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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經曆了千山萬水的長征後，中央紅軍終于抵達陝北，他們的腳步雖然停了下來，但面臨的挑戰卻遠未結束。在這片陌生而貧瘠的土地上，一千多名士兵疲憊不堪，他們的口袋空空如也，整個紅軍的财産加起來也不過一千多塊大洋，師長們的工資更是僅有5元。在這種窘迫的情況下，維持基本的軍事和生活開銷成了一個巨大的問題。如何解決這一切？他們從何處尋求援助？
長征途中的經濟窘境
在1934年的長征開始之前，中央紅軍的處境已然岌岌可危。原本堅固的根據地不得不被迫撤離，在緊急的撤退中，許多重要物資與硬通貨未能帶走，倉促間隻能留在了原地。這些物資的丢失對于一支長期依靠革命根據地内的供應系統生存的軍隊來說，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随着長征的啟動，中央紅軍面臨的物質匮乏問題更加突出。士兵們雖然帶有一些紙币，但這在他們行進的路徑上幾乎變得無用武之地。長征路線經過的多是偏遠和貧瘠的山區，當地居民的生活本就困苦，很少有剩餘糧食和物資可以進行交易。即使在少數能夠進行物品交換的地方，紅軍所持的紙币在當地也難以被接受，因為對于大多數農民而言，這些紙币并不具備實際的購買力。
行軍途中，士兵們的生活條件極為艱苦。缺少足夠的食物供給，每天的口糧僅限于極其簡單的雜糧，有時甚至難以保證每人一日三餐。衣物也是破爛不堪，長時間行軍和惡劣的氣候條件使得他們的衣服早已磨損，無法提供足夠的保暖。更不用說醫療物資的短缺，一旦有士兵受傷或生病，能夠提供的治療極為有限，這在無形中增加了行軍的風險與困難。
此外，由于沿途的資源極端匮乏，紅軍不得不進行更多的非計劃停留，尋找可以補充糧食和基本物資的地方。紅軍的宣傳隊伍盡可能地向當地群衆解釋他們的來意和目的，希望能夠得到一些支援和了解。盡管如此，由于物質的極度匮乏，這些努力常常難以達到預期的效果。
盡管面臨重重困難，中央紅軍在長征途中展現了極高的适應能力和堅強的意志，這也為他們之後能夠抵達陝北并最終實作戰略轉折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陝北的貧困與援助
到達陝北後，中央紅軍的情況非常緊急。毛主席和周恩來迅速組織部分幹部，開始對軍隊的财務狀況進行徹底的盤點。經過數日的統計與核算，最終得出的資料讓人難以置信——七千多人的中央紅軍，全部财産僅剩一千多塊大洋。此外，即使是師長這樣的進階軍官，月工資也僅有5元大洋，遠遠不足以支撐其基本生活需求。
在這種極度缺乏的情況下，毛主席決定尋求外部援助。他拿起筆，親自草拟了一封請求支援的信，收信人是陝北紅軍上司人徐海東。信中，毛主席具體闡述了中央紅軍目前的困境，特别指出了财務上的窘迫，并明确提出了需要借款2500元的請求。這筆錢将主要用于解決士兵的吃穿問題，確定紅軍能夠維持基本的戰鬥力。
毛主席的信件很快送達了徐海東的手中。徐海東在接到信後，沒有任何猶豫。考慮到中央紅軍的重要性和目前的緊急情況，他迅速做出了反應。徐海東訓示下屬，從他控制的資金中撥出5000元大洋，這是他所能調動的最大金額。他決定拿出其中的2500元立即送往中央紅軍，而餘下的2500元保留作為他自己部隊的運作資金。
接到徐海東答複的信件後，毛主席安排人員前往領取這筆急需的資金。徐海東的部下與中央紅軍的聯絡人在約定地點會面，将現金直接交給了中央紅軍的代表。
紅軍的機關部門也開始對這筆資金進行嚴格的管理和配置設定，確定每一分錢都能被有效利用。他們制定了詳細的支出計劃，優先保障前線士兵的食品和冬季禦寒衣物的需求。這筆資金雖然不多，但對于當時困境中的紅軍來說，無疑是一劑及時的強心針，為士兵們提供了溫飽和繼續戰鬥的基本保障。
國内外的支援
1936年，毛主席通過一些信賴的中介，聯系到了宋慶齡。宋慶齡作為孫中山的遺孀及國民黨的重要成員，一直對共産黨保持着一定的支援态度，尤其是在抗日的大背景下。毛主席在給宋慶齡的信中，詳細說明了紅軍的财政狀況和迫切需要資金支援的情況。宋慶齡在接到毛主席的來信後，深感共同的民族危機，決定盡自己所能進行幫助。
為了籌集到足夠的資金，宋慶齡采取了一系列果斷措施。她首先動用了自己掌握的孫中山先生逝世時留下的一部分撫恤金。這筆錢原本是國民政府為了紀念孫中山而給予其家屬的，但在國家危難之際，宋慶齡選擇将這筆錢用于更為迫切的需求。此外，宋慶齡還将她在上海的唯一一處較高價的電梯大廈“莫利愛路寓”，進行了抵押，從銀行得到了一筆貸款。通過這些方式，她最終籌集到了5萬美元，這對于當時的紅軍來說，無疑是一筆巨大的資金援助。
這筆資金的到來，極大地緩解了中共當時的經濟壓力。紅軍利用這筆錢購買了大量的軍需物資，包括食品、軍服和武器等，這些補給大大提高了紅軍的戰鬥力和生存能力，同時也增強了士兵們的士氣。
在此之前，從1931年到1937年期間，蘇聯共産國際也對中共提供了大約160萬美元的經濟援助。這筆資金主要用于支援中共的軍事和政治活動，幫助中共建立和維持了一支強大的革命軍隊。
這些内外援助的合力，為中共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繼續抗戰提供了堅實的後盾。資金和物資的流入，不僅直接改善了紅軍的裝備和供給狀态，更為中共赢得了更多的時間和空間來部署和執行其長遠的戰略規劃。
國共合作與經濟自立
在西安事變後，國共兩黨在抗日戰争的共同壓力下達成了某種程度的合作。這種合作主要展現在國民政府對共産黨的經濟支援上，蔣介石承諾每月向共産黨提供20至30萬的抗日補助。這筆資金的初衷是為了加強抗日戰線，增強共産黨在軍事和後勤上的實力，使其能在抗日前線發揮更大的作用。
根據協定，這筆資金定期從國民政府的軍費中撥出，通過一定的管道轉交給共産黨。在開始的幾年裡，這一機制運作相對順暢。中共利用這些資金購買了必要的軍事物資，補充了糧食和醫療供應，同時也用于擴充和訓練新兵，這對于提升共産黨的戰鬥力和持續抗戰能力起到了關鍵作用。
然而，到了1941年，随着國際形勢的變化和國内戰略的調整，國共之間的關系再次緊張。蔣介石和國民黨的其他高層上司在觀察到共産黨力量的增長後，開始擔憂共産黨在戰後的政治地位，是以在蔣介石的暗示下，國民政府開始克扣原本定期提供給共産黨的經濟支援。
這種克扣初期表現為延遲支付，而後逐漸演變為減少支付的金額，有時甚至完全停止支付。共産黨對此高度警覺，認識到依靠國民政府的資金支援存在極大的不确定性，這種不穩定的外部支援可能随時被剝奪，嚴重威脅到紅軍及其抗日活動的持續性。面對這種局面，中共上司層迅速調整政策，開始更加注重經濟上的自力更生。
南泥灣的自給自足
1941年，随着中共更加注重經濟自力更生的政策，王震率領的359旅被派往陝北的南泥灣。這個地區以前因荒蕪少居民而鮮為人知，但359旅的到來很快改變了這一切。他們的任務不僅是進行軍事訓練，更重要的是開展一場聲勢浩大的大生産運動，目的是通過軍民結合的方式大幅提高自給自足的水準。
一開始，359旅面對的是廣袤的荒地和不毛之地，生産條件十分艱苦。旅裡的官兵們開始動手清理土地，修建水利，種植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他們利用當地的自然資源，開挖了小型水渠，引水灌溉，逐漸改善了農業生産條件。同時，旅内的技術人員和有經驗的農民開始嘗試根據當地的氣候和土壤特性，選擇合适的作物品種進行種植。
除了糧食生産，359旅還開展了畜牧業，養殖了大量的豬和羊，以及少量的牛和馬，這些不僅為官兵提供了肉類食品，還能夠為農業生産提供必要的動力和肥料。此外，旅裡還設定了小型的工廠和作坊，制作衣物、鞋帽和簡單的工具，這些都極大地提升了部隊的自給能力。
随着時間的推移，南泥灣由一個荒涼的地方逐漸變成了一個生機勃勃的小社群。士兵們不僅在軍事訓練中磨練技能，在生産勞動中也展現出高度的積極性和創造力。他們利用當地的泥土制作磚塊，建造了堅固的房屋和儲藏設施，改善了居住和儲存條件。通過這些連續不斷的努力，南泥灣的生産力得到了極大的提升。
到了1944年，359旅在南泥灣的大生産運動已經持續了三年。這期間，他們不僅實作了食品和日常必需品的自給自足，還有餘力将部分産品和物資支援給了中央和其他戰區。據統計，南泥灣的開支中超過60%的成本通過自身生産得以覆寫。
359旅的這一實踐，完美展現了“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的理念。通過自己的努力，官兵們不僅改善了自己的生活條件，還為中共在艱難歲月中探索出一條可持續的發展道路。這種以自給自足為核心的發展模式，後來被推廣到更多的解放區，成為中共在抗戰和初期建國歲月中重要的經濟政策之一。
參考資料：[1]吳紅英,朱紅英.中央蘇區時期紅軍優撫資金的籌集形式[J].價格月刊,2009(9):84-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