綏遠省和平解放親曆記（下）
趙琏璧
二月六日那場炮火連天的戰鬥，雙方共死傷一子餘人。我們是在戰鬥停下來後去綏東的。當電壓車開到白塔車站附近時，突然“轟隆”一聲車出了鐵軌，我們以為中了地雷。等下了車一看，才知道是雙方在激烈戰鬥中，炮彈炸斷了鐵軌。車不能走了，沒辦法，隻好步行向東前進了。我告訴司機明天中午十二點左右來此處接我們，我們大概能按時傳回,要是到下午兩點回不來，那就是出事了。告别了司機，我倆徒步向陶蔔齊方向走去。
夜幕降臨了，我倆摸着黑，急匆匆地走着。半夜時分，我們到了綏蒙政府界限内，找到了部隊。部隊的首長是一個姓羅的旅長。我們說明了來意，并把綏遠省政府和綏遠和平促進會給綏蒙政府楊植霖、高克林及姚喆三位上司人的三封信交給了羅旅長。信件的主要内容是：
①願意停戰和談；
②同意采取解放北平的方式解放綏遠。
羅旅長當即寫了回信。内容主要是人民解放軍在平津戰役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國民黨匪幫已節節敗退，綏遠軍政人員應順應曆史潮流及早投降起義等語。
第二天中午，我們帶着羅旅長的信來到白塔車站，電壓車已等着我們。我們又乘坐着電壓車回到了歸綏車站。這天正是春節，舊曆大年初一，隻見車站上人山人海，數千名中學生準備往西撤退。三十一軍軍長劉萬春也在車站上正蠱惑遊說：“我們要和共軍打到底，打不赢，我們就把歸綏市弄他個焦土一片。然後再西撤”等等。
電壓車停穩後我們下了車，立即有很多教員和學生圍住了我們，大家急迫地問道：“趙先生聯絡的如何？這仗打不打了？”我大聲地向群衆說：“大家安心過年吧。仗不打了。”人們聽說不打仗了，都高興地歡呼起來。
之後，我們乘汽車回到省政府董其武的辦公室。董其武接見了我們，對我們說：“你們辛苦了。”我說：“為了綏遠和平解放，付出性命也是應該的。”我們彙報了聯絡的情況。
五天後，即正月初五，綏蒙政府上司楊植霖同志派人送來了一封信，意思是為妥善解決綏遠的解放、改革問題，綏蒙政府希望綏遠省政府在正月初六派出代表團到綏東卓資山，雙方進行和平談判，為時約需七天，請按時參加。
僞綏遠省政府和綏遠和平促進會決定，讓我同丁甫章、趙授恩三人代表綏遠方面前去卓資山，與綏蒙政府談判，雙方共同商談關于綏遠和平解放事宜。初六這天，當我們到了歸綏車站後，許多送站的人都說：“我們都希望不要再打仗了。象北平一樣和平解放綏遠，這是全省人民的願望。”
我們再次從歸綏車站乘坐電壓車向綏東駛去。綏蒙政府已派人修複鐵路，炸斷的地方已大部修好，我們一直走到陶蔔齊車站，從陶蔔齊往東還有一段沒有修好，我們等了大約四十分鐘，路修好了。中午十一點多鐘，我們到了卓資山。綏蒙政府派出很多人來迎接我們。有公安幹部段廉同志，還有十多名解放軍戰士。
段廉同志說：“綏蒙政府為了雙方和談能順利進行，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是發動了三，四千民工及鐵路職工不分晝夜的修複了從豐鎮（綏蒙政府所在地）到卓資山的鐵路，不然的話，火車、電壓車就開不過來。”到了駐地，我們發現綏蒙政府确實為和談作了很多具體準備工作，如:安排住宿、大會服務、醫務後勤等。綏遠省代表住在卓資山商會辦事處。綏蒙政府代表住在天主堂。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三日下午兩點，雙方開始了會談。綏蒙政府談判代表有楊植霖、李維中、魯志浩、李德華，還有新華社記者長虹等同志。僞綏遠省的談判代表即是我們三人。
首先，楊植霖同志和我略叙了闊别多年的情況，就開始了會談。楊植霖同志說：“臘月三十日那一仗，是白塔一帶的鄉親們要求我們打的，因為國民黨軍隊實在把他們遭害苦了，這些匪兵燒殺搶劫、奸淫婦女，無惡不做。很多鄉親找到我們要求把國民黨匪幫趕走，不然騷擾得過不了春節。根據人民的要求,我人民解放軍才把綏東一帶的國民黨軍趕回歸綏。現在我們完全有把握、有力量打下歸綏，解放綏遠。但是我們為了不讓人民的生命财産遭到損失，才停止進攻。我代表綏蒙政府奉勸綏遠省政府及早起義投誠，免得兵戈相見，生靈塗炭。請諸位代表轉告董其武先生要認清形勢，及早抉擇。”
我們表示願意轉達這個意見，并陳述了董其武先生的三條意見：
①國民黨省黨部的要員已全部逃走，所留下的軍政人員大部主和，但還有一部分主拖、主戰，故需要一段時間對後者進行革新教育，扭轉思想認識；
②願采取北平和平解放的方式解放綏遠，解放後應保證原軍政人員的生命财産安全；
③歡迎中共人員進駐歸綏。
綏蒙政府接受了這三條意見。在此之後，又繼續研究了停戰以後雙方應施行的各項軍政措施；起義後舊軍政人員如何進行革新、教育。會議後數月由綏蒙政府派秦豐川同志進駐歸綏宣傳馬列主義。
會後我們回到歸綏，向董其武做了彙報，就開始了聯絡、奔走、交換意見、傳遞資訊的工作。和談工作剛有了些進展，就出現了阻力。一九四九年四月，在北平舉行的中共方面和南京政府的和平談判，因南京政府不接受中共方面提出的“八項協定”而破裂。
這個消息傳到綏遠，使綏遠的和談也出現了反複。以劉萬春為首的反動軍人，又開始興風作浪，士兵滿街喧嚣，呼喊反動口号。劉萬春還責令306師師長王崇仁将我拘捕，關押在小校場看管，再不準宣傳和平解放綏遠等等。當時我提出抗議，堅決反對無理扣押和平代表。王崇仁還比較開明，一再向劉萬春交涉，改為逐出境外。我不得已，終于在六月上旬離開歸綏，到豐鎮綏蒙政府進行政治避難。
在豐鎮待了兩個星期後，綏蒙政府上司蘇謙益同志召見了我，他說：“趙琏璧先生，為了早日實作和平解放綏遠的計劃，我們想請你再回綏遠，現在咱們派到歸綏的人員不熟悉情況，工作不好開展，你是本地人，能站得住腳，回去做和平解放綏遠的聯絡工作較有利。雖然劉萬春還執迷不悟，但我們考慮他不敢把你怎麼樣，你就大膽去做這項工作吧，我們黨和人民是忘不了你對解放事業的資接受了任務，當時公安部門替我買了火車票，段廉同志還說:獻的。”
聽了蘇謙益同志的談話，我堅定了做這項工作的信念。我“我送你回去！”我即再度回到了歸。回歸綏以後，我不顧劉萬春人的威脅迫害，繼續為和平解放綏遠奔走出力。
經過綏蒙政府的積極争取，努力工作，經過為時數月的交涉、談判以及曲折激烈的鬥争，綏蒙政府和僞綏遠省政府終于在一九四九年六月達成和平解放綏遠的協定。
七月，綏蒙政府派出了和平解放綏遠聯絡處進駐綏遠。聯絡處主要成員有魯志浩、曹文玉、何樹聲等同志，代表綏蒙政府處理一些具體的起義，革新事務。在卓資山和談會議後，綏蒙政府即派魯志浩同志駐在陶蔔齊專司和平聯絡工作，經常派工農兵代表攜帶檔案給我，我轉給常佩三，由他轉交董其武。我也經常去找魯志浩同志商談，研究關于起義、革新的事情。
“和平協定”簽訂以後，仍然有一些頑固分子不死心。他們不滿意董其武和共産黨和平，就或明或暗地阻撓和抵制和平工作，而且散布流言蜚語，打擊搞和平、革新的人，并經常給董其武出難題，來破壞和平工作。
一九四九年七月，國民黨中統特務頭子、原華北剿匪總部軍法處長張慶恩竄到標頭，秘密派往歸綏近百名特務，破壞和平解放綏遠的工作，他們造謠誣陷、挑撥離間、殺人搶劫，制造事端，阻撓和破壞和平工作。
一九四九年八月的一天，有幾個特務在歸綏市街上與中共聯絡處先遣人員王士鑫同志相遇，特務故意挑釁鬧事，在遭到王士鑫同志的斥責時，竟開槍殺害了王士鑫。這個暴行引起了綏蒙政府軍民和綏遠和平進步力量的極大憤慨紛紛起來揭露和聲讨國民黨右派特務破壞和平的罪行。
一九四九年八月，傅作義先生也回到了綏遠。傅作義先生的綏遠之行對促進綏遠和平解放起了積極作用，說服了駐守標頭的孫蘭峰一同起義。在此期間，竄逃的綏遠省國民黨當權者張遐民（僞綏遠省政府财政廳長）。徐永昌等人也來標頭遊說，阻止和破壞綏遠的和平解放。可是進步終究要戰勝反動，和平解放綏遠畢竟是大勢所趨，民心所向，幾個人的徒勞是阻擋不了曆史車輪的前進的，他們的蠱惑宣傳失敗後，灰溜溜地滾蛋了。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在偉大的中國共産黨的政策感召下國民黨綏遠省地方軍政集團終于向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發出了起義通電，宣布綏遠省于公元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起脫離國民黨政權的上司，和平起義。
參加發出起義通電的有董其武、孫蘭峰、張欽、閻肅、榮祥、于崇灏、劉萬春、王崇仁等三十九人。至此綏遠省完全結束了國民黨的統治，回到了人民的懷抱。
"九·一九”起義後，我完成了黨和人民賦予我的曆史使命，勝利地結束了聯絡工作。後由黨組織配置設定我新的革命任務。
起義後，個别右派軍人還賊心不死，在一九四九年年底，劉萬春、鄂友三、張勃三人陰謀組織叛亂。但他們沒有逃脫人民和曆史的懲罰，他們自絕于人民，終于成了可恥的曆史罪人。（雲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