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位41年的劉禅，真的是亡國之君嗎？

古代中國人對于皇帝的評價是割裂的。在普通老百姓看來，隻要他們的日子過得下去，那麼他們的皇帝就是聖明的。即便日子能過好是因為氣候條件好、吏治不算腐敗、朝廷沒有外敵故而賦役輕松，而不是因為皇帝真的聖明。但皇帝的好壞在他們眼裡，隻是一個抽象化的符号，聖明的評判标準隻在日子過得好壞。

皇帝好與壞，在文人的筆杆子上——皇帝想要“後世之名”，最好别得罪文人。而在士大夫、武将這個群體的眼裡，這個評判标準其實并沒有多大差別：給他們增加好處的皇帝，即使侵害了國家整體或者百姓的利益，仍然是“聖明無過于皇上”。無法保障他們的利益的皇帝，不過是“中人之姿”，大家看在“忠君愛國”的牌坊的面子上，還會給皇帝留些顔面，在他死後給他上個“文”、“宣”之類的谥号，算是好聚好散。

真心為了維護王朝統治而損害士大夫的利益的君王，暴君之名已然安排上。如果是嚴重侵害了“國之棟梁”的利益，皇帝的名聲大概是好不了的，例如功績那麼多的朱元璋，經文人的曆代添油加醋，愣是演變成了一個嗜血暴力的鞋拔子臉的形象。皇帝的意願本身是否真的是為天下萬民，其實沒有多少人真正在乎。曆史畢竟是文人和勝利的後來者所編纂。像雍正皇帝，連所謂的“皇漢”都無法否認的中國之君，康乾盛世裡承上啟下的關鍵人物，因為“官紳一體當差納糧”的政策，讓士紳階層大損其利，故而連“血滴子”這般邪門的想象，都能扯到他身上。

開國君主和盛世之主遇到的問題更容易解決。開國君主容易被稱作明君。一方面是因為整個統治團隊是圍繞着開國之君建立，君王更容易放手做事，另一方面，整個統治集團的利益都會因為團體的擴大而擴大，故而統治集團更容易團結起來做事。新的朝代建立時，統治政策也往往更寬松些，老百姓也能夠更容易地安居樂業。

是以開國之君隻要不是暴虐到五胡十六國和五代十國那樣，因為外部環境十分嚴酷而使得國内内部沖突加劇的，基本上是可以留下一個好名聲的。

亡國之君遇到的情況更複雜，使用的手段要更高超才能解決問題。後主、亡國之君們遇到的情況則完全不同。從君主的帝王心術來說，當貴族外戚操弄朝政，地主士紳吞并土地，藩鎮節度使割據地方，冗官冗兵拖垮财政……這些在建朝時、盛世時無關緊要、甚至有利于鞏固封建統治的措施，到了該更易變遷的時候，卻已經尾大不掉了。

而亡國之君們往往“長于婦人之手”，自國小了足夠的理論但缺少鐵血的鍛煉，這在意志和人情練達上就先天不足。他們在即位時可能豪情萬丈，但一旦遇到問題解決不了，要麼就做個昏君，對可見的隐患不聞不問。要麼就做個暴君，用天賦的君權對抗利益集團。但二者不過是慢點死和快點死的差別。

從本質上講，老百姓要餓死了，皇帝不能解決，你不亡國誰亡國？從一個政權穩定的基礎上來說，封建王朝開國不久那麼容易出盛世，不過是老百姓在經曆過戰亂後變得更少，隻要國家局勢穩定，數量已經大大減少的老百姓能夠更輕易地吃飽飯。統治集團的剝削隻要不那麼過分，一個穩定的時代就輕易到來了。

而在王朝中後期，底層百姓大量失去土地，中層貴族士紳大量隐匿田地人口，王朝的财政根基在逐漸削弱。而中層統治者攫取的利益不僅是在百姓口中奪取救命糧食，也是在在減弱王朝抵禦風險的能力。貪得無厭的的中層統治者往往又會在朝廷動蕩時幾面下注，甚至直接反叛，去“一搏王侯将相”。至于為“一将功成”而“枯”死的“萬骨”，以及已經顯得微不足道的前朝亡國之君，誰又去關心呢？

割據政權的國主，不能強勢統一天下，就會淪為炮灰。《三國演義》中，赤壁之戰前，那句“人皆可降，唯公不可降”可謂道盡了割據之主的辛酸。割據政權在中國這個崇尚大一統的文明中，不具有天然的合法性。隻有一統江山，君主才能具有“君權神授”的法理正統性，成為天子。但統一就需要戰争，戰争既要糧草，又要兵士。君主如果在這二者之間缺席，或者碌碌無為，就很容易被架空。而三國裡最終孫曹劉三家最終都失去了一統江山的機會，天下歸了司馬家。

那劉禅本人有什麼錯嗎？劉禅十七歲繼位，蜀國最弱。外部剛剛和吳國撕破聯盟，又大敗而輸。内部百戰老兵在夷陵之戰損失慘重。劉禅本人并沒有能力處理這件事，就遵照劉備的意思，将國事托付于諸葛亮，而且用人不疑，沒有跟諸葛亮拖後腿、耍心眼、争權利。等諸葛亮要身死了，還要諸葛亮推薦人才接替丞相之位。諸葛亮死後，他沒有對諸葛亮的遺囑陽奉陰違，而是繼續蕭規曹随。也沒有像許多被權臣掣肘的弱主一樣，在權臣死後立馬報複。對于一個君主來說，劉禅在位了41年，算得上是知人善任、心胸寬廣了吧？即使到了晚年寵信宦官，卻也沒有讓宦官把持朝政，掌握局勢的依然是忠心的文武。更沒有大興土木，滿足私欲。

劉禅這樣的君主，如果生在盛世裡，必然會因為其溫和但有遠見性格品質、知人善用的能力獲得仁君的稱号，如果也和蜀國一樣有了諸葛亮等忠心文武，加上他在位四十二年的“超長待機”能力，那麼一個盛世之名是絕對跑不了的。奈何生不逢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