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熙丰变法，无论在中国改革运动史还是在中国古代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宋史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然而人们在研究这场变法时，总是偏重于王安石的变法思想及其所起的作用，而宋神宗的变法思想却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本文拟就熙丰变法前宋神宗变法思想产生的背景，变法思想的萌芽和变法思想的最终形成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宋神宗变法思想形成的背景
宋神宗的变法思想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其成长的环境背景影响下形成的，其背景因素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时代背景
宋初统治者为矫唐末五代以来割据纷争，政权更替频繁之弊，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将政权、财权、兵权、司法等大权集于皇帝一身，同时亦对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进行了改革，从而建立起一整套空前强化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制度。这种制度对于维持政局稳定、国家统一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在一定时期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这种矫枉过正的集权体制自身就潜伏着矛盾与消极因素，并随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明显，终于到北宋中期形成了冗官、冗兵、冗费三大社会痼疾和积贫积弱的社会局面，并由此而引发出严重的社会危机。
首先，是严重的财政危机。日益庞大臃肿的官僚集团致使到嘉佑年间“官吏繁冗，十倍于国初之时”。形成官多而庸的局面。军队数量亦急剧增加，庆历时，兵数竟为宋开国时的六倍，形成兵多而弱的局面。此外，统治集团的大肆挥霍更是对紧张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仁宗时，国家财政已入不敷出，英宗治平二年，财政更是亏空达一千五百万缗！
其次，是严重的统治危机。对内，宋统治者为弥补财政亏空，而加强了对百姓的剥削和压榨，加上宋朝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使土地高度集中，贫苦百姓“无立锥之地”，因此北宋中期，阶级矛盾不断加剧。农民、士兵起义此起彼伏，“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伙）”。他们“白昼公行，擅开府库，其势日盛”。严重影响了北宋王朝的统治秩序。对外，“守内虚外”的军事策略使宋军御敌不利，自宋太宗“不敢北向”之后，宋军不但无力恢复燕云十六州，而且反被不断进攻。边患也严重威胁着宋朝的统治，而巨大的战争耗费、赔款与养兵之费又加重了宋的财政危机。宋王朝面临着财困兵弱，内忧外患的严重局面。欧阳修曾叹息道：“财不足用于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于外而敢骄于内，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这正是当时社会矛盾的写照。
（二）社会思潮背景
面对积贫积弱之弊日益严重的局面，一些有识之士的危机感逐渐强化，他们打破宋初以来黄老思潮影响下的循默苟且、颓堕宽弛的政风，而越来越强烈地发出了革除弊政、变法图强的呼声，变法思潮逐渐兴起。
早在真宗时，王禹就提出一系列“改辙更张，因时立法”的主张，其后宋祁也提出“去三冗，节三费”的改革建议。到仁宗时，改革呼声汇成一股高潮，“方庆历、嘉，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而范仲淹就是这一时期要求变革的士大夫中的代表人物，他对于改变以往循默之政风，而开启“大厉名节，振作士气”的政风起了重要的倡导作用。他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继而提出“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的改革建议。宋仁宗迫于严重的社会危机，“方锐意太平” ，于庆历三年（1043）起用范仲淹为参知政事，筹划变法。与此同时，一批有革新思想的士大夫也走上了政治舞台的前列，如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人。范仲淹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改革方案，其中以整顿吏治为重点，仁宗基本采纳并颁行全国，史称“庆历新政”。新政虽遭失败，但对朝野士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参与新政的诸大臣，日后成为广为士人所尊崇的忧国忧民的楷模，而革新振作的风气也已开启，并浩浩荡荡，逐渐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从庆历新政到宋神宗发动熙丰变法前的二十多年间，变法思潮绵延不断，士大夫纷纷针对时局，提出变革的主张。在众多改革声中，最具影响力的是王安石的变革主张。嘉佑三年（1058），王安石奏呈《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洋洋万言，号称《万言书》。他认为“方今之急”在于通过“教之、养之、取之、任之”之道来培养和选任“能讲先王之意以合当时之变者”，对教育和科举制度进行全面改革，在经济方面，．他针对“患在治财无其道”，提出了“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路线。《万言书》并没有受到晚年仁宗的重视，但在士大夫中却产生了很大反响，王安石也因此受到广大主张革新的士大夫们的推崇，成为这一时期力主变革者中的代表人物。司马光说他“独负天下盛名三十年，才高学富”，刘安世也说“当时天下之论，以金陵（王安石）不作执政为屈”。可见变法图强已成为那个时代在士大夫中广泛流行的一种思潮。在这股改革思潮的影响下，一些地方官在辖区内进行了一些改革的尝试，开启了熙丰变法中许多改革内容的先声。
宋神宗便生长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而又变法思潮方兴未艾的时代，这种环境与氛围便成为宋神宗变法思想酝酿、产生的土壤。
（三）家庭影响
宋神宗生长于宗室，身为太宗之曾孙，他常负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与忧患感。后米他曾说：“朕每思祖宗百战得天下，今以一州生灵，付一庸人，尝痛心疾首”，“国家承祖宗之业，升平如此，朕嗣守大器，日夜恐惧，以思为治之道… … ”而神宗即位前后一段时期内，庆历新政中的革新派大臣成为朝中重臣，这一波澜壮阔的改革运动势必给神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神宗之父英宗，虽在位不到四年，但却是个“有性气，要改作”的皇帝。他鉴于仁宗以来的弊政，向执政提出了“积弊甚众，何以裁救”的问题，他还针对“岁月既深，吏员猥积”、“倍者数矣”的状况，下诏将各品级官员的转迁年限加以延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冗官”给朝廷财政造成的压力。为广进贤才，英宗命宰执大臣推荐才行之士以充馆职。
他说：“先帝临御四十年，天下承平，得以无为。朕方属多事，岂敢自逸，故改此殿名。”并让宠臣王广渊书写《洪范》于屏风上，说：朕遇臣下常务谦柔，听纳之间，则自以明断，此屏置之座右，岂特无逸之戒。”足见，英宗是一位志在有为的皇帝，可惜英年早逝，其抱负无法施展。由以上叙述可见，父祖们的励精图治之举与革新图强之志对宋神宗变法思想的产生无疑起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变法思想的萌芽
宋神宗幼时，便“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败兵”，立志“雪数世之耻” ，到十多岁时，神宗就“慨然兴大有为之志，思欲问西北二境罪”。军队的孱弱、对外战争的失败、国威的蒙辱是促使神宗具有雄心壮志的最初原因和根本的动力。
宋神宗在东宫读书时，就十分崇尚法家学说。在法家之中，他尤其喜欢韩非。治平二年十月，神宗拿出新抄录的《韩非子》，让府僚校对。侍读孙永说：“韩非险薄无足观”，神宗便托辞道：“录此备藏书之数，非所好也。”“非所好”显然只是托辞，否则他就不会亲自抄录了。事实上，法家学说对神宗确有很大的影响。在后来谈论治国之道时，宋神宗常常提起一些古代锐意变法的法家人物，“若古之立功名者，管仲之于齐，商鞅之于秦，吴起之于楚，皆使政令必行”。法家学说中改革进取的精神与“法”、“术”、“势”相结合的加强君主专制的思想，对宋神宗的一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这种影响，才成就了宋神宗日后轰轰烈烈的变法大业。
在宋神宗的皇子时代，王安石是对其影响较大的一位力主革新的大臣。父亲英宗即位时，神宗16岁，这期间王安石的改革理论在社会上有了更广泛的影响。加之在颍邸任职的韩维、孙永等人是王安石的崇拜者，在其日常讲论之间，神宗也会受到他们的影响，而对王安石更加关注。尤其是身为王安石好友的韩维，“每讲说见称，辄曰：此非维之说，维之友王安石之说也”。他甚至要推荐王安石代替自己“太子庶子”的职位。对此，“帝由是想见其人”，而越发对王安石及其政治观点，尤其是改革思想产生了兴趣与好感。王安石的变革主张势必对宋神宗变法思想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启示与鼓舞作用。
三、变法思想的形成
从治平四年（1067）宋神宗即位到熙宁二年（1069）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发动熙丰变法的这段时间，是宋神宗变法思想由萌芽到初步形成的时期。宋神宗即位，亲掌国政后，面临的是日益窘迫的财政危机，国家“百年之积，惟存空薄”又“四年之内，两遭大故… …所费不可胜计”，国库比仁宗晚年时“又益削”。大臣们疾呼：“财用不足，生民无以为命。国非其国也。”宋神宗不得不开始关注现实的问题：财政匮乏。他认识到要“强兵”就必须先“富国”，富国是宋神宗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宋神宗虽有锐意革新的志向，但缺乏成熟的具体构想。于是在施政中，神宗边思考边探索。
（一）下诏求治，广开言路
为了集思广益，广求治国良策，神宗下诏求治。诏书说：“惟治忽在朕躬，夙夜兢兢，上思有以奉天命，下念所以修政事之统”，“夫辟言路，通上下之志，欲治之主所同趣也”。“惟尔文武，其各体朕兹令之非徒也。”从而向天下人昭示了他励精图治的坚定决心。神宗求治心切，常向大臣表露出急于图治的心情，“当冲人嗣位之始，是王者有为之秋”，“方即政之初，止赖卿与朕戮力图治”，“国之休戚卿当与朕共之”。对此，韩维劝谏神宗“天下大事不可猝为，人君施设，自有先后，惟加意谨重”。神宗接受了他的建议，从而以更为慎重的态度寻求治国良策。
求治诏书下达后，大臣们纷纷进言献策。其中张方平和司马光的上疏最为典型，对神宗的影响也较大。张方平主张针对财力困乏，应减省各项浮费；他鼓励宋神宗对现实状况加以改革，“变而通之以尽利”；主张“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提倡朝廷重视食货，发展经济，对神宗的变法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司马光也为神宗分析了国用不足的原因，“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并提出节用的主张。神宗还曾询问司马光富民之术，司马光认为“凡富民之本在得人”，这些建议无疑对宋神宗的变法思想起了一定的启迪作用。
（二）不断探索，改革尝试
宋神宗除了对大臣们的建议加以吸取和借鉴外，还在实际的施政过程中不断探索，并进行了改革尝试，从而促进了其变法思想的逐步形成。改革的尝试可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1、重视理财。
宋神宗的理财思想以“节用”为主，但也有促进生产发展，减轻农民负担的一面。熙宁元年（1068），他对文彦博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以不丰，大臣宜共留意节用。”此外，神宗还就冗官厚泽，恩荫太滥以及宗室等方面的问题采取了一定的改革举措。宋神宗还十分关心民间农业生产，重视水利设施的兴修。熙宁元年（1068）六月，他下令在保州进行筑提、掘沟等水利工程的兴置。此后，他又下令命诸路监司官访寻各州县可兴复的水利工程遗址，并加以兴修。而且，对在兴修水利工程中作出成绩的人加以表彰奖赏。这一措施对于发展生产、提高农业产量、增加社会财富，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神宗两次下诏，命“官吏有知差役利害可以宽减者，实封条析以闻”。于是韩绛、司马光、吴充等人纷纷献计献策，并针对役法改革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之后，神宗命赵、陈荐总结“中外臣庶”的条奏，为以后的役法改革作了充分的准备。差役改革为保障农民生产时间，促进生产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我们可以看出，开源与节流并用，是宋神宗理财思想的一个特点。
2、馆职考试的改革。
宋神宗一向重视“择人”，选拨优秀的官员。治平四年（1067）闰三月，神宗下诏对馆职的考试方法进行改革，罢废以前只以考试诗赋来录取馆职官员的办法，而代之以考试与时政相关的“论一首，策一道”。这一举措不仅使馆职官的
政治素质得以提高，也使学者们更加重视现实的政治问题。这一改革成为熙丰变法中科举考试改革的先声，这也显示了宋神宗对教育和选官制度改革的务实思想。
3、军事战略思想的形成。
宋神宗即位后，关心军事及对外方略。为此他曾向庆历新政时的变法派大臣富弼进行请教，而其“愿二十年口不言兵”的回答使宋神宗颇为失望。宋神宗长期以来强兵的愿望使他不甘心守成、无为，他要进取和开边。治平四年时，陕西转运使薛向上疏，建议招纳横山族长，从而对西夏逐步采取攻势。神宗对他的主张很是欣赏和重视，并对薛向加以赏赐。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韩琦上奏请求修建筚篥城，这样便可与鸡川寨、古渭寨相通，“成外御之势”。同时也消除了西夏吞并古渭一带各蕃部的危险，并隔断了西夏同瞎药、木征、青唐等族的交结，这就是“断西夏右臂”的战略。宋神宗马上采纳了这个建议，并亲自将筚篥城定名为“甘谷城”。这一措施有利于加强西北地区抗御西夏的能力，并从战略上开启了“断西夏右臂”的行动。同年，新安主簿建昌军司理参军王韶，在对西北进行实地考察后，奏上《平戎策》三篇。他认为“西夏可取”。他提出：首先收复河、湟，把住宋的西北大门，使夏人无机可乘，腹背受敌；其次，威服吐蕃，兼并诸羌，避免西夏与吐蕃的联合，使西夏孤立，这样西夏就无法对宋构成威胁，宋就不怕西夏不服了。王韶这一有战略眼光的建议，与宋神宗的愿望不谋而合。神宗看后，“异其言”，并召王韶面谈，提升他为管干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王韶的建议使“断西夏右臂”的设想又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从而更具积极进取的姿态。这一策略对宋神宗的军事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宋神宗在熙丰时期对西夏战略的指导思想。
从宋神宗即位初期的改革尝试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熙丰变法之前，宋神宗已在富国、强兵、选仕制度方面初步形成了变法思想，虽然还不成熟，不系统，但已具雏形，成为熙丰变法思想的根基。
（三）用王安石，启动变法
在宋神宗的变法思想中，理财是他最关注的现实问题，但是侧重于“节用”的理财方法，对于解决财政危机，积蓄财富以开边，简直是杯水车薪。宋神宗要“大有为”，而不是点滴的改良，他要寻找一种创造性的、开拓性的方法来改变国贫兵弱的现状。于是他想到了王安石。王安石的《万言书》给神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其“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观点给宋神宗很大的启发。于是宋神宗毅然起用王安石，召入京城，询以治国之道。王安石“开源”的理财之术对神宗启发最大。王安石提出“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陛下果能理财，虽以天下自奉可也”、“守财之言非正理”。神宗对王安石的这一主张大为赞赏“计治道无以出此”。从此，在宋神宗的理财思想中，“开源”便成为重点，而“节用”成为其次，但这并未改变宋神宗始终坚持的“开源”与“节流”并用。在熙丰变法中，宋神宗在广为开源的同时，裁减军队、裁减冗官及多余官僚机构等，这也是其坚持节流的体现。
王安石除了在理财、富国之术方面对宋神宗有很大启发外，在文教、军事方面对宋神宗亦有很深的影响。在文教方面，王安石反对“以诗赋记诵”取士，主张设“学校养成之法”，以选拔有实际才干的人才。在军事方面，他主张训练士兵，并为军队“择将”，以增强将领在战争中的权力。对此宋神宗称赞道：“此皆朕所未尝闻，他人所学，固不及此。”
宋神宗之所以大胆任用王安石，启动熙丰变法，就在于他对变法已经考虑得较为成熟，同时深信王安石是能够辅助他完成富国强兵伟业的人才。他们的结合主要源于两点共识：其一，要富国强兵就必须变法。神宗即位，面对积贫积弱的困境，其改革的“性气越紧，尤欲更新之”。而王安石则早就提出“天下弊事甚多，不可不革”，他曾对神宗说：“修吾政刑，使将吏称职，财谷富，兵强而已。”其二，欲行富国强兵之法，就必须理财。神宗“以国用不足，留意理财”，并认为“欲致治于天下者，必富之而后可”。而王安石则早就对理财论述颇多。在王安石的启发与影响下，宋神宗的变法思想日益发展、成熟。可以说王安石对于宋神宗变法思想的最终形成起了催化作用。
从宋神宗的变法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出，宋神宗的变法思想不偏激，而是力求稳健。他既主张开源，又不放弃节流；既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又重视制度的改革和建设；既积极进取，又稳健持重；既重用变法派，又任用反变法派；既信用王安石，又时刻不忘加强皇权。正因为有了宋神宗这样的思想指导，熙丰变法才得以顺利而持久地推行下去。
文章刊载于《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