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莒縣文史資料》第一輯(1983年10月)，作者郭友鄰，原标題《我在莒縣抗日鬥争的回憶》
正文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正當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黨上司的莒縣人民在珍珠山點燃了武裝抗日的火炬，建立了中共山東省委直接上司的魯東南地區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裝——莒縣群眾抗敵自衛團。這支武裝根據省委的決定，在一九三八年三月與沂水縣黨組織所發動的武裝彙合組成了八路軍山東遊擊第四支隊第六大隊，不久，整編為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二支隊。這支武裝在黨的上司下，在抗戰初期成了魯東南地區一支宣傳、組織抗日救國的工作隊、戰鬥隊。這個部隊的指戰員中有不少人在抗日戰争、解放戰争及抗美援朝的戰場上英勇地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有的四十年如一日的為黨工作積勞病逝，有的至今還繼續為四化建設而努力工作。
林彪、“四人幫”及其爪牙，在“文化大革命”中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采取歪曲捏造的卑劣手段，把這支黨上司的人民武裝誣為地主武裝、國民黨武裝，把自衛團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已犧牲三十多年的中共黨員劉炎光同志，誣為地主武裝的頭子，甚至慘無人道地掘墳鞭屍，借以否定曆史、鎮壓群衆。曾在這個部隊工作過的許多同志慘遭迫害，許多烈士遺屬也受到株連，造成一起令人發指的冤案。“四人幫”覆滅以後，黨中央撥亂反正平雪冤案，解放軍總政有關部門了解上述情況後，直接與地方有關機關聯系，認真地處理了這一問題。這對烈士是個親切的追念，對遺屬是個莫大的安慰，對幸存者是個極大的鼓舞。
我在這支部隊裡生活過較長的時間，和同志們一起在黨的上司下為這支部隊的建立發展做過一點工作。為了真實地記錄革命鬥争的曆史，讓後代人了解當時的情況，為了告慰已犧牲的烈士及其遺屬，鼓勵幸存者進行新的長征，我覺得有責任根據黨的訓示精神，把自己的親身經曆和我所了解的有關這支人民軍隊的建立經過，如實地記錄下來，作為黨在該地區的一部分史料。它也告訴人們：隻要你是大公無私，忠于革命，堅持原則，正直不阿的革命者，曆史終會作出正确評價的。
一、接受黨的任務
“七·七”事變後，平津淪陷，日寇侵入華北。全國人民在黨的上司下，抗戰的情緒空前高漲，抗戰的行動遍及城鄉。當時我正在濟南師範（原第一師範)讀書，校方為了阻止學生的抗日活動，放了假并不準學生留校住宿。
但我們長期在黨上司下做救亡工作的同學，争取團結一部分同情贊成抗戰的教工和學生。力争留校進行抗日救亡活動，并要求校方對平津流亡同學行将來校表示歡迎。我們曾去黃河北慰間正在對日寇作戰的東北軍（記得是劉多荃部）。當看到大量的食品（主要是大餅）堆積在車站上潮濕生毛也不積極向前方運送，而前方戰士又吃不上飯的現象，大家是十分痛心的。國民黨韓複渠政府為了對日妥協，排斥東北軍的抗戰行動，有意造成戰場上的種種困
難，如傷員長時間泡在雨水裡不幫助向濟南運送。這種情況更加深了我們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滿，對抗日戰士的崇敬。我們還下鄉進行過宣傳，到車站迎送過南下的平津戰友。總之，全國抗戰的形勢和廣大群衆的要求，沖破了國民黨山東政府、學校當局的百般阻撓，逐漸在市民中展開了深入的救亡運動。正在這時，我們聽到了将有一批政治犯出獄的消息，大家高興極了。不久證明了這一消息。記得是在三七年九月初的一天。趙健民同志到濟南師範來了。以後又見到姚仲明同志。照一般人說當他們的身心長期受到敵人的摧殘後，精神上會是疲倦的。但他們卻完全不是這樣。他們所流露出來的那種高尚的表情，深刻地影響着每一個和他們接近的人。健民同志在向我轉達黨的訓示、号召時，就是在他剛出獄的不幾天。當時我們是在濟南師範東北樓下學生宿合裡長談的，這裡是學生進行抗日救亡活動的場所之一，在樓裡住的還有王志鼎、郭××同學和愛唱抗戰歌曲的小顧同學等。
當我在院子裡看到他從遠處來的時候，在激動興奮的心情裡，一時湧現出一句沒有說出來的話：“啊，他們現在可得到自由了！”的确，誰隻要到監獄去看過一次，此刻就會更感到自由的可貴。
健民同志是冠縣人，家中隻有老母，他為尋求革命道路考到第一鄉村師範。我是從小就随父親在濟南上學的，曾在進步老師的率領下集體參加過追悼孫中山先生逝世大會，受過介紹孫中山革命事迹的教育，參加過抗議上海“五卅”慘案的示威遊行宣傳活動，又親身經受過濟南“五·三”慘案的迫害。日寇占據濟南發電廠後，一部分不上班的職工被開除，我随父親的失業而失學。在回到農村的三年多時間裡，正是軍閥混戰、土匪橫行、災荒連年、刀會齊起、民不聊生的年代。這樣的環境遭遇，培養了我對帝國主義的仇恨和對舊社會的不滿。為了找出路，也在一九三二年考入了在濟南的山東省立第一一鄉村師範，正好和健民同志是四級的同班同學。幾年中我們同桌讀書，同室就寝，彼此十分親密。他既是我的同學益友，也是我參加革命的引路人。從考入這個有着地下黨工作基礎的學校裡，在黨的教育、影響下，我當年寒假參加了黨上司的讀書會，開學後又參加了黨的外圍組織“瓦礫社”。通過學習進步書刊，我逐漸懂得了私有制是舊社會的一切黑暗之源，隻有共産黨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從此開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以後參加“學聯”、“民先”，直至入黨，主要都是在上述基礎上受健民、仲明及其他同志具體幫助的結果。一九三六年秋得悉被捕的健民、仲明等同志轉押到普利門外地方法院看守所後，我又和一師同學李蔭隆輪流去探望過他們。有位好心的同學曾勸我們說：去看政治犯讓訓育處知道了會很注意的。我們說，不能不去，那位同學說：“好，帶着省立醫院的挂号證請假,遲到了我再給你續假。”
那時候連去探望他們的人也象犯了法一樣，每次都在遭受無理的盤問威脅之後，才被限制在裡外都設有木欄杆、鐵柱并有獄卒在中間監視的大木欄杆之外等候你要會見的人，每次一排五、六個人同時會見，窗裡窗外相隔又遠，在短短的幾分鐘時間裡，要想說完想說的幾句話是何等困難！尤其當你親眼看到你要會見的人，被當做罪犯走向你的時候，一種難以言喻的心酸和憤恨立刻在心靈深處交織起來，它教育了人們，使人們懂得了愛和憎！
這天晚上，他就住在我的宿舍裡，我們同床而眠，兒乎暢談了一個通宵。他向我講了如何在西門外東流水街被叛徒劉北閣出賣的經過。這個罪惡的叛徒在上去抱住他的時候，手三拿着假票子向周圍的人喊：“這是使假票子的！”……還談了在獄中的鬥争和出獄的經過；還談了當時的形勢和黨的任務，最後又詳細地向我轉達了黨的訓示。他說：“新形勢給我們提出了新任務，黨要求我們脫下長衫到農村去發動組織遊擊隊，建立抗日武裝。過幾天我準備到童西聊城範築先部去幫助組織抗日武裝，你和我一塊去怎麼樣？”我十分高興地表示同意。過了兩天我正在準備行裝的時候，健民和另一同志（後知是王永福同志）來了，他說：“情況有些變化，我明天就走，要你改到莒縣去，因為那裡沒人去，你又是芭縣人，要利用這個有利條件去開辟工作。我走後你要和姚仲明同志聯系，他現住在甘石橋外第十七國小裡。”臨走時他又給我留下了一部分《解放》雜志、《救國時報》和其他材料。
姚仲明同志也是我在鄉師的同學，他是二級我是四級。由于鄉村師範的校風好，同學關系無論在政治上、學習上、生活上和其它學校有明顯不同。不是那種常見的高華級卑視、欺侮低年級的現象，而是一入學就使你感到有人在幫助你教育你，有一種看不見的力量在影響你。我是從小在濟南上學的，但這樣的環境氣氛還是第一次看到。後來才聽說鄉師黨支部是個模範支部，它創造了這種新的校風和關系。是以仲明同志雖是高年級學生，但在共同的活動中使我們彼此接近了。在我們去監獄時也曾約其他同學一塊去分别看過他們。這次相見是他出獄後的第一次。他向我交待了回莒縣的具體任務：一是發動進步的知識分子、國小教師開展抗日救亡活動；二是選擇對黨有些認識的對象準備建立黨的組織；三是發動組織抗日武裝。最後他說：“我很快就要到長山縣去，以後的聯系地點是長山縣中學。”我和仲明同志分手後取了已準備好的行李趕到火車站，由膠濟鐵路到濰縣順台濰公路傳回了莒縣。
二、莒縣的形勢
莒縣，是我的故鄉。這裡的人民有着光榮的鬥争傳統。曆史上曾出現過許多反抗封建、軍閥統治的動人事迹。一九二八年北伐軍到莒縣的時候，全縣各地迅速建立了農民協會，打倒土豪劣紳、打倒貪官污吏、取消苛捐雜稅和抵制日貨等群衆性的鬥争，曾經搞得轟轟烈烈，這些行動曾使各地的封建統治者一時吓下的亡魂喪膽，使軍閥政府設在各地集鎮的稅卡幾乎一掃而光。後來在軍閥韓複榘統治時期，這裡的群衆也曾以金鐘罩、紅旗會等組織、拿起武器和韓部展書堂師運其昌旅進行過鬥争，這次鬥争最後發展成為莒縣、沂水一帶人民的聯合行動。
這次規模相當大的鬥争雖然也失敗了，但人民群衆堅定頑強的鬥争精神，是永遠壓不下去的。
這個地區的群衆對日寇同樣有很深的仇恨。北韓亡國後所遭遇的殘酷統治的情況城鄉皆知。特别對日寇侵占我東北三省後的罪行，人們就更加恨之入骨了。一切曆史事實都說明了這個地區的廣大群衆是有着強烈的反帝反封建鬥争要求的。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抗日救亡活動是犯法的。是以，在大敵目前的時候，在這個地區的人民群衆中既沒有抗戰的心理準備，更沒有抗戰的組織準備。“鬼子來了待怎麼辦？”“誰是我們的依靠？”這是廣大人民群衆的焦急心情，也是群衆強烈要求抗戰的心音。
我回到莒縣的第二天，就到五花營村去找過去早就與抗日救亡組織有聯系并對共産黨主張表示很擁護的王禹民同志，當時他在九裡坡任國小教員，他與地方上中下層群衆和國小教師有着廣泛的聯系。經過和他交談分析，知道當地的形勢是相當混亂的，敵人向我們的瘋狂進攻，早已震動了這個地區。國民黨反動派為了防止人民自己武裝起來抗日保家，已憑借其軍事、政治、經濟等有利條件到處下委封官了。結果在各地就出現了數不清的各種名義的有官無兵的司令、“抗日軍”，當時有直屬國民黨軍委會系統的光複軍，有所謂國民黨嫡系的别動隊，有第五戰區的，有沈鴻烈系統的，還有張裡元系統的等等。其中有的人确希望在國民黨政府上司下組織武裝抗日，但也有不少人卻是為了借機招兵買馬升官發财。是以，他們自領委之日起便向老百姓動手了，有的要槍，有的要錢，有的要捐，就象土匪一樣對老百姓綁、吊、拷、砸，在敵人未侵入這個地區之前，這裡的群衆已經是人心惶惶、日夜不安了。人們都希望能有真正抗日的力量上司他們共同抗日，維護地方秩序。
地方上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抗戰的情緒都是很高的，但有的認識模糊，對國民黨抱有幻想，是以有不少人被國民黨政府和它的其他反動組織所欺騙進入了他們的政訓處，訓練班和抗敵後援會等。這些組織中，有的一開始就反對共産黨和人民群衆的抗日活動。在他們的報紙上什麼東西都可以登，但對我們送去的我黨中央所發表的《為動員一切力量争取抗戰勝利而鬥争》這樣有重大意義的文告，他們就堅決不登。這些有權有勢的“救國”官員和少數親國民黨的知識分子，在敵人開始向莒縣進攻以前就跑光了。身兼政訓處主任的段某首先不辭而别。其他有的借口到大後方去抗戰，有的就妥協回家了，個别的當了投降派。
另一部分進步的知識分子和國小教師，地方上的開明人士，面對日寇長驅直入，國民黨軍隊一潰千裡的嚴酷現實，眼看國亡無日，個個憂心如焚。其中有的是不相信或是反對國民黨的，有的是被國民黨認為無用的。這些人在全國抗戰高潮的推動影響下，正在苦悶，正在到處尋求抗日救國的道路。就在這時候，有些人一聽說郭有鄰和共産黨八路軍有聯系，高興極了，他們立刻覺得有了希望。有的就馬上表示要在共産黨八路軍上司下幹！這種情況說明了黨派人到莒縣去的決定是多麼正确和必要。這裡的人民需要黨！
當時，黨在這裡的力量還是很小的，開始隻有我一個人帶着黨的任務，和一部分有關動員、組織抗戰的書刊檔案，從濟南回來的。此外，地方上還有在救亡活動中所團結和影響的一部分國小教師王禹民、來潤農、曹明樓、李澤普等。從表面上看黨的力量是很小的，但黨的抗日救國的主張卻是廣大群衆的迫切要求和願望。這就是黨的偉大力量産生和發展的基礎，這就是黨的武裝——莒縣群眾抗敵自衛團能迅速誕生和發展的基礎。
針對上述情況，我和王禹民同志談了這次回來的任務，他要求參加黨，在黨的上司下一起發動群衆，組織抗日武裝。我們又逐一分析了他所聯系的每一個人的思想狀況，決定由他負責在莒縣東鄉、南鄉進行工作。之後，他立即行動起來，找到了聚将台的教師曹明樓，在坡子曾上過國小的青年農民曹吉亭，山頭淵村的教師王濟堂、尹茨芬，農村工商業者王玉璞、趙子俊、董紹雲，雇工孫發啟等同志，還有本村的張學明、劉登五、杜信、楊樹森等同志。接着我和王禹民又去呂家崮西找到馬鳳祥（馬華）、馬星五等同志進行了工作。（馬鳳祥是我在第一師範的同學）以後由山頭淵村又開展到辛莊、車網溝等村。進而到唐家湖、汀河一帶。這樣整個東、南鄉的工作就開展起來了。王禹民同志對開辟莒縣的工作起了很大作用，就是這樣一個幾十年如一日為黨工作的好同志，沒有犧牲在戰場上，卻死在“四人幫”的屠刀下，同志們極為痛心。王的堂權王挹青，在舊社會曾在濟南、青島當過小職員，後來失業在五花營村任國小教員，他在當地中上層人士間有比較廣泛的聯系，又有一定的活動能力，通過他的介紹，我認識了當時任高房鄉鄉長、年僅二十五、六歲的劉克誠（入黨時改名劉炎光）同志。
炎光同志是莒縣蘭家官莊人，家庭是地主，他本家過去出過幾個有名望的教書人，他本人是在北京上過大學的，在學生救亡運動中受到較深的、進步的影響和教育，他對國民黨喪權辱國的反動政策極為不滿。他是一個政治上進步的青年，做事有魄力有膽量，生活樸素，能接近群衆，有意見直言不諱。我和他談了黨的主張群組織抗日武裝的問題後，他很肯定地說：“國民黨賣國求榮、打内戰……他們不會真正地抗戰。”還說：“北平的學生救亡運動肯定是共産黨上司的，可咱們找不上，你這來太好了，咱們在一起千再好沒有了。别看國民黨呼呼隆隆，到時候跑的比誰都快。”他表示完企擁護在黨上司下組織抗日武裝。他還問了全國和濟南的形勢。我們又談了如何組織抗日武裝的問題，他如饑似渴地閱讀黨刊黨報和宣傳抗日的小冊子。我在他那裡住了幾天。後來我和他還有王擔青、杜鴻喜等人又談了繃織武裝的具體打算，他願意把自己家裡的幾枝槍拿出來，把鄉公所存的尾欠糧都拿出來用作隊伍的給養：還同意以鄉公所的名義動員各村願出來抗日的青年到鄉公所來打個底子。同時他提出了希望能參加黨的要求。劉炎光同志在組織抗日武裝隊伍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在複雜的鬥争中他一直是堅定的。到現在有不少的同志仍說：對他的表現很難用幾句話說出來，但有一點認識是共同的：即沒有他的堅定努力，我們的抗日武裝是不會那麼快的建立起來的。這個同志不幸在一九四O年就犧牲了。這年二月二日在殡葬時日寇漢奸隊還去包圍過葬地白家湖東。更沒有想到在烈士犧牲三十年後，竟被誣為“地主武裝的頭子”，受到了掘墳鞭屍的侮辱。從這件事上也可清楚地看到“四人幫”之流到底是在革誰的命。
對國民黨和地方勢力統治的莒縣縣立第一國小（城裡國小）和第四國小（陳家屯國小）我們也積極地進行了工作。在去城裡國小找張叔達等人進行工作時，很巧又一次遇到了曾在莒縣西鄉薄家店子國小和薄貫一共同談過話的龐彙川同志。他是莒縣辛家官莊人，農民子弟，為人耿直，富有正義感和愛國思想。他在學校時，優良的品德和學業在學生、教師中有一定的影響。這次我們進一步談了當時的形勢及任務之後，他立刻毫不猶豫地表示希望能參加共産黨并在黨的上司下進行抗日救國工作。
他說：“國難目前，别沒有出路……”最後他十分高興地表示願意去城西鄉進行工作，不久那一帶的工作就迅速開展起來了。以後我們在陳家屯國小同早有抗日救亡聯系的來潤農同志商量如何在該校教工中開展工作，又向我曾在濟南就認識的毛星帆校長進行了工作，争取了他的同情，吸收了一部分教師參加了當地的工作。後來中共莒縣特支秘密翻印宣傳品的由郭蔭南同志保管的一架油印機，就是這個國小捐助的。開始堅信國民黨能上司抗戰的張叔達,在看到國民黨軍隊在日寇離莒縣城還很遠的時候就逃跑時，于是帶着李錫科等人參加了我們的政治處，因為受不了艱苦生活，在形勢緩和時又回到國民黨縣糧稱去了。他們向我們這裡跑，對外就有一定影響。
通過一個月的緊張工作，莒縣的抗日活動蓬勃地開展起來了。我黨抗日救國的主張和八路軍堅持抗戰的行動影響、鼓舞、吸引着這個地區的廣大群衆和許多進步的知識分子及其他方面的進步人士，甚至連一些不大開明的地主士紳也找我們詢問怎樣與八路軍取得聯系。已經組織起來的同志，更象獲得了新的生命…樣，信心十足地到處奔走活動。他們走到那裡，工作就開展到那裡，由于同志們的積極工作，莒縣城南的五花營；東南的坡子、石井、呂家菌西；芭西的泥溝子、蘭家官莊、辛家官莊、水牛莊等很快就成為黨開展工作的基點。這時黨員和廣大群衆迫切要求我們盡快地建立武裝。根據黨的訓示，我們不失時機地在珍珠山組織了抗日武裝隊伍。
三、抗日武裝的建立
挺拔峻秀的珍珠山，位于莒縣西南約二十多華裡一派連綿的山嶺中部。登山東望一片平原，城鎮公路曆曆在目；西部則丘嶺起伏直到沂蒙山區；山之南有擔山、土山；順山北上有好婆嶺、望夫山、浮來山，再北有高大的雪山，從北到南形成了莒國故城的一條天然屏障。
浮來山，在曆史上是素有盛名的。山上有三千餘年的銀杏樹，其身八圍，葉茂參天。文化大革命前，這裡廟宇齊整，碑碣林立。據曆史傳記，古文學家劉勰曾在此寫過《文心雕龍》，這裡又是戰國時魯候、莒子相會的地方。“大樹龍盤會魯候”是以得名。每逢初春佳節，有盛大的廟會，遠近來趕會者人山人海，無論老幼都争相抱大樹飲泉水，攀登高峰，樹上可安桌凳供遊人休息吃茶，坐觀山景盛會。僧人說：這裡安靜的時候，修書不知昏曉，讀經聲揚山谷。解放後植樹造林，風景更加優雅。現已成為重點文物保護區。
珍珠山不高于浮來山，但從抗戰以來為人們所傳說樂道，成為群山中的後起之秀。可用得着“山不在高有仙則名”的比喻了。之是以有名，就是因為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際，獻身于革命事業的共産黨員及其率領下的抗日志士，在中共山東省委的直接上司下，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響應黨的号召，揭杆而起，在這裡組成了一支黨的抗日武裝——莒縣群眾抗敵自衛團，即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二支隊的主要組成部分，黨所播下的革命種子，在新的曆史時期舉起了人民渴望的紅旗，燃起了其勢燎原的星火。
前在建立抗日武裝的幾天晚上，我和劉炎光、龐彙川等，帶着執行瞭望警戒的幾個人，從鄉公所一塊來到珍珠山上的三官廟裡，反複研究了武裝隊伍的組成問題，決定利用公開合法的有利條件作掩護，用高房鄉鄉長的名義組織隊伍，還決定召開村長會把各村願意出來抗日的青年集合起來編成第一中隊，請邢家莊的杜鴻喜擔任中隊長，請車網溝的王學敏當教練，同時決定把鄉以下四個社的壯了組織起來編為不脫産的常備隊，擔負打更、放哨、查夜維護地方秩序的任務，組織常備隊在當時受群衆歡迎。有些人說：這樣就有個耳目了。同時在各村成立夜學，作為學文化宣傳抗日的場所。還有被争取過來的佛教會友們以史金印為首在陳家屯國小組成自衛團第二中隊。這些行動在會後接着就分頭進行了。在村長會上劉炎光同志宣布了我們組織隊伍的意見，我在會上也進行了動員工作。從此抗日救國的活動全面開展起來了，鄉公所的自衛團部成了對外活動的中心。不少村長和士紳都願意将個人的槍和村裡的公槍送到鄉公所，要個收據，以免其他所謂的“抗日軍”不管白天黑夜地去起槍要捐。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日，“高房鄉群眾抗敵自衛團”第一中隊在珍珠山上正式成立，在黨的上司下，莒縣人民的第一支革命武裝勝利誕生了。抗日的火炬開始在這個角落裡燃燒起來。這正是日寇瘋狂向大陸大舉進攻的時候。
與這部分武裝同時組織起來的還有四個社的常備隊。常備隊的成立，維護了地方秩序，安定了群衆情緒，接着以史金印為首的第二中隊也在陳家屯國小建立起來了。
武裝建立之後，人員不斷增加，裝備、給養、部隊的訓練等一系列的問題随之而來。我們幾個負責人都缺乏上司部隊的經驗，迫切需要上級派有經驗的紅軍幹部。正在這時候仲明同志的回信來了，說軍政幹部都有。大家一聽高興極了，決定由我立即到長山中學去。我即經濰縣到了長山中學，找到了仲明同志。他和廖容标同志以教員的身份正在那裡緊張地辦“農民訓練班”，訓練基層黨和軍事骨幹，工作十分緊張。我在這裡住了一個星期，全面地彙報了莒縣的工作情況。仲明間志除向我談了工作方針政策及建黨知識外，還告訴我，他今後專負責這個地區的工作，芭縣的工作由省委直接上司，要我再去省委彙報并解決幹部問題。他給我寫了兩封介紹信。我趕到濟南後，向在十二軍政治部的田培芝老師打聽知道省委已移住泰安。當夜又乘津浦車轉赴泰安。天亮時到泰安第三中學找到了省委辦事機關（對外公開名義是平津流亡同學會），把兩封信交給了孫有為同志，後來才知道陶林、孫有為就是孫陶林一個人。第二天孫陶林和劉居英同志聽了我的彙報，又經過一兩天對莒昙的工作提出了具體訓示，同時省委決定成立中共莒縣特别支部，由省委直接上司。由我任書記，劉炎光、龐彙川為特支委員；部隊仍利用合法形式以原來的名義由劉炎光任團長繼續發展擴大。最後說紅軍幹部很少，暫派不了去，随後省委将派幹部去巡視工作。談完工作後我就帶上發給的檔案離開泰安回到濟南，準備從原道回莒縣。當時日寇已占領德州，濟南形勢吃緊，膠濟鐵路被飛機轟炸停運了，我又傳回泰安，在三中住了一宿，第二天一早和劉居英、程鵬等同志作伴向菜蕪、新太方向走了。我是打算徒步經新太、蒙陰、沂水回芭縣的。第一天我們住到降溝一位姓秦的同志家裡。第二天我走到羊流吃過早飯後，波國民黨鎮長朱少清的人扣住了，幸經谷裡張安濤（我的同學）在電話中交涉（張之家長是區長），他們才派了兩個人把我送到谷裡，吃過晚飯後住下，第三天經新太縣由王學榮、董玉舉同志作伴到城東傲陽梁仔航先生家住一宿，以後沒用兩于就回到了營縣。當把去省委的情況及省委訓示向同志們談了後，大家的熱情就更高了。
四、困難中前進
十二月間省委派的李仲林同志來了，在我家住了一個多月，他檢查巡視了幾個重點村的工作，向同志們傳達了當時的形勢、黨的訓示，并親自和王禹民、劉炎光、龐彙川等幾個同志談了話，同意了他們建黨的要求，并建立了幾個村的黨組織。春節後到龐彙川家住了些日子，經沂水回省委去了。他給我留下了以後去省委的地下交通線，沂水是邵德甫（馬荒莊）、新太蒙陰交界處野店李××家，從那裡再到萊蕪西的柳行溝。
省委的訓示，李仲林同忘的具體幫助指導，莒縣特支的建立，給這個地區的工作，尤其是年輕的革命武裝的發展以很大的推動，可以說這是這地區的抗日工作、革命武裝迅速發展的新起點。
一九三八年二月，特支根據日寇開始侵入芭縣、國民黨軍隊撤退、許黑子“遊擊隊”逃跑等新的形勢，立即通知所有黨員及秘密遊擊小組到珍珠山集合。芭縣高房鄉群眾抗敵自衛團這支小小的人民武裝，在黨的上司下，在群衆的支援和擁護下很快發展起來了。在珍珠山西的硯疃莊整編時已是由二個中隊發展為三個大隊、一個特務中隊共六百多人的武裝了。劉炎光任團長，我任政委，龐彙川任參謀長。團部下還成立了幾個處：李錫印任軍需處長，曹伯賢任修械處長，另有政治處、聯絡處、秘書處等。這時因活動範圍的擴大、部隊的名義也由最初的“高房鄉群眾抗敵自衛團”改為“莒縣群眾抗敵自衛團”。
這支戰鬥的部隊，在敵人瘋狂向莒縣進攻的緊張情況下，在國民黨軍隊全部南撤、許樹聲（許黑子）的遊擊隊向東南逃跑以後，始終活動在莒縣、莒南一帶，從沒有離開過那裡的群衆。在混亂的局勢下，它堅持鬥争，維護地方秩序。在鬥争中它保護了群衆，群衆也支援了它，這時經過鬥争鍛煉，我們已有了些能上司隊伍的骨幹。除了上邊提到的幾個同志外，還有以下一些同志：
第一大隊隊長（原中隊長）在東北義勇軍幹過多年的杜鴻喜同志，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被土匪打死了，同志們知道後，都很痛心。以後就由張百川同志任大隊長、孔福亭同志任教導員（開始還叫過一段指導員），他倆都是莒縣西辛莊人，在臨沂鄉師讀書的時候受到黨的教育，思想進步。抗日戰争爆發後，他們就在地方上進行抗日活動。由于沒有黨的上司，工作沒有明确方向，不知怎麼于，後經山頭淵支部的介紹，在特支上司下，表現了很高的革命熱情，積極參加了黨的武裝并很快成了部隊的上司骨于。一大隊基礎較差，經過一段工作，部隊面貌很快有了變化，這與他們的作用是分不開的。
關于杜隊長的情況，見最後附文《一次沒有打槍的戰争》。
第二大隊隊長是張石生（原名張渠，是龐彙川的同學），他家是莒縣城根的大湖村，在敵人侵占該村時他想把家屬子女轉移到西鄉，在他回去不久我們就聽說他被敵人殺害的消息，以後再也沒有下落。這個大隊成份比較複雜，但在他和以後的代理隊長劉付五上司下經過幾次整頓在鬥争中也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第三大隊隊長孫發啟，負責政治工作的是王禹民、曹明樓同志。孫隊長是江蘇邳縣人，從小要飯，後給地主當雇工。抗戰前全家逃荒到莒縣，流落到莒縣南鄉石并村住下，正巧這個村有個比較進步的店員趙子俊對他很同情，看到他夫妻帶着兩個孩子住在場園屋子裡要飯還是吃不飽，就給他在窯上找了個活，挑瓦盆、瓦罐等窯貨去賣，這樣生活就好點。抗戰初趙子俊、董紹雲同志就向他進行工作，他毫不猶豫的要求參加共産黨和黨上司的秘密遊擊小組。隊伍建立後他開始任新中隊長（該隊多是地方黨員組成），隊伍整編後他任大隊卡。這個同志階級覺悟高，革命立場堅定，大公無私，艱苦樸素，對人誠懇，工農作風十分明顯。擔任隊長後，得到了全隊幹部、戰士等尊敬，他所帶領的三大隊成為自衛團的骨幹大隊。在他任大隊長時期，他的妻子兒女仍以要飯為生，不向公家伸手要一點救濟。他兒子年齡稍大後就送到部隊當戰士，在與日寇作戰中不幸光榮犧牲。這時孫發啟同志也負傷緻殘，複員後仍積極為黨工作。他的複員費全部用來買了蘋果樹苗，在浮來山上大量栽培，以後全部交給了公家。他還經常被縣社請去為青年作回憶對比、艱苦奮鬥事迹的報告，進行革命傳統教育。
特務中隊在賈長吉、王振山等同志上司下，日夜辛勤地擔負着偵察情報、打擊漢奸、通訊聯絡、催辦給養等繁重任務。
在完全沒有經驗和經濟基礎的情況下，建立人民武裝有着許多困難。尤其是當時政權還在國民黨手裡，國民黨反動派時刻都在企圖扼殺和吞并這支新生的革命幼苗。這就更增加了鬥争的複雜性。但是隻要有黨的上司、群衆的支援，隻要堅決貫徹黨的團結抗戰的路線和政策，就一定能夠克服各種困難，從勝利走向勝利，事實也是這樣。
首先部隊建立發展起來後，如何解決武器裝備，這是我們遇到的第一個問題。開始的時候我們隻有一架油印機，第一中隊建立起來的時候，有十幾枝土造槍，第二中隊則全是大刀長矛，新中隊集合的時候，隻有趙子俊、孫發啟同志帶的七顆手榴彈。這時有的同志主張采用國民黨的辦法派槍捐或在夜間去起槍，特支及其他同志堅決反對這種做法，對個别這樣做而造成不良影響的同志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我們是采用動員教育的辦法，向群衆反複宣傳拿出槍來建立抗日武裝的重要意義，并由鄉公所發給借槍收據，這可以對付其他遊擊隊的起槍。這樣就很順利地解決了最初的裝備問題，僅在東西營墩子一次就借到十幾枝槍。
其次，部隊的給養同樣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們既不能象國民黨遊擊隊那樣向群衆攤派勒索，可當時又沒有自己的公開政權解決這問題，怎麼辦呢？最初我們用的是高房鄉鄉公所的尾欠糧（即未向國民黨縣政府交的糧），後來就靠劉炎光同志和各村的上層社會關系、開明人士捐助，這樣還是經常出現吃飯緊張的情況。有一次我們采取大家習慣願意回家過春節的辦法，解決了節日不能豐富地改善生活的問題。後來經特支研究決定擴大活動範圍和募捐範圍，并按照黨的政策，沒收了漢奸地主張啟的一宗糧食，除分給無糧渡春荒的群衆外，部隊也存用一部分。當時正值春荒嚴重，許多貧苦農民無法生活，聽說抗敵自衛團要分張啟的糧食，大家扶老攜幼，趕來領糧。分糧的那幾天，遠近幾十裡内來了上千人，在軍需處長李錫印和賈子清的具體組織下很快把糧食分了下去。人們挑的挑，背的背，高高興興地領了渡荒糧。群情振奮，對自衛團的作法極為贊成感激。我們這次行動，同國民黨遊擊隊橫征暴斂、揮霍自肥形成鮮明對比。是以，它不但得到了廣大群衆的擁護，而且也獲得了社會各階層開明人士的支援贊揚。這一措施還打擊了賣國投敵的行為，擴大了黨的影響。後來二支隊在地方上設立了半政權性質的公開的辦事處。經過與國民黨政府糧秣系統的反複鬥争，給養問題就比較有保證了。如有一次二區糧秣主任九裡坡的張×x拒不給糧食，經交涉他仍頑固地堅決不給，王漢臣中隊的戰士就是因為吃不上飯出現嚴重減員。這時，我們幾個人——有趙子俊、張星三、馬星五等商議後立即把張某抓來，押到部隊不準他和家中的任何人見面，并揚言送司令部。這一來他慌了，趕快請了當地許多有名士紳如唐子榮等向我們求情說和，并提出無論什麼條件都可商量，千萬别送司令部。（主要怕槍斃），因為司令部剛處決了兩個慣匪。這是對反動地主、地頭蛇破壞人民抗日行為的一次影響面相當大的嚴重打擊。
部隊的服裝也是一個極大的問題。對此作出很大貢獻的有趙子俊、王玉璞、董紹雲等同志。王玉璞同志急公好義，有正義感和愛國思想，而且在地方上聯系面相當廣，自己開着染坊，還辦着國小。在莒縣、日照一部分工商業者和群衆中有一定的号召力。在軍閥統治時期、也曾組織過大刀會進行過反抗軍閥土匪的鬥争。當時他雖年過五十，但他抗日救國的熱情很高。三八年初他參加了黨，和其他同志共同努力除動員了許多青年參加部隊外，對我們部隊的軍需後勤、特别是解決單棉服裝方面起了很大作用。隊員出來時穿的都是便衣，天熱了把棉的改成夾的，長的改成短的，破了就補。對這一問題的解決，從六大隊到二支隊這時期的軍裝主要是他們募捐籌做供應的。王玉璞同志後來在任莒中行署主任（縣長）時，在反頑鬥争中光榮犧牲。趙子俊同志近四十歲，當了多年的店員，為人忠誠，工作沉着老練，解放區建立政權後他就是一位工商系統的上司骨幹，“文化大革命”後期病逝。董紹雲、馬星五同志是幹将。執行任務從不辭勞苦。
隊伍每到一個地方的宿營，開始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不象現在一樣，有營房、有被褥。那時走到那裡都得住老百姓的房子，窮人家房子少，大地主家不讓去住，戰士也不願去住，村長也不給你安排。在大的村子裡我們經常住的是酒店、廟堂、油坊的碾屋，戰士們都提意見說：馬糞氣熏死人。小村子就更難辦了。費好多事在有的戶裡住上一個班或一個排的。那這家裡的大姑娘、小媳婦連飯都不敢出來做。有的晚上到沒住隊伍的鄰居家去住。可見在群衆中轉變舊社會軍伐部隊的壞影響是很艱巨的任務。鋪草方面，麥糧暖和些，但很滑，翻幾個身就跑了。早起一看，還是睡在地上。谷草不跑，但又硬又不暖和，拉衣服還很厲害。有的戰士離家近，回家修補衣服、鞋襪，媳婦看見心裡痛，但還是用開玩笑的話安慰他說：“等打走了鬼子再算工錢吧，聽着嗎！”這表現了我們革命戰士的艱苦生活同友愛情趣結合的點滴。
加強部隊的政治建設，使之具有人民軍隊的鮮明特色，這是我軍戰鬥力的重要來源，是保證部隊健康成長的根本條件。在起義之後，我們很重視這方面的工作，首先成立了政治
處，在特支上司下在各中隊盡量配備上政治從業人員，并積極秘密地發展黨的力量，建立了黨的組織，從政治上組織上為部隊的發展提供了保證。我們的隊伍從一誕生就向紅軍的優良作風學習，雖然有些事情我們是從書本上看來的或聽的報告，但我們都照當時自己所了解的程度認真地抗行着。
在群衆紀律方面，一開始我們就嚴格執行着不拿老百姓的東西，借物送還損壞賠償，向老百姓要做室傳工作，對群衆要有禮貌等規定。因為當時有許多各色各樣的所謂“抗日軍”已成為群衆很不歡迎的人。是以在這方面曾特别要求全隊同志注意。我們為了貫徹執行群衆紀律，除處分過有嚴重違紀行為的分子外，還曾在硯町莊舉行了群衆大會，公審處決了持槍搶劫老百姓錢财的紀律犯。這個紀律犯是搶的老百姓親自向住在珍珠山上的第一大隊報告的，一大隊的負責同志很快就從他身上查出搶來的勝款。
又如當時我們全隊的負責同志，差不多都是經過群衆推選特支同意的。記得有一次大家公推張百川同志任第一大隊長，他再三說他不能勝任，最後和他說：掌握武裝是我們的重要任務。這樣他才接受了。但他仍怕不能勝任，于是又推薦了朱仲樣同志任付隊長。還有孫發啟國志原是一個逃荒要飯當虐工的人，因為他年輕時曾被雇當過兵、為人起質很好，同樣在大家推薦下當了新中隊（後改為三大隊）的隊長。在硯可莊他第一次到團部參加會議時，有人看他穿一個小破襖蹲在門下，就有點感到他不象個隊長的樣子，但時問長了，大家對他舅敢、堅定、直爽、果斷和認真負責的精神了解後就表示欽敬了。
我們的民主作風還表現在上下級關系上如同兄弟，上至總的負責人，下至各個隊員，都可以互相提意見。如劉克誠同志過去和某些地方紳士交往時，曾接受過請他吸大煙。在第一中隊剛成立之後不久的一次小隊長訓練班會上，有的小隊長就給他提出批評來、當時他就承認不對，并在以後的實際行動上做到了改
正.。
第二大隊成份比較複雜，紀律性較差。建立之初時，有一次大隊長張石生因事不在部隊，臨時負責的高××和董祥榮中隊長在一起發生了敲詐行為，給部隊造成很壞的影響。我們對此進行了嚴肅的處理，清洗了為首分子。并用這個事件對部隊進行紀律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獲得了群衆的贊賞。
五、戰鬥中成長
抗戰初期，當地有各種各樣的地方勢力，階級關系十分複雜。象我們這樣一支剛剛建立的弱小的武裝，處境是相當嚴峻的，常常遇到難以對付的複雜情勢。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深深體會到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重要意義，正是依靠這一法寶，我們才較為容易地站穩腳根并順利地獲得發展。對社會各階層的人士，我們都向他們進行工作，隻要他們擁護抗日，就聯合他們。當地的一些開明士紳和中上層人士都和我們有着軟好的關系，在捐助給養布匹，支援部隊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有的人年齡很大，但還為部隊的供應東奔西跑，十分辛苦。雖然後來他們有的走上了反動道路，但在一個時期内對我們工作的開展是有利的。
城北井上村的張笃生同志，是齊魯大學學生。對黨有一定的認識。他曾說過：“能根本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隻有中國共産黨”。他因身體不好未能參加工作。但最後他介紹了三個比較進步的人，說可以找他們談談。一一個是營縣南鄉澇坡鄉長謝煥文同志，我到他家十字路雖然沒找到他，但以後知道他在澇坡鄉領了專員的委任、組織了一個中隊。在我黨同志幫助下，堅決參加了四支隊，并在整個戰争年代，對工作做出了相當的貢獻，後來積勞病逝了。我和他接觸不很多，但他立場堅定，工作認真潑辣，對人誠懇、直爽的言行風度，顔象劉炎光同志，給人印象深刻。一是莒縣城西的孟敬之。他表示：已準備幫助區長應玉組織武裝。但願與我們保持友誼關系。由于他們想在國民黨專員郎裡找前途，最後走了一大段彎路：由同情革命、參加革命、困難時又帶着隊伍脫離了革命。敵人向他施加壓力時，他又投降了敵人，最後在我們向敵僞軍開展政治攻勢時，他又附同其他僞軍起義了。第三個人是張培祯，原是國小教員，後來爬上鄉長、團長的地位，他走的道路：從同情、頑固到背着區團長的委任狀，跟着他的“恩人”許黑子投降了敵人。全國解放後，他潛逃到上海，最後被人民政府判處了死刑。
還有走錯路的張叔達當時也曾為我們辦了兒件好事：一是二支隊辦事處為擴大政治影響，确定移駐莒縣城裡辦公時，就是張在他們的縣報“苔縣新光”第一版上給登了五天啟事。到國民黨部發現後已經晚了。第二件是許黑子逃走後，他帶了幾個教師和學生到我們的政治處作了一個時期的宣傳工作。因為他家是西鄉相當大的地主，又是縣完小的教務主任，在一部分國民黨知識分子中産生了一定的影響。這個人後來因為受不了艱苦生活，在形勢緩和後，又回到許的糧株系統去了。許部投敵時，他到親戚家當了教師。同時期城裡開“萬人大會”，歡迎許黑子從國民黨省府歸來，并演大戲三天，辦事處為擴大政治影響，派秘書李靜同志兩次去報到要求參加大會，但國民覺縣黨部、縣政府都堅決不準。當宣布其官員、來賓上主席台時，我們中途插上，和相熟的幾個區團長邊談邊走登上主席合。在大會主席史漢三講完“人無頭不走，鳥無頭不飛”等拍馬屁的話後，團長們互相推讓，誰也不願先講。我們抓住這個時機，作為第二個講話人，宣傳了我黨的團結抗日救國的主張，這時台下他們的黨、政、軍、學、土紳、廣大群衆對八路軍的代表都很注意。事後縣黨部又追查誰同意八路軍代表上台的。另如省裡介紹的統戰對象張鵬（東北義勇軍中級軍官），他的部下哪裡的槍都去起，就是不到高房鄉去。我和龐彙川去他家蘇家溝時，他說：“在東北我們是一家人，在這裡也是一家人。”尤其是在69軍新六師和57軍（東北軍）中做秘密工作的黨員同志，以公開合法的身份，對我們工作的開展給予了很大的支援。還有莒縣的動委會、政治部及所屬少年隊等組織，在我們的同志積極工作下，對地方工作的開展也起了重要作用。
在發展統一戰線的同時，我們又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堅持黨的上司，與一切企圖吃掉我們的國民黨軍隊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争。當時許黑子、劉振東、王德林、張裡元等都多次想用加委的辦法把我們的部隊納入他們的系統，吞并我們，都被我們堅決地頂了回去。
從我們的武裝一誕生，第一個想吞并我們的是許黑子，當我們的隊伍拉起來以後，他以縣長的身份，抱着全縣皆屬我的統治思想，裝模作樣地派了一個政勞工員鮑子宜去，說是要給我們委任，出乎許黑子意料之外的釘子，土霸王的架子未擺成；腦羞成怒接着便來了第二步，借口我們攪亂地方秩序，于12月的一個深夜裡用土匪的手段，抓去了第二中隊的一部分隊員。經過反複交涉，他無話可說，才叫回來了。
在敵人逃占營縣城以後，許黑子逃跑了。這時他又想利用我們去保護他，于是派了一個商會會長于星以給武器給養等為誘餌進行遊說，但我們的回答仍和第一次一樣。事又不成，他更懷恨在心。接着又采用原來的手段對付我們，但我們這次有了警惕，為了團結抗戰，當許黑子的手槍隊快進蘭家官莊的時候（鄉公所，團部所在地），我們一面把隊伍全拉到珍珠山上作了準備，一面派人和他們帶隊的人講道理，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也就跑回去了。
要給我們委任的，還有其他系統。委任的名義有的是很大的，許的願也很高，正因“既能解決武器和給養問題”又有很響亮的名義，是以在内部的“拒委”鬥争也相當激烈。有時比對外部的鬥争還要困難。以王挹青為首的幾個入幾次都想接委，但都被制止了。最後一次是在拒絕“國民黨蘇魯戰區第二縱隊”的委任時，他們甚至提出來：“省委，省委還不知道在那裡呢？”因為争論不決時，有的同志就講，我們是省委上司下的武裝。他們曾以“我們離開這裡”、“不幹了”相威脅。但大家堅定的立場沒有受他們的影響。後來我們又和第二縱隊派來的主紀先同志談，說明我們是中共山東省委上司下的武裝，不能接受第二縱隊的委任……，主知道了這個情況後，馬上就表示
對我們不接委很贊成，同時他又提出來“你們既是共産黨所上司的武裝，我也要在這裡幹，我不回去了。”由于主紀光同志明确的表示了自己的态度，那些抱投機思想的人就更孤立了.這是在反吞并反投機思想鬥争中最激烈的一次。這是一次團結成長或被吞并、分裂的鬥争。
拒委鬥争之是以在内部更困難，是因為當隊伍離開了本鄉活動後，确有這種情況：就是以“群眾抗敵自衛團”的名義活動，不如以國民黨軍政系統所委任的什麼司令、支隊長等名義吃得開。如動員人、槍、給養等，就遇到好多阻礙。有些被地主、封建勢力所掌握的村子就放空氣說我們是亂黨，以抗拒我們到他村去住。另外，當時有的同意接委的人也不是完全想投靠國民黨的，因難處就在這裡。
總之，國民黨對我們用盡了一切卑劣手段，企圖按照它的——限共、溶共、滅共的反動政策，消滅我們。先是不準你們發動群衆組織抗日武裝；後是給你下委；再是強調他的地方治安秩序。更毒的是從縣到區、鄉成立糧秣委員會，把群衆上繳的糧秣全部控制起來，任何部隊不經過這個組織一粒糧也要不出來。如果你再向村裡要糧，那就是額外勒索，增加群衆負擔。他們就是用這種手段限制破壞我們部隊與群衆的關系。還有造謠污蔑，說我們：“占地盤是目的，說抗戰是借口，将來把有土地财産的老小都殺死，留下青年當兵。……”說我們宣傳官兵平等是煽動等。有一時期一些上層人士甚至一般群衆，都不敢接近我們。不管大、小村，都不願意我們去住。造成我們吃飯、住宿的困難和名聲不好，難以擴大武裝的困難。
一九三八年二月，日寇沿台濰公路南下侵入莒縣，國民黨正規軍争先撤退。老百姓說許黑子他是“聞風四十裡，見面一百一”，潰不成軍。敵人幾乎是兵不血刃就占領了莒縣城。
當敵人剛侵占芭縣城的時候，配合向南撤的友軍（龐丙勳部）偵察帶路，監視敵人，尋找空隙阻擊敵人的進攻，就成為我們日夜不停的戰鬥任務了。在形勢極緊張混亂的時候，我們的偵察員借着地方人的有利條件勇敢地經常在深夜裡摸到敵臨時駐地——靠近縣城的西關和大湖等村進行偵察活動。它直接配合了友軍在敵人進攻中僅有的一次南下莊阻擊戰。有些國民黨軍隊的偵察員整天蹲在我們那裡不敢出去，一等我們把情報偵察來轉告他們後，他們才表示感恩不盡的樣子回去報告了。
許黑子隊伍真是“聞風四十裡”，平時對老百姓很威風，但一聽到敵人的槍聲就馬不停蹄地東奔西跑。當敵人還沒過楊家店子大橋時，于星堂、于瑞三等部，還有許黑子的政訓處的張叔達、李錫科等人，都不約而同地跑到我們那裡去了。于瑞三吓得連話都說不成句，表現出很誠懇老實的樣子，要求我們照顧他們。并說：“這事不是咱們能幹的，要求把隊伍交給我們上司”。我們經過研究，當時把于瑞三部編成我們的一個中隊。由他的兒子于春和任隊長，對有官無兵的于星堂部我們拒絕了他的要求。
還有被我們查住的跑亂了的國民黨軍隊士兵，叫人們認不出他是漢好還是“國軍”，因為他們穿的都不是原來的服裝，簡直成了四不象。幸虧他們被敵人吓得老實些，叫他們蹲在一個地方不準出來，他們很聽話。當情況稍緩和後我們派人把他們送回了原部隊。
敵人向莒縣進攻，地方上的漢奸就到處公開進行組織維持會，歡迎“皇軍”、慰勞“皇軍”等勾當。為了打擊那些喪心病狂、帶頭活動的漢奸分子，我們的特務隊在王振山、李佃奎等幾個同志帶領下，于某一天夜裡除掉了高房村的漢奸×××.并把我們的第一次除奸布告公布出去。
第一次的拆橋玻路：敵人侵占苔縣城後，馬上又南下進攻臨沂，成隊的汽車在台濰公路上日夜不停的往來。我們為了阻滞敵人的前進，便組織了兩個中隊的力量，于舊曆一月的一個晚上由河北村出發了，在很短的時間内到了台濰公路，當即燒了黃花溝大木橋，并破壞了一段公路和電線。天明時，一棵棵電線杆和一團團鐵絲都被河北村的人們圍了起來，好象在慶祝着這次的勝利。
我們的這一行動馬上引起了敵人的瘋狂進攻，第二天一早敵人就出動了。一面在附近抓人要木闆、木棒，一面拼命搶修公路橋梁，一面就到處追擊我們，當我們的隊伍剛移住在石灰窯村的時候，就有莊疃村的群衆在天未亮前跑去告訴我們，鬼子已到莊疃了。當敵人出莊疃村的時候，我們的隊伍已全部拉到浮來山上了。在這裡每個隊員都作了戰鬥準備，有的戰士要求去埋伏到村裡去等捉活的。二、三百個敵人并沒有再敢向前走，隻是向着浮來山亂打了一陣機槍就竄回去了。
這一次的拆橋破路，對這文剛出生不久的人民武裝是一個很大的鍛煉。當電線杆一創倒，上面的鐵絲一響時，有的隊員就害怕，說是鬼子通電話了。當鐵鍁、鎬頭碰在一起時，有些人就低聲的問：這是誰啊？燒橋的時候用了很多幹草燒不着，後來有人提出到村裡要煤油來，這樣才很快的把橋點着。
在這實際的鬥争考驗面前，我們這支新成立不久的隊伍鮮明地表現出人民軍隊的本色。我們始終留在莒縣和當地人民一起堅持鬥争。
我們的這些行動，不僅受到了廣大群衆的支援，同時對打開這個地區的局面，開辟各方面的工作也起了一定作用。
這些行動，使部隊受到實際鬥争的鍛煉，鼓舞了士氣，擴大了我黨的影響，提高了同志們敢于和日寇戰鬥的勇氣。
六、勝利的彙合
第三次去省委請示。
自莒縣城淪陷後，我們的隊伍迅速擴大了。在這種情況下，就更感到需要幹部，尤其希望上級能派有戰鬥經驗的紅軍幹部。三月間，我們又去省委彙報工作，并請派幹部。這次孫陶林、景曉村等同志傳達了省委的決定:莒縣的武裝與沂水邵德甫等同志所組織的一部分武裝彙合成立四支隊（直屬省委的一個支隊）六大隊，并派魯濱任隊長兼政委。省委的這一決定帶回來後，大家便連日整頓、準備，沖破了一切困難、阻礙，在三月×日我們便向着沂水的南泉莊出發了。這兩支土生土長的人民武裝，就在那個地方彙合了。沂水部隊參加彙合的同志有李道德、李懷德、李子榮、李清河、孔雨面、孔楚白、王漢卿、李瑞甫等同志，在出發前當同志們佩戴上紅色的“八路軍山東遊擊第四支隊”的臂章時，每個人的臉上都顯出了無限的興奮。有些青年同志一面看着自己的臂章，一面伸着大姆指說：“我們是正式的八路軍。”彙合之後，隊伍進行了整編，由魯濱任大隊長兼政委，邵德甫任付政委，李仲林任政治部主任，我任參謀，同時還兼莒縣地方黨的工作。全大隊共設五個中隊和一個特務中隊，另還有四個常備隊。
在我們的武裝發展過程中，由于我們的政治水準低，工作上的幼稚，是以在工作中曾發生過不少嚴重的缺點和錯誤。首先在發展遊擊隊員方面存有嚴重的“左”的行動。當時選人員的條件是：摸廊、老實、抗日、堅決、能吃苦耐勞。所謂摸底，就是知道對方的底細、出身為人；所謂老實，就是不偷、不摸、不鬼、不壞。但是這些條件又是以個人的看法為标準去衡量，也就是老張介紹隊員以老張的看法為标準。老王介紹隊員以老王的看法為标準，如果大家認為老張或老王為人不好，那他介紹的任何人也都要考慮。在這個問題地方上的同志們表現更突出，不管是發展黨員或是遊擊小組的隊員，都是再三強調老實這一條，甚至有的同志提出：“越老實越好，越不會說不會道越好。”座談會上龐彙川同志還深有感觸地說：那時老李同志再三強調要“老實頭”。…在部隊方面，如果沒有一點社會關系的人想參加部隊那是不容易的，即使收留時，也一定要他找可靠的保證人。這種完全不符合當時政治形勢的脫離實際的作法，嚴重影響了我們隊伍的發展和壯大。這種作法不僅限制了自己，而且也起了幫助别人的作用，如國民黨的光杆司令劉崇禧在莒西北鄉活動不到三、四個月的工夫就發展了一千多人，光複軍第×××司令張鵬到莒縣的時候隻有兩個人，但在很短的時間裡也發展了将近一千人。
在整頓隊伍方面，我們也犯過同樣的錯誤，從隊伍拉起到會合之前，我們曾進行過幾次整頓，問題還不很大。特别在彙合之前的最後一次在張家哨整頓隊伍時，就是按主觀想象的條件要求每一個隊員。甚至每個中隊的保留或解散也采取這種作法。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把相當一部分隊員清洗了，當時到沂水彙合的隊員有好多人都背兩支槍，就是這樣還有一部分槍支因帶不過來而分别存在幾個地方同志的家。裡。如辛家官莊龐彙川同志家。那些被解散的人員們，并沒有回家，他們在我們的隊伍離開以後，就把我們存的槍全部拿出來，又自行組織起來了。這些隊員在剛重新組織起來的時候，對我們是有很大意見的。但以後他們又主動派人與我們聯系上。當我們的隊伍從沂水開到營縣後，他們中間有很大的一部分同志，仍回到了我們的部隊。組成了莒縣獨立營。并派劉炎光、孔楚白二同志分任營長和政委。
七、第四次去省委
彙合之後不久發現魯濱有嚴重的破壞行為，由于他的破壞，造成了部隊各方面的困難。各中隊的負責同志都有意見。當時隊伍遠離省委，當地群衆基礎又差，供給毫無保證，無衣無食，處境十分困難。弄不到糧食，隻好四處遊蕩就食。一次隊伍開到北辛莊時，人家關了寨門不讓進村，經交涉才派人送出一天的口糧，象打發讨飯的一樣。後來開到葛莊，有一次還是劉炎光和我跑到沂水南鄉朱家莊子他嶽父家借了六擔谷子，才暫時解決了燃眉之急。在這種處境下，部隊思想混亂，情緒不穩，減員嚴重。
在部隊發展道路上遇到嚴重挫折的緊要關頭，黨組織召開了幹部會，嚴肅批判了魯濱的錯誤，并決定由我再次赴省委彙報。
這次去省委，找到萊蕪南的張莊，見到了郭洪濤、孫陶林，還有王彬等上司同志。省委聽取彙報後，決定撤銷魯濱的職務。另派羅積偉、吳坤、楊昆三名紅軍幹部到六大隊加強上司。
部隊上司班子進行了調整，羅積偉同志任大隊長、吳坤同志任付大隊長，楊昆同志任政委。撤換了犯錯誤的魯濱，隻派來了大家早就盼望的紅軍幹部，同志們情緒很高，部隊上司大大加強，部隊面貌迅速改觀，羅、吳、楊三同志都是在黨的多年培養下具有豐富鬥争經驗的紅軍幹部。首先他們非常重視政治教育，把紅軍部隊的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帶來了，經常召開活動分子會議，培養骨幹力量，對指戰員進行紅軍傳統教育，使部隊的政治素質很快得到提高。對軍事訓練抓得很緊。每天早早起床，率領部隊出操上課，練兵場上緊張活潑。他們還特别重視群衆工作，成立了民運工作團，楊昆同志親自兼工作團長，我任付團長。對開辟新地區工作和駐地的工作建設有很大的促進。做到了部隊到那裡工作開展到那裡。這樣，部隊又重新鞏固和發展起來。羅積偉、吳坤、楊昆（現名吳瑞林）三同志都參加過二萬五千裡長征，抗日戰争開始後從陝北來到山東。羅積偉同志後調隴海支隊，在戰鬥中英勇犧牲了。吳坤同志全身傷疤很多，仍然堅持工作。這三位同志對這文部隊的建設有着很大的貢獻。
通過上述工作，在各方面都打開了局面，部隊的後勤供應工作也有了顯著改善。在開赴魯東南前，趕做了新軍裝，運到袁家城子，戰士們脫去各色各樣的便衣，金部換了整齊的灰色單軍裝，軍容、精神面目一新。有的同志赢興地說：“這麼，有點抗日軍樣子了”。
七月間根據省委訓示，為了開展魯東南地區的工作，部隊由袁家城子經司馬店子、公婆山等地開駐芭縣的嶽家溝、垛莊帶，同時把番号改為“八路軍山東遊擊第二支隊”，所有原幹部未動。部隊離開沂水浩浩蕩蕩地開回莒縣，同志們個個精神抖擻，情緒昂揚。經過了一段艱苦曲折之後，終于迎來了順利發展的新階段。以後二支隊除直屬二個營、一個特務連外，還有莒縣獨立營、日照獨立營（朱信齋部）和建立的第三營（張星三部），後又有諸城的兩個獨立營等部隊。
回到莒縣以後，部隊人員裝備不斷增加，戰鬥力迅速提高。當我們駐嶽家溝的時候，發現在候疃有以新六師和我們的名義，在那裡招搖撞騙的一部分土匪武裝時，在楊昆、吳坤等同志指揮下，一戰就全部解決了他們。把為首的一個所謂新六師付官和他的幾瓶子“白面”（海洛英）等，押送到師部作了處理。當地群衆高興地說：“這些瘟神災魔，這回可遷到張天師了。”
這年八月部隊番号又改為“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二支隊”，省委并派劉勇、景曉村同志來部隊分别任司令員和政委，在部隊進駐大店鎮時，又進行了一次整頓。黨内成立魯東南特委，景曉村同志任書記，上司該地區各縣的工作。二支隊在劉勇、景曉村等同志的上司下，馳騁戰鬥在魯東南地區。以後在諸城的瓦店、朱解打了一仗，第一次打擊了諸膠一帶敵僞的反動氣焰，并為開展那個地區的工作創造了有利條件。記得在兩年以後，我們化裝去已被敵人侵占的膠縣南鄉工作時，宋家莊等村那一帶的人們，還清楚地記憶着八路軍二支隊的同志們當時在他們那裡進行工作的情況。那些曾參加過農救會、兒童團的人，都把這段活動當作曆史上很光榮的事秘密地告訴我們。但他除了和你熟悉之後表示知已的時候才說，此外任何人是不講的。他們往往講完之後說：“那些人真好，你們是沒有見過！”
這時部隊分成了前方和後方兩部分。魯東南特委就以二支隊後方司令部的名義，駐在莒縣北鄉桑園一帶，上司整個魯東南地區的工作。
主力則由劉、景二同志率領經招賢到諸城又到日照一帶開辟工作。最後劉勇同志率領部隊和徐彬洲主任一直駐在泊裡。我們也有了一個海口（貢口），并在那裡設立了稅收機構，增加了财政物資收入。不久特委書記改由高克亭同志擔任，整個魯東南的工作進一步開展起來了。一九三九年五月，二支隊開赴魯中參加反掃蕩。組織決定我去膠縣縣委開辟該地區的工作，對外的公開身份是二支隊駐膠縣辦事處主任。從此後離開該部隊，一直在淪陷區做地下黨的工作以及城市工作。一九四三年初，為打通從華東局到膠東區黨委這一條交通線，在華東軍區上司下，由膠東軍區、濱海軍區各抽調一部分部隊，組成路東支隊（台濰路以東),調我到支隊任付政委，賈若如同志任司令員兼政委。主要任務是在被敵僞占領的諸城、膠縣、高密、萊陽等地，打開一條通路。直到敵人投降、大進軍和解放戰争後，才離開濱海地區。
随着革命形勢的發展，部隊迅速壯大，成長為我黨活躍于魯東南地區的一支堅強的地方武裝。經過幾次整編，原部隊的大多數同志都更新進入我軍的主力部隊，就象涓涓細水，彙入到洶湧澎湃的洪流中，成為八路軍這偉大肌體的一個細胞。在抗日戰争和解放戰争的歲月裡，他們南征北戰，英勇殺敵，為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八、深刻的體會
現在回憶我們黨的這一部分武裝的發展曆史，那些活生生的事實，對人們是一個很大的鼓舞，也是一個極深刻的教育。它提高了人們對加強黨的上司的認識，增強了人們必勝的信心，更加堅定了人們今後的鬥志。
回憶起我們的隊伍所走過的道路，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這是一條極其曲折、複雜、艱苦的道路。但它在偉大的黨上司下，最後是勝利了，這是黨的勝利，人民的勝利！每個在黨的上司下參加這一鬥争的人，不僅為黨的勝利和人民的勝利而感到光榮和驕傲，而且都會親身體會到黨的上司的重要。——她是人民武裝勝利的保證。看一看國民黨反動派的武裝所走的道路：發展、頑固、妥協、投敵、滅亡。無不是猖狂一時，遺臭萬年。當時國民黨有的是錢、槍，有軍事政治等有利條件，又有長期的統治經驗，為什麼它最後走向滅亡呢？原因隻有一個：就是他走上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他們的上司是國民黨反動派。曆史告訴人們：誰要反共反人民、反社會發展規律，誰就要滅亡。
曆史事實同時也告訴我們，對接受黨的上司發生動搖或脫離了黨的上司的人，他必然走彎路。
以上事實生動地說明了一個颠撲不破的真理：在黨的上司下，組織起來并掌握了真理的人們是永遠不可戰勝的。我們應該永遠保持艱苦創業時的那種革命精神，永遠保持當年對革命事業的信心和熱情，團結一緻，奮勇前進。那麼我們在建設四化的新長征中也就一定能無往而不勝。
資料來源：
《莒縣文史資料》第一輯(198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