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纣天象的研究，是历代学者剪不断、理还乱、道不清、说不明的千古难题，前文以《今本竹书纪年》为母本，以五星聚及大食分日食等天象为基点，推排修正出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甲子日是公元前1014年2月1日。
按公元前771年犬戎杀幽王于骊山西周灭亡，此结果计算西周跨年为1014-771+1=244年，与文献“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257年”相差足足13年！因而此结果很难让人信服，此冲突另有详文释疑。本文只谈谈文献所载的武王伐纣天象问题。
一.关于《国语.周语》“昔武王伐纣，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
《古本竹书纪年》载：“(武王)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
《今本竹书纪年》也载：“(帝辛)五十二年庚寅，周始伐殷。……冬十有二月，周师有事于上帝，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从周师伐殷。”
《尚书.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查询万年历可知，公元前1015年12月29日为干支庚寅日，为殷历冬十有二月。次日辛卯12月30日正好为冬至，12月31日为壬辰日，为周历一月。因此周历正月初一要么在冬至辛卯，要么是冬至次日壬辰。
古人对冬至的说法是：阴极之至，阳气始生，日南至，日短之至，日影长之至，故曰“冬至”。选择在冬至日伐纣，意味着“黑暗的结束，黎明的开始”、商的灭亡，周的新生！看来商周之际周人已能精确测定冬至之日，从而严密策划伐商大计从冬至日开始！
无独有偶，《利簋》铭文：“珷征商，惟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偃师，易右史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中就“岁鼎”学者多解读为“岁星当顶”，从铭文所表达的内容来分析，“岁鼎”解读为与甲子朝相对立的时间意义更确切，从而刻意表达周兴商亡在时空上所表达的含义，故此铭文“岁鼎”释读为“岁顶”(岁至)，即一年最后一天更贴合题意。这与上面分析的“冬至”完美相合！武王伐商，有利于周人的天象很多，在此独提岁星当顶，也有违常理。
我们借助高精度天象模拟软件得到公元前1015年12月29庚寅日天象，如下图：
公元前1015年12月29日庚寅“日在析木之津，星在天鼋”天象
从上图看出，“岁在鹑火”明显不合，“日在析木之津，星在天鼋”合。其中“星”当为金星。
经二天，即公元前1015年12月31日，月亮在心宿，“月在天驷”合，如下图：
公元前1015年12月31日壬辰6:30“月在天驷”天象
辰当为水星，水星由于靠近太阳，很难观测到！公元前1015年12月13日临晨日出前在东方能观测到水星，而且正好在斗宿“斗柄”上！如下图：
公元前1015年12月13甲戌日7:20“辰在斗柄”天象
综上，《国语.周语》所载天象，唯“岁在鹑火”不合，其它天象都合！
鹑火是周人的分野岁次，故“岁在鹑火”是周人的祥瑞之兆，也是周文王受命元年之天象、自然也是武王伐纣时周人最想看到的天象，意味着周人取得天下是受命于天。
《逸周书.文传解》、《尚书大传》等文献记载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至武王十一年十二月庚寅开始伐商，时间间隔约为20年。而木星绕地球一周需11.86年，二周为23.72年，所以“岁在鹑火”天象若在文王受命元年出现后，再次出现当在武王三年、四年和武王十五、十六年，不可能出现在武王十一、十二年。
巧的是，《今本竹书纪年》有载：“(武王)十六年，箕子来朝”。箕子：文丁之子，帝乙之弟，纣王之叔父，纣王时官至太师，与比干、微子被孔子同称为“商末三仁”。但武王灭商后，史载箕子不愿与周为官，带五千商朝遗老贵族“违衰殷之运，走之朝鲜”，史称“箕子朝鲜”。而这次为什么不远万里来“朝周”呢？可能原因就是武王十六年出现了“岁在鹑火”天象！即公元前1010年2月至5月木星出现在鹑火岁次。武王访箕子当发生在此次“箕子朝周”时，因有了“岁在鹑火”之底气，武王才以炫耀姿态询问箕子殷商灭亡的原因，此时的箕子当然无话可说，也不愿意讲自己故国的坏话，就一直不说话，武王也发觉自己失言，就向他询问怎样顺应天命来治理国家，箕子这才侃侃而谈，故有《洪范》传世。从此可知传世文献《尚书.周书.洪范》中“惟十有三祀”实为“惟十有六祀”之误。
显然，“武王伐纣，岁在鹑火”是后人刻意附会的。
二.关于武王伐纣“东面迎(太)岁”
武王伐纣，有两次出征记录，第一次出征因某种原因班师而还，而后人在谈及两次武王伐纣天象及天气时往往相互掺杂，真伪难辨，给武王伐纣断代研究带来不少干扰。
《荀子·儒效》：“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至汜而泛，至怀而坏，至共头而山隧。霍叔惧曰：‘出三日而五灾至，无乃不可乎？’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飞廉、恶来知政，夫又恶有不可焉？’遂选马而进，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厌旦于牧之野。鼓之而纣卒易乡，遂乘殷人而诛纣。盖杀者非周人，因殷人也。”把力荐武王无视“五灾”而伐纣归功于周公。但此天象当为第一次伐纣，但却附会在第二次伐纣上。
又《齐太公世家》：“居二年，纣杀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彊之劝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却把力荐武王伐纣归功于齐太公。把第一次伐纣天气“风雨暴至”附会在第二次伐纣天气上。
岁星古人认为是德星、吉星。岁星在哪个岁次、在哪个方位，哪个岁次的分野之国、哪个方位的君王就是有德之国、有德之王。武王从今西安向东征伐今河南安阳帝辛(纣)，正好是“东面而迎岁，”按古人的说法就是征伐的商人是有德之邦、帝辛(纣)为有德之君，这显然是不合乎天意的！再加上其它四灾，故“群公惧”，班师而还。所以“东面迎(太)岁”是武王第一次伐纣的天象，也是班师而还的主要原因。而此次出兵传统文献却附会曰“盟津观兵”，言外之意就是英明的武王在大动干戈刻意考验千里之外跟随自己伐纣的众诸侯之忠心！想想这种说法比后来“烽火戏诸侯”成为笑淡的周幽王还要昏庸无道！
《史记.周本纪》：“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居二年……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按武王十一年公元前1015年12月29日庚寅始伐殷，武王九年当为公元前1017年，十一月戊子日天象如下图：
公元前1017年11月7戊子日天象
显然岁星(木星)在西方，不合“东面而迎岁”。《史记》所载有误！
又《今本竹书纪年》：“五十一年冬十一月戊子，周师渡盟津而还。……五十二年庚寅，周始伐殷。”按武王十一年庚寅伐殷为公元前1015年12月29日，上一年(武王十年)十一月戊子为公元前1016年11月2日。天象如下图：
公元前1016年11月2戊子日“东面迎岁”天象
合“东面而迎岁”天象！故《今本竹书纪年》所载可信。
武王两次伐纣，一次是武王十年，公元前1016年11月2日戊子，“东面而迎岁”天象，深秋初冬季节，有暴雨天气的可能；第二次是武王十一年，公元前1015年12月29日庚寅，为“岁星当顶”且偏西天象，在寒冬季节，故《旧唐书.志.卷一》引《六韬》曰：“武王伐纣，雪深丈余，五车二马，行无辙迹，诣营求谒。”有“雪深丈余”景象。
三.关于《太平御览》记载：“甲子，日月若合璧，五星若连珠，昧爽，武王朝至于商（南）郊牧野……”
牧野之战为公元前1014年2月1日甲子，农历廿九，2月3日为日月合璧朔日阴历初一，合“日月若合壁”之意！该日天象如下图：
公元前1014年2月1甲子日“五星若连珠”天象
图中木、火、金、水四星日落后依次排于西天，合“五星若连珠”之语。两个“若”字把甲子日天象也表达得恰如其分。
四.关于文王三十五祀正月丙子月食。
《逸周书·卷三·小开解》：“维三十有五祀，王念曰：“□所□，正月丙子，拜望食无时，”学者多把此文解读为周文王三十五祀正月丙子日既望发生月食。但遍查商末文王可能年代100年间月食纪录，没有一次符合正月丙子日既望发生月食的纪录。公元前1040年12月26日合于周文王三十五祀丙子既望，但没发生月食。
商周时期记录月食行文一般为“月食”或“月有食”，但遍查该文没出现一个“月”字，也没如此之行文，“食无时”释读为月食是不正确的。“食无时”应该释读为甲骨文中常见的表示一天时段关系的“食日时”，甲骨文中常有“旦至食日”、“食日至中日”记录，“中日”即正午，常玉芝先生在《殷商历法研究》文中对甲骨文“食日”有精准的分析和阐释：“食日”处于“旦”至“中日”之间，即古人上午吃饭的一段时间。
五.商末周初自洽简表
以《今本竹书纪年》推排出帝辛元年是公元前1065年。在夏商周断代工程期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徐凤先博士用殷末甲骨文周祭材料及帝辛时期“二祀邲其卣”铭文材料业已推排出帝辛二祀的可能年份有：公元前1074、1064、1059等年，只可惜夏商周断代工程在当时条件下选用帝辛二祀为公元前1074年，而弃用公元前1064年！
以公元前1065年为帝辛元年；公元前1040年12月26日为周文王三十五祀正月丙子既望；公元前1034年岁在鹑火为文王受命元年；公元前1014年2月1日为武王十二年牧野之战甲子日。制订出以下商末周初自洽(修正)简表(文丁、帝乙年表按甲骨文周祭材料推排，本文从略)：
商末周初纪年自洽修正简表
上表文王受命九年与武王元年是否为同一年还得商榷。以文王三十五祀正月丙子既望为公元前1040年12月26日为节点，推排出文王在位48年，季历死后两年文王才即位。与传统文献文王在位50年不符。若认定文王三十五祀正月丙子既望可能为三十七祀之误，则与传统文献可以完美相合。但也不能排除《古本竹书纪年》所载帝乙二年周人伐商、及《周易》所述“帝乙归妹”之后周文王才正式即位的可能。
笔者再一次感慨：《今本竹书纪年》不但不是传统认为的伪书，更可以说是开启华夏文明唯一的一把“金钥匙”，其价值将会在越来越多的研究和考古材料中被不断发堀和发现，本人在研究过程中也无不一次次被它的“神”性所折服……希望引起广大学者们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