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人类学：学科构想与基本问题

　以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为开端，所有的人类社会，无一例外的都有图像刻画等书写行为。其中有些社会，创造了文字，将自身的历史与文化，载之典籍，成为恒久的记录。还有一些社会，固然有图画行为，却没有发明文字，属于无文字的小型社会，这是传统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现代人类学的触角早已伸到了所谓的“文明社会”，所研究的领域亦包罗万象，举凡与人类社会与文化生活相关的各个领域，都可以从人类学的角度加以研究，人类学成为一门当之无愧的基础学科。

　　书法人类学却是一个极新的提法，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学者的创造。1这是因为，有文字的社会固然不少，将文字写得漂亮好看亦是这些社会的普遍追求，但将书写文字提升到书法的高度，将之作为传统读书人的基本文化素养，赋予它极高的审美属性和文化内涵的，只有中国。因此，作为研究对象的书法，为中国（包括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韩国）所特有。

　　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最新颁布的《研究生教育专业目录》（2022）之中，书法已被提升为与美术并列的一级学科，其地位孤峰突起。与之相应的，在传统的书法本体、书法史、书法理论、书法美学之外，书法研究理应拓展研究思路，提升研究深度。人类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的介入，无疑会为书法研究提供新的方法论，带来新的可能。由于书法人类学只是一种构想，相当稚嫩，有待探讨之处甚多，本文不揣浅陋，以中国古代书法的研究为例，简单谈一谈自己的思考。

　　一、书法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

　　书法史基本是围绕作品、书家、书论建构而成，尤以作品为中心，对书家的介绍往往是为作品服务，书论研究往往单独成篇，三者之间关联并不紧密。作品自然也是书法人类学关注的核心之一。不过，人类学强调整体论视野，注重语境研究，就书法人类学而言，仅仅关注作品是远远不够的，更要关注书写者，关注书写行为的过程，关注书写者所处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以及文化语境，关注围绕作品建构起来的社会互动网络，以及作品所具有的能动性等等。人类学家赵旭东对书法人类学做了深入的解析，他指出书法人类学就是对人的书写活动的意义理解，它以人跟其书写之间的互动、互构与互助的社会及文化意义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为根基。“书法人类学会特意将这样的书法发生的过程，最为实际地放置在具体而微的社会与文化的处境之中去予以考察，体味书法实践和生活乃至于和生命表达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联性。书法在这个意义上必然被要求理解成一种活着的有生命意义的存在，而非单单的某种形式载体或媒介意义上的孤立、僵化的作品分析。”2这一论述注重在社会文化语境之中解读书法，强烈地体现了人类学的学科属性。

　　在对书法人类学的概念做了宏观描述之后，我们接下来要追问一个问题，何谓书法？

王宾中丁·王往逐咒涂朱卜骨刻辞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书法作品，和诗、画等其他作品一样，并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存在。现代艺术（fine art）概念成型于18世纪的西方，它强调审美性和情感性，注重艺术家个人的天才与灵感。这种艺术观于晚清时期传入中国，自此，中国历代学人携此概念重建中国艺术史，书法史的写作亦是如此。历代读书人，皆能持笔写字，但称得上书法家、青史留名的却属凤毛麟角。何样的作品称得上书法，什么作品、哪些书家可以入史，是一个不断地拣选、追认和建构的过程。有些书家和作品或许煊赫一时，却很快不为所重，退出了历史舞台，有些则从历史的尘埃中被发掘出来，受到大肆张扬，被经典化。由于所持的艺术观、审美观、价值观的差异，不同的书法史写作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此外，文字作为一种基本的交流手段，承载着多重功能，如沟通天人、历史记忆、社往、审美等等。在电脑广泛普及之前，汉字的书写皆靠人力。书法普遍应用于各个领域，如甲骨上的占卜、青铜上的铭文、简牍纸张上的写史记事。纸张发明之后，书法更是广为普及，诸如文人雅士的墨宝、士子应试的考卷、道院僧房里的写经、普通人的往来书信、民间的账簿等等。凡是受过初等教育的中国人，都能操笔写字，因此书写者的身份五花八门，上至帝王将相，文人士夫，下至落第秀才，平头百姓，可谓三教九流，无所不有。

　　传统书法史研究基本围绕名家名作展开，而人类学尤为关注底层的、边缘的以及被宏大叙事所排除在外的对象，这种价值关怀影响到了史学以及诸多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书法人类学研究需要大大突破传统书法研究的局限，拓展其研究对象。由此，上面提及的形形色色的书法写作者，以及应用于各种场合的书法作品，都可纳入研究视野，成为书法人类学所关注的对象，它不仅关注名家名作，也关注那些处于边缘、以往不为所重的作品与书家。当然，还需要强调指出，书法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孤立的知名或不知名的书家或作品，而是它们所处身的历史文化语境、围绕它们所建构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其背后所传达出的各种价值观念。如一幅碑刻作品，属于丧葬仪式或某种纪念性仪式的一部分，作品的内容和选用的书体需要遵循仪式的传统，树碑人、书写者、刻碑者以及潜在的观众，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他们之间有着多维的互动关系。仪式的场景怎样，石碑处于怎样的空间之中，发挥怎样的功能与作用，碑文请谁撰文、谁来书写、谁来刊刻，出资多少，他们之间有怎样的契约关系，刻写的效果如何？碑文何以变成书法作品，有着怎样的流传轨迹？凡此之属，皆能成为书法人类学研究的主题。

　　至于书法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自然要广泛借鉴人类学的方法。对当代书法人类学而言，如研究某种书法现象、某一书家或书人群体，或者某类作品，人类学中最基础的参与观察、田野调查、语境研究都需采用。根据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还可采取个案深描、多点民族志、网络民族志等方法。在以历史上某一时期的书法现象、书家或作品为研究对象时，就要借鉴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回到历史的现场之中。国内外的历史人类学已取得了很大发展，有众多成功的研究，如《蒙塔尤》《马丁·盖尔归来》《奶酪与蛆虫》等，它们是微观史学与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典型之作。国外汉学家施坚雅、弗里德曼、武雅士等人，国内学者赵世瑜、王铭铭、郑振满等人，历史人类学的相关成果引人关注。美术史研究中已有若干经典案例，如巫鸿对武梁祠等一系列论题的研究。艺术人类学研究近年在国内同样兴起，如方李莉对景德镇陶瓷的研究、张士闪对民俗艺术的研究，杨民康和洛秦等人对音乐人类学的研究，同样值得借鉴。这些成果既有史学的视野，又贯彻了人类学的方法，同时还关注艺术本体，都为书法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二、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书法

　　任何人都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人类学将人理解为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国是一个复杂的超大规模社会，传统上又是一个等级社会，能够书写书法的人，身份非常多元，“士人”“文人”“读书人”等称谓，只是笼统而言，并且常常指向精英阶层。实际上，唐宋之后，随着科举制度的推广，经济的繁荣，读书人的群体骤然扩大，真正能够入仕为官的却少之又少。据统计，宋代只有千分之一的幸运者可以金榜题名，科举及第之后顺利选官的更加稀少。“科举难，改官难，严酷的现实最终让对仕途绝望的士人‘绝意荣路’，与主流政治疏离，使多数士人潜沉下层，滞留乡里，导致士人流向多元化。胥吏、幕士、讼师、商贩、术士、乡先生都成为士人的谋生选择。”3绝大多数读书人走向民间，使得社会发生转型。他们的社会身份千差万别，他们的书法作品亦有着不同的功用，处于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

　　下面以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献之为例，来看如何应用到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理解他的书法。

　　王献之出身于琅邪王氏，其父为著名书法家王羲之，书法史上“二王”并称。父子二人享有至高的地位，这在书法史上并不多见。如何理解这一现象？

　　要回到东晋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来看待。东晋被视为一个世族社会，世族成为政治与文化的绝对主导。世族中人必须具备基本的文化素养，如经史、诗文、清谈、围棋等，书法素养亦为其一。因此之故，东晋南朝的书法家、文学家、音乐家等都是家族式的喷涌而出。在书法领域，如琅邪王氏、颍川庾氏、高平郗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江夏李氏、吴郡张氏、泰山羊氏等，皆拥有显赫书名。宋高宗赵构曾感叹：“东晋渡江后，犹有王、谢而下，朝士无不能书，以擅一时之誉，彬彬盛哉！”4东晋形成了一个浓郁的书法氛围。

　　王献之诞生于这样的氛围之中。他出身的琅邪王氏乃魏晋时期最有权势的大族，父亲王羲之是东晋第一书法家，母亲郗璇是郗鉴之女，史称“甚工书。兄愔与昙谓之‘女中笔仙’。”5。王羲之师承叔父王廪、卫夫人等人，转益多师，最终超出群伦，自成一家。6王献之有兄弟七人，排行最小，却天姿卓异，自然高标，“风流为一时之冠”。他自幼跟随父亲学书，有条件接触到名家碑帖，继承了家族中的文化资源和书学传统，广泛吸取各大家族的书法优长，又有自觉地创新意识。张怀瓘在《书断》中对王献之的书学道路作了明确的说明：“幼学于父，次习于张，后改变制度，别创其法。”因他“别创其法”，行草风流飘逸，“神能独超，天姿特秀，流便简易，志在惊奇，峻险高深，起自此子。”7

　　需要注意的是，包括王献之在内的魏晋时人，虽以书法名世，但他们并不以书家自居，甚至不屑于专精某一技艺，他们更希望被视为风流名士。这意味有高贵的出身，具备高超的文化素养，擅长清谈，吟诗作赋，以及与其社会地位相配的飘逸性情等。

　　王献之曾做过谢安的长史，太极殿始建，谢安欲请王献之题榜，“谢送版，使王题之，王有不平色，语信云：‘可掷著门外。’谢后见王，曰：‘题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韦诞诸人，亦自为也。’王曰：‘魏阼所以不长。’谢以为名言。”8这则故事见于《世说新语》“方正”门。《晋书》的记载更为详细，且细节略有不同，“太元中，新起太极殿，安欲使献之题榜，以为万代宝，而难言之，试谓曰：‘魏时陵云殿榜未题，而匠者误钉之，不可下，乃使韦仲将悬橙书之。比讫，须鬓尽白，裁余气息。还语子弟，宜绝此法。’献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将，魏之大臣，宁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长。’安遂不之逼。”9《世说新语》中是谢安让使者送版给王献之题之，王献之将其拒之门外。《晋书》的记载则是谢安以韦诞之事试探王献之，王献之婉言谢之。谢安身为王献之的上级，为何不便直言相命？王献之何以敢婉言推拒？这同样需要回到魏晋社会语境之中加以理解。

　　曹魏时期的韦诞出身京兆韦氏，韦氏自西汉已是关中名门，东汉至魏晋时期长盛不衰，在唐代达到鼎盛。韦诞是韦氏家族的著名成员，仕至光禄大夫等职，他是三国时期著名的书法家，擅长草书、隶书等字体，尤其精于题署。魏朝宫观器物上的题字，皆出自韦诞之手。韦诞经历了一次高空作业，造成极大的心理恐慌，吓得头须皆白，于是告诫子孙不要学习题榜之书（大字楷法），甚至写成家训。韦诞为何不敢拒绝魏明帝的要求？他虽然出身名门，但在曹魏前期，包括魏明帝时代，皇权很是强大，明显凌驾于世族之上。在这种权力关系中，韦诞处于臣属和被动的位置，面对魏明帝的命令，他不能拒绝。何况他“以能书留补侍中”，书法也给他带来了实在的好处。“魏氏宝器铭题，皆诞书”，这更是对他书法地位的肯定。由此之故，韦诞更不能推脱。相形之下，谢安在东晋位居宰辅，权势显赫，王献之何以敢婉言谢绝？

　　上面提到，三国时期群雄逐鹿，出身庶族的曹氏建立了曹魏政权，因其武力雄强，世族的权势尚不突显，及至世族出身的司马氏取代曹魏，建立西晋，琅邪王氏、太原王氏等一批世族的力量逐渐兴起壮大。东晋之建立，更是有赖于琅邪王氏的辅佐，所以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东晋皇族力量孱弱，偏安百年而不坠，依靠的是各大家族的支撑。皇权并不希望某一世族一家独大，由此，皇权与世族之间，各世族之间，世族与庶族之间，形成了微妙的张力关系。皇权有时会借助某一世族或庶族力量来制约另一世族，如东晋初年琅邪王氏权势太盛，晋元帝司马睿自感帝位受到威胁，重用刘隗、刁协等人制衡王氏，引起王敦的不满，引兵攻进建康。琅邪王氏、庾氏、高平郗氏、陈郡谢氏等大族相继执政。

　　各家族之间，一方面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相互缔结婚姻，通过九品中正制、任官制等诸般制度保障自身的权益。另一方面，各家族势力此消彼长，相互竞争，可谓暗潮汹涌。比如，王羲之娶郗鉴之女为妻，因郗鉴位至司空，乃东晋重臣，数次阻止了庾亮废黜王导的提议，对东晋政权的平稳运行立下大功。其子郗愔与王羲之志同道合，关系很好。郗愔之子郗超为大将军桓温的入室之宾，拥有很大权势。《世说新语·简傲》记载：“王子敬兄弟见郗公，蹑履问讯，甚修外生礼。及嘉宾死，皆著高屐，仪容轻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郗公慨然曰：‘使嘉宾不死，鼠辈敢尔？’”10郗超生前死后，王献之兄弟对舅舅郗愔前恭而后倨，很显势力，背后体现了其家族力量的消长变化。再如，才女谢道韫嫁给了王羲之的次子王凝之，她对这桩婚事并不满意。《世说新语·贤媛》记载：“王凝之谢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还谢家，意大不说。太傅慰释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恶，汝何以恨乃尔？’答曰：‘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则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11同样说明了世族联姻的政治目的。王献之在临终前的忏悔更是将婚姻的功利性暴露无遗，他一生之中最遗憾的是与表姐郗道茂离婚，娶了简文帝之女新安公主。这在他实属无奈之举。

　　世族之间的竞争不仅体现在政治权力上，也表现为审美竞争。清谈、人物品藻、书法之争皆属文化素养之争，亦是审美竞争，通过竞争一分高下，表征其家族实力。颍川庾氏为东晋大家族之一，庾翼精书法，年少与王羲之齐名，后来王右军的书名高居其上，庾翼内心颇为不平，与人作书曰：“小儿辈贱家鸡爱野雉，皆学逸少书，须吾下当比之。”12这一故事，很典型地体现了六朝家族之间的审美竞争。

　　关于王献之的书法，陶弘景在写给梁武帝的《论书启》中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史料，“（王羲之）从失郡告灵不仕以后，略不复自书，皆使比一人，世中不能别也。见其缓异，呼为末年书。逸少亡后，子敬年十七、八，全仿此人书，故遂成与之相似。”13王羲之身边有一个神秘的代笔人，应是豢养的门客之属。王羲之致仕之后的作品，基本为此人所写，王献之亦曾向此人学习书法。这一代笔人无名无姓，是隐入历史烟尘中的人物，很是值得关注。东晋时期何以出现代笔人？此代笔人是孤例还是普遍现象？此人有着怎样的日常生活史？他和王羲之等人有着怎样的交往和互动？魏晋时期已经出现艺术收藏和艺术市场，此人所代之笔，除了日常的书牍，有没有面向市场的作品？这些作品有没有留传下来？这些问题值得探讨，只是限于史料，难以穷究。只要文献足够丰富，便可深入分析这些问题。

　　三、作为物质文化的书法

　　近些年来，人类学界对物质文化的研究非常之多，西方学界大多是从跨文化的视角，探讨某一物质文化（糖、茶、棉花、土豆等商品）在全球化背景中的生命历程及其意义再生产，考察其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呈现出的复杂而微妙的权力运作。我们对古代书法的研究，自然不能完全挪用这种研究思路，但可以借鉴其方法论。

　　书法需要书写于物质载体之上，如甲骨、青铜、石头、简牍、绢素、纸张，纸张发明之后，迅速普及，变成最重要的载体。书写需要毛笔，还有墨与砚。汉魏以来，文人就热衷于以笔、墨、砚为题写赋作铭，宋代出现了文房“四宝”之说。所以，一幅书法作品，并不是孤立的书写出的文字，它需要附着于某一物质媒介，需要笔、墨、砚的共同参与，张贴、悬挂或树立于某一空间之中，它的周围存在一个物质世界，它本身亦可以视为一种有形可见的物（things）。

　　历代书法家皆注重笔、墨、纸、砚等文房用具。韦诞善制笔和墨，著有《墨方》和《笔方》，记录了制作笔墨的方法与过程。他曾说：“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后可以逞劲丈之势，方寸千言。”14东晋韦昶“妙作笔，子敬得其笔，称为绝世”15。刘宋张永，“纸及墨皆自营造，上每得永表启，辄执玩咨嗟，自叹供御者了不及也”16。王羲之所写《兰亭序》，用的是蚕茧纸和鼠须笔。宋代以后，在金石学的推动之下，砚台成为文人收藏与鉴赏的重要对象。宋代米芾著有《砚史》，对各地产砚之纹理色泽、历代砚台形制等加以论述。汉学家高彦颐的《砚史：清初社会的工匠与士人》是一部别开生面的物质文化研究著作，作者结合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以及器物的制作技法与视觉分析，从工匠的主体出发，对清初的制砚匠人进行了深入的解读，书中考察了刘源为代表的宫廷造办处砚人、广东肇庆的无名砚工、以顾二娘为代表的苏州女工匠，以及福州的藏砚家。作者借用物的商品化理论框架，去重组砚台历经制作、消费、收藏、修复再至散佚的一系列生命历程，展现它由单一功能（文房用具）转变为多重意涵（士人象征）的过程。17作者提出文匠精神、工匠型学者、学者型工匠等概念，分析了工匠与士人在传统社会的身份认同及其差异和弥合。高彦颐的研究对于我们探讨书法人类学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自魏晋以来，书法作为欣赏与鉴藏的对象日益受到重视，便开启了其商品化的维度。如上所论，王羲之晚年之所以有一代笔人，与艺术市场的需求不无相关。唐代张怀瓘著有《书估》，其中提到购求书法的疯狂现象，“近日有锺尚书绍京，亦为好事，不惜大费，破产求书。计用数百万贯钱，惟市得右军行书五纸，不能致真书一字。”18他以王羲之为标准，将古今96人的书法分成五等，予以估值，为当时的收藏提供参考。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作为商品的书法，借鉴物质文化的研究思路，亦可考察其生产、消费、接受、散佚的生命历程。在这一系列生命历史中，由物见人，众多有着不同社会地位、处于不同社会关系的人物参与其中，形成层层的互动。

　　试举一例。凌濛初编著的《初刻拍案惊奇》之中，提到明代成化年间，苏州有一个名叫文若虚的人，年少聪慧，“琴棋书画，吹弹歌舞，件件粗通。”长大之后坐吃山空，看身边有人经商取利，也思量做点生意。“一日，见人说北京扇子好卖，他便合了一个伙计，置办扇子起来。上等金面精巧的，先将礼物求了名人诗画，免不得是沈石田、文衡山、祝枝山，拓了几笔，便值上两数银子。中等的，自有一样乔人，一只手学写了这几家字画，也就哄得人过，将假当真的买了，他自家也兀自做得来的。下等的，无金无字画，将就卖几十钱，也有对合利钱，是看得见的。”19这段话包含着丰富的信息。第一，明代的苏州商品经济发达，文若虚虽然读书识字，但没有走上举业之路，而是选择经商做生意，可知当时的社会观念已发生很大变迁，“四民”的社会格局已被打破，商人的社会地位显然已有很大提高。第二，作为苏州人的文若虚能到北京做生意，后来又随同有几个走海泛货的邻近到海外采办货物，可知京杭大运河开通之后，水上交通发达，海外贸易亦随之兴盛。第三，文若虚置办的三等扇子，上等的金面精巧，用礼物求了沈周、文徵明、祝枝山等名人字画。沈周等人都是苏州人氏，他们是当世最知名的文人，他们的作品更是艺术市场上的宠儿。文若虚用礼物求他们“拓了几笔”，理论上是可能的。第四，文若虚的中等扇子，乃是伪作赝品，出自“一样乔人”之手，就连文若虚本人也能操作。所谓“一样乔人”，就是专门伪造沈周等人的书画作品的人氏，以供市场所需。这段文字虽然是小说家言，但所谓“小说证史”，我们借此可以觇知明代艺术市场的若干情形。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沈周等人对此等礼物交换行为持有怎样的态度？他们与生意人之间有着怎样的互动？他们的作品流入市场之后，接受情形如何，有着怎样的生命历程，面临怎样的命运？通过挖掘沈周等人的诗文书画、正史、方志、书信、笔记小说、文学作品等，可以还原历史现场，以揭示这些问题。

　　四、审美空间中的书法

　　书法作品总是处于一定的审美空间和文化空间之中，其中少不了人的参与。书法在此空间中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要和周围的诸般元素相搭配相协调，形成一个符合人们审美期待的场域。书法作品的字体、风格、内容、书写者及其艺术性，都有相应的限定。观众进入这些场域，会产生不同的审美感受。

　　比如，商代青铜器上的铭文，早已被视为书法作品。实际上，那些青铜器多为礼器，为王族所拥有，摆放于宗庙、陵墓等仪式空间之中。摆放的位置，器皿的数量与大小，铭文的书写与内容等等，皆依礼制而定。人们进入这些空间，所体验到的是王权的威严肃穆，其宗教性与仪式性压倒审美性，或者说，呈现出的是一种仪式之美和肃穆之美，青铜铭文要服务并展现这种美。再如碑刻、对联等书法作品，亦多处于礼制空间之中，与宗教信仰、民俗传统等息息相关，需要深入到文化空间的内部，对其加以探讨。

　　唐宋以来，园林和书斋成为读书人最重要的活动空间。企慕高雅又有相当经济基础的读书人，无不措意于营造园林、装点书斋。书斋讲究布置，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中给出了一个理想中的书斋场景：“窗外四壁，薜萝满墙。中列松桧盆景，或建兰一二，绕砌种以翠云草令遍，茂则青葱郁然。旁置洗砚池一，更设盆池，近窗处，蓄金鲫五七头，以观天机活泼。斋中长桌一，古砚一，旧古铜水注一，旧窑笔格一，斑竹笔筒一，旧窑笔洗一，糊斗一，水中丞一，铜石镇纸一。左置榻床一，榻下滚脚凳一，床头小几一，上置古铜花尊，或哥窑定瓶一，花时则插花盈瓶，以集香气；闲时置蒲石于上，收朝露以清目。或置鼎炉一，用烧印篆清香。冬置暖砚炉一，壁间挂古琴一，中置几一……画卷旧人山水、人物、花鸟，或名贤墨迹，各若干轴，用以充架。”20在书斋之中，或悬挂或插架的书法作品不可或缺，与众多物质元素一起，构成文人书斋美学。置身期间，所体验到的是氤氲的古雅之气，色、声、香、味、触诸般感官皆得到审美享受，身心获得自由解放，时间与空间，自然与外物，他人与自我，都融合为一，交汇到书房的审美空间之中。清代李渔亦对书斋布置有深入研究，他提出的原则是：“安器置物者，务在纵横得当。……使人入其户、登其堂，见物物皆非苟设，事事具有深情。”21书法等物所呈现出的“深情”，表征着书斋主人及欣赏者的审美趣味和价值追求。《红楼梦》中对书斋多有描写，探春的秋爽斋尤能见出她的性情，书中说：“探春素喜阔朗，这三间屋子并不曾隔断。当地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磊着各种名人法帖，并数十方宝砚，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那一边设着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插着满满的一囊水晶球的白菊。西墙上当中挂着一大幅米襄阳《烟雨图》，左右挂著一副对联，乃是颜鲁公墨迹，其词云：‘烟霞闲骨格，泉石野生涯。’案上设着大鼎。左边紫檀架上放著一个大观窑的大盘，盘内盛着数十个娇黄玲珑大佛手。右边洋漆架上悬著一个白玉比目磬，旁边挂着小槌。”22探春的书斋之中，笔、墨、纸、砚、法帖、对联、绘画、花梨大理石大案、紫檀架、洋漆架、鼎、花、盘、佛手、白玉比目磬等物件，琳琅满目，是一个典型的文人书斋。这些元素置于阔朗的空间之中，表明了探春性格中的大方之气和书卷之气，米芾的《烟雨图》以及对联内容，又暗示了探春超脱自然的一面，颜真卿的书法于磅礴豪放之中又有谨严的法度，这同样喻示了探春的性情特征。书房或许处于更大的园林空间之中，读书人及其友朋于此雅集，观书赏画，抚琴品茗，抵足清谈，默坐焚香，展卷闲读，构成典型的文人生活美学场景。

　　余论

　　如本文开头所言，书法人类学是一个新鲜的研究领域，有着较强的跨学科属性。它的研究对象颇为丰富，举凡历代知名或不知名的书家书作，都可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加以探讨。在研究方法上，它可以广泛吸取历史人类学、艺术人类学、美学、艺术学等学科的方法。本文只是列举了若干古代书法中的案例，进行了较为简单的分析，限于篇幅与史料，只是提示了一些线索，或者提供了一点思路。在分析过程中，本文更多注重书法或书家所置身的社会关系网络或审美空间，需要指出的是，书法人类学研究不能忽视对书法本体的研究，但这种研究需要和外部研究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此外，书法人类学的相关的论题还非常之多，如当代书法人类学的研究，由于社会文化语境发生巨大变迁，当代书法的命运有了重大变化，其书写习惯、观看方式、空间构成等都随之而变，由此生发出一系列新的问题，如书法的展览性与表演性，书家的体制化与市场化等，这些问题都是书法人类学的研究课题，期待更多新的研究成果问世。

　　(作者李修建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