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莒縣文史資料》第三輯(1986年12月)，作者邵立均，原标題《韓複榘主魯見聞》
正文
韓複榘是我由教育界轉業行政界後，最初作我的頂頭上級時近兩年的一個人。他從一九三〇年九月到一九三八年一月掌握山東軍政大權近八年，始則聲勢顯赫，最後淪為漢奸，戮身國刑軍法之下，身敗名裂。現就本身對韓氏的所見所聞追述如下。
我是一九三一年秋，因參加當時的南京國民政府第一屆高等文官考試被錄取後，分發山東省政府以薦任官學習的職級，初被任用在李樹椿為廳長的民政廳，三個月後又轉入省政府秘書處工作。那時韓氏主魯剛剛一年，地位則非常顯赫。他是一個倍有權勢的封疆大史，也是山東省的土皇帝。即在此時，我與韓複榘相識并以共事的同僚中知道了韓複榘的身世。
韓複榘系河北霸縣人，其父任本村私塾教師，他在二十歲以前，曾跟着自己的父親念過若幹年的私塾.從二十歲起開始從軍，在馮玉祥将軍的部隊當“司書生”，後來經過隊官等一系列官階直至軍職的高層。在一九二八年蔣、馮、閻、李四個集團軍共同完成北伐大業的戰役中，他奉命率部沿京漢線北上，首先進抵南苑。河北省政府成立，他被任命為河北省政府委員。後來馮玉祥的第二集團軍進行縮編，馮便推薦他出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并号稱豫魯督辦：一九三〇年中原大戰爆發後，他向蔣要求把所部調往山東抵擋晉軍，被蔣任命為第一軍團總指揮。馮閻垮台後，被蔣任命為山東省政府主席。一九三一年被選為國民政府委員，一九三二年一月被任命為北平政務委員會常委，八月被任命為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委員。這一連串的職務，在當時國家中是隻有少數幾個人才會有的。就他的才具論，他在文武兩個方面都有他自己的特色和作法。他自二十歲辍學投軍後，随馮參加灤洲起義。後曾略有離合。他勇敢善戰，被譽為馮玉祥的十三太保之一。
傳說他曾一次由于接受的作戰任務極為艱巨，估計沒有完成的把握，就躺倒在他的士兵面前打滾，哭喊着說：“這次要打敗仗了，總司令要槍斃我了，我沒命了！”激起一些将士拉他起來，發誓幫他争取勝利，是以完成了作戰任務。馮玉祥的治兵天才半出其剛直本性和對勞動人民的同情忠貞，半出其苦心鑽研，在中華民國軍人中是必須承認其為佼佼者的。韓氏在馮玉祥的影響下，在軍隊訓練方面很認真，其紀律也較好。他嚴禁部下穿絲綢衣服，不準士兵上街遊蕩。可以稱作并不擾民的軍隊。一九三二年下半年，他曾讓我到博興縣去做了半年縣長，那時縣裡住了一營軍隊，這種訓練工作和紀律情況是我自己體驗出來的。
他在政治方面的措施，似乎是受到《施公案》、《彭公案》這類故事的啟發而創造出來的。他自稱“韓青天”，更喜别人叫他“韓青天”。他好到街上走走，模仿古人進行私訪。他出門還喜歡騎自行車，并隻帶極少的幾個衛士。由于人們都知道他喜歡過問民刑事故，一出省府大門，極多的時候都會遇上一路人圍攏上來喊冤告狀。他還喜歡親自下車去接訴狀，有時一次能接到十幾張。我在省府秘書處學習的固定崗位是第二科，科長劉昭綱，河南沁陽縣人。韓氏親自接來的這些訴狀，有使用正規訴狀紙的，有使用一般信紙的，還夾雜着使用各種粗紙的，有時由秘書長一次全分到我們科裡來。科内共分民事、司法、外事三股，我一個人三股的事務都可分到，内容無奇不有。
為了制造“韓青天”的這種地位，他的行動是每逢星期二、五兩次開庭親自審理案件，一般準期無誤。開庭必升大堂，即過去巡撫衙門的正堂。更喜站在公案前面立審，兩廂站有衛士，堂下置行刑武士，以打棍為常刑。經他親訊的案件共有四個來源：一是由各縣提審來的，都歸主管科負責，二科特多。二是第三路總指揮部受理的各類案件及軍法案件。三是省會警察局管轄及受理的案件。四是曆城縣送來的案件。省府和總部的案件屬于他自己的主管範圍，省會警察局和曆城縣，則是由于熱心幹涉這類罪案，招引一些在這兩個機關的訴訟當事人處分略不滿意，以緻僅是出于狡猾僥幸思想為了取巧，也到他這裡來上訴。他的脾氣也很喜歡翻人的舊案，以顯示自己的才能，這就會使這兩個機關為了少惹麻煩，把一些本來自己不難審結的案件也為脫卸避開自己的麻煩，循例依靠他來代審。每值星期二、五開庭，這四個機關照例依時準備，先把經過予審的案由備好，案犯傳齊，由各自機關的司法科長帶上法警，押赴省府堂前分立兩旁，等四個機關的罪案都到齊後，報他知道，立即出庭站于堂前立審。臨到某個機關的案件，照例由各分工機關的司法科長按名依案情叫到堂前站齊，然後報告案由，有時複訊幾句，有時不需要複訊即可作出決定。判決隻出于一兩句話。
他審理案件，絲毫不需要法律作依據，他胸中自有法律。他對于吸毒販毒和搶劫盜匪案件最為痛恨。試以省會警察局案件為例，那時的警察局長叫王程如，省會案件販毒吸毒案最多，也都是先問。在他出立當庭時，警察局的司法科長，即展開案情簿，把所有抓獲毒品分量相同的叫到一起，不論幾名，隻報告說，這幾個都是一毛錢的老海的，意思是說，每人身上搜出一角錢的白面，即海洛因的，自然都是些吸毒犯，即使代替别人買的也是一樣。他隻一句話：打十棍。掌刑的武士即遵令依次打畢，即行釋放。第二批受點名的就是搜出兩角錢的一部分人，叫齊，也是報告說這是兩毛錢老海的，他也是一句話：打二十棍。打完釋放，成規不變，但增加到一進制的，量刑的标準就變了。他要說“斃了他”，這就是死刑，也不用多說，執行的武士立刻上綁，拉上行刑車。影壁牆外的八号行刑汽車，他每次開庭都是停在那裡候着。毒品犯和盜劫犯兩種罪犯，使行刑汽車空着的次數沒有确實記錄，很多人都相信是十不得一的。他對強盜案件殺戮同樣堅決。隻要被指控為強盜而被抓獲來的，逃得性命的很少。他有時聽到強盜犯的案由，就槍斃，當事人大聲喊冤，他會說，看你的樣子也象個土匪，又會說，我“韓青天”冤枉不了你。這都是庭上實有的情況。宣判死刑隻是“斃了他”三個字就夠了。
但也有時由于當事人說話好聽，奉承他，他也可以說：“這不象個土匪，放了他。”這種死裡逃生的幸運，很多人說有，我則并沒見到過。
更由于他的剛愎自用，他也最容易受人欺騙。在他的親審案件中，由于受人欺騙，把人冤枉的，人們常會一連舉出幾件來，當然人們沒發覺的必然還會更多的。
殺害進步人士的罪惡，那就更是他的重大罪惡。他有一個頑固本性：基本反共。我在省政府工作的半年中間，那時的群眾教育館就被搜查數次。在我的印象中搜捕共産黨的行動似乎是頻繁的。在他的除暴安良的口号之下，實行的是一種最大的暴政。
他是一個最大的殺人魔王，中國曆史上雖有坑人降卒幾十萬的紀錄，但除了在殺的情況下，似乎從來沒有不停地陸續殺人比他再多的了，而且真多到驚人的數目。他要求各縣縣長都照他的法則辦事。全省大小不一，一百多個縣加到一起，連續這樣長的時間，究竟是殺了多少？無法得知。當時濰縣一個縣長叫作厲文禮。據說他在截擊在沂蒙山區到處竄擾的巨匪劉桂堂時，曾經攔尾截獲了劉部的二三百人，隻呈報省府截獲匪部多少人，韓氏并不分情節輕重，竟當即複電槍決，就這樣把這二、三百人不分青紅皂白的都槍決了。
他還一度推行過所謂“廉潔的政治，開明的政治，有為的政治”。他任用縣長先要求一不怕死，二不愛錢，這是我自己親身體驗到的。當他要我到博興縣去當縣長的這一天，他的辦公室裡除了幾個侍候人員外，秘書長張紹堂，财政廳長王向榮都在座，他一同一共叫了四個人去，我自己以外另一個是博山縣的石毓嵩，我們兩個都是由南京國民政府第一屆高等文官考試及格一同分發來山東的。見習時間隻在七八個月上，另外兩個是他自己的山東縣長訓練班裡剛畢業不久的學生，名字忘記了，都是北京大學畢業後考入他的訓練班的。他先叫到我的名字問我：“你怕死吧？”因事先都知道他的脾氣，這種問法就意味着他将要你去當縣長或擔任什麼重要職務了。回答當然是不怕死。第二句問的是：“你愛錢吧？”回答當然也不愛錢。下邊再一句就是你到博興縣去當縣長，接着就是拿起筆來寫任用條子，委任某某人為某某縣縣長，交給秘書長收起來。其次叫的是石毓嵩，委他到鄒縣去。另外兩個也分别寫了委任條子。他寫字很慢，一筆一畫寫得很工整。這也代表他的教育程度。他要求人作清官，要求人直起腰闆來作事情，他還另有一種表示，就是他還喜歡拿于謙那兩句《詠石灰詩》“焚身碎骨全不怕，隻留青白在人間”寫成對聯，贈送給很多出去作縣長的人們，以表示省主席對于個人工作的關心和勉勵，如果自己請求就必然寫給你。
他對作錯了事情受到人民控告的縣長追查也很認真。撤職縣長經過他的審訊，有挨過打的，也有罰勞役的。就在我在省府秘書處學習行政業務的半年之中，就曾看見過一個罰充修城工的撤職縣長。按理來講，這一省的政治就應該是一種廉潔的政治，有為的政治，開明的政治的。但實際卻并不如此。這是由于他所倡導的這種愛民的政治，開明的政治，因為他的誠意不足，沒能自己率先實行，破壞了這一謀略，以緻成就很少，最終歸于失敗。
人人都知道今天珍珠泉牆外東南那片地上當年曾有一座不太高的樓房叫作東大樓，那就是韓氏的姨太太紀甘青的住處。這裡同省府總部以内的任何地方的空氣都不一樣。在其餘大多數的房間裡的從業人員，大緻都能兢兢業業，争取把自己工作做得擋得過大面去：免得惹惱了這位殺人不眨眼的魔王，招緻災難。但一到這裡事情就會有所不同了。在别的地方不講廉潔不行，怕負責任也會通不過去。但一到這裡就似乎廉潔可以不講，責任的重量也輕了許多。另外則還有一個人和一個處所，那就是他的秘書長及其辦公場所.這個場所就在我們幾個科辦公室的後面不遠。他這個秘書長就是破壞這座省府的清廉正直的經理人。東大樓那位女主人則是這種交易的受方，這位經理的所得則是這一交易的回扣，成數多賽，則非當事人無由得知。
韓氏倡導鄉村建設是從他接掌河南省政一開始就着手了的。當馮玉祥五原誓師直趨陝甘進據河南全省後，曾為了擴充軍隊，在河南輝縣百泉建造了一片營房，到馮玉祥中原大戰垮台後，這片營房經韓氏接管過來，利用起來創辦了河南村治學院。到他繼續接掌山東後，很快就在山東鄒平沒立了鄉村建設研究院，并設定了鄒平實驗區，繼續幾年，其影響直到抗戰勝利之後。在韓氏治魯的三樁措施中，這是一項對抗日能收大效，也能同革命事業達成合作的力量，三者中間，這是一個大工程，但這裡都各有一個基本沖突，使這一全面合作無法實作。
主持鄒平鄉村建設研究院的梁漱溟先生，廣西桂林人，在國民革命軍完成北伐之後，曾由當時的山東教育會長王鴻先生邀來濟南主講了一次夏令教育講習會，講題為《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其發展中國固有文化救中國的論點頗為山東人士所欣賞。會後回到北京曾主編當時留居北京的鄉村建設派人士由《村治月刊》改組的《村治半月刊》。這時我在北平民國大學讀書，和留北平的鄉村建設派人士有些來往，我自己的信仰是歐文·傅立葉，聖西門那一套空想的社會主義，特别熱心合作運動這種組織人民的作法，也算鄉村建設派的一個追随者。這個新改組的《村治半月刊》，從第二期起，隔不久就曾發表了我的一篇叫作《合作運動的先決問題》的論文，一篇《解決平民金融問題商榷》的論文，一篇我的故鄉三個泉頭村的《三泉鄉社會調查》。是以同梁先生成了朋友。當我一九三一年秋初來山東工作時，首先就到鄒平看了梁先生。這次走訪是從青島到濟南，中經長山、鄒平兩個縣城，在那裡參觀到打井、上課、辦合作社等各項設施的部分事業。
說到韓複榘主魯見聞，還有必要述說一下我離開博興縣長職務時的經過。
我從博興調回山東省秘書處另候任用的過程是經過這樣一些程式的。這年八月博興縣的地方稅經過編審（編審是地方稅收另行定額的按期進行的固定程式，新定額的審定方法也不各縣相同。有的不須重定，有的增加若幹，有的采取投标方式，由于競争稅額長得很高，這一關節大抵是逐層經辦人員找些額外收入的機會，大緻弊端所在無不有之），新稅額是不增不減，由原承包人自願加額或自由加額承包。在這種情況下，按省府秘書長張紹堂及其東大樓的女主人的一慣作風，一向是不會放過的。果然張紹堂曾在期前給我來了一封便函，用似乎關照的口氣說：“你到博興業已數月，應該抽暇到濟南來一次用示述職，略邀主席賞識。”我雖看了臆知其中文章，但以出身正途，不同捐賄，竟未予顧及，隻以普通函件作答，聲明因初學從政，所事生疏，未便輕離職守，拟俟任職較久，略多成就時，再謀機緣前來，這樣搪塞過去了。事實是回信發出僅經十數日調令即到，隻說遵令交代，先回秘書處另候任用。我就候到繼任來到，交任回濟報到，結束了這任初試縣長。
對于韓氏主魯見聞，由于我經曆時間較短，未能再作詳論。
資料來源：
《莒縣文史資料》第三輯(198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