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支风云录（六）：
柬埔寨专辑
厄运降临
1975年6月19日，“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访华。8月份，他派乔森潘和英萨利到北京迎接西哈努克回归祖国。离开中国前，西哈努克专门前往毛泽东和周恩来处辞行。见到毛泽东老态龙钟的神态和周恩来瘦骨嶙峋的病态，他意识到了，此次道别或许是他与这两位恩人，也是老朋友的最后一面。但他未曾料到，数年后他又将返回北京，开始其第二次流亡生活。尽管西哈努克回国前，确感有一丝不祥之兆，但令其始料不及的是，从踏上故土的那一天起，他的厄运便开始降临了.......
西哈努克返回柬埔寨（1975年9月9日）
回国后，尽管西哈努克仍是柬埔寨国家元首，但实际已成了一“摆设”。他整日被软禁在王宫中如同“笼中之鸟”。除按“红色高棉”的需要，去事先指定的地方进行“视察”外，竟无所事事。在他身边的仅有第6位夫人莫尼克王妃和两位王子，他们分别是西哈莫尼和诺林达拉那。再就是为数很少的侧近侍从。他全然不知尚留在国内的王室成员已被流放，更不知晓他的5个儿子和14个孙子竟被“红色高棉”虐杀。据悉，波尔布特还曾对西哈努克动了“杀心”，要不是中国政府对“红色高棉”施压，或许他早就不在人世了。
西哈努克的子孙们
祈望自由生活的他，曾以治病为由提出出国疗养，但却遭到了波尔布特的断然拒绝。或许是无奈，或许是“红色高棉”的“劝退”，1976年4月，西哈努克辞去国家元首之职，从此其音信全无..... 回忆起那段不堪的岁月，西哈努克百感交集。尤其是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悲痛欲绝的西哈努克突然发现，他竟连一封唁电也发不出去了。每每谈到此事，西哈努克心中之愧疚溢于言表。
相较西哈努克之境遇，对普通柬埔寨民众来说，“红色高棉”统治的降临可谓大祸临头。金边“解放”当日，还未来得及欢庆胜利的市民就接到了紧急疏散的命令。出自“红色高棉”之口的理由，先是美国飞机马上要来轰炸，后来又说美国兵距金边仅有10公里了，还有说是因城里隐藏着大量“阶级敌人”...... 然，见惯了这些年“城头变幻大王旗”乱象的民众并不以为然。面对百姓如此“按兵不动”，军队便开了“杀戒”，凡不从者“格杀勿论”。这招儿果然灵验，居民们不得不舍弃家产，被驱赶着向乡下迁徙。仅仅三天后，200万人的金边，瞬间成了“居民不足三万、只有一家商店”、“没有小汽车，人人都靠步行””的空城。然，这一幕不仅是在金边上演，同样的场景也在马德望、磅湛、贡布、柴桢、实居、菩萨、磅清扬、茶胶、磅同、磅逊等其他大、中、小城市上演。
“红色高棉”武力驱赶金边居民迁往农村
因在城市人口迁徙到农村的过程中，“红色高棉”政府事先毫无计划及相应的后勤保障，故造成大量民众在途中因饥饿疾病死亡。据悉，仅在从金边迁徙的人口中死亡者竟达两三万之多。柬埔寨的百姓想不明白，新政府到底想干什么？为何要进行如此全国性的人口迁徙呢？
撤离金边的柬埔寨居民
从城市迁徙农村途中的柬埔寨百姓
1975年5月20日，红色高棉召开了全体高级干部会议，波尔布特第一次向高干们“交了底”，宣布了他想在柬埔寨干什么。
首先，目标是在10-15年内实现国家现代化。然，这个现代化并非那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而竟是将柬埔寨变成一个农业社会的“现代化”。
其次，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就是推行原来在解放区实行的合作社制度，具体体现为，取消货币和市场，实行按需分配和全民供给制，禁止私人拥有财产，男女老少集体劳动，在公共食堂集体就餐。
第三，为保证上述目标的实现，还将实施以下禁令：
1、禁止宗教活动，勒令僧侣还俗。
2、禁用书籍和印刷品，不设正规学校。
3、取缔传统歌舞戏剧，严禁西方文化传播，只能唱革命歌，跳革命舞，接受规定的教育和娱乐活动。
4、取消家庭，婚姻及后代繁殖亦需组织安排，已婚夫妇子女分开居住。
所有孩子与父母分开居住
波尔布特明确表示，他要建立一个彻底的共产主义国家，且要超越苏联和中国。然，波尔布特并未意识到，他这个“半吊子”的共产主义将置“红色高棉”于万劫不复，将置柬埔寨于苦难深渊。
不可否认，波尔布特是个狂热的共产主义分子，他曾潜心研习马克思主义。为了得到革命实践的经验，他还曾去越南和中国“取经”。在越南，他拜访了胡志明，且用了三个月学习了越南的革命经验。然，当他发现越南所有在军事上的成功，几乎都是在中国人指导下取得的，且洞察到越南有觊觎柬埔寨之心时，他不顾越南的反对，又去了中国学习讨教。在中国，他拜访了中共理论权威陈伯达，学习了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其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农村包围城市”这两条被他视为“真经”。的确这两条好使，“红色高棉”夺取柬埔寨全国政权，正是靠着此“真经”取得了成功。遗憾的是，其偏执而激进的个性，导致了他只是学到了马列的皮毛，并片面地将那些“只言片语”当成了“真经”，并固执地应用到了柬埔寨革命的实践中，且竟到了“魔怔”的地步。
中共理论家陈伯达在文革中
似乎中国领导人已嗅到了来自“红色高棉”的那股异味，1975年8月26日，西哈努克离京回国前与周恩来在病房告别之际，已知时日不多的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与西哈努克一同前来的“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和英萨利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曾经犯过错误，我们必须为此造成的后果负责。我冒昧地提醒你们，不要期望通过一场大跃进就能一步跨进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你们必须小心谨慎，明智行事，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共产主义道路。你们现在的目标不应当是立即进入共产主义，而应当缓慢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如果你们抛弃这种审慎和共产主义的常识，那只能给你们的人民带来灾难。” 这番听起来似像遗嘱般的嘱托，说出了中共对“红色高棉”的忠告。
或许周恩来感觉话语分量不够，他又以警告的口吻说道：“共产主义应当意味着人民的幸福、繁荣、尊严和自由。如果有人不顾人民的思想水准和民族现实，想一步就完全共产主义化，那无疑是冒险把国家和人民投入水深火热之中。我提醒你们不要再犯中国同样的错误。” 料定乔森潘和英萨利，不敢不将周恩来的这番忠告传达给转告波尔布特。那么，波尔布特为何却将这条送到手边的“真经”束之高阁呢？
红色高棉领导人
左起：英萨利、波尔布特、乔森潘、农谢
为了保持所谓的“纯洁性”，波尔布特在执政周期的3年零8个月里，共进行了9次大清洗。首当其冲的是杀尽旧政权的官员和军人，因为他们被认为是隐藏下来的阶级敌人。接下来就是对商人、僧侣和知识分子下手，因为他们不易改造，且对新社会有害。最后就是从肉体上消灭党内和军内“不同政见者”和“谋反者”，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党内躯体已经“生病”的病根。
即将被“红色高棉”处决的柬埔寨人
为强力推行其荒谬绝伦的“共产主义”政策，波尔布特不但置柬埔寨百姓于水火，而且“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任何违抗或抵制者则“格杀勿论”。金边市中心的一所高级中学被改造成了监狱，专门用来关押“不同政见者”和“谋反者”，距此12公里的市郊还建立了杀戮中心。这就是被称为S21监狱和钟屋杀人场，现在已成为金边的旅游景点之一。1980年，在杀人场处挖出了8589具遗体，1988年，这里建起了一座纪念高塔，在透明的玻璃后面有8000多个头颅排列着。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此就处决了14,000名“红色高棉”的干部及其家属。
从钟屋杀人场挖掘出的尸骨
钟屋纪念塔
在波尔布特执政的三年多时间内，柬埔寨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已无法精确统计。数字从保守的40万到夸大的300万皆有之。越南入侵柬埔寨时统计的数字为70万，波尔布特生前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承认有80万，耶鲁大学大屠杀研究项目的结果显示为170万，目前比较公认的数字为100万。即使是这个数字，在当时人口仅700万的柬埔寨，如此非正常死亡的比例亦令世界震惊。在“红色高棉”的杀戮中，柬埔寨少数民族命运更惨。其中，仅有2万余人的越裔被杀得一个不剩。43万华裔死了21.5万，1万老挝裔死了4,000，2万泰裔死了8,000，25万穆斯林死了9万，这些数字均远超高棉人死亡的比例。国际社会定义此种杀戮为“种族灭绝”。
1984年，一部由罗兰·约菲执导的电影《杀戮战场》在全球上映。影片改编自《纽约时报》记者西德尼·山伯格的一篇长篇报告文学《迪特·普兰的生与死》，讲述纽约时报驻柬埔寨的战地记者辛尼与当地翻译潘迪的友情和血泪故事。也真实地再现了波尔布特时期柬埔寨那段黑暗血腥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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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杀戮战场》梗概
记者辛尼（萨姆·沃特森饰演）、翻译潘迪（吴汉润饰演）
由于波尔布特荒谬绝伦的“共产主义”理论的实践，使整个柬埔寨变成了“人间地狱”。波及党内和军内的“大清洗”亦使柬埔寨人民革命军中、高级将领人人自危。自1977年起，军队中军官出逃事件不断发生，且这些人逃亡的方向大都指向了越南。其中，1977年6月和1978年6月出逃的洪森和韩桑林二人最引人注目。“叛逃”前，两人分别任人民革命军的团长和师长。彼时的波尔布特万万没想到，二人后来竟成了“红色高棉”的掘墓人。
洪森（时任柬埔寨人民革命军团长）
在越南的支持下，韩桑林和洪森成立了“柬埔寨民族团结救国阵线”，网罗遭“红色高棉”迫害的柬埔寨人参加，开始了其旨在推翻波尔布特政权的斗争。不久，韩桑林和洪森与自己原来的老东家“红色高棉”公开叫板的机会来了。1978年圣诞节那天，越军集中使用18个陆军师又15个团（旅）、1个航空兵师，共约20余万人，对柬埔寨发动了全面进攻。仅用了13天，就占领了金边及柬埔寨绝大部分国土。越军所到之处，柬人民革命军或一触即溃，或哗变倒戈。只有波尔布特的中央警卫师死战不退，为“红色高棉”党政军领导和机关撤离金边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越军对柬埔寨发动全面进攻（1978年12月25日）
时，进出金边机场的航班已全部停飞，离开金边的公路已全部切断。在此危机时刻，中国派来的专机降落在了波成东机场，将西哈努克从战火纷飞的柬埔寨接到了北京。时隔3年多，西哈努克又回到了他的第二故乡中国，这一天也是他摆脱“红色高棉”控制，重获自由的一天。
中国派专机到金边接西哈努克亲王
1979年1月7日，越南军队占领金边。1月25日，在金边国家奥林匹克体育场举行的胜利庆祝活动，宣布改国号为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次日，柬埔寨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宣布成立，韩桑林为该委员会主席，时年27岁的洪森为委员会副主席兼外交部长。
韩桑林（时任柬埔寨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
此时的“红色高棉”及其军政人员已逃往西北部的柬泰边境丛林，成为了被越军及韩桑林和洪森麾下军队围剿的“流寇”。
围剿中被越南军队占领的一个“红色高棉”据点
此时的韩、洪二人建立的那个“柬埔寨人民共和国”，除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外，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这个政权被冠以“越南傀儡”的标签，且越南的侵略行径已被国际社会认定，尽管波尔布特的境遇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情。
此时的柬埔寨的百姓却欢呼雀跃，仿佛越南人成了拯救他们于水火的救星。至今，每年的1月7日，即越南占领金边推翻波尔布特政权的那一天，仍被奉为柬埔寨国家的胜利纪念日。
“胜利日”40周年庆典活动（2019年1月7日金边奥林匹克运动场）
此时的西哈努克似乎又回到了当年因政变被废黜的那个“原点”，也成了国际社会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希望。不同的是，他的支持者不再是彼时的“三国四方”。不变的是，中国仍是他唯一可信赖和仰仗的后盾。
邓小平亲自迎接西哈努克回到北京（1979年1月7日）
波尔布特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吗？韩桑林这个“越南傀儡”政权能维系下去吗？西哈努克还有“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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