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獻民：考古城子崖 證僞糾錯古譚國（上）
城子崖田野考古發掘報告
作者機關：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摘錄者丨譚獻民
重慶譚氏文化研究會副會長
重慶合川區譚氏文化研究會會長
《中華譚氏人物志》編著者
歌曲《我姓譚》詞作者
【摘錄者按】 在當今社會中，流傳着一個美麗的神話故事。傳說東周春秋時期，在山東濟州平陵縣西南兩公裡處有個城子崖，那裡有個古譚國，她就是天下譚人得姓的故鄉。以此民間傳說記載為據，人們便認定山東省濟南龍山鎮的城子崖考古發掘遺址，就是春秋古譚國遺址，就是天下譚人老祖宗開姓立族的地方。城子崖是否傳說中的春秋古譚國遺址，是不是中國譚姓人的發源地？口說無憑,以考古發掘為證。我們從1930年至2013年這80年的城子崖考古發掘，以及2009年平陵城考古發掘的地下出土實物為證，可知城子崖春秋古譚國的真假。下面，我先摘錄一些《城子崖田野考古發掘報告》中一些重點考證及研究成果，來佐證我的命題。
一、《城子崖田野考古發掘報告》圖檔摘刊
1、上圖為《城子崖田野考古發掘報告》部分圖檔
2、上圖為城子崖遺址出土的無字“灰陶雙耳盆”。
3、上圖為城子崖龍山人制作的無字“蛋殼黑陶杯”。漆黑光亮的蛋殼陶，制作技術高超，燒成溫度達1000℃左右，是陶器中的精品。
4、上圖為城子崖出土的無字“蚌刀”
5、上圖為城子崖出土的“骨器”
6、上圖為城子崖下層出土的“陶器”
7、上圖為城子崖下文化層出土的無字“陶鬶”
8、上圖為城子崖城牆遺址和考古發掘現場
9、上圖為城子崖嶽石文化城牆遺址，右上圖為城子崖三層疊加古城牆遺址，上層為東周文化城牆、中層為嶽石文化城牆、下層為龍山文化城牆。
二、《城子崖田野考古發掘報告》文字摘錄
“城子崖遺址的考古發掘，是中國國家學術機構、中國考古學者首次對史前遺址進行有計劃、有目的的大規模發掘，也是中國考古學最早的比較科學的發掘。發掘後期運用了考古地層學原理，區分了不同的土色土質，繪制了地層圖；把該遺址的文化堆積區分為黑陶文化和灰陶文化兩期；發現了黑陶文化期和灰陶文化期兩座城址；發現了黑陶文化和灰陶文化的蔔骨；1934年出版了中國考古學的第一部田野考古專刊《城子崖——山東省曆城縣龍山鎮新石器時代遺址》。”
“民國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城子崖考古發掘報告》中顯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後，國家及山東考古工作隊經過對城子崖考古發掘的尋找，證明了城子崖就是新石器時期龍山文化的發源地。城子崖遺址的發掘為中國史前考古的發展鋪墊了重要的基石，證明了中國文化西來說的謬論。城子崖遺址是以獲得‘中國考古聖地’的殊榮，1961年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機關。”
“1928年3月24日，吳金鼎先生到濟南以東的龍山鎮漢平陵故城作考古調查，‘出鎮東北行，經一河水即水經注所謂武源者是也。河東岸系黃土峭壁，高三四丈。大道穿過，割為深溝。溝之兩壁上微露灰土及陶片等物。餘頗異之。’這是吳先生發現城子崖遺址的最早記錄。在此後的一年多時間，吳先生先後五次到龍山鎮，對城子崖遺址以及龍山鎮周圍七八裡範圍内的古迹進行全面的考古調查，并做了局部試掘，收集了大量的陶、石、骨器标本。在《平陵考古記》中，吳先生對第二次調查做了詳細記錄，‘先自北端而登，至台西邊之高崖下。沿崖右行，見火燒之遺迹，紅土堆積甚厚。燒土之處似具有一定之形狀者。崖上之灰土包含層極為顯着。中含陶片、石塊及貝骨等物。頗與吾人所常見者不同。未幾，掘獲骨質之錐二枚。其制造之粗糙足代表其年代之久遠，餘心不禁狂喜。蓋前次餘所疑者，今日得其實據矣。’吳先生據此，‘認明此龍山遺址，确為新石器時代之一村落。一部古代史硛深藏黃土壟中。嗣後餘将犧牲所有餘暇，盡吾全力以求此遺址之了解。’吳金鼎可謂發現城子崖遺址的第一人。
“1930年到1931年秋，中國笫一代考古學家在山東濟南龍山鎮第一次對城子進行考古發掘，”“1930年11月7日至12月7日，在李濟主持下，進行了城子崖遺址的正式田野考古發掘。1931年，考古學家梁思永主持了城子崖遺址的第二次挖據工作，正式确認了城子崖為新石器時期文化的遺址，使塵封了4000多年的城子崖得以重制天日。”
“1931年10月9日至31日，國家史語所考古隊和山東古迹研究會組織了城子崖遺址第二年度的發掘。田野發掘為期一個月，共開坑44個，發掘面積440平方米，擷取了包括陶片、骨器、蚌器、石器以及人骨、獸骨在内的無文字标本。”
“第二次發掘對城子崖城垣做了重點工作，得出了城垣分兩次築成的結論，即黑陶期的人們在此長久生活後開始築城，此後城被廢棄，城垣倒塌。灰陶期的人們又在這裡重新生活，再次築城。兩次發掘可分為上下兩層，上層為灰陶文化期，下層為黑陶文化期。下層黑陶文化期為新石器時代晚期，大概在夏末的時候，遺址經曆了一個荒蕪期。該遺址出土的大量無文字陶器、石器、骨器，尤其是以磨光黑陶為特征的文化遺存與以紅陶和彩陶為主的仰韶文化有明顯差別。”
“李濟、梁思永、董作賓和吳金鼎等人都參加了城子崖遺址發掘品的整理工作，并于1932年3月完成報告編寫。1934年，《城子崖〈山東曆城縣龍山鎮黑陶文化遺址〉》發掘報告出版。李濟在《城子崖》報告序中這樣寫到，‘城子崖遺址出土的龍山文化陶器數量多，制作精，形體大。泥質陶以黑、光、亮為主要特征。長頸白陶鬹展現了實用性和藝術性的高度統一。陶罍、陶甕、陶罐等器物形體碩大，頗有王者風度，應視為禮器。一件陶罍，通高79，口徑36.5，腹徑66厘米，是目前發現龍山文化同類器中最大的一件。’”
“城子崖龍山文化層出土的陶器以黑陶、灰黑陶為主，器表多素面，紋飾多弦紋、劃線和盲鼻，少數飾籃紋、繩紋。主要器類有杯、碗、豆、三足盤、盆、罐、甕、鼎、鬶、甗等。其中，以帶鋬杯、三足盤、高柄豆、鳥首式足的鼎、白衣黃陶袋足鬶、肥袋足的甗最富代表性。石器多為磨制，主要有斧、锛、鏟、鐮、半月形穿孔石刀、鑿、镞等。骨角器有鑿、錐、針、镞、魚叉等工具和用于束發的骨笄。蚌器中以穿孔蚌刀和帶齒蚌鐮較為突出。在這裡首次發現了新石器時代的蔔骨，系用牛、鹿等肩胛骨修治而成，有鑽有灼，也有不加修治無鑽有灼的。
1、關于陶類
城子崖的陶器，單從制作方法着眼，可以分作三類：
（1）手捺制，
（2）繩範制，
（3）陶輪制。
第一類：多屬體積很小之器物，其片上帶有很清楚的手指紋和指甲痕。
第二類：陶器外皮上都滿帶繩紋，其制，先以繩未範，然後把陶泥糊于範之内部，是以繩紋都顯在陶器的外皮上。
第三類：輪轉成之陶，其輪廓，其形式，都較為勻稱。且是它的外皮上，必帶平行線紋，而底盤上則有逆表針向如形之螺旋紋。
陶之質料，古代也很像現代益陽，難免受地理環境之限制，其種類大概不會很多。諸陶器之形式，因為完整的太少，目下尚不能确切斷定。陶片之顔色，不外灰、黑、白、紅四色，以及四者之間雜色。按我們目前的察觀，似乎當時的陶業至少有一部分，仍在家庭制作之時期。
因為
（1）各器物之形式大小均無一定，不似專門業陶者之工作。
（2）每物各部分相較量，亦無相當之比例。
（3）各物件無特有之花紋。
（4）印紋及雕紋皆極稀罕，似注重實用，而不求與人較緩者。
（5）時見有奇形怪狀之手捺物件，并經燒過，此非業陶者所肯為。（6）手捺陶片上指紋織細，甲痕狹小，似為婦女或兒童所作。
2、關于骨類：從最下層，到最上層，都有許多獸骨。
除一部分外，多半是削治過的。削治的方法，有磨治、鋸治、錯治三種。所制成之器物，多為針、錐、鑿、笄之類。獸骨之中有時夾雜人骨，并有許多事被打破的，也有許多獸骨既被燒過，又被打破。此種被打破之原因，實在是個有興味的問題。
3、關于螺殼及蚌器。
天然的大蚌殼或疑為飲具。不過那時既已有了陶器，似無以蚌殼作飲具之需要。至于打去尖端的螺殼，我們想有三種可能：
（1）古人吸食螺肉，
（2）或穿螺殼為飾物，
（3）或經吃過之後，再穿其殼為飾物。至于以蚌殼所作之器具，常見者有兩種，曰蚌刀，曰蚌鋸。據現在看，下層有蚌刀，而上層有蚌鋸。是以我們設想，蚌刀為蚌鋸之前身，而蚌鋸為蚌刀之改良。蚌刀之刃甚鈍，加之以齒，則頗覺鋒利，這是我們試驗過，才曉得的。
4、關于石器及角兵。
城子崖的石斧、石刀、石锛、石鑿之類，看其體積之大小，至少可說大部分是家具，而非兵器。至于當時所用究系何種兵器，我們想，除了弓矢之外，大概有不少的木兵。而木兵之一端，又往往按一骨槍頭或角槍頭。此種兵器于歐洲舊石器時代已有之，而今城子崖的文化，竟尚儲存此種遠古之遺風。（我們發現角槍及骨槍頭）此亦有味之問題。
5、關于陶片上的刻劃。
在田野發掘中，我們僅知有帶字的豆。茲經整理之後，方知其他陶片上也有刻劃符号，不過為數較少罷了。此種刻劃究竟是符号或是标記無從得知。至于其是以制作此種刻劃之用意，我們常往兩方面想：
（1）物主所刻，是為自己之标記，以免與他人混雜，
（2）業陶者所刻，含有商标性質。
6、關于兩層文化之興替。
我們于田野工作中，已經假定灰陶與黑陶是兩層文化。現在看來，此兩層文化各有特殊之成分。簡單說，黑陶層有黑陶、白陶、紅陶，似人臉之陶足、粗頸豆、磨治角兵，及蚌刀之類。而灰陶層則有鋸治骨料、細頸豆、大灰陶器及符号是也。兩層文化分界之處，似在一米到兩米半之間。黑陶文化之是以衰敗之原因不外：
（1）天然環境改變此種質料缺乏。（2）或銅器文化輸入，人民無暇從事于細緻之陶制作。
（3）或系黑陶人民被灰陶人民所驅逐或消滅。
7、關于銅器
齊刀及帶倒須之銅矢都已走到銅器極進化的境地，可無疑問。我們回頭看，其底層所出之石矢，骨矢，形式都那樣單簡。苟謂銅矢為骨矢或石矢之子孫，其“跨竈”之能力，未免太出色了！此二者的進化過程中，顯然有一間隔。”
“發掘結束後，出土文物運回濟南，由吳金鼎負責保管整理。吳金鼎用一個多月時間完成《龍山城子崖實物整理報告書》，報告了“整理工作之經過”、“整理期間所得之印象”、“研究問題之提出”三項田野資料整理内容。傳回北京後，李濟、吳金鼎等着手撰寫發掘報告，至1931年8月，完成發掘報告初稿。”
“在對城子崖的數次發掘中，考古人員還發現了數量巨大的黑陶，龍山人已經掌握了極其高超的制陶工藝。龍山人依據陶器用途使用不同的原料配比，同時還創新性地使用了拼接技術來制作大型陶器。根據陶器的器可以分為罐、盆、鬲、豆、杯、鼎等。”
“城子崖早期文化的顯著特點是黑陶，上層以灰陶為特征的小屯文化時代同于殷墟，中層以黑陶為特點的後崗文化時代同于城子崖，下層彩陶文化屬于仰韶文化。通過地層、城牆遺迹、陶片、陶器、其他出土文物等五個部分，以及出土的302件就其形式以及功用劃分為砺、磨、錘、斧、锛、鏟、刀、雜類等十個大類，每類又細分為不同的種類。就城子崖遺址出土遺物的特征來看，陶器以泥質和砂質灰陶的數量居多，泥質和砂質褐陶次之，也有黑陶、紅陶和白陶；陶器以磨光素面為主，尤其是黑陶磨光素面最為顯眼，其它的紋飾有炫紋、刻紋、附加堆紋、籃紋、方格紋和镂空紋等，其器形有鼎、鬲這樣的炊器，也有豆、盤、碗、缽等盛食器，還有甕、盆、壺、鬶等容器和杯、觚、罍、尊等飲器。石器則是以生産工具和武器居多，其它還出土了一些骨器、蚌器和金屬器。像石鏟、石斧、骨鋤、蚌刀、蚌鏟這樣的生産工具出土很多。”
“龍山人發明了可飛速旋轉的快輪，快輪的廣泛使用，讓陶器的制作時間縮短，在提高産量的同時在品質方面也有了跨越式地提高。這也是龍山時期陶器越來越薄，以至于做到蛋殼般厚薄的陶器的重要原因。”
“龍山人通過改進封窯技術，窯内的溫度得到充分利用，降低了燒窯的時間，陶土中的鐵元素得到充分還原，在提高陶器硬度的同時還賦予了陶器灰、黑兩種色彩。其中黑陶的制作是龍山人的偉大發明，就是在器物燒成的最後階段，從窯頂徐徐加水，使木炭熄滅，産生濃煙，讓煙熏黑陶土，形成黑色陶器。黑陶的裝飾極其簡單。早期泥條盤築成的陶器上一般有編織紋、籃紋、繩紋等紋飾，有時還會雕刻有镂空的花紋。”
“這些黑陶中有件稀世珍品，就是舉世聞名的蛋殼黑陶杯。這個完整的黑陶杯有20厘米高，最薄處卻隻有0.2毫米，黑、亮、薄、硬是黑陶杯的特色，器輕如無物，敲之卻有铮铮之聲，整體重量還不足50克，4000多年前的先人們是如何制作出技藝如此高超的黑陶杯的？這個疑問一直困擾着考古學家。為了解開謎團，專家們通過模拟當時的環境，進行試制，但卻都以失敗而告終，他們不得不放棄了這種模拟原始條件的試驗，但是他們改變放心轉為使用現代科技，結果仍然無法制作出相同的蛋殼黑陶杯。神秘的黑陶杯是中國乃至整個世界的無價之寶。”
“在1930年到1931年第一次發掘城子崖遺址時，開挖了數量甚大的探溝，其中一條幾乎縱貫遺址南北，稱為縱中探溝。翻開當年的考古報告，這條探溝雖有清楚的剖面圖，但多是大段的層次劃分，比較清楚的迹象不多，總體上所揭示的資訊量并不大，特别是各階段文化堆積的細節沒有清晰表現。”
“此外，在遺址周圍發現有平面為長方形的版築夯土圍牆遺迹，南北約450米，東西約390米，牆根的厚度約為10米。發掘者認為是當時的城址，但對其時代存疑。東周時代的陶器以灰陶最多,出土無文字陶片、銅器、石器和蔔骨等，還發現了6座陶窯、零星的成人墓和幼兒甕棺葬。”
“1989年、1990年4月、1993年，國家山東省考古研究所第三次分4個年度對城子崖進行發掘考證，發現了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上層為灰陶文化期，下層為黑陶文化期。龍山文化夏代城址、嶽石文化堆積和周代文化城址三個時期的城牆遺址。填補了中國夏代城址考古之空白，确定了城子崖三個時期城牆遺迹的時間，破解了城子崖六十年前城牆年代之謎，并發掘出了大量的石鏟、石斧、骨鋤、蚌刀、蚌鏟、砺、磨、錘、斧、锛、鏟、刀、豆、盤、碗、缽、甕、盆、壺、鬶、杯、觚、罍、尊等無文字的器物23878件及大量精美的無字陶器。”
“1990年，章丘城子崖遺址的第二次發掘确認城子崖遺址存有龍山文化、嶽石文化和周代三個時期的城址，把山東探尋龍山文化城址推向高潮。龍山文化陶器以其黑作為基本特征，因而有了城子崖遺址發掘之初，稱其為“黑陶文化”。對于龍山黑陶，人們用盡最美的語言贊譽它，“黑如漆、亮如鏡、薄如紙、硬如瓷，掂之飄忽若無，敲擊铮铮有聲。”龍山黑陶之是以黑，其奧秘在于燒制過程中使用滲碳技術，因而燒制出來的陶器，器表、器胎和器裡全黑，可謂是典型黑陶。龍山文化陶器制作已普遍使用快輪拉坯成型技術，陶器規整勻稱、比例合諧、厚薄一緻、棱角分明、造型美觀典雅、穩重之中又顯得十分靈巧。器形主要有鼎、鬹、甗、罐、盆、豆、杯和器蓋等，流行耳、流、鼻、鋬手等附件。”
“2013年秋冬兩季，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聯合，對城子崖遺址1930年縱中探溝進行了再次發掘。為儲存學術史的珍貴印記，隻對探溝東壁進行複刮觀察，西壁不動并留下10厘米附土保護。為了貫通整個剖面，還将當時沒有開挖的第22~27、40~41兩段探溝也挖開，由于探溝南端沒有延伸到南城牆，是以将探溝向北延伸了20米，以求能夠盡量跨住北城牆。發掘中還注意多學科綜合研究，進行了動物考古學、植物考古學、環境考古包括土壤微形态、年代學取樣等方法和科技手段。”
“結合1990年的工作，從整體上可以看出，遺址邊緣存在多道城牆，中心部位有萬餘平方米的大範圍淤土堆積。解剖可知，這片淤土堆積曆經龍山、嶽石、周代三個主要階段，應該是遺址中心部位的一片窪地，經常積水，有時積水幹了也會有古人活動。其次，遺址整體文化堆積可分成三個階段：
“龍山文化時期；在遺址邊緣修築了城牆。城牆為夯築，但外側城壕完全被嶽石文化城牆破壞。文化堆積主要集中于城内北半部，發現有墓葬、灰坑、窖穴、房基墊土和基槽柱洞、井、溝等，各類迹象比較豐富齊全。其中在接近中部窪地位置發現一條人工壕溝，經過鑽探，發現其兩端向東西延伸約200米後拐向北，與城壕一道在城址北部圍出來一塊約達3萬平方米的封閉空間，其中正是龍山文化堆積最為豐富的區域。”
“嶽石文化時期；遺址外圍發現兩道城圈，其中外側城圈打破龍山城牆和城壕，經曆反複維修增補，至少可以分為四期。内側城圈位于龍山城牆内側，與外側城圈相隔約有十米，時代應晚于後者。這時，城址範圍有所縮小，但發現城牆建築本身反而更加高大規整了。前後對比，可以感受到随着時代的演進，城子崖所要應付的局勢越來越險峻了。”
“城内文化堆積北部受到周代遺存嚴重破壞，主要集中于城址南部。最重要的發現是探溝南部辨識出一條道路，由多層沙土鋪墊，南北向，正對南牆内側的一處夯築基址。這條道路經鑽探寬約10米，厚度可達半米，應該是城内主要幹道。1990年發現的龍山文化南北幹道與其走向位置基本一緻，因當時沒有發掘而沒有弄清時代，現在看來就是這條道路。”
“周代；文化堆積普遍，時間跨越兩周，以春秋時期最為豐富。北部灰坑很多，向南發現大型方坑和小型夯土基址，中部是窪地，不過經常有人活動，南部發現很長的石砌牆基。”
“在城子崖遺址西側有一處展覽館，裡面将不同時期的城牆剖面陳列了出來，供人們參觀考證。從下往上依次為龍山文化城牆遺迹、嶽石文化城牆遺迹、周代文化城牆遺迹，未發有任何方國的城牆遺迹。在展覽館中，一眼便可看遍城子崖數千年滄桑變革。而城圈重疊的事實說明，城子崖在古代一直是一座城寨式的人類居住地。”
“經過正式發堀城子崖古城遺址外，還發掘了鄒平丁公、臨淄桐林、壽光邊線王、陽谷景陽崗、五蓮丹土、滕州莊裡西、連雲港滕花落等多處龍山文化時期城址。”
“城子崖遺址是龍山文化的命名地，在城子崖考古地層學原理劃分出了著名的三疊層，即從上至下堆積的小屯、龍山、仰韶文化層。城子崖遺址為代表的龍山文化内涵，從1932年到1936年，河南、山東、安徽等地先後發現了70餘處龍山文化遺址，其年代距4500——4000年，為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上承大汶口文化，下接嶽石文化，是中國曆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嚴文明先生稱其為‘龍山時代’”
【溫馨提示：敬請閱讀續集】
譚獻民：考古城子崖 證僞糾錯古譚國（下）
2021年辛醜仲秋於重慶合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