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的功绩
在确立了毛泽东的党和红军领导地位以后，朱德和周恩来一道积极协同毛泽东指挥红军行军作战，在我军转变形势过程中作出了很大贡献。
这里，我想顺便谈谈朱德在红军的发展时期所起的重大作用，以及我个人的一些见解，以寄托我对朱老总的深切怀念。
朱德从同毛泽东会师上井冈山到第一次反“围剿”之前这段时间，虽然对湘南农军编成的第三十、三十三团和二十九团两次返回湘南的问题，对红四军在福建龙岩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军原则问题，关于富田事变与肃反问题等，有过不同的意见，但都是属于围绕如何建设好红军，如何纯洁内部、战胜敌人的认识问题，又是在缺乏经验的摸索阶段发生的，这是党内思想矛盾与斗争的正常现象，而且在后来的实践中得到了共识。
在反第一、二、三次“围剿”战争中，朱德与毛泽东对战术思想，作战指挥，红军任务等都是步调一致、同心协力的，因而形成了“朱毛红军”,成为苏区人民的佳话，连敌人的报纸也诬称“朱毛共匪”。
在他俩的领导与组织指挥下，取得了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使苏区根据地迅速扩大，政权建设初具规模，红军不仅数量上扩大，而且从初期的游击战转到游击、运动战，从歼灭小股敌军到消灭敌几个师的胜利。这些均有史料可查，本文不再赘述。
现在要说的是，关于毛泽东在宁都会议被免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以后，在1933年春为什么仍能取得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的问题。
当代的论著中有种种说法，我想，如果读者打开历史档案，就可一目了然，得出正确的结论。
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中央红军的兵力部署.战斗命令等，都是由中革军委主席朱德或者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亲自签署的。
当时，蒋介石调集了50万兵力，其规模比前三次大，兵力比前三次多。红军7万余人，经过黄坡、草台冈两个战役，共歼敌三个师，俘敌五十二师师长李明、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以下1万余人，缴枪1万余支，战果比前三次反“围剿”更大。
取得这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的主要原因是，朱德等同志运用了前三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发展了他同毛泽东共同创立的打运动战的思想和战术原则，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机动的指挥战斗，断然撤离南丰、大胆退却至具有有利地形的宜黄南部，坚决抵制了“左”倾冒险主义的作战方针，取得了这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正是由于朱德的建军思想与作战指导原则等同毛泽东一脉相通，所以，在1934年1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召开的第六届五中全会时，朱德虽然参加了这次全会，却没有让他加入中央领导核心，实际上，就是否定了朱德、毛泽东共同领导与指挥中央红军粉碎敌人历次“围剿”的战略战术和成功经验。
在广昌战役中，李德到了广昌前线以后，不首先到前沿阵地作实地考查，却把每个碉堡、掩体修在什么地方，都用红铅笔画在十万分之一地图上，紧接着，就派我们这些作战参谋下去核查督促落实，不给下面指挥员选择有利地形构筑工事的权力。
弄得我们下去同师团首长共同勘察定位时，竟找不到修建点在什么地方，因为地图与实地误差很大，地图上有的，实地没有，地图上没有的，实地却有，无法落实，朱德对这种做法很反感。
当我们回来汇报这一情况时，朱德听了十分不满地对李德说：不给各军团、师首长以任何机动灵活权，靠图上作业指挥，哪能行呢?绘制的地图同实际地形不完全相符嘛，纸上谈兵必定要吃败仗，我们过去粉碎敌人的四次“围剿”战术，靠的是机动灵活，集中兵力，选择隐蔽有利地形，发起突然袭击，不死守城池而取胜的。
可是，朱德的正确意见不被博古、李德采纳。结果，我军遭受重大损失，招致战役失利。
在这种处境里，朱德沉默寡言，很少说话，笔者看得出来，他忧心如焚，对“左”倾路线深感愤懑。但他严守党的纪律，从来不在我们这些参谋人员面前和别的场合，议论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
朱德利用这段时间深入红军部队，作调查研究，并且经常到瑞金红军大学和几所专科学校讲课，主要是讲红军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成功经验，他讲得生动具体，活灵活现，听课的同志们全神贯注，深受鼓舞。这是在那种特殊环境下朱德同“左”倾路线斗争而采取的策略与方式。
在长征出发前，从一件“小事”上也可以看出朱德对博古“左”倾路线大搬家式的不满与抵制。
1934年10月初，中央红军被迫作战略转移时，党中央按照中革军委领导同志的年龄、身体情况以及工作需要，给每位领导同志配一副担架、 一匹坐骑、 一挑文件箱子。
论年龄，朱德已经48岁，在中央领导同志中是最大的(董必武、徐特立、林伯渠、谢觉哉四人随军委卫生部行动，不在内)。可是，朱德既不要担架，也不要文件箱子，只要了两匹马，一匹乘骑， 一匹驮行李和文件，这样就节省了6名身强力壮的同志充实到战斗连队。
实际上，驮行李文件的那匹马是随康克清指导员走在直属队后面，用作收容掉队病号用的，成了我们直属队的公用马，我发虐疾病时就多次骑过这匹马。
正因为朱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用各种方式抵制“左”倾路线，所以，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手稿中，在谈到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上所犯错误时没有讲朱德有责任，故提出“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
当代许多关于遵义会议的论著,都谈到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在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时所作出的贡献。
实际上，从黎平会议到遵义会议，朱德也是毛泽东最积极的支持者，例如，朱德曾签署了中央红军放弃北出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的命令，正是对毛泽东正确主张的支持。陈云亦是毛泽东的积极支持者。
在遵义会议上，朱德虽然没有发表长篇大论，但起的作用是别人代替不了的。因为朱德在红军中有崇高的威信，而这种威信又是从南昌起义以后在数百次战斗中逐渐形成和树立起来的，他一天也没有离开过部队，始终同战士一道战斗。这种在实践中建立起来的威信，是谁也贬低不了的。
朱德为什么最积极支持毛泽东出来掌舵呢?
道理很简单，他从井冈山时期就同毛泽东合作共事，既创建扩大了红军，又一道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围剿”,创建了中央苏区，在战斗实践中同呼吸，共命运，产生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这道无形的却是客观存在的坚固友谊之墙，是谁也推不倒、拆不散的。而在“左”倾路线统治与指挥下，不仅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反而丧失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战略转移以后的3个月实践证明，红军已损失一半，三人团已无法扭转局势，只有推举毛泽东出来挂帅，才能挽救红军、挽救党，从逆境中摆脱危机。
在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问题上，朱德的意见亦同毛泽东完全一致。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之后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是朱德、刘伯承建议从赤水北上，选择在宜宾与泸州之间的江面作为渡江点。因为他俩知道，这段江面较宽、流速较缓，利于大部队渡江。
在从贵州向云南、四川进军中，朱德、刘伯承、聂荣臻经常率部先行，披荆斩棘，开辟通道。因为他们是四川人，比较了解民情、地形、气候的情况。比如，刘伯承率领干部团抢占皎平渡成功，搜集了七只木船供全军渡江之后，朱德建议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留在金沙江北岸指挥全军渡江事宜，他和刘伯承又率干部团和三军团先行出发，攻占了通安，包围会理，使全军渡过金沙江以后，在会理地区得到了几天的休整时间。
在翻越雪山前，每人要准备一点辣椒、生姜，以抵御风雪，这一建议也是朱德提出的，从而较好地保证了全军的北上。
总之，遵义会议后，朱德主动提出了许多可行性建议，同毛泽东、周恩来等共商全军的大政方针，因而同红四方面军会合之决策能得以胜利实现。
1938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写道：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如果没有它的两个孪生天才‘朱、毛’,是无法想象的，许多中国人实际上都把他们看作是一个人。毛泽东是这一斗争的冷静的政治头脑，朱德是它的热烈的心，以行动赋予了它的生命。共产党所以能够对红军保持严密的控制，朱德对‘文职’领导的忠诚和服从，是原因之一。从朱、毛以下直到各级指挥员和政治委员没有发生军政势力之间的斗争。朱、毛的联合不是相互竞争的，而是相辅相成的。”这是一个外国人的公正客观的评价。
从工作的角度看，朱德没有参加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是不够妥当的，从红军的组织指挥系统上也说不通。因为朱德是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 最高军事首长，而毛泽东是前敌政治委员，周恩来、王稼祥是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和总政治部主任，红军的一切行动，作战命令、管理与训练指示等，没有中革军委主席、总司令的签署，是没有效力的。
而且，把最有作战实践经验，同红军有血肉联系的最高军事首长排除在军事指挥小组之外，也是不切实际的。
幸亏，没有发生两种职务相对立的矛盾，因为朱德党性纯洁、胸怀宽阔，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没有任何政治野心，他能接受命令，因此也能发布命令 这是革命军队的领导的一个很有价值的因素。”“朱德的那种难能可贵的个性几乎能立刻博得人人的爱戴。看来产生这种个性的由来也是他的谦虚，而这种谦虚也许又是渊源于他个人诚实可靠的品德。”
另一方面，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请朱德参加一切重大决策，行使职权，签署文电，因而发挥了朱德的才能智慧，没有影响团结，也没有妨碍军事指挥。
历史已经证明斯诺对朱德、毛泽东的评价，完全正确。
朱德在十年内战和后来的抗日战争中所树立起来的崇高威信，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亦反映出来了。1945年6月10日，选举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时，按每人得票多少排列，朱德名列第二，仅次于毛泽东。
在“文化大革命”中，朱德被打成“黑司令”。为此，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说：“是红司令，红司令嘛!”“朱毛朱毛，朱德和毛泽东是分不开的，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你是猪(朱),我是猪(朱)身上的毛啊!”毛泽东通过姓氏趣解，极其幽默地说出了历史的本来面貌。
王明、博古“左”倾路线问题
王明(陈绍禹),不是1928年6—7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
但在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一个时期里，王明起来反对中央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发表了名为《两条路线》又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当作其活动的资本，在新的形势下，恢复与发展了李立三时期的“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
于是，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第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的操纵下，王明被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使他进入了党中央最高领导机关。
四中全会以后，王明担任江苏省委书记，他派遣大批干部到各地去贯彻他的“左”倾路线。向忠发虽然继续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1931年6月被捕后叛变),但却由王明等掌握了党中央的领导大权，致使新的“左”倾路线占据了中央的领导地位。
王明于同年10月离开上海前住苏联莫斯科，先是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后任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参予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直到1937年11月才从苏联经新疆回到延安。
王明去苏联以后，博古继续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由于蒋介石实行残酷的白色恐怖，临时中央于1933年1月从上海迁移到中央苏区的瑞金。这之后，党成立了上海中央局。在1934年1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上把“左”倾路线发展到了顶点。
同年10月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作战略大转移，12月初在湘江战役中遭受惨重损失，把仅有的一部100瓦大功率无线电台亦下令销毁在湘江中，从此失去了同上海中央局的联系，也就中断了同共产国际的联系，因为当时党中央同共产国际的通信联络必须经由上海地下电台转发，不能直接进行无线电联系。
无论是临时中央还是六届五中全会后的党中央，许多重大问题包括准备撤离江西苏区向湘西战略转移，事前都向共产国际作了报告，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受共产国际领导，是它的一个支部。
1935年1月8日通过的《遵义会议决议》中，四次提到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复电，对共产国际的指示持肯定与拥护的态度。
从引证的内容上看，确实与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不同。在14条内容中指名批评了三人团。
笔者在会后听刘伯承的传达报告中知道，会议着重批评了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错误和他们在领导军委工作中， 一切由个人包办代替集体领导的家长式恶劣作风。
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并承担了责任，因而仍保留他为最高军事首长之一，党内委托的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但从一渡赤水时起，实际上由毛泽东为下最后决心者，这又证明了周恩来谦让的高尚品德。
《遵义会议决议》没有王明的名字，也未提及他在六届四中全会后把持中央工作那段时间所犯的“左”倾错误，以及同博古的关系问题。
党中央到达陕北以后，1936年12月毛泽东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除犯过陈独秀和李立三的“右”倾、“左”倾机会主义两个错误之外，“还犯过下述两个错误：
其一，是在1931年至1934年的‘左’倾机会主义……”在注释(六)中说：“……以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二同志为首 …… ”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决议，对从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决议为止的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是分两个时期分析的：
“1931年1月，党在这些以陈绍禹同志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 …… ”
“自1931年9月间以秦邦宪(博古)同志为首的临时中央成立起，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继续发展的时期。”
“以上这些，就是第三次统治全党的、以教条主义分子陈绍禹、秦邦宪两同志为首的、错误的‘左’倾路线的主要内容。”
“因而在1935年1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
《六届七中全会决议》写得很清楚：
两个时期的“左”倾路线应分别由王明、博古承担责任。
从时间上说，王明是9个月，博古是3年又4个月。
从危害程度上说，“1934年1月，由临时中央召集的第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
可是，当代不少著作特别是有些权威性专著,对从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王明、博古所犯的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不是按照党中央上述正确的、实事求是的决议进行分析，而是简单从事、笼统地推到王明身上。
例如：“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错误领导对党中央的统治……”
“从这时起，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
把“以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二同志为首”改为“王明(陈绍禹)等人 …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版与第二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注六、注七内容不一致，笔者认为第一版的注六符合史实。
有的长征史书，把远在莫斯科的王明照片亦收入该书内。
从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对党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应按照《遵义会议决议》、《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决议》和陈云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手稿的内容，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是什么人的错误就由什么人承担，该负多大的责任就负多大的责任， 一是一，二是二。既不要离开时间、地点、条件，也不要用张冠李戴的方法，这样才能使人们明辨是非界限。
对党中央决议的某个问题，如果实践检验是错了，实事求是地加以更正注释是完全应该的。
比如，《遵义会议决议》中说：“一年半反对‘围剿’的困苦斗争，证明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
这种肯定政治路线而否定军事路线的内容，既有当时认识上的局限性，也有使犯“左”倾路线错误的同志有一个自我认识和等待的过程。
王明、博古虽然都犯了“左”倾路线错误，性质也相同，博古的“左”倾时间比王明还长，但他俩后来的情况却不一样。
博古在遵义会议之后开始认识错误，在同张国焘的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中，他坚定站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正确路线上，到陕北以后作了自我批评，改正了错误，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南方局的组织部长，创办并主持过《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的工作，1945年仍被选为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1946年2月到重庆参加同国民党谈判。同年4月8日，由重庆飞返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成为革命烈士。
最近有人写了《博古传》,他18岁投身革命到39岁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对其21年的革命生涯，作出全面的评价。
王明参加共产国际领导工作期间，虽然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如参与起草了1935年8月1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而号召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的《八一宣言》。
但他1937年11月从苏联回到延安以后，在抗日战争期间，从“左”倾转到右倾，反对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虽然经过整风和耐心等待，“七大”、“八大”仍动员代表选王明为中央委员。
建国以后王明担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时，仍不改正错误，以“治病”为名定居苏联，发表了不少攻击党中央的文章，特别是在《中共五十年》 一书中，疯狂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站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王明1974年3月27日病死于莫斯科。
本节内容虽与参谋工作没有直接关系，但自博古为首的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从瑞金实行战略转移到遵义这段时间，作为党中央办事机关的工作人员，我知道博古的“左”倾退却逃跑主义与王明的“左”倾路线虽然一脉相承，但彼此没有直接联系，不能相互替代，各有各的帐。
可是当代许多权威论著在不加说明的情况下，用王明代替博古。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以使后人知道王明与博古的关系与区别，不致混淆不清，特写了这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