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嘉靖、万历年间，古代书画作品大量出现在江南地区太湖一隅，鉴藏家群体和书画掮客们频繁参与书画交易活动，他们之间相互交往，形成较为成熟品鉴理念。
其中文徵明作为较具代表性的鉴定人物之一，书画鉴定方面有“大法眼”和“具眼”之称，文徵明曾言：“余有生嗜古人书画，尝忘寝食。每闻一名绘，即不远几百里，扁舟造之，得一展阅为幸。”
书画收藏与考鉴
文徵明可以说是收藏世家，早在父辈文林和文森的题识中，可知他们曾从龙游一不知名士绅手中购得一帧王献之书法《地黄汤帖》，以及未知来处得到的赵孟頫《临智永千字文》和赵雍《临李公麟马图》等名迹。这些藏品深深地影响了幼时的文徵明，使他走上了真正有规模的收藏。
文徵明曾藏有王羲之《平安帖》、米芾《临争座位帖》、米芾临《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石刻拓本《后归都穆》、苏轼《楚颂帖》石刻拓本、赵孟頫《临王右军服食帖》。
王羲之 平安帖
苏东坡 楚颂帖 石刻
史载文徵明父子先后收藏的书画作品，总数应在一百幅左右，至于过目并留下题识的作品则更是数目繁多，如唐晚期诗人林藻的行书《深慰帖》，原系北宋徽宗御府旧藏，《宣和书谱》卷十曾著录如下：林藻，不知何许人也，传记莫得而详其行贯，作行书，其婉约丰妍处得智永笔法为多。有唐三百年书者特盛，虽至经生辈其落笔一自可观。盖唐人书学自太宗建弘文馆为教养之地，一时习尚为盛，至后之学者随其所得而各有成就，如藻之于智永是也。初，永刻意学书于王羲之，颇得其妙，所乏者风神，议者谓其章草入妙，隶书入能，于是一字之出可直五万，其为当时所慕如此。藻之步骤盖出入智永之域者，惜乎不能究永之学，亦交一臂而失之也。今御府所藏行书一《深慰帖》。
林藻 深慰帖
林藻书法主宗智永和尚，属于“二王”系统，墨迹《深慰帖》早已佚，幸今有拓片存世，可观其字体结构严谨，气息婉约，章法舒缓，笔画饱满丰妍，确有“婉约丰妍”之气。明嘉靖乙丑年（1565）五月，文徵明次子文嘉查阅严嵩（1480—1567）被抄私人藏品时，见到了这件墨迹，他在《钤山堂书画记》中写到：“林藻《深慰帖》一，吴文定公家本，乃宣和内府所藏。别本云匏庵先生家物，宋宣和御府录藏，林公书仅此帖耳”。揣摩文嘉语气，他认为该书帖不仅是真迹，而且认为它是林氏存世的一件孤本墨迹。
由于《深慰帖》在入藏严氏之前曾被文徵明的诗文老师吴宽所收藏，文徵明得以多次观看该书帖，并对之进行了详细考辨：右唐林藻深慰帖，元人跋者五。李倜士弘，河东人，官待读学士，谥章肃。张仲寿希静，本内臣，带学士承旨。邵亨贞复孺，陆人，寓华亭。袁华于英，昆山人，国初郡学训导。张适子宜，长洲人，终宣课大使。按诸跋谓此帖即宣和书谱所载，今验无祐陵印记，惟有绍兴二小玺，似为思陵所藏。盖南渡后，购收先朝书画，民间藏者，或有内府印记，即拆列以献。又当时多属曹勋、龙大渊审定，二人目力苦短，往往剪去前人题语。此帖或民间所献，或经曹、龙之手，皆未可知也。又有柯九思、陈彦廉名印，柯字敬仲，天台人，官奎章鉴书博士。此帖印记特多，且有秘笈字，盖其所藏也。而仲寿所题，亦云尝藏之。彦廉名宝生，泉州富商，元末居太仓，家有春草堂，所蓄书画极富，袁、张二人尝主其家。此帖又为陈氏题者，则此帖经三氏所藏无疑，后归吴江史明古，而吾师匏庵得之，故某数获观焉。今疏本末如此，其详则俟博雅君子。
文家收藏书画，其目的是在于创作，与商人性质的藏家不尽相同，从相关文献资料来看，其藏品多来自于他身边师友，而文徵明和他的儿子们又有所不同，文徵明极少参与带有功利性质的书画买卖，文彭和文嘉则不然。项元汴家族和文家在藏品上来往最多，项家的许多藏品就直接来源于文家。惜文家未有收藏著录存世，我们对其藏品具体情况也难了解清楚。谢巍认为文徵明的《莆田集》“所载其过目之古书画名迹，已有百数，若计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诸名家书画，当有数百。其于嘉靖二年至五年在翰林待诏任上，内府所藏亦必有过目者，以及收藏家、好事者送请鉴赏亦不少。且其家于嘉靖年间搜求书画不遗余力，所刻《停云馆帖》已可见收藏法书之富”。
文徵明 停云馆帖
都穆曾藏有《黄庭不全本》墨拓，请时任庆云县知县的文森转交文徵明代为考订鉴别，文徵明详加考证后并作长跋，认为此帖为宋本，虽不全却也颇为难得：“宋诸贤论黄庭众矣。然但辩其非换鹅物，卒未尝定为何人书。虽米南宫，亦第云‘并无唐人气格’而已。至黄长睿秘书始以逸少卒于升平五年，后三年为宁兴二年，黄庭始出，不应逸少先已书之。意宋、齐人书，然不可考矣。予按陶隐君与梁武启已有等语。隐居去晋为近，当时已误有此目，则书非逸少笔，其为晋、宋间名人书无疑。而赵魏公独以为杨许旧迹，岂别有所见乎？”
唐石刻数种并佳，传流近代，转益失真，无足观者。此本纸墨刻拓皆近古，中“玄”字并缺末笔，固是宋本。自“还坐阴阳门”下，皆无之，校他刻才得其半。字势长而瘦劲，涪翁所谓徐浩摹本为是。都玄敬不知何缘得之，以遗从父庆云令，转以付某。虽非完物，自可宝也。
以上就是1491年文徵明为都穆所藏《黄庭不全本》作的一段长跋，也是迄今为止所知文徵明最早的一段关于鉴藏的题跋，时文徵明二十二岁。说明已具备很高的鉴赏水平。
书画的购买途径
文徵明及其两个儿子收藏书画，其书画藏品来源一部分自购于书画市场，另外还有交换、家传、馈赠等几种获得藏品的方式。
詹景凤在《东图玄览》中有多处记载文徵明买卖书画的记录。此外，文家藏品亦有部分来自文徵明的老师沈周。《东图玄览》载：文休承家藏梅花道人古松，根盘绝壁，诘曲轮囷，下架石峰，而枝复上青天，其势如龙。笔法古劲，下有数石峰，峰下作大棘刺乱叶，墨汁淋漓，原沈石田家物。承示三画并佳，而雪雁尤妙，仲穆教子图亦可观，当以善价购之。昨示马文璧云山，价可一两之上，二两之间，过此不必收也。草草奉覆世村乡兄。十月晦。
在另一则书画题跋中，文徵明还曾透露过老师李应祯获取苏东坡真迹《楚颂帖》的购买价钱：“ ……予往时尝蓄石本。比在滁，始得观于太仆少卿李公所。其先藏金陵张氏，李以十四千得之。尝欲归阁老宜兴公，未果而卒。卒后，宜兴吒家君寺丞致之，凡留予家半岁……”这里，文徵明明确写到李应祯从金陵张氏家中获得《楚颂帖》这件藏品，花费了十四千的价钱。
此外，文徵明在得观张僧繇《霜林云岫图》时，在跋文中提起王鏊生前屡求不得，但藏家去世后，其子却持画来吴中求售的事情：……此卷向藏于古中静处，王文恪公屡遣人物色之，竟不可得。今中静已矣，而其子持至吴中求售，默庵不惜三百金购之……
为了对明代中期苏州地区古代书画的价格有更为全面的了解，我们再来看看同时期其他鉴藏家在其文集中所涉及的部分内容。文徵明的好友都穆曾获观一件赵孟頫的作品，并记于《寓意编》：赵子昂《秋江待渡图》，旁细书官衔，云为叔固公摹。上有张天雨诗，常熟陈原锡家物，后丹客得之，以售郡人沙生，二十五千归洞庭人家。
由此可见，赵孟頫的一件作品在当时需要花费二十五千。中国古代的收藏家中，项元汴的收藏富甲一方，声名远播，但却也因为与生俱来的商人秉性而受到文人收藏家们的诟病。
当然，除了直接购买，鉴藏家们之间也时常互换藏品，遇到朋友特别喜欢的藏品，也有慷慨相赠的情况。文徵明就曾记有他以自藏《孔子庙碑》与朱存理互换《汝南帖》，并考订为米芾手临，后都穆见后称爱，又题而归之的美事。
收藏家之间的交往
收藏自然提高了其个人的鉴赏水平。同时当时吴地的许多书画家、收藏家以及文人士大夫等都曾聘请他鉴定家藏书画，诸如沈周、唐寅、项元汴、华夏、陆宗瀛、聂双江、沈润卿、史明古、邹光懋、黄应龙、张鳌山、张秉道、王直夫等。这些文人士大夫，或在朝为官，或耽于书画，他们大多不是专门的私人藏家，文徵明和他们相互酬唱交游，并将部分寓目过的书画藏品记录下来，留下了自己的鉴考意见，主要集中在文氏书画著作和大量古书画作品的题识文字之中，构成了后世学人研究文氏鉴考古书画的重要文献。
何良俊在其著作里曾记载：衡山最喜评校书画。余每见，必挟所藏以往，先生披览尽日。先生亦尽出所蓄。常自入书房中，捧四卷而出。展过，复捧而入，更换四卷。虽数返不倦。
对于古代书画的鉴藏，文徵明自青年始，自始至终保持着发自内心的热爱，而明代中期的苏州地区，为他的这种热爱提供了自由发展的广阔天地。无论吴宽、李应祯、沈周，教授给文徵明的不仅包括诗文、书法、绘画方面的修为，也为他提供了鉴藏的丰富阅历和宝贵经验。及至晚年，文徵明已在鉴藏方面超过了他的老师们，成为江南地区鉴藏活动的核心人物。他也和老师沈周一样，通过书画鉴藏活动，得以师法古人，并将之运用于书画创作之中。
文徵明与华夏交情颇深，华夏曾收到《淳化阁帖》，文徵明为之作长跋：余生六十年，阅《淳化阁帖》不知其几，然莫有过华君中甫所藏六卷者。尝为考订，定为古本无疑。而中甫顾以不全为恨。余谓淳化抵今五百余年，履更兵燹，一行数字，皆足藏玩，况六卷乎？嘉靖庚寅，儿子嘉偶于鬻书人处获见三卷，亟报中甫以厚值购得。非独卷数适合，而纸墨刻拓，与行间朱书辩证，亦无不同。盖原是一帖，不知何缘分拆。相去几时，卒复合而为一，岂有神物周旋于其间哉！
宋拓 王献之淳化阁帖
从文徵明题跋中不难看出，他不仅充当着华夏鉴藏事务的把关人，为他的藏品把握次第、考订鉴别，同时也主动为华夏搜罗寻找心怡的藏品，起到了类似收藏中间人的角色。
他与其他文人也保持着密切来往。嘉靖三十五年丙辰（1556），何良俊辞官南归，还曾两度造访文宅，求观书画。他在其《书画铭心录》中记述了这次经历：余归时往见衡山，因故乡遭变惨酷，急欲省视，即辞去。抵家凡四十日，还京次吴门，复造衡山，款坐，设饭。久之，良俊请曰：“武库所藏皆是精品，然良俊记忆不忘者，独苏长公《嵩阳帖》及赵文敏与中峰手简二卷耳。请再观之。”因出示，回环展玩，神思飞越，真宇内奇宝也。
看来何良俊对保存于文徵明家的许多书画藏品都十分熟悉，他所心怡的苏东坡和赵孟頫作品，也应不是第一次在徵明处看到了。文、何二人在书画鉴藏交流方面，也十分频繁。
最为令人关注的是，文徵明与大收藏家项元汴之间的交游。项元汴曾藏有《沈周画韩愈画记图》，其中有项元汴自跋：“沈石田画韩文公画记图，文衡山书，墨林项元汴真赏，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春三月上已装池。”项元汴的跋是在1552年，从他的跋语中原本会以为此件作品为沈周文徵明合璧的书画作品，其实文徵明的书跋中写道：“嘉靖戊午（1558）八月廿又四日，为项君子京书。”
我们从其他资料中，还可看到更多关于项元汴与文徵明交往的事例：嘉靖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文徵明为项元汴书《北山移文》；六月，项元汴过停云馆，以润笔四金向文徵明索书，文氏作小楷《古诗十九首》及陶渊明《田园诗》；嘉靖三十七年闰七月十三日，文徵明为项元汴书《独乐园记》；项元汴本人收藏的文徵明书画作品，现在仍存世的也有不少。例如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徵明《自书诗帖卷》《关山积雪图卷》《画兰竹》《古树茅堂册》等。
文嘉 自书诗卷
书画的鉴赏方式
文徵明在书画创作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向古人学习，收藏自己喜欢的古代书画、碑帖、古籍，仔细揣摩学习，对字画更多加以临仿，是一种通过收藏提高艺术创作水平的有效手段。但个人收藏数量有限，如果遇到自己喜欢的书画作品或者古代碑刻，文徵明会采用“借观”的方式，这种情况在当时并不少见，苏州地方的收藏家和书画家互相之间，都十分认可这样的鉴藏交流方式，这无疑大大弥补了个人收藏能力的不足，扩大了收藏的文化影响力。
唐寅藏有一件《宋高宗石经残本》，文徵明就曾“借观”数月，并详细考订此拓本作者及版本年代：右小字石经残本百叶，约万有五千言。前后断缺，无书人名氏。余考之，盖宋思陵书也。……唐君伯虎宝藏此帖，余借留斋中累月，因疏其本末，定为思陵书无疑。正德十二年岁在丁丑夏端阳日跋。
“余借留斋中累月”，想必是因为此石经残本内容含量极大，须花费不少功夫，但文徵明对于碑帖的研究确实过人。通过这样的“借观”，不仅文徵明的鉴藏知识得到检验和丰富，又经过他的研究，促进了唐寅的鉴藏知识，可谓一举多得。
在向老师李应祯学习时，他就已经获得许多观摹古代书法原作的机会，其后他个人也十分注重对于古代书法作品和石刻的收藏，至于他在收藏家朋友处所看到的珍贵收藏，他也都会提出“借观”的要求。
《颜鲁公刘中使帖》是华夏家的藏品，原为史鉴所藏，文徵明年轻时曾和老师李应祯在史鉴家获观，对此作品他十分喜欢，念念不忘，因与华夏交好，因而得以时常“借观”：右颜鲁公《刘中使帖》，徵明少时，尝从太仆李公应祯观于吴江史氏。李公谓：“鲁公真迹存世者，此帖为最。”徵明时未有识，不知其言为的。及今四十年，年逾六十，所阅颜书屡矣，卒莫有胜之者。因华君中甫持以相示，展阅数四，神气爽然。嘉靖十年岁在辛卯八月朔，长洲文徵明题。早来左顾，匆匆不获款曲，甚愧。承借留颜帖，适归，仆马遑遽，不及详阅，故随使驰纳。他日入城，更望带至一观，千万千万。签题亦俟后便，不悉。徵明顿首，中甫尊兄。
颜真卿 刘中使帖
除了从收藏家处“借观”，在获知藏家讯息或者为心仪已久的某件作品，还可以前往藏家家中，正所谓“往观”。弘治十三年（1500），文徵明与徐祯卿前往沈律家，共同观赏了沈君家藏的《宋徽宗画王济观马图》及郑思肖《画兰》，两人还各赋诗题于郑思肖卷上。
对于热爱书画艺术的鉴赏家而言，“往观”不仅不辛劳，反而是藏家相互交流和切磋的宝贵机会，他们乐此不疲。文徵明曾言：“余有生嗜古人书画，尝忘寝食。每闻一名绘，即不远几百里，扁舟造之，得一展阅为幸。”
只要能观得名绘，即使几百里也可以扁舟造访，文徵明之于书画鉴藏精神可嘉。
除了借观，同观和雅集也是文徵明鉴赏的方式之一。徵明之所以在很年轻时就具备高超的鉴赏力，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时常能与沈周、李应祯“同观”某件藏品，并在这个过程中接受他们的指导。除了师生同观，更多的情况是众多友人一起观赏。文徵明晚年的一段跋，既是对朋友友情的追忆，也是大家共同鉴赏书画的印证：徵明往与徐迪功昌国阅此卷于沈君润卿家，是岁为弘治十三年庚申也。及今嘉靖己丑，恰三十年矣。追忆卷中诸君，若都太仆玄敬，祝京兆希哲，黄郡博应龙，朱处士尧民，张文学梦晋，蔡太学九逵及昌国，时皆布衣，皆喜鉴别法书名画。每有所得，必互相品评以为乐。及是诸君皆已仙去，惟余与九逵仅存，亦颓老翁，无复当时讨论之兴矣。润卿去仕中州，将携此卷以往。拭几重阅一过，不能不为之慨然也。是岁仲夏五月既望。
三十年前文徵明与徐祯卿同在沈津家观赏此卷，同观的还有都穆、祝允明、黄应龙、朱尧民、张梦晋、蔡九逵，三十年之后文徵明再观时，除文徵明和蔡九逵之外，其余人均已作古，文徵明不胜感慨。
展现“同观”这种鉴赏方式的最佳时机，恰恰是当时的文人雅集。文人雅集，古已有之，历史上最为有名的雅集，无外兰亭雅集。元末昆山的顾阿瑛，广结天下名士，雅集开吴中风气。直到明代中期苏州地区，雅集依然是文人一种重要生活方式。徵明的老师沈周的有竹居、王鏊的真适园、吴宽的东庄，当时都是文人雅集的重要场所，文徵明也有记录朱存理、钱同爱、陈淳等人雅集停云馆的画跋。
鉴定方法和鉴藏观念
相比其他书画鉴藏家，徵明有其特有鉴定方法和理念。他更重视法书和法帖鉴藏，在他所题跋的诸多古代书画作品中，法书和法帖的数量要明显多于绘画，而在书画鉴藏过程中，他也比较留意自己喜爱的法书作品，特别是年代久远又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书家的作品，他格外珍视。
这样的鉴藏习惯，为他晚年刊刻《停云馆帖》积累了宝贵的资源，部分他早年所寓目并鉴定的法书作品就成为了刻帖时的选本对象：右杨少师神仙起居法八行，南宫书史、东观余论、宣和书谱皆不载。余验有“绍兴”小玺及“内殿秘书”诸印，盖思陵故物。后有米友仁审定跋尾及译文四行。按绍兴内府书画，并令曹勋、龙大渊等鉴定。其上等真迹，降付米友仁跋。而曹、龙诸人，目力苦短，往往剪去前人题识。此帖缝印十余皆不全，是曾经剪拆者；其源委受授，莫可得其考也。
凝式史称杨少师，徵明首先考查此作品流传。虽米芾《书史》、黄伯思《东观余论》、《宣和书谱》都未著录此作，文徵明依然通过鉴藏印和跋文厘清了此作流传的来龙去脉。此作为宋高宗时内府旧藏，书作上有米友仁跋文及释文，米友仁同时也是宋高宗时的书画鉴藏大家，因而他的跋文自然也是文徵明采信的重要依据。
杨凝式《神仙起居法帖》
同时，“避讳字”其实也是判断书画真伪和年代的重要依据。在文徵明的鉴定方法中，对此也有过十分明确的运用：西台书，世不多见。此卷千文，结体遒媚，行笔醇古，存风骨于肥厚之内。按黄文节公庭坚评西台书“肥不剩肉，如美女丰肌，而神气清秀”。又谓“其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律”。今观此书，信不诬也。惟是题名为隐语，或以为疑。然宋、元题识数人，皆极称赏。而所谓“柱史裔孙”者，因寓李姓其间也。此其事虽不可考，要之为西台书无疑。其中“殷”“敬”“匡”“恒”字，皆有阙笔，盖翼、宣、艺、真四朝讳也。建中真宗时人，故所讳止此。
徵明也从不曾掩饰，在他诸多书画题跋中，涉及到苏东坡作品的有好几件，其中一件为张秉道藏《东坡墨迹》题跋中，可看出他对苏东坡的研究之深：右苏文忠公与乡僧治平二大士帖，赵文敏以为早年真迹。按公嘉祐元年举进士，六年辛丑中举制科，遂为凤翔佥判。越四年治平辛巳，如判登闻鼓院，寻丁忧还蜀。至熙宁二年己酉始还朝，监官诰院。四年辛亥出判杭州。此书八月十六日发，中有“非久请郡”之语，当是熙宁中居京师时作。盖公治平中虽尝居京，然乙巳冬还朝。而老泉以明年丙午四月下世，中间即无八月。又其时资浅，不应为郡，故定为熙宁时书，于时公年三十有四矣。公书少学徐季海，资媚可喜。晚岁出入颜平原、李北海，故特健劲浑融，与此如出二人矣。
帖故有二纸，元季为吴僧声九皋所藏。九皋尝住石湖治平寺。以此帖亦有“治平”字，遂留寺中，且刻石以传，而实非吴中治平也。九皋既没，此帖转徙他所，而失其一。吾友张秉道，世家石湖之上。谓是山中故实，以厚直购而藏之，畀余疏其大略如此。
徵明在对苏东坡的学习过程中，也注意吸收了他对于画史和风格的观点，同时在书画鉴定中有所运用。例如文徵明为陆宗瀛所藏柯九思《墨竹》的题跋中所言：文湖州画竹，以浓墨为面，淡墨为背。东坡谓此法始于湖州。柯奎章此幅颇奇，人多不知其本，盖全法湖州也。虞文靖云：“丹丘虽师湖州，而坡石过之。”但时世所传湖州竹绝少，余两见又皆小幅，无坡石可验；用书伯生之论，以答宗瀛，聊当评语。敬仲名九思，号丹丘生，天台人。仕元，文宗时为奎章阁鉴书博士，颇见宠礼。画有“训忠之家”印，盖文宗题其父墓有“训忠之碑”，故云。可见文徵明很注重画史和著录在鉴定中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