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赵顼是大宋的第六位皇帝，他所接手的大宋危机四伏，内部财政困顿，外部强敌环伺，面对危机，神宗重用王安石，积极推行新法。始于熙宁年间的王安石变法，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
危机四伏的大宋
宋神宗赵顼原名赵仲鍼，是宋英宗的长子，被封为颖王。
英宗登基刚刚四天就病倒了，此后病情好转，但是亲政没几年，1066年，英宗又病倒了，而且病情越来越严重，这年十二月英宗决定立颖王赵顼为皇太子。
但是册立皇太子的大典还没来得及举行，第二年的正月初八，英宗就驾崩了，赵顼接替皇位登基，就是宋神宗，这时的神宗刚刚二十岁。
神宗被立为太子不久，就匆匆即位，此前做亲王又不方便问政，所以还是非常缺乏治国理政经验的。
此时的大宋承平日久，表面一片平静，其实危机暗伏，神宗登基后，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国家财政危机。
神宗登基后的第四天，韩绛、张方平就上书报告国库空虚，建议英宗的遗赐和皇陵的建设从简。
不过四年时间，仁宗、英宗两场国丧，仁宗的葬礼办的兴师动众，不免铺张浪费，现在又要给英宗办葬礼，国家财政压力很大。
于是，神宗下诏英宗的葬礼从简，以缓解紧张的财政危机。
除了丧礼，更庞大的财政花费就是冗兵问题，宋朝实行募兵制，不是强制性的征兵，国家给士兵发工资，吸引他们来当兵，维持了一支近百万的常备军，给国家财政带来很大负担。
然后，在朝堂上神宗还面临着英宗濮议之争留下的余波，台谏官和政府执政官争执不休，势如水火。
特别对欧阳修和韩琦，台谏官们抓住一切机会弹劾他们，欧阳修和韩琦上书请辞，最后，欧阳修出知亳州，韩琦罢相，出判相州。
在民生方面，神宗面对着繁重的职役，在宋朝乡户要服职役，就是民户要到衙门充任公人，无偿差使，宋朝职役种类繁多，其中以替官府看押官物的衙前役任务最繁重，一旦不小心导致官物丢失，还要赔偿，无数人因此倾家荡产。
在西北边境，经过二十多年的和平期，此时与西夏的战事再起，西夏国王赵谅祚举兵攻击宋朝大顺城，被守城官兵击退，西夏扬言要再次攻击。
神宗希望找一个彻底解决西夏边患的方法，恰好这时，边臣薛向、种谔向神宗提出经略横山的策略，横山是西夏的战略要地，物资丰富，如果能够占领横山，就可以扭转局势。
他们提出通过招纳横山部落，逐步蚕食横山地区，看到这个奏折，神宗非常振奋。
种谔率兵向横山进攻，打下了嵬名山部落，然后在横山筑了一座绥州城，西夏岂会善罢甘休，发起反击报复。
这就是神宗所面对的大宋。
重用王安石
神宗是个力图有所作为的君主，早些年他就经常听老师韩维提起王安石，对王安石追慕已久，神宗需要这样的人才，就把王安石召回朝廷，担任翰林学士。
王安石刚抵达京城，神宗就迫不及待的召他觐见，这次召见之后，王安石写了《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写了自太祖立国以来的执政情况，指出了目前的积弊，这个札子也成了后来王安石变法的纲领。
神宗读了王安石的这篇札子之后，被他的见识所折服，又召见了王安石。
神宗有意重用王安石，委以大权，领导改革，但是此时时机还不成熟，王安石资历尚浅，神宗也还没考虑清楚，就让王安石继续以翰林学士的身份做皇帝的顾问。
转过年来，神宗就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进入权力中枢，开始推行他的新法。
王安石变法
为了方便推行财政政策，王安石在上任的当月，就建议神宗创立了一个新机构——条例司，凌驾于三司之上。
1069年，熙宁二年，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的新法开始逐项推出。
七月十七日，均输法经过神宗批准，正式发布实施。
当时，宋朝开封府皇室、朝廷和禁军等人口众多，需要消耗大量的物资，这些物资主要通过运河从江淮六路运进，朝廷负责这些物资的部门就是发运使司。
按照当时的制度，每年江淮六路发送到京师的物资都是定额，不管丰年还是灾年。粮食丰收，价格低廉，他们也不敢多收，遇到灾年，粮食歉收，却还要收齐固定数目。
均输法就是解决这个弊端的，给了发运使更大的自主权，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购变易，价格低时，可多采买，物价高时，可以将不急用的物资变卖掉。
但是，均输法一推出，就遭到了台谏官和老臣的强烈反对攻击，因为这违背了传统士大夫的理念，王安石还是顶住了压力，将新法逐步推出。
九月初四，颁布青苗法，神宗批复先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试点。
所谓青苗法，就是一种面向农民的官方小额贷款，此前农民遇到资金周转不开，一般进行民间借贷，利率一般都很高，有时高达100%，而青苗法推出，年利率降到了20%。
青苗法应该说是官民两利，农民通过借贷青苗钱渡过青黄不接的季节，避免了民间借贷的盘削，官方通过发放青苗钱获得利息收入，相当于一个官营银行。
青苗法试点不到半年，神宗和王安石就决定全面推广，但是青苗法的推出也受到了旧党士大夫的猛烈抨击抵制，因为青苗法是政府放贷取息，违背了圣贤之道，而且青苗法的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十一月十一日，颁布裁宗室授官法，裁减宗室授官恩数，剥夺疏属宗室恩荫资格。
十一月十三日，推出农田水利法，鼓励全国开垦农田，兴修水利，以加大农业产出。
闰十一月，在河东路实行交子法，发行纸币。
十二月，颁布失入死罪法，加重对国家司法人员因判罚失当而致他人死亡的行为的追究力度。
从熙宁二年到三年，吕诲、钱公辅、范纯仁等等一大批台谏官前仆后继的围攻王安石，攻击新法。
神宗压力很大，熙宁三年五月，神宗下令裁撤变法的决策机构条例司，然后王安石给神宗上书，把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移交司农寺管理。
变法派顶着压力，又推出了一系列举措，熙宁三年八月，推行仓法，跟仓库管理有关，宋朝仓库管理的吏员没有固定薪水，他们靠勒索、受贿来糊口，发放军粮也要克扣一些。
仓法的推出给了吏员高工资，对吏员的受贿行为进行惩罚。
八月，神宗批准实行并省州县，之前的州县设置太多，对人数少的州县进行裁撤合并。
十月，试行募役法，从差役到募役的改变，其实就是从服役到纳税，通过缴纳役钱的方式获得人身的自由，政府再用收到的役钱雇役。
十二月，试点保甲法，是一种社会基层的治安治理组织，也是一种民兵组织。
熙宁四年二月，颁布推行贡举法，废除诸科考试，只保留了进士科，新设明法新科，作为录取法学人才的考试。
五月，推出新的检校法，检校是宋朝的一项财产托管制度，亲人离世的孤儿，政府清查他们的财产，存入检校库代管，定期发放生活费，等他们长大，再把财产还给他们，新法对其进行改革，将代管的财产用于放贷。
熙宁五年三月，又一项重大举措推出，就是市易法，这是一个官方交易平台，客商贩运货物可以到京城市易务售卖，市易务找加盟的买方来看货，看中了可以向市易务借支现金购货，不用投入本钱，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归还本息，相当于一个商业银行。
不用说，这些新举措的推出，又引来了反对派士大夫的口诛笔伐。
不止口头反对，他们还用实际行动抵制新法实施，比如当时拒绝散发青苗钱的州县就有很多。
神宗和王安石对待反对派的做法就是调离朝廷，到地方任职，或者给以闲职。
王安石罢相
从熙宁六年夏季开始，宋朝遭遇了严重的旱灾，大旱持续了三年，导致民不聊生。
古人认为，天灾是上天不满人间君臣的施政而发出的警告，而这也给了旧党反对派攻击变法的机会。
旧党借着天灾，猛烈的抨击变法，在这种情形下，神宗的立场开始出现动摇。
这时一名京城的监当官郑侠给神宗上了一幅《流民图》，画了皇宫之外的凄凉情况，看到图画后神宗夜不能寐，下令暂停青苗等新法。
郑侠又上书说“天旱由王安石所致，若罢安石，天必雨”，说来也巧，京城果然下起了雨。
其实不止旧党，变法也损害了皇亲国戚和后宫的利益，他们也要求罢免王安石，迫于压力，王安石只能请辞。
于是王安石罢平章事，知江宁府，但仍享受宰相待遇。
王安石罢相替神宗卸掉了很大的压力，不久，神宗又对变法重拾信心。
熙宁八年，王安石罢相不到一年，神宗又把他召回了朝廷，这年二月拜王安石为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三月，王安石入朝。
这个时候，御史台和谏院基本保持沉默，很少再跟变法派唱反调了，但是变法派内部出现了分裂。
王安石复相后，政府的执政官分别是：首相王安石，次相韩绛，参知政事王珪、吕惠卿，枢密使吴充，枢密副使王韶，这里面韩绛、吕惠卿、王韶都是变法派，而且都是王安石的好友。
但是，就是这些密友之间，很快生出了嫌隙，首先是韩绛和王安石意见不和，闹了矛盾，韩绛罢相，然后是吕惠卿与王安石交恶，退出朝堂，最后王韶与王安石也发生嫌隙，
好友的交恶再加上爱子病逝，让王安石心灰意冷，熙宁九年十月，王安石再次罢相，出判江宁府。
王安石罢相后，神宗对执政团队进行了改组，吴充和王珪拜相，冯京任知枢密院事，吴充和冯京都是保守派，王珪是骑墙派。
吴充拜相后就计划变更王安石的新法，他上书神宗，奏请召回司马光、吕公著等旧党人士，但是吴充不是强势的宰相，虽有意变更新法，却是有心无力。
这时，神宗已经改元元丰，这个阶段的变法是神宗亲自主持的，但是也不怎么推出新法了，只是继续推行熙宁年间的新法。
神宗的武功
神宗是一位有志恢复汉唐旧域的皇帝，他想克复西夏，收复燕云故地，只是上位之初的朝廷财政入不敷出，让这一切都不现实。
经过十年变法，朝廷的财政有了盈余，让神宗又看到了希望。
恰好元丰四年，西夏发生政变，国主赵秉常被囚禁，这给了神宗出兵干预的理由。
神宗决意西征，征调了五路兵马，几十万大军，大举攻伐西夏。
西征军进展顺利，打下了一些城池，包围了西夏灵州城，但是宋军缺乏攻城器械，粮草也跟不上，后来西夏又撅开黄河七级渠引水灌宋军，宋军败走。
诸路宋军都遇到一个问题，孤军深入，粮草不继，冻死、饿死、逃跑的士兵不在少数，最后神宗只好下令退兵。
这次西征最终无功而返，还折损了几万兵马，无疑是失败的。
神宗的武功似乎实现不了了，元丰五年，神宗生了一场大病，此后身体就没有完全恢复，元丰八年病情加重，在这年三月，神宗驾崩，享年三十八岁。
神宗驾崩后，元祐党人尽废新法，变法可以说是失败了。
神宗皇帝接手的大宋，距离太祖开国已近百年，国家承平日久，暗流涌动，军政不振，财政紧张，神宗积极求变，重用王安石主持变法，以达到富国强兵为目标，变法十年，国家财政有了一亿贯盈余，虽说最后变法失败，但还是初步达到了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