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魏北周的關隴集團到底是先進還是落後？

關隴集團是以宇文泰為首的西魏北周上層統治者組成的政治集團，集團的成員如陳寅恪先生所說是“融冶關隴胡漢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其人“入則為相，出則為将，自無文武分途之事”。西魏北周在當時是先進還是落後，也就是關隴集團之為先進抑落後，應該首先從這兩點來觀察。

當時中國三分，西魏北周占有關隴外，還有東魏北齊占有山東，梁陳占有江左。這關隴、山東、江左都隻是地理上的習慣用語，并非政區的正式名稱。今天成為政區的山東省，是由金的山東東西兩路而來，到明代才有山東布政司，清代才成為山東省的。而早在戰國秦漢時候，是把崤山、函谷關以至華山以東統統稱之為山東的。以後長江中下遊逐漸開發，為東吳以至東晉南朝所據有，時人稱之為江左。進而山東隻指崤山以東、江左以北的地區，但仍大體包有今日政區中的河南、山西、山東、河北以及江蘇北端和内蒙古，大部分是當時經濟最發達最稱富庶的黃河下遊地區。其次是江左，也稱江東，蕭梁時包有今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四川、河南和陝西南部，以及福建、湖南、兩廣、雲南、貴州。不過當時經濟重心還未完全轉移到長江流域，福建等地尚有待開發。至于宇文泰的西魏所占有的關隴，即今陝西及洛陽以西的河南西部和山西的西南一小角，加上甘肅、甯夏等當時的邊遠地區。即使其中尚稱沃土的陝西關中地區，到唐代農産物仍不能充分供給帝王宮衛百官俸食之所需，如《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财政”章所說。進而文化上也如“禮儀”章所說：“洛陽文物人才雖經契胡（爾朱氏）之殘毀，其遺燼再由高氏父子之收掇，更得以恢複熾盛于邺都。魏孝文以來，文化之正統仍在山東，遙與江左南朝并為衣冠禮樂之所萃，故宇文泰所不得不深相畏忌，而與蘇綽之徒别以關隴為文化機關，虛飾《周官》舊文以适鮮卑野俗，非驢非馬，藉用欺籠一時之人心。”是以關隴集團不是不要用山東、江左的人才，而是山東、江左的人才看不起經濟文化都遠遜的關隴，而不願西投為其所用。這雖不能給此集團之僅能“融冶關隴胡漢人才”戴上落後的帽子，仍要看到這是本地區經濟文化都落後因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講“無文武分途”也就是文武合一，這牽涉到中國社會的發展和轉型問題，這裡可簡要地把這文武合一與分途的曆史過程說一說。即早在西周春秋時，上層統治者是文武合一不分途的，因為當時是封建領主制社會，文武合于領主一身正是這個社會的特征。到了戰國封建領主制社會轉型進入封建地主制社會，文武合一的領主消失，此後除開國君臣仍不免身兼文武外，政壇上文武分途已成為正常的局面，這較過去文武合一的領主統治自是極大的進步。無如事物的發展常有曲折，大至社會的轉型也未能例外。封建領主制的殘餘勢力到東漢末年又養成氣候，形成了魏晉南北朝的門閥制度，作為封建領主制徹底死亡前的一次回光返照。于是在這一段時期裡又重新出現大量文武合于一身的事例。如漢末群雄中的曹操、二袁、劉備、孫堅父子，稍後的司馬懿父子，東晉時王、庾、桓、謝等世家大族的首腦，無一不是文武合一的人物，更不說本來就習慣于文武合一的所謂“五胡”了。這些北方的少數民族在經濟、文化、社會組織上和漢族雖有較大的差異，在文武合一這點上當時卻走着同樣的道路。到他們接受漢化，也産生了自己的門閥後，和漢人世家大族的文武合一自然越加合拍了。關隴集團的文武合一，也就是這種條件下的産物，和前此漢族、少數民族的文武合一，實質上并沒有差別。從曆史發展來看，當然不能說是先進的。何況這時江左的梁陳已經向文武分途回歸，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一二“江左世族無功臣”“陳武帝多用敵将”等條以及陳寅恪先生《述東晉王導之功業》《書魏書蕭衍傳後》都有所涉及。山東地區東魏北齊的文武分途也如上一章所講。這就更加顯示了關隴集團的落後。這是從理論上說。

事實上，關隴集團的落後野蠻也夠突出，其中表現得充分的要算西魏恭帝元年（554）破滅江陵梁元帝蕭繹政權這一役。這是在宇文泰設定八柱國建立關隴集團之後，任命柱國于謹統率府兵出征的，勝利了居然把對方的百官士民沒為奴婢，如《周書》卷二《文帝紀》所說：

〔魏恭帝元年〕冬十月壬戌，遣柱國于謹、中山公護、大将軍楊忠、韋孝寬等步騎五萬讨之。十一月……丙申，謹至江陵。……〔辛亥〕克之。擒梁元帝殺之，并虜其百官及士民以歸。沒為奴婢者十餘萬，其免者二百餘家。

卷一五《于謹傳》也說：

虜其男女十餘萬人，收其府庫珍寶，得宋渾天儀、梁日晷銅表、魏相風烏、銅蟠螭趺，大玉徑四尺圍七尺，及諸輿辇法物以獻，軍無私焉。……賞謹奴婢一千口，及梁之寶物并金石絲竹樂一部。

這所謂“軍無私焉”，本是講所收的“府庫珍寶”都歸了公。實際上并沒有做到，這隻要看《周書》卷三四《裴尼傳》所說：“以本官從于謹平江陵，大獲軍實，謹恣諸将校取之，餘人皆競取珍玩，尼唯取梁元帝素琴一張。”以及卷三二《唐瑾傳》所說：“于謹南伐江陵，以瑾為元帥府長史，……及軍還，諸将多因虜掠，大獲财物，瑾一無所取，唯得書兩車，載之以歸。”便可知當時軍紀之壞，隻取琴書已為難得。至于奴婢，也有幸免的，如《唐瑾傳》說：“江陵既平，衣冠仕伍，并沒為仆隸，瑾察其才行，有片善者辄議免之，賴瑾獲濟者甚衆。”又于謹子于翼有傳在《周書》卷三○，也說：“謹平江陵，所贈得軍實分給諸子，翼一無所取，唯簡賞口内名望子弟有士風者，别待遇之。”但這恐怕隻是極少數。整批地放免這些奴婢，要遲至十八年後的北周武帝建德元年（572）。《周書》卷五《武帝紀》說：

〔建德元年〕冬十月庚午，诏江陵所獲俘虜充官口者，悉免為民。

這是放免“官口”即官奴婢。官奴婢以外的放免，還得到建德六年（577）正月武帝入邺城滅北齊之後，即《周書》卷六《武帝紀》這年十一月诏所說：

自永熙三年七月已來去年十月已前，東土之民被抄略在化内為奴婢者，及平江陵之後良人沒為奴婢者，并宜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若舊主人猶須共居，聽留為部曲及客女。

永熙三年（534）七月是東西魏分立之年，這是指此後西魏北周從東魏北齊抄略來的奴婢，以及從江陵俘獲來的奴婢，統統放免。隻是還拖了一條可讓“舊主人”“留為部曲及客女”的尾巴。部曲和客女對主人仍有依附關系，說明這種放免還是不十分徹底。

關隴集團為什麼如此落後，西魏北周為什麼會做出當時已很少見的大量俘奴蓄奴的事情？這當然得歸之于經濟文化遠遜于山東、江左，其中除地理因素自然條件外還有個民族問題。這民族不是鮮卑，因為六鎮鮮卑大多數為高歡所接收，進入關中的隻有很少一部分，下面第三章講府兵時有考證。如果真是鮮卑在起作用，那何以高歡的山東地區反較關隴文明？這要看編在《隋書》裡的為梁陳齊周隋所修《五代史志》的《地理志》，方可以得到解答。《地理志》在北周所轄的雍州之下說，三輔“人物混淆，華戎雜錯”，雕陰、延安、弘化“連接配接山胡，性多木強”，平涼、朔方、鹽川、靈武、榆林、五原“地接邊荒，多尚武節”，河西諸郡“其風頗同，并有金方之氣”。梁州之下也說漢陽、臨洮、宕昌、武都、同昌、河池、順政、義城、平武、汶山“皆連雜氐羌，人尤勁悍，性多質直，皆務于農事，工習獵射，于書計非其長矣”。而北齊所轄山東地區的豫、兖、冀、青、徐諸州便絕無這類記錄。可見從民族角度來講，這自東晉以來尚未與漢族很好融合的後進的氐、羌、山胡，才是關隴集團是以落後的一個重要因素。

這裡接着需要解答一個問題，即關隴集團既是落後而非先進，那為什麼最後是北周滅掉北齊而不是北齊滅掉北周？過去有些曆史書上不常說勝利者必定是先進的一方嗎？例如說西周之是以滅掉殷商，是因為西周把農業抓得緊，連周文王都“卑服即康功田功”（《書·無逸》）。說秦講究農戰，是以滅掉山東六國。這實際上是傳統的以成敗論英雄的一種新式翻版。這些先生忘掉了落後滅掉先進在中外曆史上本來就有的是，尤其在使用冷兵器的時代。就衆所周知的金滅北宋、元滅南宋、清滅明來說，哪一個不是落後滅掉先進。被他們出力美化的西周，在殷墟遺存大量出土之後本已足夠說明其為落後，顧颉剛師在中華書局《文史》第二輯上發表的《〈逸周書·世俘篇〉校注寫定與評論》，更論證其滅商是野蠻的掠奪。秦滅六國的野蠻自不用說，其落後從先秦諸子幾無一出于關中便可證明。而這些落後野蠻的一方在使用冷兵器的戰鬥中特别易于兇殘，就使他們常居優勢把對方打敗吞滅。北周在組建的府兵壯大後最終滅掉本來強盛的北齊，無非遵循了同樣的規律。

滅掉北齊當然要掠奪，不過像破滅江陵那次把官民整批沒為奴婢的慘劇倒還不曾發生。這當然是由于北齊擁有的山東地區委實廣大，人口委實衆多，不好那麼幹，但其他措施還是免不了的。《周書》卷六《武帝紀》說建德五年（576）十二月庚申攻占并州後，過了六天即丙寅日就：

出齊宮中金銀寶器珠翠麗服及宮女二千人班賜将士。

第二年建德六年十二月庚申又記載：

行幸并州宮，移并州軍人四萬戶于關中。

這“軍人”即“軍民”，令狐德棻等在貞觀時撰修《周書》要避李世民的禦諱，把“民”改寫成“人”字。這種強制性地叫軍民大批背井離鄉自然又是一種虐政。再看《隋書》卷四五文帝長子楊勇的傳，還可知道當時施加在山東地區的虐政絕不止這一些。這是隋文帝楊堅受禅即位，楊勇被立為皇太子後的事情，說：

上以山東民多流冗，遣使按驗，又欲徙民北實邊塞，勇上書谏曰：“……有齊之末，主暗時昏，周平東夏，繼以威虐，民不堪命，緻有逃亡，非厭家鄉，願為羁旅。加以去年三方逆亂，賴陛下仁聖，區宇肅清，鋒刃雖屏，瘡痍未複。若假以數歲，沐浴皇風，逃竄之徒，自然歸本。……”上覽而嘉之，遂寝其事。

這“三方逆亂”是下一節要講到的尉遲迥以及司馬消難、王謙之反楊堅，被平定後山東逃亡之民仍未回歸，足見周滅北齊“繼以威虐”造成“民不堪命”的慘狀之嚴重。而在《北齊書》《周書》《隋書》諸史甚少這類記載，當緣此三書雖均修在唐貞觀之世，所本實為隋牛弘、李德林、王劭等所撰《周紀》和齊、隋史，别詳《史通》外篇“古今正史”。而隋文帝楊堅其時正以右三軍總管躬預滅齊之役，因而此諸史涉及滅齊威虐之事不能不有所諱飾。至前此平江陵之役楊堅之父楊忠雖亦參預，而沒其官民為奴婢之事仍備詳《周書》者，則不特事屬久遠，且其後施仁政放免奴婢之诏令需要登載，其前沒人為奴婢的史實就無從刊削了。

本文節選自《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