綏遠省和平解放親曆記（上）
趙琏璧
一九四八年冬，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強大攻勢下，東北、華北、華東等地的國民黨守敵已全線崩潰，國民黨蔣介石賴以發動面内戰的有生力量經過三大戰役大部被殲滅。整個國民黨的統治已處于搖搖欲墜、風雨飄搖的境地。
平津戰役的勝利和北平的和平解放，使綏遠的守敵更加孤立無援。一九四九年二月六日，我人民解放軍綏蒙政府軍在楊植霖、蘇謙益、姚喆等同志的指揮下，從歸綏城東的白塔村向歸綏城守敵國民黨三十一軍劉萬春部發起了猛烈的進攻。
激戰三小時後，劉萬春外圍陣地便被擊潰，守軍全部退回了歸綏城。綏蒙政府軍随即也停止了進攻。這時原綏遠省僞國民黨的反動政權已是朝不保夕，國民黨省黨部、縣市黨部的黨棍們都驚慌失措，咒罵着争相逃命，就連平時高喊“黨權高于一切”。的國民黨綏遠省黨部匪首潘秀仁，也看到大勢已去，倉皇逃命。
這些國民黨匪徒，死到臨頭了，還沒忘記搜刮民财，潘秀仁在逃遁之前下了一道指令：“綏遠物資西移”。這道指令一出，匪徒們趁火打劫，從市面上大肆搶劫銀元、土藥、鴉片、百貨、布匹等物資。這些物資都被搶運到標頭及後套，後來變價出賣，飽入私囊。當時的數目約為百萬噸左右。
那時歸綏市内一片混亂，街上堆積了大量的物品，車來人往。匪徒們争相逃命，老百姓怨聲載道。一些商号怕商品被省黨部搶去，就減價拍賣，可那時誰敢買呢？我記得一袋面粉兩元錢還賣不出去。而拉洋車的卻暴漲價，拉一趟五、六元，還忙不過來。
二月六日下午，潘秀仁等一夥要員連同他們的家屬，攜帶着搜刮來的大量金銀細軟，如同喪家之犬急急奔到火站車，準備乘車向標頭逃竄，那個狼狽相，與平時的僞君子面孔判若兩人。上了火車後，他突然想起還有半麻袋煙土沒帶上，就大聲的喊叫：“通信兵，快回省黨部，峨的床下面還有半麻袋煙土沒帶上，快快給我取來。”等通信兵上氣不接下氣的取回煙土，火車已經徐徐開動了。隻見各節車廂裡，人擠得水洩不通，再看車廂頂上，也坐滿了西逃的匪兵。市民們都在盼望着解放軍早日打進城裡，消滅國民黨匪幫，結束這混亂的局面。
我人民解放軍在完成了對歸綏城的包圍後，便根據黨中央的訓示，争取以解放北平的形式和平解放綏遠。我綏蒙政府電告僞綏遠省軍政集團，雙方通過和平談判和平解放綏遠省。
歸綏城内，國民黨省、市、縣黨部的要員已竄逃，綏遠省主席董其武在接到綏蒙政府的電告後，召集了守城的三十一軍軍長劉萬春和以綏遠軍政要人組成的“綏遠和平促進會”的張欽、閻肅、于崇灏、榮祥、常佩三等人商量對策。
會上，張欽、閻肅、于崇灏、榮祥等人一緻同意和綏蒙政府和平談判，和平解放綏遠。而劉萬春等人卻主張和解放軍戰到底，與歸綏城共存亡。還叫嚣若不勝就燒毀歸綏市的大南街（那時最繁華的市區），破壞廠礦、電廠設施，然後與常住綏遠的甘肅、甯夏、青海、新疆、西藏等五省代表西遷。
在這一片混亂聲中，傅作義從北平派安春山乘飛機到了綏遠，安春山下機 後，告訴董其武說：“中共方面周恩來副主席已與傅作義先生電話聯系，商讨過綏遠的解放問題。”并說，傅作義派他飛回綏遠，目的就是“制止雙方繼續敵對作戰”。
安春山的到來對雙方舉行和平談判起了積極作用。董其武先生權衡了利弊得失，決定從大局出發，派出代表團和綏蒙政府和平談判。可是劉萬春仍執迷不悟，一味主戰不和，并揚言，“誰去綏東聯系和談，格殺勿論”。但是他的意見遭到反對，會議結果還是決定先派出聯絡員和綏蒙政府聯系和平談判事宜。
派誰充當聯絡員呢？有人推薦說：“趙琏璧和楊植霖是同學，以前又一同被省黨部打過‘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的赤色分子案'現在楊植霖是綏蒙政府的上司，派趙琏璧先生去聯絡最合适。”是以省政府和“綏遠和平促進會"就派綏遠合作管理處處長常佩三找到我家。
常佩三到我家後對我說：“趙琏璧先生，綏遠和平促進會'想請你去商量些事情。”我也不知道他們找我何幹，就到了“和平促進會”，見有十餘人在開會。負責人張欽急迫的對我說：“趙琏璧先生，今天請你來想商量一件事情。你也知道國民黨的統治大勢已去，綏遠已經四面楚歌。對于歸綏城人民解放軍圍而不打，就是想用北平的方式解放。
看來這是大勢所趨，也是全綏遠人民的願望。董其武主席已接受了同共産黨和平談判的建議。準備派出聯絡員和綏蒙政府聯絡和談問題。将來和談成功了，這座城市就保住了，和談破裂了，劉萬春就要毀掉這座城市，并且要把打過赤色分子案的人全部殺掉。是以這聯絡一事很關鍵。我們考慮到你和綏蒙政府的楊植霖是同窗好友，你去綏蒙政府聯絡最為合适，這樣你就得辛苦一趟了。”
解放軍兵臨城下，全城已經是家喻戶曉，人人皆知了，人民都在盼望着解放軍早日解放這座城市。但并不知道有些頑固分子還想決一死戰，最後要毀城西撤。
我當時想：黑暗即将過去,黎明即将到來，我相信偉大的中國共産黨上司的解放戰争即将勝利。在勝利前夕争取不要讓反動派毀掉這座美麗富饒的塞外名城，這是黨的希望，人民的希望，是我應盡的責任，應當為偉大的中國共産黨拯救人民的解放事業去出力。
這樣的想法并不是偶然才有的，是我多年來受黨的影響、培養和教育而産生的，早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〇年我在北京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和香山慈幼院合辦的新農學校讀書時，就接受了革命思想。那時學校裡已有了黨的活動，學校的學生，大多是比較先進的知識分子。很多人在閱讀、宣傳馬列主義。
這所學校綏遠的學生隻有楊植霖和我。在革命潮流的影響下，我倆也投身到了宣傳馬列主義的行列。一九二九年春霖同志（現在輕工業部研究院負責）介紹我在清華周刊社參加了革命活動，主要是将刊物發到國内外。這使我在青年時期就對馬列主義、共産主義事業有了認識。
由于我們宣傳馬列主義、宣傳俄國的十月革命，觸犯了當局，一九三〇年我和楊植霖同志一齊被開除了學籍。我們被攆出了校門後，生活無着，就回到了綏遠。回綏遠後和趙鵬九取得了聯系，一九三一年，趙鵬九被逮捕，接着，王建功、楊植霖和我也被國民黨省黨部的特務以“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的赤色分子案”的罪名逮捕，投入了歸綏市第一模範監獄。
在監獄裡我們又受到了共産黨員王若飛同志的教誨。這些經曆使我對共産黨有了明确的認識，明白了共産黨的事業就是拯救人民出苦海的事業。這就是我為什麼能為和平解放綏遠而奔走的思想根源。
當董其武、張欽讓我通過火線去綏蒙政府聯絡時。我說：“隻要雙方都願意和平談判，再辛苦我也願去，隻是現在麻花闆雙方界口上，有劉萬春的兵在看守着，劉萬春下過令：誰去綏蒙政府聯絡和談問題，格殺勿論。這種成見不取消，誰也難去。”
張欽見我願去，就說：“這個好辦，讓董其武下令叫劉萬春撤銷指令，再讓董主席給你親自簽發一張路條就行了。”随即董其武簽發了路條，派了一輛汽車送我們到火車站，然後換乘車站的電壓車，沿鐵路往東走。和我同去搞聯絡的還有一個姓喬的農民。我們帶着僞綏遠省政府、“綏遠和平促進會”的三封信、路條和一些應用之物，驅車往東，向綏蒙政府的控制區駛去。
電壓車剛剛到麻花闆界口上，就有近百名國民黨士兵持槍沖了過來，高喊：“站住！劉軍長有令，不準任何人出界口！”我們當即出示了董其武簽字的路條。但他們不相信，又給劉萬春去電話詢問後，才放我們出了界口。
不一會兒就來到了戰場的前沿陣地，我向指揮作戰的軍官說明董其武主席讓停戰，派我們去綏東和,蒙政府聯系和平談判事宜等情況。指揮官才指令把架着的機槍撤下來。我看到前沿陣地上大批士兵在運送傷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