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職貢圖》
近代以前，東亞地區的國際秩序，即中國古籍中所說的“天下”，始終是由中國創始的所謂“封貢體系”所塑造的。
在這一體系中，中國是唯一的中心和宗主國，周邊、外圍政權均為藩屬國，它們臣服于中國中央王朝，接受中國中央王朝的冊封，定期到中國中央王朝朝貢，其中，朝貢的實質更多時候則是作為一種特許貿易。
這樣一種“天下秩序”的維系，需要兩個次元的支撐，第一是中國中央王朝的綜合實力，第二則是所謂“華夷之辯”的價值體系，即中國中央王朝的文化和文明程度優于周邊政權。
縱觀古代中國與周邊的北韓、日本、越南、琉球之間的關系，便從屬于這一體系。但是，“天命無常”，一旦中國中央王朝衰落，或陷于分裂之中，其實力與武力均有不逮時，便容易被周邊更有野心的政權觊觎或模仿。
而這種潛在的觊觎或模仿，又可以分為兩種不同的态勢：
一種是逐漸取代原有的中央王朝，将自己塑造為唯一的朝貢中心，另一種則是在小範圍内複制這一體系，并将中國中央王朝勢力暫時顧及不到的其他弱勢政權納入以自己為中心的微縮版“朝貢體系”之中，圈地自嗨，唐朝中後期以來，日本始終觊觎北韓半島，便是這一意識的充分展現。
日本将北韓半島視為自己的朝貢國可謂處心積慮、由來已久，為此，不惜在其摻雜了大量神話的荒誕不經的所謂史書《日本書記》中極力虛構了神功皇後征服“三韓”的傳說。
所謂“三韓”是指公元200年左右北韓半島上出現的馬韓、辰韓、弁韓三國，當時，正值東漢末年，中原正處于三國鼎立的時代，之後，魏晉南北朝進一步分裂，削弱了中原王朝對于北韓半島上各屬國的統治。
南朝劉宋元嘉十五年（438年），日本倭王珍向宋文帝請封，自稱“使持節都督倭 、百濟 、新羅、任那、秦韓 、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将軍倭國王（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均為當時北韓半島上的割據勢力）”，希望由中國為其統治北韓背書，但最後，宋文帝卻隻給他封了一個“安東将軍”，徹底否決了其對“三韓”的不軌圖謀。
此前，宋武帝劉裕便封北韓半島上的百濟王為“鎮東大将軍”，高句麗王為“征東大将軍”，二者的地位均高于倭王的“安東将軍”，由此可見，在當時中國中央王朝的心目中，北韓半島的地位遠比日本重要。
後來，北韓半島南部的新羅開始膨脹，并一度與劉宋王朝交惡，宋文帝幹脆改封倭王為“安東大将軍”，都督除原百濟之外的倭、新羅、 任那、秦韓、慕韓五國軍事，事實上，劉宋王朝部分默許了倭王對北韓半島的統治，當然，這一切更有可能出于“以夷制夷”的權宜之計。
但是，卻令倭王的野心愈發膨脹，如此一來，日本便對北韓半島的觊觎始終賊心不死，屢屢妄圖吞并北韓半島，将其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并是以不惜與北韓半島自古以來的宗主國中國之間展開了三次著名的海戰：唐朝時的白江口之戰、明朝萬曆北韓之役以及清末甲午海戰。
《漢書》記載，“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試想一下，偌大的中國，魏、吳三足鼎立，都被視為分裂，日本這一彈丸之地上“分為百餘國”，可不就是一盤散沙嗎？
但是，唐朝時期，日本開始學習、效仿中國，逐漸整合為以“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國家，之是以稱為“天皇”，便是妄自尊大的表現，意淫與中國皇帝的對等關系。
經常看韓劇的朋友大概都清楚一點，南韓古裝劇中始終隻敢稱北韓君主為“王”，而絕對不敢僭稱為“皇”。但是，日本——中原王朝鞭長莫及的蕞爾小邦——不同，他們孜孜以求地妄圖複制和建立一個以日本為中心的“天下”，一個和中國同為“中華文化”多元中心的世界，在這一虛構的“圈地自嗨”的遊戲中，日本人始終将北韓半島視為自己的“禁脔”。
這是一種結構性沖突，并最終演化為日本和北韓這兩個民族共有的一種集體無意識，始終糾纏，卻又始終無法解開的魔咒。
一旦日本内部完成整合、統一之時，這一潛意識就将死灰複燃，比如豐臣秀吉結束戰國亂世，統一日本之後，便迫不及待地發起萬曆壬辰倭亂，後來，南韓人還将這段曆史加以篡改之後，拍成電影《鳴梁海戰》。
其實，吞并北韓半島，像是日本的一種頑症，隔一段時間，就要發作一次，至于發作之後的破壞力大小，又端賴于中國中央王朝的實力強弱和限制力大小，否則，一旦失控，甚至有噬臍之悔，而危及中國。
日本明治維新
明治維新時期，日本同樣豎起“尊王攘夷”、“王政複古”的大旗，企圖重塑“天皇”的權威，于是，1930年代日本發起全面侵華戰争，所謂“大東亞共榮圈”，便是上述日本妄圖構築以自己為中心的“天下秩序”的翻版。
當然，在這一方面，我們的另一近鄰越南與日本堪稱一丘之貉，其對中南半島的觊觎，和日本如出一轍。
隋、唐建國之後，将徹底臣服北韓半島，重新恢複漢代疆域，再造以隋、唐為中心的“天下秩序”，作為塑造其政權的正統性與合法性的題中應有之義。
此前，西漢武帝平定衛氏北韓，在東北以及北韓半島設定樂浪、玄菟、臨屯、真番四郡，将北韓半島徹底郡縣化，但南北朝以來，中原紛争，高句麗趁勢崛起于中國東北地區，并一度擴張、建都于平*壤。
高句麗是由中國境内的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它和後來主要源于北韓半島的王氏高麗，不可混為一談，王氏之是以立國，顯然是想借因襲高麗之名，以觊觎高句麗領土的野心之所在。
為最終臣服高句麗，隋炀帝在山東半島大造戰船，率百萬大軍，東征高句麗，結果一敗塗地，其本人也是以一蹶不振。
唐太宗延續了隋炀帝征伐高句麗，重建“天下秩序”的既定戰略，但同樣未果，對此，史學家陳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論》中說，“隋炀帝承文帝統一富盛之後，唐太宗藉内安外攘之威，傾中夏全國之力，以攻高（句）麗之小邦，終于敗退。炀帝竟坐是覆其宗社，而唐太宗亦遺恨無窮。”
此時，中國遼東地區與北韓半島上從北至南依次分布着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個政權，這一時期，也被稱為北韓的“三國”時期，唐太宗進攻高句麗，卻在遼東受阻，此時，夾在中間的百濟渾水摸魚，攻略新羅。
新羅較早納入唐朝宗藩體系内，是唐朝的藩屬國，但百濟勾結高句麗，對抗新羅，為此，唐高宗決定從海路突襲百濟，由此，實作和新羅的聯兵，進而，北上牽制高句麗，為唐軍主力從北方陸上南下突破遼東防線，南北夾擊、滅亡高句麗創造機會。
當然，在北韓半島的複雜格局中，新羅也心懷鬼胎，想借唐朝之力，吞滅百濟，實作擴張，甚至于統一北韓半島。
由此，當新羅與渡海登陸的唐軍聯合攻滅百濟時，新羅與唐朝的目标是一緻的，一旦攻滅百濟，新羅在和唐軍夾擊高句麗時，便開始和唐軍貌合神離，以緻于唐朝大将李勣，對高句麗發起總攻時，再次功虧一篑。
當然，這一點，也很容易了解，一旦唐朝滅掉高句麗，新羅就将不得不直面一個更為強大的唐朝，難保自己不會成為下一個高句麗？
中原王朝之外，最關心北韓半島局勢的，無疑是島夷日本，因為日本是島國，資源匮乏，對大陸的依賴和向往，是根深蒂固的，而北韓半島是其通往大陸的第一落腳點。
南北朝時期，日本的一些勢力，就開始在北韓半島最南端的任那，建立起經營東亞大陸的據點，這在倭王珍向劉宋王朝請封時，已經一覽無餘。
偏于住那一隅，和新羅為鄰的日本勢力，也習慣于遠交近攻，尤其是隔着新羅，和百濟，高句麗交好，這一點被跨海東征、據守百濟的唐朝指揮官劉仁軌看得一清二楚，“百濟、高麗舊相黨援，倭人雖遠，亦共為影響，若無鎮兵，還為一國。”
在電視劇中，唐高宗往往被視為武則天控制下的病秧子，但是，唐朝的赫赫武功，有一大部分，是在唐高宗時期完成的，此次，唐高宗決定跨海東征百濟時，為保守軍事機密，扣留了當時正在長安的日本使者，卻也是以将日本徹底推向對手——高句麗和百濟——一方。
660年，唐朝一舉滅掉百濟，消息一旦傳至日本，日本國内便迅速整軍備戰，并準備援立流亡日本的百濟王子為新的百濟國王，以号召群眾。但是，日本出師不利，親征的齊明天皇卻在抵達與北韓半島隔海相望的福岡後，突然病逝，之後，天智天皇即位，而唐軍也在試圖聯合新羅南北夾擊高句麗時受阻，跨海攻擊百濟的唐朝軍隊，俨然成了一支孤軍。
這一僵持局面，再次給了日本信心和可乘之機， 663年3月，日本軍隊從新羅控制區登陸，一路上，他們隻顧着攻城略地，卻忘記了要和高句麗或百濟殘軍彙合，似乎證明了小日本基因裡便缺乏大格局，卻又貪婪成性的刻闆印象。
或許日本人認為留守新羅的這支唐朝孤軍不足為慮，于是，一路上盡撿便宜了，卻不料唐朝援軍再次從海上趕來，與留守的那支唐朝孤軍彙合一處，關鍵時刻，還是那位見微知著的劉仁軌，以圍點打援的政策，在白江口四次成功伏擊了日本船隊，焚燒掉日本400多搜日本艦船，這便是史上著名的白江口之戰。
更為驚奇的是，那支浮海而來的唐朝援軍，由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将軍孫仁師率領，這是一支臨時拼湊起來的軍隊，約7000多人，他們都來自山東半島。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沈釀川
參考資料：
《近代以前日本的北韓觀》（《史學月刊》，郭銳、王箫轲，2004年第9期）
《白江之戰前唐朝與日本、新羅關系的演變》，韓昇，（《中國史研究》2005年第一期）
《崛起國如何與霸權國争奪小國——基于古代東亞曆史的案例研究》，（《世界經濟與政治》，楊原，2012年第12期）
《壬辰戰争與東亞國際秩序》（《中山大學研究所學生學刊》，趙帥，2017年第二期）
《宗藩體系與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國際觀察》，胡禮忠、邢新宇，2011年第六期）
《近代“日本式華夷秩序”的轉型邏輯》（《國際政治科學》，王銘，2016年第一期）
《資治通鑒》（司馬光等，中華書局版）
《南史》（李延壽，中華書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