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对其文学、思想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研究的主力自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业的学者，而对他在传统学术方面活动的研究，则相对较少。2024年5月，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石祥研究员《鲁迅辑校古籍考》（中华书局）一书问世，该书围绕鲁迅的古籍整理与研究这一课题，利用鲁迅手稿、全集序跋、日记等材料，分地志、中古文史、杂考博物三个部分，考察揭示了鲁迅的古籍整理理念与实践；这是一部将古籍之学与鲁迅之学结合起来研究的专书，因此可以说，它既是鲁迅研究的新成果，也是古籍保护研究工作领域的新成果。
《鲁迅辑校古籍考》，石祥 著
中华书局2024年5月出版
一
“不见诸手稿字面”的探求
鲁迅和他的兄弟周作人，写书藏书，还一同编过书，可以说是学者型的编辑，只不过两人的文名掩过了他们的编书之名而已。鲁迅阅读古籍不是稀奇之事，因为古籍在他生活的年代仍大行其道，新式的印刷书尚在探索和发展中。鲁迅早年的文字也有一种古籍的味道，让人望而却步；鲁迅出版的若干书籍（如《会稽郡故书杂集》）也属于民国线装书之列。后来，他才慢慢转向了民众的写作，用时代的语言抒发胸臆，最终成为现代白话文的塑造者之一。他的文章是我们从小必读的，他的文风也是我们所熟知的，但鲁迅的文章之学和他的知识武库是如何建构的，和古籍有什么关系，学者的研究不多，我们也就所知不多了。鲁迅的古籍之学有何特点？他在古籍的研读方面有何过人之处？如今，有了这部《鲁迅辑校古籍考》，我们便可以知其内幕、晓其详实。
由此书我们知道，鲁迅写了很多古籍的序跋，又花了很大力气去辑录古代的书，有历史类的文献，比如《后汉书》《晋书》《会稽郡古书杂集》之类的；有文学的，《嵇康考》《谢灵运集》《虞永兴文录》《沈下贤文集》《文士传》之类的；有博物学的，比如《岭表录异》《云谷杂记》《说郛录要》之类的；还有乡邦贤达著作，比如《范子计然》《魏子》《任子》等。为何鲁迅要抄书？他辑录那些古书又是想要做什么呢？难道不是为了增加奇怪的知识？难道不是为了保留某种他所需要的记忆？难道不是打发无聊的时光？难道不是为了抄书而抄书？
《故书杂集》手稿
《鲁迅辑校古籍考》指出，鲁迅所抄录的书不是一次完成的不少，有的有反反复复抄来补去的，有的似乎还不止一次抄，有的还有经过了编校。但鲁迅辑录的古籍，在他生前正式出版却很少，这或许与他精益求精，力求辑校质量有关。如本书所说，“鲁迅显然是有针对性地选择对勘材料；此类选择校勘来源的工作不见于诸手稿的字面，值得研究者注意。”（第206页）不止如此，鲁迅在以古籍为对象，展开学术工作，持续时间长，关注点多，既有个人本身的兴趣，也有社会缘由所致，也有一时的学术风尚使然，这些皆未必付诸文字，只有通过研究者的周密且详尽的考察方能揭示一二。此一二揭示，并不意味着对鲁迅思想世界的细致梳理，却也是理解鲁迅精神世界不可或缺的。
如今，鲁迅抄录的这些古籍已有出版成品，有影印本的《鲁迅辑校古籍手稿》，有整理本的《鲁迅辑录古籍丛编》，有《鲁迅全集》中的《古籍序跋集》，鲁迅的古籍研究也就有了可能。影印和整理的本子有哪些值得研究者注意的问题呢？我们如何认识鲁迅的古籍学问呢？
二
“回到手稿”的版本学视野
本书要表达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当我们重新认识鲁迅的那些关于古代的作品（古籍）时，需要有“版本学”的观念，否则做了很多整理的工作，却没有对“鲁迅手稿”本身做细致的考察，没有把握“稿本”的不同层次，以至于给人一种鲁迅整理古籍的虚假印象：鲁迅成为古籍整理的先驱，并且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成果就是今人整理出版的那些标称鲁迅的著作。因此，“回到手稿”的版本学定位就十分重要。
所谓回到手稿，意味着我们将要沿着如今可知的大量的稿本、抄本，不管是整全的，还是零散的，不管是被世人看重的，还是不认忽略不计的，都需要以重审的版本学视角来细致地加以分析、研判和说明。
虞预书手稿
（卢钦条天头处鲁迅标记《书钞》卷五九所引的文本面貌，又从《三国志》裴注补辑黄本失收的一则佚文。各佚文末尾所标辑录出处加圈，表示已据原书核验。）
本书认为，按照古籍的观念，观察鲁迅手稿，就会发现，手稿不单是初稿、清稿、甲稿、乙稿、定稿那么简单，鲁迅的那些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稿本，大都有明确的编辑意图。简单而言，所谓的鲁迅辑校古籍手稿，不是鲁迅为了读书而抄的书，而是有他的辑录校勘意图的。比如《〈嵇康集〉序》就明确地说：“予幸其书今在京师图书馆，乃亟写得之，更取黄本讎对，知二本根源实同，而互有譌夺。惟此所阙失，得由彼书补正，兼具二长，乃成较胜。……今据本文，别造一卷代之，并作《逸文考》《著录考》各一卷，附于末。恨学识荒陋，疏失盖多，亦第欲存留旧文，得稍流布焉尔。”（《鲁迅全集·古籍序跋集》，第64-66页）石祥对此书四种主力手稿和十余种次要手稿（石祥编号从A至R）做了极其详尽的爬梳，对底本、过程稿、定稿进行比勘，用保存至今的诸手稿“考察校勘过程及其间的各种细节和微观操作”，指出其手稿的史料价值，“恰在于稿本链条的连续”，藉此而回到鲁迅古籍作业的“历史现场”，获得“校勘学史图景”。（第168页）也即，回到手稿并非以手稿确定“唯一的定论的版本”，而是要通过手稿呈现历史的细节及其学术史的意义。
《鲁迅辑校古籍考》实拍书影
又如，关于谢承《后汉书》的辑校，是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合作完成的，是一种“增益型辑佚”，即首先从不同的传世古籍中寻找某部书的佚文，编成长编的佚文手稿，此一阶段需要遍检所见之书，细致地搜罗；其次对初编的手稿进行合作的加工处理，增补文字、句读和案语，此一阶段需要复检原书，需要增补新的内容，并要对佚文做出判断、甄别，同时还要与此前的辑本相比勘；最后，由某人誊写完成最后的定稿，定稿完成并非最终的面貌，还需要继续前面第二步工序，以便于做出更为完善的本子。石祥说：“检录佚文，校勘正误，考辨真伪，缀合排次，只是辑佚工作的一部分。如何排列各条佚文，赋予其一个有意义的结构，使之变为著作，而非随意堆砌的佚文合集，是辑佚工作的又一重要方面。”（第80页）就此而言，鲁迅手稿呈现出的动态变化，以及最后定稿所展现的范例式操作，给古籍辑佚提供了可见的样例。这也是鲁迅手稿的另外一种学术的价值。
谢承书手稿《谢承后汉书考》
鲁迅辑校古籍的草稿，大多数不标署书写时间，写在各种各样的稿纸上，乍看似乎没有头绪，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稿纸是有时间脉络可寻的。石祥对鲁迅手稿使用各种纸张的时间框架，做了详尽可信的分析与推考，提出了“主力稿纸”和“其他稿纸”的概念，进而以此判定未标署写作时间的鲁迅手稿的书写时段。这种年代学的梳理，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鲁迅学术思想的演化路径，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分析鲁迅的思想转变。
三
“中间物”的文本生成思考
鲁迅曾说，他是“在转变中”或“在进化的链子上的”历史的“中间物”（《写在〈坟〉后面》）。有人认为，所谓的中间物即是鲁迅对自我和社会的传统与现实关系的认识。汪晖甚至以为，在鲁迅那里，“中间物”是先觉者的自觉，是没有前途的范本，是自我否定的历史。（《反抗绝望》，第182页）这种说法自然有深刻的思想史意义，因为它启发我们思考、评说鲁迅时以一种进化的、历史的眼光来作为定位。但，从书籍史的角度来说，“手稿”作为“中间物”，是一种更加真实的“物”，是需要加以辨识的“中间”。
正是这一书稿的书写，留下了鲁迅本人阅读、思考的足迹，甚至可以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