響力，為何沒有參與授銜？
他是彭德懷将軍的好戰友，是為國家、為人民立下了汗馬功勞的革命黨員。
他曾對兒子說：“曾經蘇聯也有一個人和我的職位相同，他獲得的軍銜是元帥級别的。”
可是這樣一位戰功赫赫的革命英雄，卻沒有被授予任何軍銜，就連林總都覺得，他是最有資格授予元帥的人。
此人到底是誰？為什麼衆人會給予他如此高的評價？他又為何沒被授予軍銜？
開創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這位沒有授銜的革命英雄，其實是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開創者之一。
1904年，滕代遠出生在湖南，他的父母是當地的富裕人家，老家還有一座清氏大宅院，過着相對富足的生活。
他的父母非常重視子女的教育，而身為家中的長子，他也是特别的争氣，1923年的時候，靠着自己的努力，順利的考上了湖南的師範學校，從此以後，滕代遠變得更加刻苦努力，并且走上了救國救民的道路。
畢業以後，滕代遠加入到了國民黨的隊伍，投身到中國革命的建設事業當中，那時候國共合作效果顯著，他也願意在這裡貢獻出自己的力量。
可随着蔣介石的上台，國共合作徹底破裂，蔣介石的野心和欲望也逐漸的顯露了出來。滕代遠不願意助纣為虐，果斷的退出了國民黨。
那時候滕代遠已經具備了非常強的組織和上司能力，并且順利的成為了湖南農民運動的上司人之一。
他還陪同毛主席和彭老總一起考察當地的具體情況，讨論起義軍的各項事宜。後來，他又和彭老總一起發動了平江起義，立下了赫赫戰功。
平江起義的消息立馬傳到了祖國的大江南北，毛主席和朱老總還親自寫信邀請他們來到井岡山這邊進行會合。
收到信後，他們一行人率領大軍突破了國民黨的重重包圍，來到了井岡山，并且建立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随着井岡山革命隊伍的不斷壯大，這也引起了國民黨的敵意，1929年初，敵軍包圍了革命隊伍，打算将我軍困死。
滕代遠不懼強敵，帶領着部隊與敵人奮力抵抗，成功的粉碎了敵人的計劃，卻也造成了極大的傷亡。
此戰中，僅有300多人幸存了下來，滕代遠也受了很嚴重的傷勢。
後來滕代遠獲得了到蘇聯留學的機會，沒能參加紅軍的長征，錯過了中國革命史上的一個重要的時期。
抗日英雄
1937年，正值中國抗日戰争的關鍵時期，左權卻不幸的在戰鬥中犧牲，經過組織的反複讨論，決定讓滕代遠接任空缺的職務，成為八路軍的參謀長。
滕代遠深知自己責任重大，對待工作從來都不馬虎。他時刻關注着戰場上的局勢，考察敵情，為我軍戰士指出合理的進攻路線和戰略目标。
同時，他還負責軍隊的整編工作，為隊員進行詳細的戰術講解，提高軍隊的戰鬥水準和作戰能力。
每個軍隊之間，滕代遠都要做好協調工作，確定各個部隊收到的資訊情報準确無誤。
對于當日的作戰情況，以及軍隊需求，滕代遠都要做好及時的整合彙總，做到上級上司和軍隊之間目标明确，資訊透明。
鐵路工作
新中國成立後，國家準備在中國大陸内修建鐵路，加快中國鐵路現代化的程序。
早在1948年末的時候，毛主席就開始籌備起了全國性的交通工作，前路尚未明了滕代遠就被委以重任。
國内形勢穩定後，黨中央直接決定讓滕代遠統一管理鐵路的修建、運輸、管理的工作。
面對上級指派的任務，他能夠欣然接受，并且保證自己一定能夠順利的完成任務。随後，滕代遠被任命為軍委鐵道部部長，擔任着中國鐵路事宜的相關工作。
滕代遠上任以後，立刻開始了他的工作。當時中央要從西柏坡地區搬遷到北平，這也成為了他的首個重要工作。
滕代遠組織着鐵路的建設和營運，排查各個站點的危險，確定鐵路能夠安全運作，萬無一失的到達目的地。
最終在滕代遠的安排下，中央順利的到達了北平，對此，周總理還特意誇獎道：“這是你們順利完成的首個任務，做的非常不錯，要再接再厲呀。”
當毛主席要坐車前往外國的時候，滕代遠特意的安排了三列火車，将毛主席秘密的送到了目的地。
雖然鐵路工作對于滕代遠來說是完全陌生的領域，但是他還是聽從組織的安排，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國家鐵路事業中去。
憑借着他的聰明才智，滕代遠在極短的時間内完成了對中國所有鐵路資料的整合，極大的推動了大陸鐵路事業的發展，為新中國鐵路網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錯失軍銜
1955年，黨中央決定給這些為中國革命做出巨大貢獻的人授銜授勳，基本上隻要是在部隊裡任職的，都會授予相應的軍銜。
論功勞、論職位，滕代遠和元帥不相伯仲，最低也應該是大将才對，可他為什麼沒有參與軍銜評定呢？
其實滕代遠的作戰指揮能力是比不過那些戰将的，他是屬于全能型的人才，無論是什麼工作，都可以做的特别出色，這也是為什麼要讓滕代遠從事鐵路行業的原因。
正因如此，他在軍事生涯上的表現反而不怎麼耀眼，是不能和彭老總他們比較的。
滕代遠沒有授予軍銜的最主要的原因，還是當時黨内規定，如果授銜時不在軍中擔任職位，就不會列入授銜名單當中。他是在我軍第一次授銜之前就離開軍隊的，是以錯失了授予軍銜的機會。
雖然沒有被授予軍銜，但是滕代遠還是一心一意的為人民服務，毫無保留的就接受了上級組織的安排，擔任着國家的重要職務。
甚至在後來的抗美援朝之中，他為中國志願軍們運送了大量的武器彈藥、糧食衣服等物資，保障了戰鬥的後勤供應，展現出來他的卓越才能。
當他的兒子問他，如果當時可以授銜，滕代遠可以被評為什麼的時候，滕代遠笑着說道：“曾經蘇聯也有一個人和我的職位相同，他獲得的軍銜是元帥級别的。”在他看來，功勳名利并不重要，能夠親眼看到新中國的成立，就已經很滿足了。
1974年12月1日，滕代遠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70歲。
滕代遠作為中國革命事業的開拓者，雖然沒有獲得軍銜是他的遺憾，同國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相比，個人的得失并不重要，隻要國家需要，他就會盡自己的最大能力，為祖國做出貢獻。
中國革命時期，出現了太多太多的英雄，他們大公無私，不怕犧牲，兢兢業業的為革命事業而奮鬥，無論在軍中擔任着怎樣的崗位，他們都能為革命事業奮鬥終生。
他們是偉大的先驅者，老一輩的革命家們在艱苦的歲月當中砥砺前行，為了能夠取得戰争的勝利，為了保家衛國，他們做出了巨大的犧牲和努力。
面對殘酷的戰争，他們沒有退縮，面對敵人的屠刀和壓迫，他們奮力反擊，不懼生死。他們上司着人民完成了一場劃時代的戰鬥，将人民從水深火熱中解救了出來。
身處和平年代，我們不能忘記那些浴血奮戰的革命戰士，是他們讓我們享受到了如今和平幸福的生活，他們堅定不移的意志永遠激勵着我們不斷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