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临终前没能完成的遗愿》

在长征途中，董必武曾认下了一个干儿子，叫曾凯旋。1934年10月红军长征，身为勤务员的曾凯旋，随董必武任副校长的中央党校编入红军队伍，参加长征。

董必武长征时，他的一只脚长期溃烂，一直没有痊愈。当红军过草地时，他那只溃烂的脚再度发炎，连骑马都很困难，只能拄着拐杖在污泥草地上拖行。曾凯旋早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多次对董必武说：“校长，让我背你走吧！”董深知草地行军困难，为难地说：“你能背得动？”“能！”曾凯旋大声应了一声，蹲下身子让董必武上来。曾凯旋背起董必武，一直跟随着红军队伍行进。

背了一天又一天，一直背到第28天，终于把董必武背出了草地。但他的那只烂脚，由于没得到治疗，溃烂越来越严重，董必武疼痛难忍，一天下午竟疼得昏了过去。大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却又毫无办法，医生叹着气：“要是有吸筒吸去脓血，再敷上消炎药就不至于如此了。可现在，什么都没有啊！”

正在大家无可奈何的时候，曾凯旋听说附近有一种叫“钻地蜈蚣”的草药，他忙去拔了几株，告诉大家，这种草能消炎止痛，治疮毒有疗效。可是，董必武的脚已经溃烂化脓，不把脓排干净，草药也没法敷上去。

曾凯旋想了想，把昏迷中的董必武的烂脚抱在自己胸前，俯下身子要用嘴去吸出烂脚的脓血。一口一口，把脓血吸干净了，然后敷上“钻地蜈蚣”。

当董必武苏醒过来，发现医生、护士一个个泪眼汪汪，不知为何。听了大家的述说后，他万分感动，一把将曾拉到怀里，心疼地说：“凯旋，你不该这样蛮干，会中毒的。你背我走了几十天，吃尽了苦头，如今又这样待我，我怎么感谢你啊！”曾说：“校长，这是我该做的事……我父亲早逝，看到你就像看到父亲一样。”董握着曾的手说：“凯旋，你就是我的儿子！”曾马上双膝一跪要磕头，董忙扶起：“起来！起来！从今以后，我们父子共同为革命事业奋斗！”就这样，董必武认曾凯旋做了干儿子。

过草地不久，曾凯旋突然病倒了，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医生们都认为没有治好的可能，他的死亡只是时间问题。董必武开始还找人用担架抬着他，后来实在是绝望了，流着眼泪把他托付给长征途中路过的一户贫困农家，无奈地留下80块银洋，委托那位好心人帮曾料理后事。

部队走后，曾凯旋竟奇迹般地渐渐康复了。病愈后他便去追赶部队，不幸被国民党军队抓住，严刑拷打之下，曾凯旋咬紧牙关，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也没有泄露党和红军的任何秘密。国民党军队只好把他押回原籍江西吉安县官田乡。此后，曾凯旋多次想和党组织联系，但没有任何线索。时间一长，更联系不上了。这样一来，他与党组织完全失去了联系，又重新成了一名普通的农民。

新中国成立后，曾凯旋从报纸上看到了董必武的消息，立即写了一封长信寄给董必武。

董必武喜出望外，立即亲笔写了回信，要他来北京一叙“父子”之情。

曾凯旋曾当过红军的消息，这时也在吉安当地传开了。但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他当过红军的历史，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反而成了所谓的“历史问题”。

这让曾凯旋有了疑虑：若去见董必武会不会给他添麻烦？自己现在的身份合适去吗？正在犹豫时又病倒了，始终没有成行。而在后来的历次“运动”和“文革”的险恶环境中，曾凯旋更是小心翼翼，生怕给董必武惹来什么麻烦。

尽管未谋面，但董必武一直惦记他。到了国家经济困难那几年，每年春节前夕都要给他寄去五六百元钱过年。平时只要他在信中提到病尚未好便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二三百元寄给他治病。1962年，董必武上井冈山路过吉安，打电话到曾凯旋的家乡官田公社约他到吉安市会晤，曾凯旋又说：病重卧床，无法相见。董必武不肯死心：你不来，干脆我去。下山后驱车去探望，谁料离官田几十里就不能通车了。他想徒步走到那里去，随行人员急忙劝阻他，几十里的山路他76岁的高龄怎么能走着去？如果当时董必武向当地政府要个吉普车，也许就能去，但董一生都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怎么能为自己的私事去麻烦地方政府呢？他只得怏怏离去。

1975年春，董必武一病不起，更加思念亲人。周恩来去看望他，董必武喘息着说：“这次我可能要离开你们了！但有一个人，我想在生前见他一面。”周恩来问：“谁啊？”董说：“曾、凯、旋！”提起曾凯旋，周恩来自然知道他在长征中与董必武的“父子”关系，便安慰说：“一定想办法尽快通知曾凯旋来京。”周恩来当即用自己的名义，给曾发了加急电报。3月27日这天，曾凯旋重病在床。官田公社党委书记匆匆赶到阳陂头他家说：“董必武代主席病危，周总理邀你去北京一见。”曾凯旋一听，挣扎着坐起来，披了件衣服，踉踉跄跄就要去北京，可是身体极度虚弱的他刚一迈步便跌倒在地昏了过去。当家人把他抬在病床上，他喃喃诉说：“爸爸，你为孩儿操了许多心，我没有报答你的恩情……”4月1日下午，董必武自感行将离世，便留下遗嘱：“我死后，必须电告曾凯旋，他是我的儿子！”翌日，与世长辞。4月4日上午，曾凯旋收到国务院办公厅电话讣告，他痛不欲生地哭喊着：“爸爸……”便昏厥过去。不久，他也与世长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