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作好反攻和戰後的充分準備，争取最後勝利，中共中央制訂了一系列切合各根據地情況的政策，當時簡稱“十大政策”。(十大政策是，對敵鬥争、精兵簡政、統一上司、擁政愛民、發展生産、整頓三風、審查幹部、時事教育、“三三制”政權、減祖減息。
參看《學習和時局》，《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第1版，第897頁)1944年7月28日，毛澤東就執行十大政策有關情況的十個問題電詢各戰略區負責人。8月12日，羅榮桓和黎玉緻電毛澤東作出答複(以下簡稱《答複》。)
12月25日，毛澤東複電，指出：“關于十大問題的答複，早已收到，内容很好。你們的路線是正确的。你們已有豐富經驗。估計1945年，山東全黨工作會有極大進步。”對山東的工作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羅榮桓、黎玉在《答複》中用很大篇幅講了減租減息。這是因為減租減息是當時農村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也是黨在抗日民主根據地實行的一項極其重要的政策。
在1942年劉少奇到山東以前，山東抗日民主政府雖然也頒布過減租減息的法令，但實際上沒有放手發動群衆。當時28%的村政權還掌握在地主階級手中，另有47%的政權成分不純。因而明減暗不減的現象相當普遍，不少地區出現了侵蝕群衆勝利成果和地主反攻倒算的現象。山東分局的《四年工作總結》對此已經作了檢讨。
1942年劉少奇到山東指導工作後，山東根據地的減租減息和群衆運動有了明顯的好轉。少奇同志是我黨具有豐富經驗的領袖之一，越是在困難的條件下，他越是重視群衆運動的開展。
當時，少奇同志一進入山東境内，就千方百計地接近群衆。他一見農民就問：“你們村裡有農救會嗎？老鄉是不是都參加了？農救會開不開會？減租減息減得怎樣啦？……”而且他還告訴随行的從業人員：應該找一切機會和老鄉交談，看看黨的政策貫徹得怎樣，群衆的反映如何。還要進一步觀察基本群衆的要求，中農的态度以及其他各階層的反映。總之，他随時随地都注意了解、收集情況，将這些情況作為制定政策、部署工作的參考。
在朱樊，他聽了各方面的意見，并要求山東分局把黨政軍民的有關材料都送來，把分局的機關刊物《鬥争》也找一份齊全的。少奇同志對所有重要材料都親自過目，進行了系統的認真的研究。
經過一個時期以後，少奇同志對問題的考慮漸漸成熟了，然後，他召集羅榮桓同志、山東分局的上司朱瑞、黎玉以及陳光、肖華等幾個人開會，嚴肅地指出，“山東分局沒有把群衆運動擺在适當的位置上，而是被放在第四位的。山東的群衆和農救會還沒有發生血肉相連的關系，農救會沒有權威，群衆腰杆子不硬，積極性受到了壓抑。可以說，群衆運動是山東根據地各種工作中最薄弱的一項工作。”
如何搞好群衆運動呢？關鍵要從思想上端正各級上司幹部對群衆運動的認識。少奇同志針對實際，專門作了幾次《群衆運動問題》的報告。
他在這個報告中特别強調了群衆運動的重要性。他說，不發動群衆，我們任何工作都是搞不好的，不單純是政府管理工作流于空談，就連地方武裝也不能夠發展，造成的後果必然是我軍的主力得不到補充，财政經濟、糧食生産會陷于枯竭。
當時，少奇同志着重闡述了我們無産階級政黨與群衆的關系，他指出：群衆是共産黨的母親，黨是群衆的兒子，是以，我們的黨無論在任何時間、任何地方都要與勞動群衆結合起來，依靠自己的群衆，依靠自己的階級。
少奇同志在這裡列舉了聯共(布)黨史結束語中的結論，其中最重要的經驗教訓之一就是黨與群衆的關系：我們黨如果離開了自己的母親—群衆。就如同希臘神話中的英雄安泰脫離了土地一樣，随時都可能導緻被對手勒死的後果。
他十分尖銳地指出：“脫離群衆是共産黨員最危險、最嚴重、最應該受到責罰的事情。無論哪一個黨員，也無論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做什麼工作，都應當十分注意做群衆工作，如果忘記這一條，他雖然還有黨籍，而實質已不是一個共産黨員了。”
他明确指出：“在目前，減租減息就是山東的中心工作，所有的工作都圍繞着這一中心來做。要全黨來抓，黨政軍民各方面的幹部都來抓。”
他還對羅榮桓同志和肖華說：“你們115師過去的群衆工作一直做得不錯，堅持了中央紅軍的傳統作風，到哪裡都宣傳群衆，建立革命政權，你們要發揚這個好傳統，幫助山東人民把減租減息運動盡快開展起來。你們軍隊的主要任務目前就是保護夏收，保護減租減息的順利進行，派一些幹部下去，幫助農救會發動貧雇農，勸告地主，也調解地主與農民的關系。農救會是黨與龐大農民群衆聯系的橋梁，農救會成立時，你們應該派人參加，送匾慶賀，不尊重農民幹部或對農民群衆尊重不夠，都應當禁止和受到批評。要先做好農救會的工作、爾後再去做自衛團的工作，農救會、自衛團工作做好了，婦救會、青年會、兒意團的工作也就跟着上來了。
為了迅速發動群衆，少奇同志把他的秘書和身邊的從業人員統統派下去，直接投入了減租減息的火熱鬥争。他還親自到東盤、黑林子、夏莊等村莊了解運動的開展情況和各項政策的執行情況。少奇同志花費了很大心血，為山東的上司同志提出了明确的指導方針和一系列切實可行的有效措施。
他指出：“群衆運動一定要遵循勞動者‘自己解放自己’的原則。群衆運動有它獨特的發展規律。”在這裡，少奇同志做了個生動的比喻：群衆運動不是同木頭一樣，我們主觀上想做桌椅闆凳，就聽任我們一塊一塊地湊合起來，這樣是行不通的。是以，我們的各級上司必須尊重農救會的獨立上司權，決不能站在群衆團體外面或站在他們頭上來發号施令。
他說：群衆團體本身的任務，是以保護群衆利益為中心，要群衆團體真正能代表農民出來說話(不去代表地主豪紳說話，但也要防止過“左”的、違背統戰的做法)，一切群衆工作，都應由群衆團體自己去上司。但這不是說群衆團體不受黨的上司，黨要在政治上掌握對群衆團體的上司，而不去午涉其内部生活，黨是通過共産黨員去接近群衆的，黨員是以群衆面目出現的，以一個普通會員的資格出現的。要嚴防官辦代替，否則，其後果隻能使群衆團體變質。
在推動群衆運動的過程中，黨員以什麼面目出現在群衆之中？如何施行“中心突破”的工作方法？怎樣對地主階級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鬥争？對這些問題，少奇同志都作了詳盡的論述。甚至連怎樣同地主豪紳的收買政策作鬥争，他都講到了。他反複強調說：我們團結群衆所作的一切安排，都是為了達到這樣的一個目的：首先是由經濟鬥争逐漸吸引人民群衆轉到政治鬥争，改善了群衆生活之後，再逐漸地提高他們的階級覺悟和政治覺悟，使他們參加政權工作，參加武裝鬥争，參加抗戰。
在少奇同志的具體指導下，山東根據地的減租減息工作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了。人民從土豪劣紳如山的重負下得到了喘息，從切身利益中感到共産黨、革命同他們的生存息息相關，極大地激發了廣大群衆的抗戰熱忱。
後來，羅榮桓和分工抓這項工作的黎玉，通過調查研究，認為減租減息運動仍然進展緩慢而又不徹底，其主要原因，是有一些幹部對減租減息還存在一些模糊乃至錯誤的認識，因而上司不力。
山東封建地主的勢力很大，農村中約有80%的農戶租種地主土地。在莒南縣大店，占總戶數7%的地主占有60%的土地。山東農村的封建剝削和超經濟的封建壓迫十分嚴重。那些惡霸、“山大王”掠奪農民欠下了累累血債，其罪行更是罄竹難書。
可是有的幹部卻不經調查研究，就宣稱山東農村上地分散，租佃關系不多；有的幹部也承認雙減是解放農民的需要，可又怕超越了統一戰線的範圍，甚至認為政府去搞雙減就會妨礙“三三制”的貫徹；有的幹部看到地主收入減少了，就有些縮手縮腳；還有的幹部存有“恩賜觀點”，認為隻要由政府貼張布告，就可實作雙減，而不懂得隻有啟發群衆自身的階級覺悟，才能使他們自己解放自己。
為了澄清模糊認識，推動雙減工作的開展，羅榮桓在群衆工作幹部會議上說，我們做群衆工作，一要根據群衆的需要，二要遵守群衆自願的原則。當群衆還沒有覺悟時，要對他們進行“誰養活誰”的教育。
根據這一訓示，群衆工作幹部聯系農民生産勞動的實際，給他們算“地瓜帳”，即種一畝地能産多少斤地瓜，農民花了多少工本，應得多少收入，給地主剝削去了多少，等等。當農民明白了這個道理後，幹部便因勢利導，成立和整頓農民救國會，挑選出一些群衆最痛恨的惡場地主，對其開展有組織有上司的鬥争，用說理和控訴的方式，揭露其罪惡。
《答複》中說：“……一些惡場是典型封建主，過去仗勢欺人……群衆恨人骨髓，在減租減息中不鬥倒他們，群衆是不敢起來的。往往一鬥争，群衆是三千五千的來(參加)說理，十個月來，在濱海區打擊了不少，群衆說：這才翻身了，晴天了。”
1944年5月28日，在分局和濱海區黨委直接上司下，莒南縣的大店村召開了有本地和莒南縣四鄉及外縣代表三四千人參加的鬥争大會，鬥争了惡霸地主莊景樓(外号“莊閻王”)，控訴他殘酷壓迫農民，逼死人命的罪行。
莊景樓的鷹飛到貧苦農民魏老頭家抓雞，被魏老頭打死，莊閻王不僅将魏老頭毒打一頓，還要魏老頭給鷹出殡。魏老頭無可奈何，賣了地，給鷹買了棺材，披麻戴孝，把鷹埋在自己的院子裡，還豎了碑。魏老頭的母親被活活氣死。
封建地主殘酷欺壓農民的兇惡面目，激起了廣大農民的無比憤怒。數名農民一齊湧向魏老頭家，鏟平了鷹墳，砸碎了鷹碑。這就是當時山東人民家喻戶曉的“平鷹墳”的故事。
這類血淚事實，在山東各根據地發現多起，文藝工作者把它們編寫成小說、戲劇、詩歌、曲藝、連環畫等，廣為宣傳，極大地鼓舞了農民的鬥志，有力地推動了當時正在進行的雙減運動。
在進行減租減息的工作中，羅榮桓訓示，也要防止“左”的偏向，要把大地主和中小地主、頑固地主和開明地主、收租地主和經營地主、地主和富農、地主和小土地出租者差別開來，還要教育說服農民按規定交租交息，以推動各階級共同抗日。
在運動中，羅榮桓還及時指出，要把減租減息同改造村政權結合起來。隻有放手發動群衆，同封建地主階級作堅決鬥争，摧毀封建統治，徹底改造村政權，才能使減租減息工作順利進行。
羅榮桓還要求部隊積極支援減租減息鬥争。他要求部隊每到一地，都要進行該地村史、階級關系、工作現狀的調查、協助地方黨組織和群衆團體進行工作，要“走一村做一村，住一戶做一戶”。
由于認真貫徹執行了中央關于減租減息的政策，山東根據地的群衆真正發動起來了。據當時不完全統計：1944年全區召開了約1. 9萬次鬥争大會，鬥争了頑固抗拒減租、有民債的惡霸地主約1. 3萬人，追回了地主非法掠奪農民的大批糧食、土地、房屋、牲畜、農具和現款，共值3億元(北海币)(北海币，是北海銀行發行并在山東抗日很據地内流通的貨币。)以上。進行了減租減息的村莊，占山東解放區内2. 34萬個村莊的63%，組織起來的群衆達400餘萬人。
雙減以後，人民群衆抗戰積極性有了很大的提高，齊魯大地湧現出參軍、參戰的熱潮。兄帶弟、兒别娘、父送子、妻送郎的感人事迹層出不窮。以往有些農民參軍都希望參加不離本鄉本土的地方部隊，現在則指名要求參加打硬仗最多的老6團(686團)。廣大群衆支前的熱情空前高漲，主力、地方部隊和民兵都欣欣向榮，群衆遊擊戰争得到巨大發展。
羅榮桓認為，減租減息是發動群衆的中心環節。這一工作搞好了，軍民關系、群衆工作的問題都将迎刃而解。《答複》中寫道：“需要中央進一步号召全黨實行群衆路線，才能使戰後優勢獲得雄厚基礎。”
《答複》又一次提到了“戰後”，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是農民問題，得民心者得天下，這個“民心”首先是農民之心。實行減租減息，争取和發動了農民群衆，這就有了鞏固的很據地，因而也就有了糧食，有了有利的戰場，有了充足的兵源。有了兵源，再以精兵簡政保留的骨幹作酵母，便會很快建立起有組織的大軍。有了這支大軍的雄厚基礎，就能保證在戰後取得優勢。