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設緣起
19世紀前，世界茶市場幾乎全由中國供貨。後因受英美茶業洋行的操縱，買辦與中介商人的榨取，加之印錫茶與日本茶趁勢興起，中國茶備受打擊。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大部分經濟機構遭受破壞，全國茶業也陷于停滞。抗戰全面爆發後，國民政府迫于内外壓力加強經濟管制，設立貿易委員會，對某些重要的出口農礦産品實施統制，并在貿易委員會之下相繼成立複興商業公司、中國茶葉公司和富華貿易公司，負責桐油、茶葉、生絲、羊毛等農産品的生産、制造、收購、運銷及對外貿易，茶葉一項由中國茶葉公司辦理。
進入統購統銷後，茶業急需專門人才。當時全國各大專院校以至農學院、農業中學，尚未有專業教育訓練茶業人才的專系專科。複旦大學在中國高等院校中首開茶業組科，這要歸功于吳覺農和孫寒冰兩位先生。孫寒冰早在黎明書局時期即與吳覺農相熟，孫創辦黎明書局，吳是股東和《文摘》的支援者。1939年，時任貿易委員會專員兼中國茶業公司總技師的吳覺農有感于原有茶業隊伍難以應對，在香港富華公司舉辦茶葉統制人員訓練班。他與赴港搜集《文摘》資料的複旦大學教務長、法學院院長孫寒冰時相過從，談起在複旦設立茶業系事。戰争年代如何争取經費和人力，在已有的墾殖專修科和園藝系的基礎上支援籌創農學院，這是複旦當時面臨的難點。是故，當孫寒冰和校長吳南軒商談創設茶業系時，吳南軒非常贊成，并請吳覺農幫助解決經費和師資問題。不幸的是，在籌建過程中，孫寒冰于1940年5月27日日機轟炸複旦時罹難，令吳覺農倍覺痛惜。1941年12月他在複旦大學紀念周所作的講演《複旦茶人的使命》中沉痛悼念孫寒冰，特别提及：“這一系科的最先提議設立的為孫寒冰先生。他當初常來香港，看到我們的事業那時頗有發展，同時看到滬、漢兩地的茶商以及依附于這些茶商為生活的所謂‘知識分子’的搗鬼和橫行不法，卻為我們的前途擔憂。結果在1939年下期以後，滬、漢茶棧确有借屍還魂的事實，于是1939年冬，兄弟到了重慶，由他商請吳校長特設系科，并囑兄弟擔任系主任以為茶業的未來造就專才。他的待友之誠，察事之明，使人永遠不會忘記的。”
1941年初吳覺農在重慶
**吳覺農首任茶葉組科主任
1940年初，吳覺農到重慶，因國民政府機構龐大，人員臃腫，此期的他反而較為清閑，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創辦茶業系上。他的想法得到了至交、時任貿易委員會常委兼代主任的鄒秉文的大力支援。1940年4月，中國茶業公司與複旦大學簽訂“合辦茶業系及茶業專修科合約”，規定雙方合組“複旦大學茶業教育委員會”，由中國茶業公司負擔“開辦費國币九萬元”及“第一年經常費五萬八千元”，複旦大學負擔“開辦費四萬五千元”及“第一年經常費一萬九千元”，第二年後的經常費每年由委員會依照增加班次之比例議定增加數額，其中研究耗費一項全部由中茶公司負擔，其他各項由中茶公司負擔三分之二，複旦負擔三分之一。利用複旦原有農業生産教育的基礎，培植茶業技術及業務上的專門人才，以适應茶業貿易機關及研究機關的需要；同時研究茶葉産制技術及貿易的改進，以謀求中國茶葉外銷的發展。雙方商定在1940年秋季各招一年級新生一班，每班人數三十人至五十人，以後每年各增一班。茶業系四年畢業，參照教育部定大學農學院章程辦理，茶業專修科二年畢業，依照部定專修科章程辦理。
1940年4月中茶公司與複旦大學合辦茶業系及茶業專修科合約
同年5月，中茶公司将合辦一事呈悉經濟部并獲核準。當月，中茶公司如約先将開辦費五萬元撥付複旦，其餘四萬本拟在香港分公司轉撥，因“渝港彙兌益形困難”，于月底由複旦大學校長秘書冷雪樵到中茶公司重慶總辦事處取到（見中國茶業公司總辦事處緻複旦大學1940年5月30日函）。與此同時，複旦方面也迅速向教育部報呈備案。6月10日，吳南軒緻函教育部司長章益：“本校與中茶公司訂約合辦茶業系及茶業專修科之各項綱要及課程茲抄具全份，備文呈請備案，并另緻立夫先生一函，促請核準。該項呈文及私函茲一并附奉，即請代為轉緻，并鼎力促成。”不久得教育部基本核準，但以茶業系名稱與大學規程不合，令複旦大學易名為農學系茶業組。
1940年8月11日，依約合組的複旦大學茶業教育委員會在北碚黃桷樹複旦大學召開教育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由吳南軒、吳覺農、李亮恭（時任墾殖專修科主任）、壽景偉（中茶公司總經理）、陳時臯（中茶公司技術處專員）五人組成，校長吳南軒為主席。會上報告事項包括專修科課程、茶業組名稱、第一屆招生方案、籌設實驗茶場及茶廠等。
關于茶業系科主任人選問題，吳南軒此前已親緻書函懇約吳覺農擔任，吳在信中極稱吳覺農：“夙仰台端為國内茶業界最著名專家，學術宏通，經驗充富，所有以上系科主任，即屈請台端兼任，以宏教化。（見1940年8月1日吳南軒緻吳覺農劄）”中茶公司方面也力推吳覺農：“覺農兄對茶葉研究有素，且在敝公司負技術全責，承貴校聘任茶業系科主任，至深贊同，将來雙方密切合作，積極推進，定能相得益彰，實所欣盼。（見8月12日壽景偉緻吳南軒劄）”
1940年8月壽景偉緻吳南軒信劄
1940年10月吳覺農緻李亮恭信劄
吳、壽兩位所言非虛，吳覺農在中國茶業界之地位确無出其右者。早在浙江省中等農業技術學校讀書時，吳覺農就對茶業發生興趣，1919年考取由省教育廳招收的去日本研究茶業專業的官費留學生。1922年底回國，後應鄒秉文邀請籌辦茶葉出口檢驗開始，真正走上為振興中華茶業而奮鬥的道路。建立中國茶學高等教育體系，正是吳覺農長期以來的追求，故在吳南軒和壽景偉兩位的盛邀之下，欣然接受複旦茶業組科主任之聘。
1940年9月，茶業組和茶業專修科正式設立，與原有墾殖專修科和園藝系一起組成複旦大學農學院，由李亮恭擔任首任院長，複旦由原來的四院發展為文、理、法、商、農五院并列。在茶業系科籌創初期，吳覺農利用自己的廣泛人脈力邀相關專家學者來校任教。如1940年10月5日緻函李亮恭雲：“校方所發聘書八件，業已查收。王兆澄、畢相輝、莊任、許裕圻諸先生，約雙十節前後俱可到校。（畢君或尚須向西南經濟研究所再作一度交涉），餘已分别商電通知。”王兆澄和畢相輝均畢業于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農化系，前者曾任經濟部重慶商品檢驗局技正，後者系西南經濟建設研究所研究員。王、畢兩人來校後，分别任茶業研究室化驗部和經濟部主任，對複旦茶業研究和推廣頗有推進之力。
1940年10月10日吳覺農複函李亮恭，繼續就茶業系科相關事宜進行磋商，主要涉及兩方面。一是師資及薪金，“教授劉慶雲君須赴貿委會兼任科長，一時不能莅校。而王兆澄、畢相輝兩教授則以遠赴北碚，治裝搬家，随之需款，均要求自九月起支薪。弟意各友均屬寒士，既來幫忙，自未便固拒，乞商校長設法應允。”“朱學曾副教授則以已受地政學院之聘，已收本校聘書退回，惟必要時可兼任研究員雲雲。其事待弟到校後再行面商。”“現産制部以劉君未能莅校，緻全部空虛；如由中茶技術人員兼任，必影響整個教務。故弟拟另提兩人為講師，其一為張志澄，另一為張堂恒（履曆另附），兩君對栽培制造均有相當之學識經驗，堪以應付，請轉商校長決定為荷（決定後當再商中茶商調）。”二是采購教學科研所需的書籍、儀器、标本等:“中茶壽毅成先生慨允彙款一萬元，該款已向陳文傑君處取到，轉複該公司。如《文摘》需款，亦可在改款中先支一部分。即其他藥品及小件儀器似亦可在此支付。”“聞城中龍門書局及商務、中華等尚有若幹書籍可以購買，為多轉學生參考閱覽計，在産制、化驗部分，弟亦允各同僚盡量蒐購，望轉知文述兄支款為荷。”“助教莊任、許裕圻現仍暫留本處，采集标本、蒐羅教材，并拟派莊君赴金佛山調查茶葉品種，月底當可聯袂到校。除本公司給予相當便利外，若有應變必需款項，将來再到校報帳。”吳覺農從茶業系科發展考慮，均切中肯綮，而從信劄上吳南軒的親筆旁批來看，他對諸條亦極為贊成，并請李亮恭分囑教務、總務兩處迅速照辦。
值得一提的是，吳覺農為茶學教育努力奔走之際，其明顯的進步色彩卻越來越不為國民黨當局所容。為掩護羅繩武的地下黨身份，吳覺農将他從湖南營救出來，安排在複旦為茶業專修科學生講授國文。他也常與錢俊瑞等共産黨員在自己中茶公司的宿舍大溪别墅議論時局。政治處境日益險惡，吳覺農即刻掩護錢俊瑞經香港去蘇北新四軍所在地，自己也做好離開重慶的準備。1941年2月4日吳覺農緻吳南軒手劄中雲：“茲弟有東南之行，所有組科主任及研究室主任津貼，自二月份起，應請予停止。”在吳覺農帶領中茶公司一批技術人員去福建武夷山之後，茶葉組科一度由畢相輝代理主持，後胡浩川、姚傳法先後繼任主任。
**複旦茶學教育之特色
1940年夏，複旦大學茶業組科在四川重慶、湖南衡陽、浙江麗水三地完成招生。因戰時交通極差，首屆66名新生（茶業組36人，茶業專修科30人）通過搭乘中茶公司設各地辦事處的棚布貨車陸續到校，并于十月正式注冊開學。茶業組一、二年級學習農業基本學科，包括植物學總論、動物學總論、農院化學、農業經濟、農業概論等課程，三、四年級除加習工商科學外，則緻力于茶葉之實際研習，主要課程有制茶學、茶樹栽培學、作物學概論、遺傳學、茶葉檢驗及評級、茶病學、植物病理、茶廠管理、茶葉貿易等課程。1942年秋第一屆茶業專修科畢業，共27人，大部分由中茶公司配置設定工作。第一屆茶業組于1944年畢業，共26人。從目前留存的“複旦大學畢業資格審查表”來看，其中有15人于1944年上半年征調參加美軍翻譯，以通譯生資格畢業，留校僅十餘人。
1942年6月複旦第一屆茶葉專修科畢業合影
複旦大學茶業組科從一開始就是“學術企業化和企業學術化”的産物。中茶公司依約履行合作辦學所需經費，在茶業組科成立第二年後，經常費、研究費及其他各項的三分之二，一般都在每學期開始前即撥付到位。僅就1941—1943年“收支對照表”來看，中茶公司每年度撥付經常費達國币20萬。1943年間，還另設茶業研究室獎勵辦法，每年度中茶公司撥付國币一萬元。茶業研究室專題研究會每月舉辦論文競賽或專題報告一次，每次選前三名給獎。經費中以百分之六十充獎勵金，百分之四十補助開會茶點、燈油等雜費。1944年6月，中茶公司因人事上的腐敗徹底失敗，撤銷後歸并複興公司處理，複旦與中茶公司的合約終止，茶業組停止招生。此後複旦獨立招收茶業專修科。
抗戰時期的複旦茶業組科，堅持開展高等茶學教育，為國家和地方培養急需的茶業人才。茶業組科特别注重實地考察。四川原屬中國茶葉發祥地，以視湘、贛、閩、浙、皖所産并無遜色。然重慶北碚附近向有鮮茶葉生産，大學校園經營種植非待七八年後，尚難達到采制階段。1941年及1942年，茶業組科安排專修科學生赴銅梁縣巴嶽山生産實習。1943年春起，因銅梁原料奇少，當地房屋以及制茶裝置又不敷住用，便組織學生遠赴南川和川西實習考察。南川茶區較大，且有農林部墾務總局金佛山墾區可得便利。1943年3月底，茶業科一年級、茶業組三年級學生在主任胡浩川親自帶領下，由北碚乘輪至重慶，再乘輪至木洞，步行過豐盛、白沙井、觀音橋，一直走到南川實習地，考察茶樹栽培、茶葉制造、制茶工廠、茶葉運銷及改良等。胡浩川在南川還撰寫“國立複旦大學南川制茶實習團報告”，通過郵遞向時任校長章益彙報實習程序，1943年4月16日第十一号報告中稱：“奉核日程，十九日應啟程回校。假使天氣良好，原料易購，拟延二、三日，增強實習效率，屆時當另電請示。”從北碚至南川往返各需五日，實習經費有限，延時返校，必得及時與校方請示。南川實習實際支出達十一萬多，超出預支三萬多，一并由中茶公司專案報帳。
1944年春，由曲仲湘教授帶隊組成川西茶業組科實習參觀團，見習茶業經營實況。“我們四十八位跟曲先生，幾十件行李，幾百件零星挂包，不折不扣地擁滿了中茶大卡車。我們像遠征軍，各個為習茶的遠景鼓舞着新生命的跳動，滿身是興高采烈，全沒挂牽，當我們持着‘執照’——通行證浩浩蕩蕩馳過青木關時，迎面的春風是如何地合适啊。（見1944年《川西茶業實習專号》刊載的《歸去來兮》）”從曲仲湘親繪的“川西見習路線圖”來看，師生一行從重慶經内江、成都至灌縣見習，然後返成都調查花茶制銷情形，再至邛崃、名山、雅安、新津、峨眉、樂山，最後由樂山經内江返重慶北碚，曆時整整一個月。凡經較大的茶園茶市及茶廠，集中全體學生觀摩，至于分散的茶業組織，則以小組通路的方式調查。戰時能有如此遠端的茶業實習，可謂中國茶業教育史上的創舉。
除教學實習外，茶業組科學生在校社團活動也頗為豐富。1941年5月18日，該組科全體同學在北碚黃桷樹青年茶社成立了複旦大學茶業學會，分總務、交際、學術、康樂、事務、文書六股，1940級茶業組的王克昌負責總務、張薰華負責學術。茶業學會經常舉行師生座談會和學術講演會，搜集有關茶業資料及研究茶業有關各項問題，出版茶業刊物。在吳覺農、胡浩川、曲仲湘、姚傳法先後指導下，學會出版了不少農業刊物，包括專刊會員關于茶業之著述及譯作的“茶業學報”（壁報），圍繞茶葉育種、茶葉現代化及茶業經濟定位等話題的學會會刊《生草》。此外還有各類實習錄的編撰，如1942年師生銅梁見習歸來後，曾編制一冊《銅梁制茶實習錄》，收錄胡浩川《茶藝話巴嶽》、曲仲湘《茶之學名尚在未定中》、陳望道《茶話》、苗雨膏《中國茶樹害蟲問題》等文章；又如1944年川西實習返校後由茶業學會四十多位同學集體撰寫并刊印的《川西茶業實習專号》，收錄有《灌縣之茶業》《中茶樂站的茯茶磚》《成都茶業銷售概況》《歸去來兮》四篇長文。
1944年出版的複旦大學茶業學會會刊《生草》第六期
至于師資，也呈現出綜合性高校與實業部門聯合辦學的特色。1940年春季學期科目表上可見，“農院化學”、“土壤肥料學”由王兆澄講授，“農業經濟”由畢相輝講授，“茶樹栽培學”由張志澄講授，“茶業概論”由吳覺農與青年講師張堂恒并授。除專任教師外，該科還聘請校外知名教授前來兼授課程，如上述提及的劉慶雲雖辭聘複旦，後以兼任教授身份講授“茶葉行政與政策”，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鄭子政講授“氣象學”，貿委會專家楊開道講授“茶葉地理”等，雖處創設初期，茶業組科的師資陣容已頗為可觀。另一方面，茶業組科又充分利用複旦原有師資力量。尤其是複旦自1942年1月改為國立後，整個學校的經費較前寬裕許多，聘請了一批著名學者前來任教，也為複旦茶業組科的師資增添了不少亮色。1943年度國立複旦大學茶業組科教員表上，我們就可以見到許多名師擔任茶業組科的課程，如錢崇澍主講“植物生理學”，陳恩鳳主講“土壤肥料學”，李蕃主講“統計學”課程等。錢崇澍1942年到複旦任生物系教授，同時兼任農學院院長，他在教學時重視野外實習，每周帶領學生到野外實習一次，廣受學生的好評。這些名師為農學院學生開出了不少重要課程，對茶業組科的教學品質的提高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除授課外，教師也極為注重研究。1940年秋，籌創茶業組科時即特設茶業研究室。研究員由茶業組科教授與對茶業素有造詣的學者擔任，除在茶業學術上企圖有所貢獻外，還上司組織學生的研習。研究室内分三部：一為生産部，從事茶業産制的實驗；二為化驗部，從事茶葉的化學實驗研究；三為經濟部，從事茶業經濟行政及政策的調查研究。研究室還附設有小型實驗茶場和茶葉化驗室。1942年生産部在銅梁仿制綠茶、毛峰、梅片、龍井、玉露、紅茶等六種茶類，色澤香味，視上中級之道地貨均無遜色。同時着重研究紅茶的發酵，重視化驗分析方法，在制造過程中注重紅茶發酵程度與水色。當時的科研也頗具戰時色彩，如化驗方面，主要利用廢茶，提取茶為茶素、丹甯，以有助于戰時藥品之需，同時試制粉茶、晶茶、茶膏及茶汽水，以救戰時運輸之困。尤其是化驗部主任王兆澄主持的茶膏制造研究，因茶膏可以提神助消化，又便于攜帶，為空軍必需品。
抗戰勝利後，複旦從重慶回到上海，茶業專修科繼續招收新生，主任為王澤農。直至1952年院系調整，複旦農學院農藝、園藝、農化三系遷至沈陽，茶業專修科遷蕪湖并入安徽大學農學院，後農學院又遷合肥獨立建院（今安徽農業大學），茶專改為四年制的茶業系。自1940年複旦創設茶業組、茶業專修科起，延續至今整整八十年，成為全國曆史上最老的茶業專業之一。
在相當長一個時期裡，複旦的茶業組科差不多被遺忘了，近來雖有研究者讨論，但寥寥數語，一些基本史實尚不清楚，故在此就相關史料略作梳理，希對“複旦茶人”在烽火歲月中的建立史迹有所補正。
作者 : 陳啟明（複旦大學檔案館）
編輯：于穎
責任編輯：任思蘊
來源：文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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